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早晨四点钟，我出生在临拉斯帕耶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室内全是漆成白色的家具。第二年夏天照的全家福上，只见几位穿着长袍、头戴饰鸵鸟羽毛帽子的少妇，几位头戴扁平窄檐草帽或巴拿马草帽的先生，全都笑眯眯地看着一个小宝宝：他们是我的父母、祖父、叔伯、姨婶们；小宝宝就是我。我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一岁，我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把相册翻一页：妈妈怀里抱着的婴儿不是我，而是我刚刚出生的妹妹。我穿一条褶裙，戴一顶贝雷帽，两岁半了。似乎我嫉妒妹妹，但为时很短。就记忆所及，我一直以长女、排行老大而自豪。头戴红色兜帽，手拎小篮子，里面装着烘饼、黄油什么的，我觉得比呆呆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有意思。我有一个小妹妹，那个娃娃就不能这么说了。
对于我的幼年时代，我只保留着一种模糊的印象：一种红色、黑色和温暖的印象。家里那套房子是红色的，人造毛地毯、亨利二世式的餐厅、玻璃门上有凹凸花纹的绸帘子、爸爸书房里的绒布窗帘，全都是红色的；而这个神圣的房间里的梨木家具都已变黑。我钻进书桌下凹陷的地方，蜷缩在黑暗之中。那底下又黑又温暖，感觉人造毛地毯的红色刺眼睛。我的整个幼年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又是看又是摸，在安乐窝里认识世界。
我平日里全靠路易丝照护。她早晨给我穿衣服，晚上为我脱衣服，和我睡同一个房间。她年轻但不漂亮，也没有神秘可言，因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她仅仅是为照护我妹妹和我而存在的。她从来话不高声，从来不无端呵责。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堆沙堆，摇哄我的金发布娃娃布隆迪娜时，她平静的目光总是保护着我。我的布隆迪娜是在一个圣诞夜里从天上下凡的，还带着装有她的行装的箱子哩。夜色降临时，路易丝就坐在我身边，给我看图画，还一边讲故事。她的存在对我而言，像我脚下的土地一样自然且必不可少。
母亲对我反倒疏远一些，也更随性，她让我产生爱意：我常常坐在她的膝头上，钻在她幽香、温暖的怀里，在她那少妇的皮肤上印满吻；夜里她有时会出现在我的床边，像图画里的美人一样美丽，不是穿着绿色绒长袍，上面点缀着一朵淡紫色的花，就是穿一件黑得闪闪发光的长袍。她发脾气时，就“两眼瞪着我”；雷鸣电闪般的发怒，让她的脸显得难看，我挺害怕；我需要她的微笑。
至于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每天早上去“宫”里，腋下夹个公文包，里面装满碰不得的东西，被称为资料。他既没有大胡子也没有小胡子，倒是那对蓝色眼睛里总是洋溢着欢乐。傍晚回来时，他总给妈妈带帕尔马紫罗兰，两个人相互拥抱欢笑。爸爸也对我笑，还让我唱歌：“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或者“她有一条木头的假腿”。他还在我的鼻尖下变出一枚枚一百苏的硬币，惊得我目瞪口呆。他逗我玩、关心我、让我感到高兴，可是他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很明确。
路易丝和妈妈的主要职责是喂养我；她们的任务并非总那么容易完成。世界通过我的口进入我的体内，比通过眼睛和手进入我的体内要更亲密一些。我并不全盘接受。新鲜小麦做的糊糊、燕麦糊和面包汤，全都淡而无味，咽得我直流眼泪；腻人的油脂、黏糊糊的贝肉团，令我反胃。我又哭又叫又呕吐，那样反感又那样固执，她们只好放弃硬喂我吃了。相反，在孩子的心目中，美、华丽、幸福都是可以吃的。我热衷于利用小孩子的特权，常常站在瓦文街的糖果店前发愣，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蜜饯、闪着暗色的果酱和五颜六色、微酸的糖果，被迷住了；绿、红、橙、紫这些颜色本身和它们可能带来的快感，都令我馋涎欲滴。我常常运气好，欣赏最终变成快乐的享受。妈妈在研钵里把糖衣杏仁研碎，将粒状的粉末掺进黄色的奶油，糖果的玫瑰色变浅了，成了各种美味的色调，我将小勺伸进一抹夕阳之中。晚上父母接待客人，在客厅里几面镜子的映照下，一盏水晶灯的灯光变成了好多灯光。妈妈坐在三角钢琴前面，一位穿珠罗纱裙的夫人拉小提琴，一位表兄弟拉大提琴。我将一枚糖衣干果放进嘴里一咬，只觉得一团光紧贴上腭一闪，带着一股黑加仑或凤梨的味道：我拥有各种颜色、各种闪光，各种纱罗巾、钻石和花边；我拥有全部欢乐。流淌着奶和蜜的天堂从来不曾吸引过我，但是我羡慕“面包片夫人”(1)用松糕搭成的卧室。我们居住的世界如果整个儿能吃，我们将怎么样占有它啊！长大之后，我恨不得吃开花的巴旦木树，啃糖衣杏仁般的落日。纽约那些贴着天的霓虹灯，都像巨大的糖果，我为吃不着而感到失望。
吃不仅是一种探索、一种征服，而且是我最严肃的责任。“吃妈妈一勺，吃奶奶一勺……你如果不吃，就长不大。”家里人让我背贴着门厅的墙站直，紧贴着我的头顶在墙上画一道，与前些时候画的一道一比较：我长高了两三厘米。大家祝贺我，我昂首挺胸扬扬自得。不过，有时候我感到担心。阳光抚弄着打蜡的镶木地板和漆成白色的家具，我打量一眼妈妈坐的那把扶手椅，心里想：“我再也不能坐在她膝头上了。”未来蓦地呈现，它将把我变成另一个看似我而其实不再是我的女孩。我预感到喂养将停止，再没有人理、再没有人管，有的是接踵而来的种种痛苦。“吃爷爷一勺……”我仍然吃着，为自己不断长大而自豪；我不希望永远是一个娃娃。只有强烈地感受这种冲突，我才能这样细致地回忆起路易丝给我读的那本讲夏洛特故事的画册：一天早晨，夏洛特发现在她床头的一把椅子上，有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玫瑰色糖蛋。这个糖蛋很吸引我。它像肚子和摇篮那么大，然而是可以吃的。夏洛特不肯吃其他任何食物，她一天天变小，变得小小的，险些在一口平底锅里淹死了。厨娘不经意间把她倒进垃圾箱，被一只耗子拖走了。被人救了之后，夏洛特既后怕又懊悔，便贪馋地总是把自己塞得饱饱的，结果膨胀得像个气球。她母亲领着一个圆咕隆咚的怪物又去看医生。我克制住馋欲，仔细看根据医生所规定的饮食制定的图画：一杯巧克力、一个带壳煮的溏心鸡蛋、一块焦黄的排骨。夏洛特恢复了正常体形。我呢，也安然无恙地脱离了那时而让我变成胎儿、时而让我变成胖妇人的险境。
我继续长大，知道自己注定要过世俗生活，便从自己的模样中寻求救助。每天早晨，当路易丝用一根短棍为我卷头发时，我总是满意地端详着镜子里自己两边带鬓角发卷的脸庞：碧眼褐发的女孩据说不同寻常，而我已经学会把稀罕之物视为珍贵。我悦己而又力图悦人。我父母的朋友们助长我的虚荣心，都彬彬有礼地讨好、奉承我。我羡慕皮大衣和光滑如缎的女短上衣；我更加尊重男人，尊重他们的小胡子、身上的烟草味、低沉的嗓音和抱起我的胳膊。我特别想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我说蠢话，一刻也不安生，我想听到他们的一句话，能够启迪我的朦胧意识，使我实实在在地存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一天晚上，当着爸爸一位朋友的面，我固执地拒绝一盘烧生菜。在假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爸爸的这位朋友风趣地问道：“西蒙娜还喜欢烧生菜吗？”在我眼里，文字比口头说的话更有魅力：我喜笑颜开。当我们在德尚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再次遇到达尔代勒先生时，我希望他能说一些妙趣横生的话逗我，还试着逗他，可是他毫无反应。我还想挑逗，大人叫我闭嘴。我气恼地发现，荣耀只是过眼云烟。
