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独领风骚：中国兵家的前世今生

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谜底

（一）绕不开的坎：战争历史与军事学术

谈《孙子兵法》，首先当从中国军事历史说起。

孔子有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的，就是军事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军事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我们在今天可不要小觑了这句话，当下的释读，其实还是比较肤浅的，只是按字面的意思作简单的解释，殊不知，它可是道出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两个根本要义：巫觇系统与政事系统的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政治起源的情况相似，从氏族社会晚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开始，权力机构的运作，是按两个系统的分工负责来具体予以实施的，这在西谚中，被形象地概括为：将上帝的交给上帝，将恺撒的交给恺撒。

这两个系统，在古代中华文明起源时即已确立，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国语》中提到的重与黎分职理事，“绝地天通”，“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下》）。其延续，就是后世的巫史神职集团与卿事政务集团的自成体系，彼此独立。到了西周时期，即为太史寮（其首长为太史）与卿事寮（其首长为太师或太保）两大系统既独立运作，又相互配合（参见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又可见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3页）。这种情况，到了春秋，其残留的痕迹依稀可辨，例如卫献公提出的复位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就是说，卫献公为了返回卫国上位，明确向其政治对手表态，他只需要恢复其巫祝通神权力，至于具体的行政管理权力，他愿意作出妥协，可以继续由权臣宁氏执掌。换言之，卫献公所要求的是国之大事中的第一项——“祀”，他清醒地看到宁氏已牢牢掌控着政事权力这个现实，不对争取“戎”的权力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很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政权运作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由神职系统官员负责的祭祀，它的基本宗旨就是沟通天人，接受与传达上天的意志，以向天下证明与展示其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另一个就是由政务系统的官吏负责的政务事宜，即所谓的“戎”。而之所以以“戎”来代指政务，是因为在当时，战争乃是整个政务活动的中心，是最为重要的政务活动，绝对没有之一。这一点，也在政务系统官员的职掌安排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卿事寮下属的三有司，即皆与军事事务直接相关。司徒、司马和司空并称“三事”或“三有事（司）”。司徒虽然主管民政，但同时也负责征发军赋卒徒。故《国语·周语》说：“司徒协旅。”韦昭注：“掌合师旅之众也。”司空，也即司工，主要掌手工业，同时也兼管军事上的筑城和兵器装备的修缮诸事宜。至于司马，乃是纯粹意义上的专职武官。既然，“三有事”皆与军事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那么，“国之大事”两大系统中的政务项目，由“戎”来代表，来概括指称，那也就是非常自然、顺理成章的了。

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新旧王朝的交替换代，政治势力之间斗争倾轧，下层民众的反抗起义，中华民族内部的融会整合，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这个途径来实现的。战争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是历史演进的外在表现形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

（二）第一驱动力：军事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具体地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示引导性的意义。换言之，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方面，最优良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军事领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军事实践。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用质量好的金属（青铜）铸造剑和戟，以用于军事；用质量差的金属（生铁）铸造农具，以用于农业[1]，选用天下最精良的原材料来制造武器装备[2]，云云。这些史料表明军事技术发展程度乃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把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这把标尺的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战船的制造水平提高，筑城工艺技术的进步，火药、火器的使用，先进钢铁武器装备的铸造，等等，都是该历史时期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着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作用。

军事在历史演进中的中心地位同样也体现在政治领域。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强化，各种制度建设的完善，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往往以军事为主体内容。所谓的中央集权，首先是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设置和行政措施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家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如军功爵制滥觞于春秋时期赵简子的铁地誓师辞：克敌制胜者，上大夫可被授予一个县的封赏，下大夫可被授予一个郡的封赏，士人受封赏田地十万，普通平民，包括从事工商业者可以获得当官的身份资格，底层的奴隶则可以得到人身自由。[3]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什伍连坐法”，秦国的“二十等爵制”等，后来也逐渐由单纯的军中制度演变为控制与管理整个社会的奖惩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以军事改革为其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上首功”的措施，王安石变法中“保甲”“将兵”等强兵措施，张居正改革中的整饬边防举措，均是具体的例证。而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运动。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置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远征记》，都是军事史著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在当今欧美国家的历史学界，军事史仍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关战争、战略、军队编制、作战技术、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人物、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杰弗里·帕克主编的《剑桥战争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整个军事史的研究体系中，军事思想史也即兵学史的研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科林伍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言信然！我们认为，思想史是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主体对象，对思想史进行考察，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林德宏教授曾专门讨论了思想史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历史研究的顺序，是从直观的历史文物开始，展开对历史活动（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认识，再进入对历史思想的探讨（叩问思想背景，寻觅思想动机，从事思想反思）。换言之，思想史是最深层次的历史。只有了解人的思想动机并反思结论，才能理解人的活动的本质。人的活动产物（物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了解；而人的活动（事件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说明。只有进入到思想史这个层次，才有可能对人类历史有完整而本质的理解与把握。（参见《思想家与思想史》，载《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总之，各个领域深层次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的最终归宿。这一点，在军事史研究中也没有例外，兵学思想的研究，是军事史研究的主干与重心。换言之，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军事史中，兵学思想无疑是其灵魂与核心，它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整个军事史的面貌，是丰富多姿、异彩纷呈的军事文化现象的精神浓缩和哲学升华，是具体军事问题的高度抽象，也是军事发展规律的普遍揭示。所以，兵学思想理应成为军事史研究的重点，也应该成为整个学术思想发展史认知中的重要一维。

