二、难兄难弟与颍川陈氏的兴衰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世说新语·德行》）

这条不长，却出现了五个人，需要先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太丘是指陈寔，做过太丘长，所以也叫陈太丘。

陈元方叫陈纪，是陈寔的大儿子。元方是字，“元”是头的意思，引申为第一，所以古代嫡长子叫元子，现在一年的头一天还叫元旦。

陈季方叫陈谌，是陈寔的小儿子。季方是字，季字上面那个“禾”，是“稚”的省写，所以季就是稚子，也就是小儿子。

陈元方有个儿子叫陈群，字长文。

陈季方有个儿子叫陈忠，字孝先。

这条讲的是，两个孙辈比爸爸，争不出结果来，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爷爷是权威，于是去问爷爷。

爷爷的回答：“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意思是哥哥要给弟弟做榜样，弟弟太优秀，这个榜样反而就很难做；弟弟要向哥哥学习，哥哥太优秀，弟弟学习起来，也就很艰难。所以这句话里的“难”要念nán。简单说，就是爷爷表示，自己的俩儿子同样优秀。

这个“难兄难弟”的家族，就是著名的颍川陈氏，汉末三国时代最成功的家族之一。

颍川是东汉三个人口极繁盛的大郡之一，辖境约为今河南省中部及南部等地，也是门阀大族密度最高的郡。陈寔却出身寒微，不过他在阶层流动通道已经窄得只剩一条缝的时候，抓住了最后的机遇。

陈寔为人勤勉好学又低调稳重，尤其是特别勇于承担责任，就这样一点点升迁，终于熬到了颍川郡的功曹，即负责本郡公务人员考评的官员。

这时候，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提拔某人。这个人是公认很不堪的，但侯览是权势熏天的大宦官，他的请托，高伦不敢不从。于是高伦就写了委任状，交给陈寔去处理。——当时纸虽然已经被发明，但流行的仍是竹木简，这种下行文书写在二尺长的简上，叫作檄。

如果是慷慨激昂的名士，大概会把这个檄摔到高伦面前，表示拒不接受；若换作尖酸刻薄的人，则会一边照指示做，一边吐槽世风日下。但陈寔的做法是，把檄藏在怀里，悄悄去找高伦。

陈寔说：“这个人是不该用的，但侯常侍的请托也是不能违抗的。所以我请求假装侯常侍的请托根本不存在，由我提出任命这个人，和您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高伦当然没有理由不同意。于是，陈寔因为用人不当，挨了颍川士人好长时间的骂。

后来高伦升官，要离开颍川郡了，他对送行的士大夫们把真相说了：“是我不敢对抗宦官不得不用不该用的人，陈寔是在帮我背锅，像陈寔这样的人，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了。”

这事传播开来，就“天下服其德”。这倒是理所当然的，哪个做领导的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呢？

后来陈寔做了太丘长，他治理的作风，是“修德清静，百姓以安”，《世说新语》讲了两件轶事。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世说新语·政事》）

一是有个小官吏为了请假，就声称母亲有病。陈寔发现后，判了他死刑。主簿认为量刑过重，但陈寔说：“为了请假而撒谎，是欺君，这是不忠；母亲没病却说生病，这是不孝。”“考求众奸，岂复过此”，没有比不忠不孝更大的罪过了。

今天干过和这个小吏类似的事的人不知凡几，不知道看到这条有没有毛骨悚然：这么一个小谎言，一上纲上线，就变得如此恐怖。而且陈寔这个判决，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政府部门的潜规则，但架不住他道德激情的澎湃与手中权力的“任性”，谁也拦不住。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世说新语·政事》）

二是太丘县同时发生了两个案子：一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二是有人抛弃了刚出生的婴儿。

按照当时的观念，当然是杀人案严重，至于抛弃婴儿，那时是穷人家常见的事，因为养育负担很重，而朝廷还要征收一笔专门针对七岁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的税，更是雪上加霜。

但陈寔说：“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强盗杀人，杀的是陌生人，当然不如父子亲人间相互残害严重，于是决定先处理后一个案子。

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在司法审判中优先考虑伦理问题。按照儒家的文化传统，德治是主，刑罚是辅，在东汉魏晋时期这个观点尤其深入人心，所谓“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三国志·卫觊传》）。判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不会被当作大缺陷的。身为地方官，不仅管司法，也是当地民众的老师，要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两个例子，才都会被《世说新语》珍而重之地记录下来。

桓帝末年，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已经拥有极大声望的陈寔也被牵连进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说：“我不进监狱，别人无所依靠。”于是主动下狱。好在这一次党禁迫害并不算很残酷，所以陈寔很快又被释放了。

但陈寔也不是高调和宦官对着干的人。汉灵帝时权倾天下的中常侍张让也是颍川人，张让父亲去世后归葬颍川，虽然来吊唁者人山人海，但名士却一个没来。张让感到深受羞辱，正在怀恨，突然陈寔到了，算是给了张让极大的面子。

到了极其恐怖的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因为陈寔的缘故，张让对很多人也网开一面。就这样，陈寔成了在清流名士和宦官阉党这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治集团里，都享有崇高声望的人物。