这类失望平常我都能幸免。在家里，一点小事都会引起纷纷议论。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故事，重复我的话。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堂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确保我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一大批神明关怀地向着我呢。我刚会走路，妈妈就领我去教堂，指给我看小耶稣、仁慈的上帝、圣母和众天使的像，有蜡做的、石膏塑的，也有画在墙壁上的。其中有一个天使像路易丝一样，是专门分配关照我的。我那繁星点点的天空，闪耀着许多守护我的眼睛。
在凡间，妈妈的母亲和妹妹争相关心我。外婆双颊红润，满头银发，戴着钻石耳环，嘴里嗍着像高帮皮鞋纽扣一样又硬又圆的口香糖。我很喜欢口香糖透明的颜色。我爱外婆，因为她老了；我爱莉莉姨妈，因为她年轻。莉莉姨妈像孩子一样住在父母家，我觉得她对我来说比其他大人更感到亲近。外公面颊红红的，秃顶亮亮的，下巴颏儿总有一层浅灰色的沫子，显得脏兮兮的。他常让我坐在他的脚上认真地颠着，可是他的嗓音很粗，你从来弄不清楚，他是在逗你玩儿，还是在呵斥你。我每周四在他们家吃午饭，有油炸千层酥、白汁肉块、奶油蛋白甜点：外婆让我大饱口福。饭后，外公躺在一把包织锦的扶手椅里打瞌睡，而我在餐桌下玩不出声音的游戏。等外公走了，外婆才从碗橱里拿出那个金属的陀螺，让它带着拴在上面的一些五彩圆纸板旋转。还有一个铅制的老头，外婆称之为“患肠绞痛的老爹”，点燃它屁股后面一个白色的囊，就会从里面蹿出一条浅褐色的小蛇。外婆还和我一起玩多米诺骨牌、纸牌和棒棒游戏。在这间比古玩店后间还拥挤的餐厅里，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四面墙壁没有一面是空的，全都挂满了挂毯、瓷盘、色调朦胧的画；一只死火鸡躺在一堆绿卷心菜中间；独脚小圆桌上放满了拉绒和长毛绒织物、凸花花边和插在铜花瓶里的蜘蛛抱蛋。这一切使我感到烦闷。
有时莉莉姨妈领我出去玩。不知怎么那样幸运，她好几次带我去看马术比赛。一天下午，在伊西雷穆利诺马术赛场的看台上，我坐在她旁边，看见天空中有几架双翼飞机和单翼飞机在翻飞。我们关系很融洽。我最遥远、最愉快的回忆之一，就是和她一块儿在上马恩省的维兰古堡，即外婆的一个妹妹家小住了几天。年老的阿丽丝姨婆，早年丧女又丧夫，孤单一人，耳朵又聋，住在一个花园中央的一座大房子里。那座小城，街道狭窄，房舍低矮，看上去仿佛是按照一本图画册里的图画仿造的。护窗板上凿有三叶形和心形的洞，用呈小人形的铁钩挂在墙壁上；叩门锤呈手掌形状；一道高大的门朝向一个有黄鹿在奔跑的公园；一座石塔上爬满犬蔷薇。小城的老小姐们热情欢迎我：艾丽莎小姐给我心形的香料蜜糖面包；玛特小姐有一只神奇的老鼠——它被关在一个玻璃盒子里，从一条缝里塞进一块纸板，上面写有一个问题；老鼠转圆圈，用嘴去顶一个格子，那格子正好放着印有答案的一张纸。最令我惊奇的是，马斯博士的几只母鸡下的蛋上面，有木炭画的图案。我亲手从鸡窝里取出那些蛋，所以后来当一个小女友表示怀疑时，我便反驳说：“那些蛋是我亲手捡起来的！”我喜欢阿丽丝姨婆花园里修剪整齐的紫杉、黄杨树浓重的香气，还有一株千金榆树下一件像摆食物的台子一样妙不可言的东西：那是一块像柜子的石头，一张石桌。一天上午有一场雷雨，我和莉莉姨妈在餐厅里玩，突然一个雷落在房顶上。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感到十分自豪：每当遇到一件什么事情，我都觉得自己算个人物。我还体验过更美妙的快乐呢。一般人家的墙头都长铁线莲。一天早上阿丽丝姨婆没好气地叫我：地上扔有一朵铁线莲花，她说是我摘的。碰花园里的花是一种罪过，我不是不知道其严重性。可是我并没有犯这罪过，便表示抗议。阿丽丝姨婆不相信我的话。莉莉姨妈激烈地为我辩护。她是我父母的代表，我唯一的评判者。一张老脸长满斑的阿丽丝姨婆，像一个虐待小孩子的凶老妖婆。这是善的力量为了保护我，而向错误和不公发起的一场战斗，我得意地助战。在巴黎，父母和爷爷奶奶都义愤地站在我一边。我品尝着自己的品行取得的胜利。
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为我提供了保护、抚爱和乐趣，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女孩。然而什么东西出了毛病，因为有时狂怒的发作让我倒在地上，脸色发青，浑身抽动。我三岁半，我们在一家大宾馆沐浴着阳光的露天座位吃午饭——那是在迪沃纳-勒班。大人给了我一个红李子，我开始剥皮。“不要剥皮。”妈妈说。我大喊大叫着倒在水泥地板上。我在布西科广场的中心公园垒沙堆，路易丝硬拉着我离开了那里，我便沿整条拉斯帕耶大街不停地吼叫。在这种时候，无论妈妈愤怒的目光，还是路易丝严厉的声音，抑或爸爸发表的奇谈怪论，对我都不起作用。我叫喊得那样响，叫喊的时间那样长，走到卢森堡公园，有时人家还以为我是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呢。“可怜的孩子！”一位夫人说着递给我一块糖。作为感谢我踢她一脚。这件事引起了轰动，一位肥胖、上唇汗毛特重、耍笔杆子的大婶，在《模范娃娃》杂志上讲述了这件事。我分享着我父母对印刷品的敬畏。透过路易丝给我读的那篇记述，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然而渐渐地我感到难为情了。“可怜的路易丝常常伤心地哭泣，一边怀念她的羔羊。”那位大婶写道。路易丝从来不哭，也没有羔羊，她爱我。怎么能把一个小女孩比作羊呢？这一天我怀疑文学和真相之间所维持的，仅仅是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经常自问我一次次发作的理由和意义。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充满激情与活力，我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走极端的心态。让反感发展到作呕，让欲望发展到念念不忘的程度，这就使得我所喜欢的事物与我不喜欢的事物之间，相隔了一条鸿沟。我不能毫不在乎地接受自己从完满堕入虚无，从极乐堕入恐怖。如果认为这是必然的，我也就认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东西发过火。不过，我拒绝向这种摸不着的力量即言辞让步。引起我反感的，往往是不经意地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应该……不应该……”它转瞬间就会破坏我所专注的事物和我的快乐。针对我的命令和禁忌的任意性，说明它们本身就经不起推敲。昨天我剥了一个桃子的皮，为什么这个李子不要剥皮呢？为什么刚好在这一刻我要放弃游戏呢？我遇到的到处是限制，没有一处遇到必须。在像冷冰冰的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规则之中，我依稀看见令人眩晕的虚无：我就是坠入了这个深渊，嘴巴被叫喊撕裂。我趴在地上，乱打乱踢，用肉体的重量对抗那无形中控制我的力量。我迫使它变成有形的力量。他们抓住我，把我关进放扫把和鸡毛掸子的黑屋子。于是我可以拳打脚踢真正的墙壁，而不再是与摸不着的意志搏斗了。我知道这种斗争徒劳无功：自妈妈从我手里夺过血红的李子，路易丝把铲子和模具放回筐里那一刻起，我就被打败了。可是我不服输，要败就败到底。我的惊悸和令我两眼蒙眬的泪，碾碎了时间、消融了空间，既荡除了我的欲望的目标，也荡除了横隔在我和目标之间的障碍。我昏昏沉沉、软弱无力，一切都退去了，只剩下我形单影只的存在，这存在爆发为久久的号叫。
大人们不仅愚弄我的意志，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是他们心理活动的牺牲品。他们的心理活动有时起着一面可爱的镜子的作用，也能对我施以魔法，把我变成动物或东西。“她的腿肚子多漂亮，这个小姑娘！”一位夫人一边俯身来摸我，一边说。我本来可以说：“这位夫人真愚蠢，她把我当成了一只小狗。”那样我就得救了。可是，三岁的我没有任何能力对付那恭维的声音和贪心的微笑，我只能尖叫着扑向人行道。后来，我学会了几招防卫术，但提高了要求：只要人家把我当孩子对待，我就觉得自己受伤了；我知识狭隘、能力有限，但认为自己并不失为堂堂正正的人。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玛格丽特姨妈牵着我的手。她不太善于和我说话，我突然寻思：“她怎么看我呢？”心头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深处，而她一无所知。她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我身体尚未发育长成，而没想到我内心深处什么也不短缺。我决计长大之后，一定不要忘记，人到五岁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正是大人们在藐视时所否认的，我因此被触怒。我有着不健全人的敏感。玩牌时外婆作弊让我赢，或者莉莉姨妈给我出太容易的谜语，我都会生气。我常常怀疑大人们装模作样。我太信任他们，无法想象他们会受骗上当。我疑心他们是特意合计好了来捉弄我。在一次喜筵快结束时，爷爷想和我碰杯，我感到大为扫兴。一天我跑得满头大汗，路易丝拿了条手帕要帮我擦擦，我气冲冲地挣脱，觉得她假惺惺的。不论有理没理，只要感到大人利用我的天真来耍弄我，我就会奋起反抗。