军事学术思想，用我们比较规范与传统的概念来表述，就是中国古代兵学。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讫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二、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尚武”风采与阳刚之美

（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4]：从武士到文士

“尚武”精神，这是先秦历史与文化的基调。

先秦是中国历史的少年时期，它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崇尚果毅精武、充沛阳刚之气，积极有为，锐意进取。这首先在它的社会审美价值观念上有鲜明的体现。

具体地说，当时普遍推崇“尚武”精神，很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换成在今天，“赳赳武夫”，那就是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司令一类人物了，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汉一个。顾颉刚先生曾作过考证，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5]。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6]

这种社会普遍“尚武”的风尚，在当时的婚姻择偶观中也有具体的反映。《左传·昭公元年》所记载的郑国贵族徐无犯之妹的婚姻故事，就是一个形象生动的例证：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7]

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舍弃衣冠楚楚（“盛饰”）、扭捏作态的公子黑（子晳）而最终选择“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一身的蛮劲，“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追求阳刚之气概，鄙视阴柔之美，其“尚武”之价值取向，可谓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推崇勇敢，赞美果毅，乃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嗜好与强烈追求。《国语·周语》记载晋国卿大夫郤至自称有“三伐”：“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8]这里，“勇”，是为“三伐”之首的，“尚武”之风貌，可谓跃然纸上！而像《诗经·秦风·无衣》这样的诗篇，更是将“尚武”精神弘扬光大到了极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9]

由于“尚武”精神风行于当时整个社会，因此，贵族们都特别重视尊严，将个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动辄决斗，遵守规则，讲求信誉，视死如归，这就是“尚武”风尚在贵族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反映。换言之，提倡“信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武”精神在道德范畴上的应有之义。因此，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一书，在阐释“将有五德”问题上，将“信”列为将帅必须具有的五项素质中的第二位，其地位仅次于“智”而高于“仁”“勇”“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10]，“言必信，行必果”[11]，云云，遂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连孔夫子也将“信”这一道德伦理范畴，看成治国安邦的先决条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2]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记载的宋国两位贵族的决斗，非常典型地透露了当时贵族在“尚武”精神熏陶下的规则意识——决斗交锋之正大不诈的原则。两个宋国的贵族在战场上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尊严，他们决定以射箭决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两人各自驾着战车，其中有一位名叫华豹的先射了一箭，遗憾的是，他未能射中对方，按“军礼”的要求，接下来该轮到对方射了。华豹当时心急火燎，还想发射第二箭，这时候，对手公子城发现华豹有作弊的嫌疑，忍不住高声大喊：“不狎，鄙！”[13]你怎么能不讲规则呢？这太卑鄙了！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该轮到我回敬了。华豹一听，有道理，觉得非常惭愧，于是就停止了发射箭镞的动作，心想且等你射完第一箭之后，我再回敬你一箭。于是他就傻傻地等着对方射，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这就是当时在“尚武”之风弥漫的背景下，人们对信义的自然皈依。所谓“追逐败逃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追击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14]，“君子不会再伤害已经负伤的敌人，不抓俘头发斑白的中老年敌人。古人作战，不凭借和利用关隘险阻这样的地形。寡人我虽然是早已经亡了国的殷商后裔，但还是会遵守‘军礼’，决不会在敌人还未列阵之前就发起进攻”[15]，等等，皆系“尚武”精神浸润之下的自然产物！

