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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丽亚逐渐熟悉德意志剧院的排练大厅，布置她的公寓，在海鸥俱乐部与布莱希特身边的演员吃每一顿饭的时候，汉斯·特劳，他，却夜夜扎在莫斯科中心转来的资料堆里。他有时候会爬到房子的顶楼，穿过一条越来越窄的、在屋顶下延伸到一个小房间的走廊，小房间用挂锁锁着，只有汉斯才有钥匙。小房间的墙纸上有水晕，墙粉剥落，有一台旧收音机，还有一堆堆用俄语写的文件，被汉斯挪动、打开、浏览或放进一个金属柜子里。

接连几夜，汉斯·特劳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查看、分拣、翻阅、注解、装订莫斯科送来的这些笔记。有关布莱希特习惯的资料多得惊人:

他经常交往的人，他对原子学专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所表现出的特殊兴趣，他与电影艺术家弗里兹·朗从同一家瑞士银行取钱的方式，他剪杂志上关于苏联土地改革的内容的方式，他记录与希特勒德国合作过的欧洲资产阶级的腐败行为的高度警觉性，他对核研究的奇怪激情，他从科学杂志上剪下与量子物理学有关内容的方式，他对苏联和美国进行军事垄断表现出的令人担忧的敌意，以及——这让汉斯·特劳感到好笑——他对美国女演员的一些淫秽的感想，他对他的瑞典情人，后来酗酒的露特·贝劳的性壮举的统计。

所有一切都集中在一只铁柜子里，只有汉斯知道密码。这样度过了几个月的不眠之夜后，汉斯·特劳完全掌握了布莱希特全部的流亡生活。他先是到了丹麦，住在斯文堡的一座有茅草屋顶的漂亮房子里。布莱希特那时还是很兴奋，很乐观，爱吹嘘，在笔记本上记下大量对“莫斯科团伙”的愚蠢的评价，因为他不喜欢苏联那些著名剧院推出的作家，称他们的作品编排是“可悲的蹩脚货”。后来他搬到了瑞典，然后又在芬兰的桦树林里安了家，担心得不到美国的签证，整夜无眠地听着广播和不断鼓吹希特勒的喇叭，同时在墙上的地图上移动标注前线位置的小旗帜。

唯一让布莱希特害怕的，是穿越苏联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显然时刻都在担心被抓住:汉斯·特劳感到惊愕。莫斯科中心描述的是一个信仰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戏剧家。这大堆文件描写的却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对强盗剧、侦探小说、路德对魔鬼的评论，以及古老中国得到滋养的方式着迷的艺术家。有时候，汉斯·特劳取出一份笔记，塞进一只皮公文包里，早上带到他位于三楼的办公室去。他把公文包交给特奥·皮拉，皮拉在一台从旧空军部找来的有着长长的滑动架的打字机上，用两根指头敲打这些笔记的内容，然后把写的报告交给贝克尔，贝克尔再交给库巴斯，库巴斯在手边保留三天后，把这些文件送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文化官员，至高无上的顿姆希茨的办公室。

特奥·皮拉，他，咒骂“那一窝戏子，演艺界所有那些漂亮的家伙，以他们对革命艺术的理解”，表演《浮士德》，或者《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用他的话来说，肯定“让工人阶级感到厌烦”。汉斯·特劳早上在位于体育场附近和食堂前面的大楼里洗澡时想道，这一切极其不协调。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把莫斯科那些装着在芬兰收留过布莱希特的人写的报告的厚文件夹，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配有模糊照片的不可靠的笔记，交给特奥·皮拉。

汉斯·特劳也收集、整理一位英国空姐提供的资料，还有一些跟布莱希特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被联邦调查局集中到波士顿的文件。很多内容写的是那些被怀疑秘密参加共产党的流亡者，尤其是曾经是捷克共产党员的弗朗蒂赛克·魏斯科普夫。

连续两周，汉斯松开领带，仔细阅读某位杰尼·R写的笔记，他的生活就是光顾好莱坞电影艺术家，尤其是查理·卓别林和弗里兹·朗的鸡尾酒会和晚会。他冒称实习助手，其实骗不了谁，他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在本子上记下那些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就互相认识的流亡者所说的话。有共产党作家安娜·西格斯，在《三毛钱歌剧》的年代与布莱希特难以相处的导演埃尔温·皮斯卡托，以及翻译过《茶花女》并于1926年与海伦娜·魏格尔在黑贝尔的一个剧本里合作过的费迪南德·布鲁克纳。

汉斯·特劳在翻这些笔记的时候，想象着弗里兹·朗、布莱希特、海伦娜·魏格尔从日落大道往下走，觉得很好笑。晚上，他们在屋顶平台上闲聊，看着黄昏降临。漂亮的汽车形成绵延的光带……汉斯·特劳拿过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又扎进资料堆里。他看到卓别林和布莱希特沿着太平洋走，帆船白色的翅膀向地平线滑去。然后卓别林和布莱希特与格劳乔·马克斯见面，一起听罗斯福再次当选的结果，而太阳落进大海。

这里，夜幕降临了，柏林在摇曳的灯光下渐渐变蓝。汉斯拿起“流亡者”文件中的最后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一边深吸几口他的烟，一边小心翼翼地将信打开。他把布莱希特的女儿芭芭拉向美国银行家们借贷的巨额数目抄在记事本上。他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倒进炭火炉里，思考着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认为在艺术家之间流传的反犹太人的笑话，结束了他的夜晚。他熄灭了办公室的三盏灯，然后是走廊里的灯，向楼梯下的值勤士兵打了个招呼。

外面，下着雨。雪在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