我的暴戾令人害怕。大人呵斥我，给我一点惩罚，但很少打我耳光。“西蒙娜嘛，你只要碰一下她，就会脸色发青。”妈妈说。一位叔叔气极顾不了这个，令我大吃一惊，发作骤然停止。他们大概能够轻易地制服我吧。不过，父母并不把我的狂烈看得太严重。爸爸不知滑稽地模仿什么人，打趣地说：“这孩子就是不好相处。”有人不无带点得意地说：“西蒙娜倔强得像头骡子。”我从中沾了光，越发任性，以不听话为乐事。在全家照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我吐舌头，大家围着我笑。这些小小的胜利鼓励了我，不把规矩、礼仪、习俗看成不可逾越的东西；这些小小的胜利也是某种乐观情绪的根源，不惧怕一切管教。
至于我那些失败，它们并没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怒。每当眼泪哭干了、嗓子喊哑了，我最终投降时，人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力气去吃后悔药了，往往连反抗的目标也忘得一干二净。找不到为自己的过火行为辩护的理由，颜面难顾全，我心里充满内疚。不过内疚很快烟消云散，因为我不难获得原谅。总之，我的发作抵消了管束我的规矩的专横，避免我把积怨埋在心里生闷气。我从来不会认真地对权威提出质疑。只有当大人的所作所为暴露了我的小孩子身份的暧昧，我才会觉得可疑。我的反抗所针对的就是后者。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向我提出的信条和价值观。
我的世界划分为两大范畴，就是善与恶。我处于善的范畴之中，这里充满幸福和美德，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我经受过莫名的痛苦，有时会碰破头、擦破皮、脸上长个脓包，模样都变了。一位医生用硝酸银棒为我炙脓包，我大喊大叫。不过这类小事故很快就平复了，动摇不了我的信条：人的苦乐与人的素质相符。
我与善密不可分，所以很快就知道善包含着细微的差别和不同的程度。我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但常常犯错误。阿丽丝姨婆经常祈祷，肯定能升天堂，然而她对我不公正。在我应当热爱和尊敬的人当中，有一些在某些方面受到我父母的指责，甚至外公外婆也免不了受他们批评。他们总是与一些表兄弟不和，而这些表兄弟妈妈经常去看望，我觉得都挺和蔼可亲的。“不和”这个字眼，令人想到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可不喜欢。他们为什么彼此不和？怎么会弄得彼此不和呢？我觉得不和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高度赞同妈妈。“你昨天去谁家了？”莉莉姨妈问我。“我不告诉你，妈妈不让我说。”莉莉姨妈和她母亲意味深长地交换一个眼色。有时她们会说出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怎么？你妈妈还在奔忙？”她们的恶意降低了她们的威望，而对妈妈毫无损害。这倒也不影响我对她们的感情。从令人满意的角度讲，我觉得这些二等人物自然不像至圣神明那样无可指责：路易丝和我父母掌握一贯正确的垄断权。
善与恶被一柄烈火之剑隔开。我从来没有面对面看见过恶。有时，父母的声音变得严厉，从他们的气愤和恼怒，我猜想在他们周围存在一些真正黑心的人，我不知道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罪孽。恶保持着距离。我只能通过神话中的一些面孔，来想象恶的帮凶是什么样子——魔鬼、老妖婆卡拉波斯、灰姑娘的姐妹，他们本身的样子都见不着，我便把他们统统视为精怪。恶魔造孽犹如烈火焚毁，是不需要理由和借口的。地狱是其出生地，受刑罚是其命运，对其受的刑罚表示同情，在我看来是亵渎神明。老实说，矮人们给白雪公主的后母穿的烧红的铁靴、烤魔王路济弗尔的烈火，在我看来根本不是给人展示受煎熬的肉体的形象。吃人妖、巫婆、魔怪、后母、刽子手等，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象征一种抽象的力量，他们所受的刑罚抽象地说明了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与路易丝和我妹妹出发去里昂时，心里希望能碰上露出真面目的敌人。我们受到几位远房表亲的邀请，他们住在里昂市郊一座大花园环绕的房子里。妈妈提醒我，西尔苗纳家的几个孩子没有了娘，不总是很乖，经文也念不好；当我念经文时，他们如果嘲笑我，我不要感到难堪。我觉得自己弄明白了，这几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年迈的医学教授，不把仁慈的上帝放在心上。我穿着被投给狮子的圣女布朗蒂娜式的宽大白长裙。我感到失望，没有任何人攻击我。西尔苗纳姨父离开家时，低声说：“再见，愿上帝赐福给你们。”看来他并非不信教的人。我的几位表兄弟——他们一共七位，年龄从七岁到二十岁——确实都行为乖张。他们隔着大花园的铁栅栏门，向街上的顽童扔石头，相互打架，折磨和他们一块生活的一个痴呆的小孤女，他们夜里从父亲的书房里弄出一副人体骨骼，披上条被单来吓唬她。我虽然感到困惑，但觉得这些怪异行为并不那么严重，从中并没有发现难以想象的邪恶。我平静地在一丛丛绣球花之间玩耍，世界的反面一直对我隐藏不露。
然而，一天晚上，我觉得脚下的大地晃动了。
我们的父母也来与我们会合了。一天下午，路易丝带领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个主保瞻礼节，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回，离开时已是黄昏。我们边走边聊，笑声不断，我吃着自己非常喜欢的仿制品——甘草棒，这时妈妈出现在道路的拐弯处。她头上披一条绿色薄纱巾，噘着嘴：“都什么时候了，才回来？”她最年长，是“太太”，有权呵斥路易丝。可是我不喜欢她噘着嘴，也不喜欢她这口气；我也不喜欢路易丝忍耐的目光里闪现出的一种不友好的东西。这天晚上——或者另一个晚上，反正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两件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和路易丝在花园里，还有一个人我说不出名字。天挺黑，住宅正面外墙黑糊糊的，有一扇窗户开着，房间里亮着灯。我们看见两个身影，听见两个激动的声音。路易丝说：“听，先生和太太在吵架。”刹那间，宇宙倾覆了。爸爸和妈妈不可能是仇敌，路易丝不可能是他们的仇敌。当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时，天堂和地狱就合二为一，黑暗和光明就混淆不清了。我陷入了创世之前的混沌之中。
这场噩梦倒是没有持续。第二天早晨，父母双亲又满面微笑，也恢复了平常的声音。路易丝的冷笑留在我心里，但我不予理会。有许多小事我都这样让它们湮没在迷雾之中。
有些事情我其实感受非常强烈，永远忘不掉，却能做到绝口不提，这种秉性是我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启示之一。人们告诉我的世界，是按固定的坐标和分明的类别和谐地安置的。中性的概念都被排除：要么是叛徒，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变节者，要么是殉道者，没有中间分子；凡是不能吃的果子都是有毒的；人们肯定“我爱”我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最受冷落的叔祖父母。自我牙牙学语开始，我的经历戳穿了这种本质主义。白很少是纯白的，邪恶的黑色隐匿着，我看到的是白不白黑不黑的灰色。只是当我试图抓住它们模糊不清的区别时，不得不倚仗词句，才又回落到了概念分明的世界里。我凭双眼看到的东西，我确实感受到的东西，大概勉强可以归于这个范畴。神话和老生常谈压倒真理。真理无法确切地说出来，我便悄悄地把它塞进微不足道之中。