（二）“序者，射也”：上古教育的重心

先秦时期的“尚武”文化精神的张扬，是与当时的教育主体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贵族所受的教育中，军事的科目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的“六艺”，并非孔子整理古代经典以后所确立的“六艺”（《诗》《书》《礼》《乐》《春秋》《易》），而是富有实践与操作意义的“礼、乐、射、御、书、数”。学“礼”，乃是道德行为准则的确立；学“乐”，乃是文化情操境界的塑造；“书”与“数”，则是应对社会事务能力的培养；而“射”与“御”的学习，则是为了军事技能的掌握。由此可见，当时的贵族教育，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全方位健全人格的培育，而军事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种教育模式，实与先秦时期的“尚武”风尚相一致。

对广大的“亦兵亦农”的普通国人来说，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乃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即所谓“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16]，“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17]。田猎一般在农闲时进行。按《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18]可见当时统治者每年要进行四次田猎活动来使将士熟悉军事，以车兵、射士和步兵的作战阵形模拟实战进行演习，从而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又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这种以农闲进行的四次军事演练，又有独特的命名——“振旅，茇舍，治兵，大阅”，这反映了其在演练上各有自己的不同侧重点。

在四时田猎习武活动中，尤以冬季的那一次“大阅”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所以《国语·周语上》干脆忽略了其他三季的演练，仅仅把冬季的“大阅”列为军事训练活动，“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时，国君、朝臣都要参加，《诗经·豳风·七月》所载即系明证：“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郑玄笺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而俱出田也。”

随着军事发展的需要，王室和方国在利用田猎开展军事训练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娱乐性的成分，使之更适应实战的要求，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对四时的田猎活动，作出了阶段性的安排：首先侧重基础性的军事演练，如阵形排列，识别旗、鼓、金等指挥信号，并且“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19]（单兵队列教练）；然后进行狩猎，以野兽为假想敌，模拟进攻行动，演习军阵；最后检查捕获物以论赏罚；仲冬十一月，则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军事检阅，“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20]。

排演练习战斗舞蹈（“武舞”），也是“尚武”氛围笼罩之下先秦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干盾，模拟基本战斗动作，既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观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舞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作必要的准备。闻一多先生曾指出：“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21]这是很精辟的说法。唯根据实战过程，制为舞乐，“美盛德之形容”[22]者，不仅原始部落有之，夏商以降历代均有之；不仅汉族有之，其他民族也有之。

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武舞是和射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礼记·内则》说：“成童舞象，学射御。”又如《诗经·齐风·猗嗟》也说：“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可见武舞实际上就是军事操练的一种形式[23]，是“尚武”文化精神的艺术上之形象写照。它与“蒐狝”活动一起，构成当时军事训练的主体内容，并且在实战中体现出其独特的壮观景象。相传武王伐纣时，在进攻朝歌的前夜，“师乃鼓噪，师乃慆，前歌后舞”[24]。而在凌晨进攻时，勇锐的巴师则“歌舞以凌殷人”[25]。

先秦时期还开设各级学校培养人才，在贵族子弟中进行军事教育。这些学校，从本质属性上讲，乃是教授“武学”。对此，王晖教授在其《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26]一文中曾有翔实的论证。他认为，商代的武学堂为“庠”，周代的武学堂为“序”，就其性质而言，乃属于当时的大学辟雍，其基本功能，是教授射、御技能，同时也进行礼仪活动的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言夏商周三代教育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代的史迹尚不是很清楚，而商代对贵族子弟、战车甲士进行射、御训练已经得到甲骨卜辞的证实。卜辞中有大量诸如“王学众，伐于□方”“学马”“教戍”一类的记载[27]，还常见是否令其人“庠射”“庠三百射”的反复占卜。

西周时期的学校军事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在中央设立的“辟雍”“学宫”“射庐”“大池”等学校机构，可以统称为“序”。《孟子·滕文公上》言“夏曰校，殷曰序，周为庠”，王晖认为，这里殷商学校名称与周代学校名称错置了，而许慎《说文解字》“广部”、《汉书·儒林传》皆作“殷曰庠，周曰序”，乃是与甲骨卜辞、西周金文所述学校名称相一致的。诸侯国及卿大夫采邑，也设置有“泮宫”“庠”“序”“校”“塾”等学校，以保证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普遍推行。

