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生襟抱从此开

在北京的最初日子里，张嘉璈经朋友介绍，进《国民日报》社做了一名译员，翻译路透社电文，兼带每两天撰写一篇社论，每月薪资30银圆。这笔薪资已够一个年轻人养家之用，于是，5月他回上海举行了婚礼，新娘名叫陈兰钧。这桩婚姻显然出于媒妁之约。业师唐文治此时已投身教育界，担任上海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应邀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原配妻子后来为他生下了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6]

不久，邮传部拟创办《交通官报》，需要一名富有新知识、笔墨功夫好的留学生任总编辑，张嘉璈应聘成功。

此时的邮传部，乃一全国瞩目的新政机关，规模宏大，经费充足，部内还特置图书室，以供研究。就在他担任官报总编辑不久，游美学务处考选第一批50名留学生赴美，他因已有固定职务，权衡之后就未参加考试。而一直想去欧洲的张君劢，终于在1913年初取道西伯利亚前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

《交通官报》总编辑的月薪为银币150元，收入是第一家报馆工作时的5倍。虽然待遇优渥，但张嘉璈总觉得做报纸总编辑虽极忙碌，终不免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于实务殊属隔阂，总想着有个更合适的位置施己所长。1910年7月，就在他任职六个月后，徐世昌卸任邮传部尚书职，由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继任，以盛宣怀为右侍郎。该部路政司长官深悉张嘉璈志趣及所学专长，知道他并非不安于现状而是欲有所表现，把他改委在路政司办事，以便派赴各路实地考察。成立于1906年的邮传部毕竟是新政机构，除专办航、邮、路、电四政外，还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到路政司不久，这个年轻人就得到了在金融界一露峥嵘的机会。

1910年9月爆发的“橡胶股票风潮”中，上海富商严义彬创办的“源丰盛”银号及17家分号全线倒闭，市面吃紧，交通银行总经理李经楚族人所经营的“义善源”银号也被累及，面临停业。李经楚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侄子，以邮传部右丞的身份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后，与沪行总办李云书上下其手，套用该行大量资金用于经营家族企业“义善源”银号。最兴盛时，“义善源”有支号24家，遍布全国，且是当时最早经营外汇兑换业务的一家银号。此次风潮中倒闭的“源丰盛”正是与之有密切往来的36家钱庄中的一家。李经楚自恃是交通银行头面人物，大权在手，无人监管，公私不分，平素“义善源”银号一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就大笔一挥“划××万与义善源”，致使交通银行也受到此次风潮拖累。盛宣怀早就想控制交通银行，得此良机，自是极力鼓动查账，同时让邮传部向各地派出清理小组，接收抵押品，以便变现抵欠。22岁的路政司属员张嘉璈作为清理小组成员，即被派往江苏南通。

清理小组负责人单某，系一油滑官僚，想把接收的抵押品廉价出售，从中赚取佣金，和亲信私分。张嘉璈闻知这个消息，既惊且怒，急电部里派能员前来监视，终于使官家免遭损失。

“义善源”银号山穷水尽，最终以1400万两的负债破产，连带着交通银行的信用也发生危机，此次风潮过后，坊间都不敢使用交通银行的钞票。李经楚为保住在交通银行的地位，田契抵偿，变卖首饰，还是缴不上交行280余万两的押款银，不得不引咎辞职。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还免去了他同样不满的梁士诒的铁路总局局长职务和交通银行帮办差事。他还要继续清算李经楚，死去多年的李鸿章生前布下的关系网起了作用，李经楚最后免予处分，调任他位。

如果不是接下来帝国倾覆，张嘉璈这个年轻人很可能会在邮传部获得升迁。自1911年5月起，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被铁路国有政策牵去大半精力，已很少注意包括张嘉璈在内的部里的年轻一代。5月，盛宣怀颁布新的铁路政策，规定干线归国有，支线仍准商民量力斟行，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后，收回粤川境内民办之案，引起川人剧烈反弹，中央处置乏力，地方昏招迭出，再加上革命党人和地方绅商、秘密组织合力施为，终致酿成惊天巨变。张嘉璈在部里目睹种种情形，深感帝国的根基已从根底朽烂。10月，武昌革命军起事的消息传入京中，盛宣怀被作为替罪羊推出，遭资政院奏劾违法行私、贻误大局，而南方各省，亦纷纷光复。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张嘉璈已不在北京，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回到了上海。

上海不久就光复了，他与友人诸青来、杨景斌等发起了一个政治团体“国民协进会”，邀唐绍仪、温宗尧、吴鼎昌等参加，作为参政的准备。因经费支绌，难以维持，这个团体后来与汤化龙领导的共和促进讨论会等组织共组为“民主党”。他还计划通过选举参与到地方自治中去，并拟订出了先竞选省议员、再进入参议院的方案。但他很快就发现，参加竞选必须家资雄厚，到处挥霍应酬，方能占到优势，自己一个留学新进，且乏财力，要选上去除非出现奇迹，也就放弃了。