不靠语言帮助的思维既然受挫，我便估摸着语言完完全全地涵盖了现实。因此我可能是受了大人的启蒙，从而把他们视为掌握绝学的人：他们所指是一件事物，而所表达的则为事物之精髓，即如水果之汁。在词语与其表达对象之间，我想象不出有任何距离可容纳谬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依循语言而不加批评、查考，甚至情形令我疑惑时亦如此。西尔苗纳家我的两位表兄嘴里嗍着苹果糖。“这是通便的药。”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冷笑告诉我，他们在嘲笑我。然而，他们用的词与那灰白色的棒棒糖融合在一起了，我不再馋那棒棒，因为在我眼里，它们现在是介乎那种糖和那种药之间似是而非的东西了。
然而，我记得有一个事例，语言并未压倒我的确信。在乡下，假期里家人有时会带我去一位远房小表兄家玩。小表兄住着一个大花园里的一座漂亮房子，我跟他玩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可怜的傻子。”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小表兄桑德里年龄比我大得多，但我觉得他是个正常人，因为他跟我很亲近。不知道是否有人让我看过或对我描述过傻子，我觉得傻子都带着一脸傻笑，两眼无神。我再见到桑德里，便尽量拿这个形象来对照他的模样，却怎么也对不上。或许他是内心深处而并非表面上像傻子吧，可是这种想法令我反感。一方面我心里想把事情弄个明白，另一方面父亲侮辱了我玩耍的伙伴，我对他心存怨恨，所以便去问桑德里的祖母：“桑德里真的是个傻子吗？”我问道。“不，他才不傻呢！”祖母像受了冒犯似的答道。她非常了解自己的孙子。也许爸爸搞错了？我感到困惑。
我并不怎么依恋桑德里，上面这件小事令我感到意外，但甚少触动我。只有当语言的魔法咬噬我的心时，我才发现了它。
妈妈头一回穿一件橘红色连衣裙，路易丝跟对面一家的女佣说：“你看见太太的穿着了吧，一个十足的古怪女人！”另一天，路易丝在住宅楼的门厅里与门房的女儿闲聊，而在两层楼上面，妈妈正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路易丝说：“啊！又是太太在大喊大叫啦！”古怪女人，大喊大叫。这两句话我觉得不堪入耳。它们哪里与妈妈挨得上边呢？妈妈是那样美丽、高雅、精通音乐。然而，这两句话是出自路易丝之口，怎样驳斥呢？对其他人，我知道争辩。可是路易丝就是公正、就是真理，我对她的尊重不容许我对她进行评判。仅仅质疑她的欣赏能力是不够的。为了抵消她这种恶言的影响，必须归咎于她的恶劣情绪，也就是承认她与妈妈相处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两个必然有一个不对！不。我希望她们两个都完美无缺。我努力去除路易丝这两句话的实质内容：这只不过是从她嘴里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其原因我搞不明白而已。我并没有完全成功。从此以后，每当妈妈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当她大声唱歌时，我会有一种不自在之感。另一方面，现在我知道，不必对路易丝所有的话都那么认真，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完全乖乖地听她的话了。
一旦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便赶紧躲避，因此很愿意反复谈那些自己觉得没有风险的问题。出生问题甚少令我不安。开初听见有人说，孩子都是父母买来的。这个世界如此之大，充满闻所未闻的奇迹，说不定某个地方会有一间婴儿仓库的。这个想法渐渐消失了，我满足于一种更虚幻的解答：“是上帝创造了婴儿。”上帝从混沌中造出大地，用泥巴造出亚当，他让柳条小摇篮里冒出一个婴儿，就毫不稀奇了。乞求于上帝的旨意，平息了我的好奇。大体上，上帝的旨意可能解释一切。至于具体细节，我想我会逐步发现的。令我好奇的是，父母存心不让我听到他们的某些交谈，我一走近，他们就压低声音或者不作声了。这就是说，有一些我听得明白的事情，不能让我知道。是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妈妈禁止路易丝给我读塞居尔夫人的一篇故事，因为这篇故事会让我做噩梦。图画上看到的那个穿兽皮的小伙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也白搭。在我看来，《熊崽》就体现了神秘。
宗教的伟大奥义太深奥、太难懂，倒是不令我惊奇了。但是熟悉的圣诞节奇迹却令我深思。万能的小耶稣贪玩而下到烟囱里，像一个普通的通烟囱工人，我觉得不恰当。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想了好长时间，终于向父母和盘托出，他们才说明了真相。令我愕然的是，我居然如此实诚地相信了一件不真实的事情，其中必然有虚假的可信之处。我不会从这件事得出实际的结论，不会想父母欺骗了我，他们可能还会欺骗我。也许我不会原谅他们对我说的谎话；他们的谎话令我灰心丧气，感受到切肤之痛的伤害。我会反抗，会变得多疑。魔术师向观众公开了自己的戏法，观众会感到受到捉弄。我不会比观众更感觉受到了捉弄。当我发现我的布隆迪娜坐在我鞋旁边它的箱子上时，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因而对父母骗了我，也就心存感激了。如果不是从他们嘴里了解到真相，我可能会怨恨他们。他们承认骗了我，就以他们的坦诚令我信服了。如今他们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说话。我为自己获得了新的尊严感到自豪。他们哄骗小孩子，我接受，反正我不再是小孩子了。大人继续哄骗我的小妹妹，我认为是正常的。我嘛，已经跻身于大人这一边，料定从今以后大家都会对我讲真话了。
父母对我的问题都欣然回答，我的无知一表达出来就消除了。然而，我意识到有一个不足之处：在大人眼前，书里一行行黑斑变成了文字；我左看右看，那些黑斑我也是看得见的，但看不明白。家里很早就让我玩字母了。三岁的时候我就跟着说O叫做O、S是S，就像一张桌子是一张桌子。字母表我差不多认全了，可是印出来的一页页书依旧缄默不语。一天我脑子里喀哒了一声。妈妈把《雷仁博识字法》翻开放在餐桌上。我注视着母牛图和c、h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念ch。我突然明白了，它们并不像物体一样具有一个名称，而是代表一个声音。我明白了何谓一个符号。我想尽快让人教我认字，可是我的思想让我半途停止了。我看出来那图像不折不扣地代表了与它相符的声音；这图像和声音都来自它们所表达的物体，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制的成分。理解了符号不等于理解规则。所以当外婆要教我音符时，我硬是不肯学。她拿一根毛线针指着一张谱表上的全音符。这条线对应钢琴的某个键，她向我解释说。为什么呢？怎么对应呢？我看不出那张横线纸与钢琴键盘之间有任何共同之处。有人企图给我强加莫名其妙的限制，我就反抗；同样，不绝对真的事实我也不接受。我只愿意顺从必然；人作出的决定或多或少都是出于心血来潮，其分量不足以让我非赞同不可。我固执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服输了：一天我学会了音阶，但我仿佛觉得是学一个游戏规则，而不是学一种知识；相反，我轻松地对算术产生了兴趣，因为我相信数字是实在的。