大致而言，贵族子弟一般从十五岁起学习乐舞（包括“武舞”）和射御课程，每名“学士”都要学好射箭和驾驭兵车的本领，这些本领包括“五射”（五种射箭技法）和“五驭”（五种驾车的技巧），由保氏等专业人员负责传授。周代的射仪，规模十分盛大，据《仪礼》记载，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各有定制，所用的弓、箭、靶和伴奏音乐均不相同，其目的是通过表彰射、御之善者，以提高射、御之术，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其中，大射是在射宫举行的“选射之礼”。据静簋铭文记载，当时有位名叫静的人，曾遵照王命在学宫教一些贵族少年习射。两个月后，他们又参加了一次在大池举行的田猎，进行演习，而周王本人也经常在射宫和猎场亲自发矢操练。这种武学教育体系的确立和武学教学内容的落实，也就成为先秦“尚武”文化精神维系与发扬的重要制度性保证。

除开展射、御技能训练外，在整个社会“尚武”风尚的影响下，当时的学校还从事告庙、献俘、庆赏、饮至等军礼的教育。它们和射、御训练一起，构成当时贵族子弟的主要学习内容。

（三）六大板块居其一：兵学的学术地位

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之充沛激昂，我认为还可以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图书分类与学科界定的考察而有所认知。

今天，人们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这当然值得赞许，应该肯定。然而，当激情渐渐消退，理性终占上风之时，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要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兴《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比较科学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回归经典，回归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洞隐烛微，钩玄提要。而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汉书·艺文志》，毫无疑义，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应有之义、必由之途。

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载了先秦至秦汉学术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是后世梳理、认知、评判先秦及秦汉学术的最重要凭借。因此，还原《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场景，再现《汉书·艺文志》编排的内在逻辑，梳理《汉书·艺文志》论述学术的基本考量，对把握先秦及秦汉的学术文化整体面貌与基本特征具有关键的意义，而后世对先秦及秦汉学术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也往往以《汉书·艺文志》为探讨的逻辑起点与根本核心。套用明代兵家茅元仪评论《孙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前《汉志》者，《汉志》不遗；后《汉志》者，不能遗《汉志》。”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记载了“六艺”和诸子百家的图书总目录，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篇。它同时又是体现先秦至秦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总成就、总趋势与总特征的理论总结，因为在叙录书目的同时，《汉志》在每种图书之后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后均撰有“总序”，对先秦至秦汉的学术文化的源流、嬗变、特色、价值、影响，都有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

我始终认为，不能单纯地将图书的目录分类，视为目录学问题，而应视为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状态与特征的综合性、集中性体现。图书的目录分类准确折射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性格”“学科建设”面貌与特色。所谓的“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是历经荀勖《中经新簿》、阮孝绪《七录》，至《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的。虽说它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是明显偏重于纯学理的图书分类，与《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体系与学术旨趣有显著的差异。稍加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传承西汉刘向《别录》、其子刘歆《七略》而来，在刘氏父子的学术总结基础上集粹撮要，遂成文献总目和学术渊薮。

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文化；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流派；诗赋略，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数术略，近似于今天学科体系中的“理科”；方技略，颇类似于今天的“工科”。换言之，《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数术、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但在经史子集的目录体系里却淡化了这些操作性、实践性的东西，取消了兵书、数术、方技三大类图书典籍的独立地位，将它们纳入子部之中。《汉志》的图书目录分类，从学科体系构筑上考察，显然更全面、更系统。我们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而“六略”之学之所以向“四部”之学嬗递，我认为，除了在魏晋门阀制度背景下，史部著述数量由于谱牒学、方志学等发达而剧增等具体原因外，也与中国文化性格特征、价值取向的转型有内在的关系。这种转型，从本质上来概括，就是由“尚武”转向“崇文”，由阳刚转向阴柔，由进取转为守成。

先秦的“尚武”之风，至两汉而未改，故张骞敢于横绝大漠，致力“凿空”；班超勇于进取开拓，“投笔从戎”；陈汤能发出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28]所谓“汉唐雄风”，其底蕴、其特色，就是对先秦时期“尚武”风尚的传承和赓续！这种“尚武”的文化精神，折射到当时的图书目录分类，就是兵书略独立而成为一略，是一级学科，与诸子略并列，兵家高于道、法、墨等其他诸子。

（四）从“权谋”到“技巧”：兵家的四大流派

汉代传承先秦的“尚武”文化精神，对承载“尚武”意识的兵书高度重视。这首先表现为对兵书的整理与校订。与秦王朝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重视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尤其提倡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因此为西汉统治者所关注，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西汉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9]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30]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自然对兵学倍加关注，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31]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32]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各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两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刘向、任宏对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由国家集中收藏。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