后来陈寔没有再做官，朝廷多次聘请他到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他都不去。这样，既避免深度卷入政治风波，清高的名望也越来越大。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八十四岁的陈寔在家中去世，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大将军何进特意遣使吊祭，天下来参加丧礼的有三万余人，披麻戴孝的数以百计。

这样，陈寔为儿子搭建了很高的平台，他们的人生起点自然就远非父亲可比了。陈纪和陈谌这对难兄难弟，和父亲一起，被当时人并称“三君”。各地地方官为了让人民有学习的榜样，把他们的画像贴得到处都是。

陈谌早死，而陈纪的仕途虽然不算特别显赫，却和三国时代的众多风云人物都牵扯上了关系。

党锢期间，陈纪显得很接受这个事实，专心著书立说，对做官毫不热衷。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董卓进京。董卓执掌了汉朝大权，他知道自己名声不好，所以特别想和名士搞好关系，于是专程派人到颍川郡来聘请陈纪出山。陈纪显然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智慧：别的事情可以高调，但别和惹不起的黑暗势力对着干。也就同意了。

但董卓要迁都长安的时候，陈纪表示了反对，不过两个人也没有公开闹崩，陈纪离开中央，到平原国去做了国相。

平原国是郡一级的行政单位，郡治是平原县。而当时的平原县令不是别人，正是后世在民间深受欢迎的刘备。

虽然史书中没有太多记载，但陈纪和刘备相处得显然很好。刘备对陈纪极其推崇，后来当了皇帝了，还对诸葛亮说，陈纪是怎样理解治国之道的，所以自己也要照着做。后来言必称先帝的诸葛亮，又引用陈纪的话，去教育后主刘禅。

陈纪的儿子陈群，更是了不得的人物。刘备做豫州刺史的时候，征辟陈群做了自己的别驾，而陈群很快就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徐州牧陶谦去世，把州牧传给刘备，陈群立刻看出，徐州内部矛盾重重，这块大肥肉，以当时刘备的实力，根本吞不下。但刘备抵御不了诱惑，还是接受了徐州，于是就在吕布、袁术的夹攻下，陷入极其狼狈的境地，所以刘备“恨不用群言”。

但陈群没有陪着刘备颠沛流离，却归了曹操。曹操去世后，陈群制定了著名的“九品官人法”，把选任官员的大权，转交到世家大族手里，实质上是换取他们对曹家的支持，为曹丕篡汉扫清障碍。

但曹丕当上皇帝后，陈群脸上却没有笑容，显得一点也不开心。曹丕当然不大高兴，就问他为何如此。陈群回答说，我曾经做过汉朝的官，陛下您登基，我“心虽悦喜”，却要“义形其色”。这是告诉曹丕，第一我政治立场没有问题，站在您这一边，第二我这么做也是在为您做价值导向工作，毕竟您也希望将来新王朝多一些忠臣啊。

这么会表态，他成为曹丕时代最重要的官员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陈群秘密向皇帝汇报了很多事，正式稿交上去，草稿就赶紧毁掉，连家里的子弟，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至于外面的舆论，甚至有人认为陈群做官是混日子，话也不说事也不干的。直到陈群去世后，朝廷要编《名臣奏议》，陈群的这些奏章才公开，于是满朝官员“皆叹息焉”，也不知道佩服陈群其实做了很多事，还是觉得后背凉飕飕的。

总而言之，陈寔、陈纪、陈群三代人，政治上都称得上是人精。在政治斗争极其惨烈险恶的环境下，他们总能正确站队或及时抽身，而该做的事一定会做到位，不该说的话绝对不多说。当然，再会做人，官做得越大，就越是难免得罪人，所以祖孙三代的名声，是一代比一代差，陈寔只做过太丘长，陈纪做到了大鸿胪（九卿之一），陈群是曹魏司空（三公之一），但当时却流传这样的段子：“公惭卿，卿惭长。”

但到了陈群的儿子陈泰，作风却大不相同。陈泰算是曹魏名将，和蜀国的姜维多次交手，往往还能占到上风。转眼间到了甘露五年（260）“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代，皇帝曹髦忍无可忍攻击司马昭，司马昭让贾充封锁皇帝的前进路线，贾充又吩咐手下，把皇帝捅了个“刃出于背”。于是引出《世说新语》中的这一条：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世说新语·方正》）

皇帝当街被杀了，各种议论纷纷。

为了平息舆论，司马昭决定丢个替罪羊出去，就和陈泰商量。当初，陈群和司马懿同时为曹丕去世时的托孤之臣，两家关系是非常好的。

陈泰说，把贾充杀了吧。司马昭说，能不能换个比贾充级别低点的人？陈泰说：“但见其上，未见其下。”比贾充地位更高的人谁该杀，我是看在眼里的；贾充手下的人究竟谁该死，我根本不关心。

“方正”是讲原则，不通融的意思。陈泰这么不给司马昭面子，自然是极“方正”的了。还有史料说，这之后陈泰就呕血而亡。

陈泰这个态度，司马昭当然极不乐见。魏晋时期皇权很少会用残酷手段清洗世家大族，但冷处理是可以的。陈泰的儿子还承袭爵位，但颍川陈氏里他这一支，从此在政治上就没多大重要性了。

《世说新语》一上来就按照传统标榜德行，但实际上对道德却很有点虚无主义的态度，大约也和许多家族和个人都是这样的命运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