一九一三年十月我五岁半的时候，家里决定让我进一所名字吸引人的学校，即德西尔学校(2)学习。初级班班主任法叶小姐在一间庄严肃穆、门包软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她一边和妈妈说话，一边抚摩我的头发。“我们不是小学教员，而是教育者。”她解释说。她穿一件不袒露肚腹的无袖女胸衣、一条很长的裙子，在我看来她太虚情假意。我喜欢矜持点的性格。然而，头一回进课堂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前厅里高兴得又蹦又跳地叫：“明天我就去上学了！”“这个嘛，不会总让你开心的。”路易丝对我说。这一次她说错了，我可以肯定。想到就要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就兴奋异常。直到这时，我一直是在大人们的边缘成长。从现在起我就有自己的书包、自己的课本、自己的练习本、自己的任务了，每一周、每一天，都将按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进行分配；我依稀看到未来，它不会使我脱离自己，而会沉淀在我的记忆里：一年又一年，我将不断地充实自己，同时忠实地保持这个小学女生的本色；此时此刻，我正庆祝这个小学女生的诞生呢。
我如愿以偿，每逢周三、周六都参加一个钟头的祝圣仪式，那盛况使我的整个星期变得美好。学生们围绕一张椭圆形桌子坐好，法叶小姐坐在主教座般的高背椅子上主持仪式。特意供奉在高处的阿德丽娜·德西尔像，在镜框里守护着我们。我们的母亲坐在黑色仿皮长沙发上，做着刺绣、打毛线等女红活儿。她们根据我们表现得乖还是不很乖给我们打分，快下课时我们大声念出自己的分数，法叶小姐把它们登记在她的记分册里。妈妈每次都给我打十分，打九分会使我们母女俩丢面子。法叶小姐给我们发“满意卡”，学期末我拿这些卡换切口涂金的书。然后她站在门口，在我们每个人额头上印一个吻，给我们的心灵留下好主意。我会读、会写，也开始会数数了：我是“零”班的明星。圣诞节前后，老师给我穿上带金色饰带边的白色长袍，装扮成幼年耶稣，其他小女孩都向我下跪。
妈妈检查我的作业，一丝不苟地让我背课文。我喜欢学习，我觉得《圣经》比佩罗(3)的童话故事更有趣，因为它所讲述的奇迹，都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也迷恋我的地图册里的一幅幅地图。岛屿的孤寂、海岬的胆壮、与大陆相连的狭长半岛的单薄，令我心驰神往。长大后，我从飞机上看到镶嵌在蓝色大海上的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时，重新领略了对地理的这种心醉神迷，而在被真正的阳光照亮的哈尔基斯，我重新获得了一个地峡被两个海扼住的完美要领。一幅幅精确的图，牢牢地镌刻在世纪石壁上的一段段小故事：世界是一本色彩亮丽的图画册，我醉心地翻阅着。
我之所以对学习这样感兴趣，是因为日常生活不再令我满足。我住在巴黎，一个由人工布置、完全驯化的环境里：街道、房屋、有轨电车、路灯、家用器具，所有东西都平淡无奇，仿若概念，各有功用而已。卢森堡公园，里面的树丛不得触碰，草地不准践踏。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场所。有些地方，透过一道裂口，瞥见画布后面模糊难辨的深处。地铁的隧道向着大地神秘的心脏，无限地延伸。蒙帕纳斯大街，在如今的法兰西学院所在地，那时是一个很大的堆煤场“朱格拉”。从堆煤场出来的人，脸都黑糊糊的，头上顶着麻袋。在一堆堆焦炭和无烟煤，在烟囱冒出的油烟里，大白天也徘徊着被上帝与光明分开的黑暗。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黑暗。在我所处的文明世界里，令我惊异的东西寥寥无几，因为我不知道人类的影响始自何处，止于何处。飞机和飞艇有时飞越巴黎上空，大人们远远比我更感到惊奇。至于娱乐，甚少有人向我提供。父母带我去香榭丽舍大街看过英国国君经过；我在那里观看过四旬斋狂欢日大游行，后来还观看过陆军部长加列尼的葬礼。我跟随过宗教仪式队伍，参观过临时祭坛。我几乎从没去过马戏场，很少去布袋木偶戏剧院。我有一些令我开心的玩具，而令我着迷的只是少数。我喜欢把眼睛贴在立体镜上，观看它把平面图像变成三维场景；或者观看活动电影放映机里，一盘静止的图像胶片转动起来而生成马儿奔驰的场面。大人给了我几种画册，只要用拇指一按，里面的图像便能活动起来，例如一些画页上静止不动的小姑娘会跳起来，拳击手会开始拳击。还有影子戏、光线投射。光学幻影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幻影在我眼前不断地组合再组合。大体上，我的市民生活很不丰富，根本无法与书本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相媲美。
当我离开城市，被带到动物和植物之中，被带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大自然之中时，一切都变了。
我们常去利穆赞大区爸爸的老家过夏天。爷爷退休了，住在乌泽什附近一座由他爸爸购置的住宅里。他蓄银白的连鬓胡子，头戴鸭舌帽，胸佩荣誉勋位勋章，成天哼着曲子。他告诉我树木、花草和小鸟的名字。孔雀在爬满紫藤和紫葳的房子前面开屏。我欣赏大鸟笼里的红头雀和锦鸡。“英国式小河”上有人造瀑布，水面上睡莲开花，水里游着金鱼，水中间有一座微型小岛，由两座藤桥与两岸相连。园里有雪松、红杉、紫栎树、日本矮树、垂柳、玉竺、南洋杉、常绿树、落叶树、花丛、灌木丛、矮树丛。这个由白色栅栏围绕的花园并不大，但丰富多彩，令我探索不尽。假期过半我们离开这里，去爸爸的姐姐家。她嫁给了附近的一位乡绅，生有两个孩子。他们赶着由四匹马拉的四轮无篷大马车来接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我们便上车在蓝色皮凳上坐好。凳子散发着尘土味和阳光味。姑父骑着马陪护我们。走了二十公里，我们到达了格里埃尔。这里的花园比梅里尼亚克的花园更大、更荒芜，也更单调。花园中间是一座破旧的、石板屋顶的古堡，两侧有角塔。艾莱娜姑妈有些冷淡。姑父莫里斯留小胡子，穿着马靴，手里拿根鞭子，时而沉默，时而生气，有点令我害怕。我喜欢与罗贝尔和玛德莱娜在一起，他们两个一个比我大五岁，一个比我大三岁。在姑妈家像在爷爷家一样，他们让我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跑，我可以触摸一切。我铲土、揉泥团、扯掉树叶和花冠、剥七叶树果实、用鞋跟碾爆鼓胀的豆荚，学到了书本和权威不可能教给我的东西。我认识了黄花毛茛、苜蓿、甜福禄考、蓝莹莹的牵牛花、蝴蝶、瓢虫、萤火虫、露水、蜘蛛网、游丝；我知道了枸骨叶冬青比桂樱或花楸树还红，秋天里桃红了、叶黄了，太阳在天空升起又沉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挪动。缤纷的色彩和馥郁的芬芳令我陶醉。在鱼塘的碧水之中，在随风起伏的青草之中，在会拉伤手的蕨草下面，在矮树林深处，到处都隐藏着我渴望发现的珍宝。
自我上学以来，父亲一直关心我的成绩和进步，他在我的生活中更重要了。我觉得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是难得的一种人。在那个男人都留大胡子、小胡子的年代，他那张剃得光光的、表情生动的脸，令人刮目相看，他的朋友们说他像黎加丹(4)。我周围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滑稽、有趣、出色；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读了那么多书，能背诵那么多诗歌，能以他那样的热情进行讨论。他背靠壁炉，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大家都洗耳恭听。在家庭会议上，他抢尽风头，演独角戏或扎马柯伊斯的《猴子》，大家为他鼓掌。他最独特之处，是在闲暇之时演滑稽戏。看见照片上的他装扮成丑角、咖啡馆服务员、士兵、悲剧女演员，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神奇本领的人。他身穿连衫裙，前面系块白围裙，头戴无边软帽，睁大一双蓝色的眼睛，扮演名叫罗莎莉的傻厨娘，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每年父母总要去迪沃纳-勒班过三个星期，而且是与一群业余演员一块儿。那些演员就在赌场的舞台上演出，给度假的人添乐子，大宾馆的经理免费给他们提供住宿。一九一四年，路易丝、我妹妹和我三个人去梅里尼亚克等他们，在那里又见到爸爸的大哥——我们的伯父加斯东和伯母玛格丽特，还有比我小一岁的堂妹让娜。玛格丽特伯母苍白、瘦削得令我害怕。他们住到了巴黎，我们就常见面了。我妹妹和让娜在我的专横面前百依百顺。在梅里尼亚克，我将她们套上一辆小车，她们拉着我在大花园里奔跑，我给她们上课，带着她们逃学，逃到大街中间才小心翼翼地停下来。一天早上，我们在柴垛旁的新鲜刨木花里玩儿，突然响起了警报的钟声，战争爆发了。战争这个词我头一回听到是一年前在里昂。据说，仗打起来就会有一些人杀另一些人。我寻思往哪儿逃跑。这一年，爸爸告诉我，战争意味着一个国家遭到外国入侵。于是我开始害怕数不清的日本人，他们在街上的各个十字路口卖纸扇和纸灯笼。可是不对。我们的敌人是戴尖头盔的德国人，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我在汉西(5)的画册里见过他们可笑、丑恶的嘴脸。