在西汉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

其中兵权谋家共十三家，著作二百五十九篇，现存《吴孙子兵法》[33]《齐孙子》[34]和《吴起》《公孙鞅》《大夫种》《兵春秋》《庞煖》《兒良》《广武君》《韩信》等，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共十一家，著作九十二篇，主要有《楚兵法》《蚩尤》《孙轸》《王孙》《尉缭》《魏公子》《景子》《项王》等，现仅存《尉缭》。兵阴阳家共十六家，著作二百四十九篇，主要有《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农兵法》《黄帝》《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地典》《师旷》《苌弘》《别成子望军气》等。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内容。兵技巧家共十三家，著作一百九十九篇，主要有《鲍子兵法》《伍子胥》《公胜子》《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剑道》《手搏》《蹴鞠》等，亦已基本散失。比较能反映兵技巧家的基本情况的，只有后人辑佚的《伍子胥水战法》以及《墨子·城守》十一篇。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35]可见这一派主要讲求战略，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36]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结合实战历史，挂名西楚霸王项羽名下的《项王》一书，可能最合乎兵形势家的特征了。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37]这表明它注重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近年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盖庐》一书，《六韬》中的《五音》《兵征》诸篇，《孙子兵法》中“画地而守之”“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等文字，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计篇》中的“顺逆，兵胜也”之类的提法，都可以说是兵阴阳家特色之具体写照。

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38]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使用器械的方法、要领等。从现存的文献看，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辒、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或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刘歆《七略》中著录的兵书，较之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数量上要多许多。刘歆《七略》的“兵书略”中，“兵权谋”一目下还著录有《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著作。班固考虑到这些书目已在其他类目中作了著录，出于避免重复计，《艺文志》“兵权谋”一目中便省略未著录。《七略》的“兵权谋”一目还著录一种《军礼司马法》，《艺文志》则将它移入“六艺略”的“礼”目之中。《七略》的“技巧”一目还著录有《墨子》一家，《艺文志》因其已录入“诸子略”的“墨家”之目，故亦省略不著录。另外《艺文志》“兵技巧”一目又增录《蹴鞠》一家。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序与指导方针。

但是，在后来“崇文”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趋低落，兵书的总量相对萎缩，到了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之时，兵书略被归入子部之中，且日益边缘化，由“蔚为大国”退化为“蕞尔小国”了。这就是目录分类变化背后的学术文化变迁之一个显著事例，也是“尚武”精神日益萎缩的一个具体象征。

（五）“西湖歌舞几时休”：“尚武”精神的式微

春秋后期，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瓦解、学术下移趋势的不可逆转，“尚武”风尚也开始悄然改变了，社会上“崇文”的现象逐渐高涨了起来。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儒者，柔也。术士之称。”[39]可见，在春秋后期之前，儒者，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乃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在当时相当多人的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用《墨子·非儒下》的话来讲，即“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40]。随着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儒者就成为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九篇·原儒》中指出的“私名”之“儒”：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伎，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又云：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再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41]

自此之后，儒者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守护者，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无疑潜移默化、感化挹注地改变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精神风貌上的“尚武”转向“崇文”，则是这种改造中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这就是《汉书·儒林传》中所津津乐道的政治文化新气象：“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当然，这种民族文化性格的转型，有个漫长的过程。如前所述，汉唐时期，尽管“崇文”的风尚越来越炽热，但“尚武”精神的魂魄犹存，汉唐雄风依然凌厉而高扬。领略建安风骨，或者品读唐人的边塞诗，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当时人们那种慷慨激昂、遒劲豪迈的阳刚之气，那种悲凉沉郁、睥睨天下的风骨气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就是“尚武”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生动诠释！到了唐代，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像“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等等，均洋溢着高昂的英雄主义与“尚武”精神。

由“尚武”到“崇文”的根本转折点是在宋代。众所周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片面汲取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治理上，一味推行“重文教，抑武事”[42]的基本国策与方针。从而在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层面，从根本上决定了“尚武”精神式微、“崇文”意识全社会化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性。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之下，宋人普遍以“崇文”为荣，而以“尚武”为耻，反映在个人仕途上，只要有机会，就希望出任文职，而排斥担当武职的官员。例如，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经典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尽管兵学造诣精深，又身为武学教授（后晋升武学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曾求其好友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换文资”，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何去非的选择，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样的道理，文官如果要被改授武职，哪怕武职官衔更大、地位更高，一般也不愿意。《湘山野录》卷中就有这方面的生动记载：“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辽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叼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43]

