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金代的政治、文化及佛教

金是以北方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建立于1115年，亡祚于1234年，国祚120年。金代是中国民族关系变革剧烈的历史时期，河南地区留下诸多该时期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女真也称女直，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宋、辽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尚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长期臣服于辽国统治，遭受辽国统治者的粗暴对待。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1068－1123年，汉名旻）逐步统一邻近各部后，于1114年督师反辽，连克辽军。1115年称帝，国号金，是为金太祖。当时辽国朝局混乱、矛盾重重，金国则迅速强大，并与宋结盟攻辽。在金、宋联合打击下，辽国土崩瓦解，于辽保大五年（1125年）灭亡。而后，金兵挥师攻宋， 1127年灭北宋。1130年，宋高宗赵构向金帝上降表称臣。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金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较高发展水平，金章宗掌朝后期则急遽由盛转衰。金宣宗继位后，内忧外患，为避蒙古大军威胁，被迫于金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此后国力日弱。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下覆亡。

金是继辽之后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北方地区的封建政权，统治区域广大，西与西夏、蒙古等接壤，南与南宋政权南北对峙，鼎盛时期统辖中国半壁河山，《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金代行政区划承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使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今天的河南地区，分别划归南京路、大名府路、河北西路、河东南路，其中的“南京路”, “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更号南京。府三，领节镇三，防御八，刺史郡八，县一百五”，管辖今河南的大部分地区，统领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等“府三”，今黄河以北地区则分属大名府路、河北西路、河东南路。“北宋亡后，金人在开封先后扶植张邦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终因人民的唾弃而夭折。”“金初部落色彩浓厚，汉化成分甚微”, “金以武力与中原文物接触，十余年后亦步辽之后尘，得汉人辅翼，反受影响，乃逐渐模仿中原。”梁思成先生认为，金代最大的建筑活动主要发生在“天德至正隆之时”。海陵王之后的金世宗、金章宗等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河南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人口数量得以增长，民族成分得以丰富。金朝末年，随着政治中心南迁，大量外地人口涌入河南地区。

“金朝百年国祚，文学、儒学、教育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并表现出自身独特的审美风范和发展规律。”在民族融合大趋势推动下，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猎民族的草原山林文化彼此影响、借鉴、吸收，促成了金代文化艺术的面貌与格局。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认为：“植根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这段论述虽然是就金代文学而言，但可引用作为考察金代建筑等其他文化门类的一种视角，金代建筑同样是“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的产物，亦具有“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包括古塔在内的金代建筑，根植于中华文明版图，必然深受中国汉地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必然带有女真族统治阶层政治、审美等的深刻痕迹，共同作用为金代建筑独特的时代风貌。

图1-1 金、南宋时期全图（一）（引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图1-2 金、南宋时期全图（二）（引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图1-3 金代南京路地图（引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宋、辽时期，佛教是信众最广的信仰，皇室贵族、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等群体均有大量人士崇信佛教。受高丽国、渤海国、辽朝佛教广泛传播的影响，女真族早期就有人了解、信仰佛教，《金史》载完颜部落的始祖函普“兄阿古乃好佛”,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松漠纪闻》等文献皆有关于金国佛事盛大、皇室贵族中信佛者众等记载。金廷以武力消灭辽宋后，“从被征服的辽和北宋那里承继了佛教。佛教在金统治下维持着繁荣，金人延续辽代对佛寺和和尚的资助。他们从南方引入了禅宗，并在1148年至1173年间印行佛经。许多皇家女性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们向佛寺捐赠土地、银两、纺织品，这些都证明了佛教在朝廷中的重要影响”。但纵观整个金代，最高统治者的佛教政策时有不同。武力占领辽、宋统治区域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将去世的开国大将完颜宗雄“葬于归化州，仍于死所建佛寺”。金太宗完颜晟将佛教引入皇室，礼遇、优待佛教人士，为善祥、海慧等名僧建寺造塔。金熙宗完颜亶加速推进汉化，倡导尊孔读经，优礼名僧海慧等人。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则对儒教、佛教采取限制政策。金世宗完颜雍时期，既实行尊孔崇儒、保护佛教政策，又对佛教严加管理、限制，一方面敕建燕京大庆寿寺、辽阳清安禅寺、仰山栖隐寺等寺院，向寺院拨款赐地，一方面严禁民间私建寺庙。金代兴建、修缮佛寺活动，以金世宗在位期间最多，但其“对于佛教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于大定二十年（1180年）颁发圣旨，“要求民间无名额的寺观一律毁弃，此举导致金国境内大量佛教建筑被拆毁”。金章宗完颜璟的佛教政策与世宗朝颇多相似，既优待万松行秀等名僧，同时规定严禁私度，对在籍僧尼三年一试。

与辽相比，金代佛教政策受宋朝的影响更大，以禅宗为主流，“浮图之教，虽贵威、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 “披剃威仪与南宋等”。金代，“女真民族汉化的程度之深、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超过了绝大部分曾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佛教的优待或打压，均是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佛教归根结底是其统治社会和大众的工具，总体而言，金代“对待佛教持利用与限制的态度。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较之辽朝，金朝佛教建筑的规模、数量均受到了限制，而建筑风格也呈现出世俗化的新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女真族建立政权后，在虚心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原有的民族传统并未全部放弃，而是尽可能地使其与先进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符合地域特点、民族特点的佛教建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