现在我知道在一场战争中，只是士兵们相互杀戮。我对地理足够了解，知道国界线离利穆赞远着呢。我周围没有什么人表现出恐慌，我也不担心。爸爸妈妈扛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说个不停。他们在火车上度过了两天两夜。车库的门上贴了征用告示，祖父家的马都被赶到乌泽什去了。普遍的混乱和《中部通讯》的大字标题令我兴奋。每当发生什么事情时，我总是感到高兴，想出一些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游戏：我扮演普恩加来(6)，堂妹扮演乔治五世，妹妹饰沙皇。我们在雪松树下开讲演会，用马刀砍杀普鲁士人。
九月份在格里埃尔，我学习履行法国国民的义务。我帮助妈妈做旧布纱团，还织了一个羊毛风雪帽。姑妈艾莱娜驾着那辆英国式马车，我们去邻近的火车站，向缠头巾的大个子印度人分发苹果，他们则抓给我们一把一把的荞麦。我们带给伤员们抹奶酪和肉酱的面包片。镇子里的妇女捧着食物在列车外面奔跑。“纪念品，纪念品！”她们叫卖着，士兵们则用军大衣纽扣和子弹壳与她们交换。有一次，一个妇女给了一个德国伤兵一杯葡萄酒，引起一片窃窃议论。“怎么啦，”她说，“他们也是人嘛。”大家议论得更厉害了。姑妈艾莱娜本来不经意的眼睛里燃起了神圣的怒火。这些德国鬼子天生就是罪犯。他们引起的不只是气愤，而是仇恨。人们不会对魔王撒旦感到愤慨，但叛徒、特务、坏法国人，使我们正直的心里充满义正词严的愤慨。我非常厌恶地盯着现在被叫作“德国女人”的那个妇女。邪恶终于找到了化身。
我热情拥抱善的事业。我父亲曾因心脏病退役，但被重新征募，编入左阿夫团(7)。我和妈妈去他正在服役的维尔塔诺斯看望他。他蓄起了小胡子，小圆帽下一张严肃的脸令我印象深刻。我必须表现得无愧于他，立刻显示出一种堪称典范的爱国主义，一脚踩瘪了一个“德国造”的属于我妹妹的赛璐珞娃娃。接着我又把刻有同样标记的餐刀刀架从窗口扔了出去，大家拦也拦不住。我在所有花盆里插上协约国的旗帜，扮演勇敢的左阿夫团士兵，英雄的孩子，还用彩色粉笔写上：“法国万岁！”大人们褒奖我的模仿行为，用得意而开心的口气说：“西蒙娜沙文主义得要命。”我领略了微笑和恭维。不知谁送给了妈妈一块天蓝色军官呢料。一位女裁缝完全照军大衣的式样，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件大衣。“你瞧，甚至有军大衣的后腰带呢。”母亲对欣赏或惊讶的朋友们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像我一样，穿一件如此有特色的大衣——一件这样有法国味的大衣。我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
一个孩子差不了多少就变成猴子了。过去我喜欢炫耀自己，但不肯参加演大人们导演的滑稽戏。现在年龄大了，我再也不需要大人们的亲昵、抚爱、哄逗，越来越强烈需要的是他们的赞许。他们叫我演一个最容易扮演、最适合我演的角色，我就会立即投入。我穿着天蓝色军大衣，跑到大街上，站在妈妈一位朋友开的“法国比利时人之家”门口募捐。“为了逃难的比利时孩子们！”钱币雨点般落进我的小花筐里，行人们的微笑让我确信，我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爱国者。然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上下打量我一眼问：“干吗为比利时难民？法国难民呢？”我不知所措。比利时人是我们英勇的盟友，不过说到底，如果我们以沙文主义自鸣得意，那么我们就应该爱法国人甚于爱比利时人。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地盘上吃了败仗。还有令人失望的事情在等着我呢。天黑时分，我回到“法国比利时人之家”，大家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向我表示祝贺。“我可以付我的煤费了！”女主任说。我提出异议：“这钱是给难民的。”她们居然不把自己的利益分开，这令我难以接受。我本来幻想有更可观的善举。而且费芙丽叶小姐曾许诺这笔钱要全部给一位护士，所以没有说明她留下了一半。“十二法郎，这挺可观啦！”那位护士礼貌地对我说。可是我募集到了二十四法郎。我非常生气。大人并不欣赏我的真正价值。其次呢，我自以为是明星，其实我只是一个配角。我被她们忽悠了。
然而对这个下午，我却保留着一个得意的回忆，决意坚持做下去。我和其他一些小姑娘在圣心教堂里徘徊，手里晃动着三角形小旗，一边唱着歌。我为我们亲爱的法国士兵兜售祈祷文和玫瑰经文。我重复所有的口号，遵守所有的命令，在地铁和有轨电车里都见写着：“别说话，当心，敌人的耳朵听见你。”传说有特务将针扎进女人的屁股，还有些特务向孩子们散发有毒的糖果。我故作谨慎：在放学路上，一个女同学的妈妈给我口香糖，我没要。这位同学的妈妈满身香味儿，抹了口红，还戴了粗大的戒指，更丧气不过的是，她叫做马兰(8)太太。我并不真的相信她的糖果会毒死人，但觉得这样显示疑心值得赞许。
德西尔学校有一部分改造成了医院。走廊里，药房那种提神通窍的气味和地板蜡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戴着有红点的白色面纱的小姐，个个像圣女，她们的嘴唇接触我的前额时，令我心情激动。一个北方的小女难民进到我们班，逃难给她造成了严重损害，她面部抽搐，说话结巴。人们对我谈到许多小难民，我想减轻他们的不幸，特意把人家送给我的糖果整齐地放在一个盒子里。当盒子里装满不新鲜的蛋糕、白色巧克力和李子干时妈妈帮我把它包装好，我把它带给那些小姐。她们悄声对我表示感谢，我的头顶上是一片低声的恭维。
我心里充满了善，再也不生气，再也不任性。人家告诉我，依靠我这种德行和虔诚，上帝准会拯救法国。当德西尔学校的主持神甫接受我时，我成了一个模范小女孩。神甫年轻、苍白，非常温柔。他接受我上教理课，让我受到忏悔美妙的启蒙。我在一座小礼拜堂里跪在他面前，虔诚地回答他的问题。我对他讲了什么早已完全不记得了，当妹妹模仿我做忏悔时，他当着妹妹的面，向我妈妈祝贺我有一个美好的心灵。我热爱这样的心灵，想象它像金银器里的圣体饼一样是白色的，熠熠生辉。我积德行善。圣诞节前的将临期，马丁神甫给我们分发了画有幼年耶稣的图片。每做一件善事，我们就在紫墨水画的图片边线上用大头针扎一个洞。圣诞节那天，我们要把图片放在大教堂里闪闪发光的马槽里。我变着法儿做各种苦修、牺牲和感化人的事情，使我的图片扎满了洞。这些功德让路易丝感到厌烦，但妈妈和那些小姐都鼓励我。我加入了一个儿童慈善会——“受难天使”，这使我有权穿圣衣，同时有义务思考圣母的七大痛苦。我按照庇护十世新近的训言，准备我的私下领圣体，坚持退省。我不明白，法利赛人这个名词令人困惑地像巴黎人(9)，可是他们为什么激烈反对耶稣，我同情他的苦难。我身穿朱罗纱长袍，头戴镶花边的爱尔兰无边软帽，吃了我的头一块圣餐饼。从这天起，妈妈每周带我去德尚圣母院领三回圣体。我喜欢听到晨光熹微中石板路上我们的脚步声。闻着馨香的气味，蜡烛的水汽令双目迷离，我在十字架下默祷，一边隐约地想着家里那杯等待我的巧克力，那感觉真可谓温馨。
这种虔诚的默契，使我与妈妈的关系更亲密了。她在我的生活里明显地占据了首要位置。路易丝的兄弟们都被动员入了伍，她回家帮助她父母干农活去了。新来的女用人雷蒙德烫着鬈发，矫揉造作，又爱摆谱，着实让我看不起。妈妈再也不大出门，也很少接待客人，把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妹妹和我身上。我与她比妹妹与她的生活联系得更紧密，她也是长姐，大家都说我很像她，我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她是属于我的。