1912年7月，朱瑞继蒋尊簋出任浙江都督，应朱氏之邀，张嘉璈担任过一段时间都督府秘书。从这年夏天到翌年年底，一年半时间，张嘉璈往来京、沪、杭之间，驱使着这个年轻人的是政治上的某种热望。据他自称，借着代表朱瑞赴北京向中央政府接洽军政要务之机，他与袁世凯有过数次单独见面。“他的相貌很有意思，上身很长，腿很短，很矮。”他很钦佩袁身上其他旧官僚所没有的风度，“眼光如炬，精神饱满”。但袁对国会颐指气使，让他觉得这个人完全没有现代政治常识，只能算个旧人。张嘉璈自己说，这个时期他还担任过参议院秘书长一职，但据现有的史料看，他更有可能担任的是梁氏进步党在国会党团的执行干事。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被刺身亡。宋案真相扑朔迷离，当时就有各种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

宋一死，政党内阁的政治理想已成泡影，曙色初现的国家坠入了一个拉山头、比拳头的军阀时代。张嘉璈这个小干事，本已加入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的进步党，与王家襄、黄远庸、梁善济、吴鼎昌、汪荣宝诸人，分任法制、财政、外交、军政、庶务、文牍、会计、交际、地方等组主任，然而刺宋案迷雾重重，使他对政治前途产生了悲观。再加上浙江方面推举他为政治会议的代表，审查中却以年龄不符而落选，此时的他，已认识到政治非自己所长，想要改换门庭。更关键的是，因为梁启超的关系，他进入了汤睿这样的有力人物的视野。

在张嘉璈的眼里，梁启超实为系统介绍新知于古老中国的“第一人”，于中国近代化的推动，功绩非凡。他和嘉森一样，也服膺于任公常带排山倒海般情感的那支风雷巨笔。因嘉森的介绍，他在日本时就参加了梁启超那一派的活动。

来自广东番禺的汤睿[17]，幼时与梁启超同学于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戊戌后，间关海外，相从十余年。后来，唐才常在汉口起事，汤睿来往港沪间策划，事败后留学日本，习财政金融。[18]1913年9月，汤睿被任命为前一年刚由大清银行改组的中国银行总裁一职，对于中行组织与业务，颇思加以整顿，从梁启超处知道张嘉璈留日期间精研财政经济，对于现代各国银行制度更是熟习于心，早有延致之意。

机会说来就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项馨升任副总裁，副经理宋汉章升经理，对于空出来的沪行副经理遗缺，汤睿力邀张嘉璈担任。

张嘉璈自述这一人生重要转机：“汤先生邀我加入中国银行，希望我能运用新的学识与技术，将上海分行营业及管理加以改进，使之日趋现代化。不独可以为其他分行树立模范，且足以与列强在上海所设资力雄厚、历史悠久之银行相竞争。我本人亦以个性不宜于政治活动，而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则素抱宏愿，故欣然接受，于岁底赴沪就职。”

对于从政治热望的扑空到转向金融，到了晚年，他还记念着梁启超的点拨之功：“我回国的时候，中国的国会正在闹事，我由梁启超先生的介绍，去当参议院的秘书长。一段时间后，袁世凯因为怀恨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解散国会。我看清楚了政治的复杂，知道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宜从政。既在日本学经济，何不回到自己的本行，贡献所学。梁任公当币制局总裁，他的好友汤睿当中国银行总裁，他来问我，是否愿到上海中国银行当副经理，我随即答应，并旋即到任。”[19]

熟悉中国金融史的人都知道，在近代华资银行中，中国银行的地位无可撼动。这家银行的前身，乃是开张于1904年的户部银行（四年后更名大清银行）。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上海金融界的元老级人物吴鼎昌、叶景葵、宋汉章等备文呈请临时大总统改设，开业地点即上海汉口路3号（现50号）原大清银行旧址。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都是丽如银行、汇丰银行这样的外资银行垄断着中国的金融业。它的出现，使一直被列强扼住的中国财政经济的咽喉稍稍得以松动。因其系官商合股（开办之初，在原有官股五百万两、商股五百万两基础上，又新招五百万两新股），虽专事办理政府的财税国库汇兑等事宜，却又与一般所谓的中央银行有所区别。袁世凯接任大总统职后，以北京为总行所在，把原已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银行改为上海分行。政府说这么做的意图是体现南北统一，实际上也是当时政治力量北长南消在金融界的一个投影。

一个熟习现代财政货币的年轻人，由于政治热望的一次次扑空，开始变得务实。他的知识之树需要扎根，终于觅得了一片沃土。他的一生襟抱，将要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