在“崇文”社会大氛围笼罩下，武将在文官的眼中，简直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草包，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中寇準斥责曹利用不假辞色，态度之恶劣，可为佐证：“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44]武人出身的官员，即使爬到了枢密使、宰相这样的最高位置，其内心仍耿耿于怀于非科举正途仕进，缺乏底气，不无自卑，有时候免不了要发点牢骚，名将狄青就是如此。（《默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45]）狄青他以卓越的战功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的枢密副使韩琦。韩琦，乃是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缘是之故，狄青才有上述的感慨。在这样的“重文抑武”背景下，先秦时期的“尚武”之风真是销声匿迹、荡然无存了！

客观地讲，宋代的文治，是高度文明，高度成熟，可谓极大的成功：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的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城市繁华、经济发达、文化进步，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但是，缺乏“尚武”精神支撑的宋代国防，则是完全失败的。说宋代“积贫”，也许未必，但称宋代“积弱”，则是殆无疑义。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地让契丹、女真、蒙古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元，那也就认了，可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求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粗犷”“原始野性”的成分可谓是日益弱化，阴柔替代阳刚，文弱替代武毅，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到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性，似乎再也看不到刚毅进取的特色，而是成了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中庸”模样：“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46]

（六）“却将万卷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兵学的边缘化

这种唯“崇文”而不“尚武”之风的盛行，从兵书在整个文化事业与图书分类中被日趋边缘化中，也有所体现。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确实是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形容为汗牛充栋毫不为过。民国时期，陆达节撰有《历代兵书目录》，据其统计，中国历代共有兵书1304部，这当然是不尽完备的数据。许保林先生《中国兵书知见录》中著录兵书3380部2323503卷（959部不知卷书，未计在内），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731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存目兵书1072部4936卷（228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47]。这个统计尚是初步的，刘申宁先生的《中国兵书总目》有更多的著录，达4000余部之多[48]。但不管是3000多部，抑或是4000余部，中国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兵法大国”，乃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终被收录于清代“四库全书”的古代兵书，仅寥寥二十部而已，像著名兵书《武备志》《筹海图编》《翠微先生北征录》《百战奇法》等，都被摈弃，不予收录。总之，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兵书的数量微不足道。须知道，《汉书·艺文志》中收录的兵书，就有兵权谋家十三家，兵形势家十一家，兵阴阳家十六家，兵技巧家十三家了。一千多年下来，被朝廷认可并收入皇家图书编目体系的兵书，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呈减少的趋势，这实在是不太正常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归根结底，乃是受“尚武”转向“崇文”这种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之嬗变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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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国语·齐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狗马，用于猎之物，指代军事。锄、夷、斤、斸，均为农具。

[2] 《管子·七法》：“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

[3] 《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4] 《诗经·周南·兔》。

[5] 顾颉刚：《史林杂识 初编》卷一四《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6]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八《成公十六年》。

[7]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一。

[8]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4页。

[9] 《毛诗正义》卷6-4，《秦风·无衣》，第794—795页。

[10] 《论语·为政篇》。

[11] 《论语·子路篇》。

[12] 《论语·颜渊篇》。

[13]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

[14] 《司马法·仁本》：“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

[15]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16] 《管子·匡君小匡》。

[17] 《礼记·月令》。

[18]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

[19] 《周礼·夏官·大司马》。

[20] 《礼记·月令》。

[21]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98—199页。

[22] 卜商：《毛诗·序》。

[23] 《礼记·郊特牲》有“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之语，意谓手执背面装有金属饰物的朱漆盾牌，盛装跳大武舞。这也是武舞为重要军事训练形式之一种的重要证据。

[24] ［汉］伏胜：《尚书大传》卷二《周传》。按，慆，喜悦。

[25]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26] 参见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7] 参见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中国台湾）明文书局1989年版，第241—246页。

[28] 《汉书》卷七十《陈汤传》。

[29]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

[30]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按，醇驷，四匹毛色一样的马。

[31]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

[32]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

[33] 即《孙子兵法》。

[34] 即《孙膑兵法》。

[35]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6]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7]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8]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39]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9页。

[40]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9—440页。

[41] 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九篇·原儒》，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9—150页。

[4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4页。

[43]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明津逮秘书本。

[44]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45] ［宋］王铚：《默记》，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46] 《鲁迅全集》第五卷《最艺术的国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47] 参见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48] 参见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