爸爸十月份上前线去了。我眼前又浮现出在地铁站的过道里，妈妈走在我旁边，两眼湿润。她有一双浅褐色的美丽眼睛，两颗泪珠滑落到了面颊上。我心情十分激动。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父亲冒着危险。我见过一些伤员，知道战争与死亡之间有某种联系。可是我想象不到这场集体大冒险会直接牵涉我。再说我大概相信上帝会特别保护我父亲，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不幸。
所发生的事情坚定了我的乐观主义。在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父亲撤退到了库罗密埃医院，然后被调到了陆军部。他换下了军装，剃掉了胡子。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路易丝回到了我们家。生活恢复了正常。
我彻底变成了一个乖孩子。当初我创作了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使我受到那么多夸奖，我从中得到过那么大的满足，久而久之就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角色了，它成了我唯一真实的存在。我的血液不像过去那样急速了，发育、出麻疹令我憔悴了，我到含有硫黄的水里沐浴，服用滋补剂，再也不风风火火给大人们添麻烦。另一方面，我的兴趣也与我所过的生活一致了，因此大家很少再给我气受。一旦发生冲突，现在我能够问明情况，商量解决。人家往往只是回答我：“这可使不得。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即便这样，我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制。我相信父母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再说，通过他们的嘴表达出来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了我，为我而死了，他有权要求我绝对服从。我感觉自己受到的约束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也是令人放心的。
就这样，我放弃了幼年时代试图捍卫的独立。数年间，我成了父母服服帖帖的影子。是时候了，该尽我所知来谈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
关于父亲的童年，我了解的情况甚少。我曾祖父是阿让通的税务监督员，大概留给了他几个儿子一笔令人满意的财产，因为他的小儿子能够靠定期利息生活。他的大儿子即我祖父所继承的，除其他财产外，有一份二百公顷的地产。祖父娶了属于北方一户殷实人家的布尔乔亚姑娘。然而，或者兴趣使然，或者因为有三个孩子，他进入巴黎市政机关工作，干了许多年，最后当了机关的头儿，并且受了勋。他的生活方式比他的地位更引人注目。我父亲是在圣日耳曼大街一套漂亮房子里度过的童年，所过的如果不说富足至少也是宽裕舒适的生活。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哥哥又懒又笨，爱吵闹，还很粗暴，对他拳脚相加。我父亲身体瘦弱，厌恶暴力，便设法以魅力来弥补自己的体弱：他是他母亲和他的老师们最喜爱的孩子。他的兴趣与他哥哥完全相反，对体育锻炼比如体操没有兴趣，而醉心于读书和学习。他得到我奶奶的鼓励，在我奶奶的庇护下生活，一心讨她喜爱。奶奶出身于勤勉刻苦的资产阶级家庭，坚定地相信上帝、工作、责任、功德，要求一个学生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学习任务。父亲乔治每年都获得斯塔尼斯拉斯中学的优秀奖。假期里他迫不及待地招收佃农们的子弟，给他们上课。有一张照片拍的就是他在梅里尼亚克的院子里，身边围绕着十几个男女学生，有个女用人，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正用托盘送来几杯橘子汁。乔治十三岁时母亲过世，他不仅感到非常悲伤，而且突然变得没人照管了。对乔治而言，祖母就代表法律。而祖父几乎担当不了这个角色。祖父当然思想正统：他憎恨巴黎公社社员，朗诵戴鲁莱德(10)的诗歌。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甚于确信自己的义务。他介乎于贵族和资产者、地主和官员之间，尊重宗教而不修行，感觉到自己既没有踏实地融入社会，也没有承担严肃的责任。他主张高雅的伊壁鸠鲁快乐论，醉心于一项几乎和击剑术一样高雅的体育运动——木剑，还获得“剑术教官”的称号，并引以为傲。他既不喜欢商量，也不喜欢操心，对自己的几个孩子撒手不管。我父亲在他感兴趣的方面如拉丁文和文学方面，继续出类拔萃，但再也得不到优秀奖，因为他不再强制自己。
除去某些资金补偿，梅里尼亚克应该归我伯父加斯东所有。满足于这种可靠的命运，加斯东伯父便一心游手好闲。我父亲呢，鉴于自己小儿子的地位、对母亲的依恋和在学校里的成绩，以及没有保障的未来，所以就得发挥个人特长。他自知有些天分，便想一展所长。他能言善辩，口才出众，对律师职业颇感兴趣，于是他报考了法学院。但是他常常对我说，如果没有社会习俗的阻碍，他就会报考戏剧学校。这不是开玩笑，他一辈子比什么都更真格的，就是他对戏剧的热爱。学生时代，他就爱上了风靡一时的文学，每天夜里都读阿尔丰斯·都德、莫泊桑、布尔热、马塞尔·普雷沃、朱尔·勒迈特等人的作品；而每当坐在法兰西喜剧院或游艺场的正厅里时，他就感受到更强烈的快乐。他观看所有演出，热爱所有的女演员，崇拜著名的男演员。正是为了像那些男演员，他把自己的脸剃得光光的。那时，各沙龙经常演喜剧。他去上朗诵课，研究化妆术，参加业余剧团。
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好，我想可以从他的社会地位得到解释。他的姓氏、家族的某些关系、儿童时代的友情、青年时代的情谊，这一切都让他深信他属于贵族阶级，采纳了贵族阶级的价值观，赞赏优雅举止、美妙情感、潇洒、气派、风度、轻浮、嘲讽。资产阶级那副正经八百的德行让他感到厌倦。得益于非常好的记忆力，考试他总是成功，他特别把学习的岁月花在了寻乐上——上戏院、看赛马、泡咖啡馆、迷恋沙龙。他几乎不把平民的成功之道放在心上，本科结业后论文也懒得做，便去上诉法院求职，给一位有经验的律师当了书记员。对于通过勤奋工作取得的成功，他嗤之以鼻。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无法抹杀的资格享有所有优越条件，如头脑、才华、魅力和门第等。可是恼人的是，在他所向往的这个社会等级里，他什么也不是。他的姓氏虽然带有代表贵族的介词，却默默无闻，不能为他敲开俱乐部和高雅沙龙的大门；他想像大贵族一样生活，可是没有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他能成就的事，如成为杰出的律师、一家之主、体面的公民等，他又不以为意。他两手空空地奔向生活，对于能够挣到的财富不屑一顾。为了掩盖这种贫乏，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出风头。
要出风头，就得有旁观者。父亲的志趣不在大自然，也不耐寂寞，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社交生活。他的职业令他开心，因为律师在出庭为人辩护时，便成众人关注的对象。他人年轻，像花花公子一样在意自己的打扮。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炫耀魅力，他以健谈和有吸引力的佼佼者而名声在外。不过，这些成绩并不令他满意：在首先看重财富和贵族家世的沙龙里，这些只让他上升到中不溜儿的等级。要想不接受这个上流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必须对这个社会提出质疑，并且身处社会之外，既然在他的心目中，那些低等的阶级都不足挂齿，那么文学就使人可以对现实进行报复，因为它使现实受制于故事。不过，如果说父亲是一位入迷的读者，但他知道写作要求有令人望而却步的毅力、勤奋和耐心；这是一项孤独的活动，读者仅存在于希望之中。相反，戏剧为他的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解决办法。演员避开了创作的痛苦，人家向他提供一个完全构建好的想象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为他保留着一个位置，他本人活跃在这个天地里，面对着活生生的观众。观众像一面镜子，驯服地反映他的形象。在舞台上，他是主宰，千真万确地存在，的确觉得自己是主宰。父亲给自己化妆的兴致特别高，套上假发和连鬓胡子，他就变了模样儿，这样做不需要任何对照。既非贵族亦非平民，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可塑性：由于根本什么也不是，他就可以随便变成什么人，高于所有人。
父亲从来没有想过不理会他那个阶层的成见而选择演员职业，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热衷于戏剧，是因为不甘心居于他那样卑微的地位，不想沉沦。他实现了双重的目标，寻求一种办法，对付一个不肯毫无保留地接纳他的社会，强行打开这个社会的大门。靠了做业余演员的才华，他果然涉足了一些比他出身的阶层更高雅而不那么清寒的圈子。在这些圈子里，人们看重的是才子佳人，是寻欢作乐。身为演员和上流社会人士，父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全部业余时间里都去演滑稽剧和哑剧。甚至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舞台上演出，结婚旅行一回来，就让我妈妈也参加。妈妈的美貌弥补了经验的不足。我说过，每年他们都要去迪沃纳-勒班参加一个业余剧团演出节目。他们也经常去看戏。父亲常招待《喜剧》杂志的编辑作者，对后台的闲言碎语了如指掌。他过往密切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奥德翁剧院的演员。他在库罗密埃医院住院期间，编排并演出了一台歌舞杂耍节目，是与另一位病号、自编自演的年轻艺人加布里埃洛合作的。他有时邀请这位年轻艺人来家里做客。后来无法再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了，但他还是找得到一些机会登台演出，哪怕是靠人赞助。
这种执著的酷爱显示了他的独特之处。照他自己的说法，父亲属于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他认为恢复君主政体的想法是空想，但共和政体也引起他的厌恶。他没有参加“法兰西行动”(11)，但在“国王的报贩”(12)之中有一些朋友。他赞赏发起这个政治运动的莫拉和都德，不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原则提出质疑。如果哪个冒失鬼想跟他讨论，他会大笑着予以拒绝。他对祖国的爱不是辩论和语言所能表达的。“这是我唯一的信仰。”他说。他憎恨外国佬，对人们允许犹太人染指国家事务而义愤填膺。他像我母亲笃信上帝一样，深信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他阅读《震旦报》。有一天西尔苗纳表兄带回家一份《作品》(13)——这种“只配擦地板”的报纸，他大为光火。他认为勒南(14)是一个才智非凡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尊重教会，深恶痛绝孔布(15)的法律。我父亲的道义以崇尚家庭为准则。当了母亲的女人在他看来是神圣的；他要求妻子忠实，要求年轻女孩子贞洁，但赞成男人自由不羁，因而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认为轻浮的女人。由于他传统，因此在他身上，理想主义与接近犬儒主义的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为《西哈诺》(16)激动不已，欣赏克雷蒙·沃特尔(17)，非常喜欢卡皮(18)、道奈(19)、萨沙·吉特里(20)、弗莱尔(21)和卡雅韦(22)。作为民族主义者和通俗喜剧演员，他显得既高贵又肤浅。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乐呵呵和油嘴滑舌征服了。人渐渐长大，我学会了更严肃地欣赏他：我惊叹他的素养，他的机智，他可靠的常识。在家里，他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比他小八岁的母亲，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因为是他引导她懂得了生活和读书。“妻子嘛，丈夫把她塑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要靠丈夫培养。”父亲常常这样说。他给妈妈大声朗读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和戈宾诺(23)《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他并未显示出狂妄自大的抱负，相反以懂得自己的限度而自鸣得意。他从前线带回来一些新闻话题，母亲觉得很有意思，但他不想贸然进行加工处理，怕搞出平庸的东西。这种谦虚使他保持着清醒头脑，在特殊情况下能作出最终的判断。
随着我日渐长大，父亲对我越来越关心。他特别注意我的拼写。我给他写信，他总把经过修改的信交还给我。假期里他让我听写很难的文章，一般是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里选的。我书读得多，很少写错，他满意地说我拼写自然。为了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他在一个黑色的仿皮小本子里编了一套小小的诗选，其中有科佩的《一部福音书》、邦维尔的《小让娜的木偶》，《唉！如果我知道》应该是艾热西普·莫罗的，还有几首别的诗。他教我朗诵这些诗，要求朗诵时注意语调。他为我大声朗读经典作品，如雨果的《吕伊·布拉斯》和《爱尔那尼》、罗斯丹的剧本、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以及拉比什的喜剧作品。我问他许多问题，他总是欣然回答。他不让我感到惧怕，因此我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拘束。不过，我并不试图跨越横隔在我们之间的距离。有许多话题我甚至想象不到可以和他谈。在他心目中我既不是一个肉体，也不是一个灵魂，而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们的关系处在一个清澈透明的空间，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碰撞。他不俯就我，而是让我升得和他一样高，这时我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大人而自豪。当我重新降到寻常水平时，我依附的就是妈妈了。爸爸毫无保留地放弃了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和我的道德培养。
我母亲出生在凡尔登一个虔诚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曾在耶稣会学习，她母亲弗朗索瓦丝则在一家修道院学习过。我母亲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外婆全身心忠诚于丈夫，对儿女们感情上比较淡漠，而外公偏爱小女儿莉莉。妈妈受到他们的冷落。她是百鸟修道院的半寄宿生，受到修女们的器重，因而找到了安慰。她埋头于学习和虔信，拿到小学文凭之后，继续在一位高级嬷嬷指导下深造。其他一些失望使她的少女时代蒙上了忧伤的阴影。她的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在她心灵里留下了一种怨恨，从来没有完全平复。二十岁的时候，她穿着紧身胸衣显得缩头缩脑，习惯于克制感情的冲动，把苦涩的秘密默默藏在心底，感到孤独、没人理解，尽管婀娜多姿，但缺乏自信和快乐。去乌尔加特与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相会时，她一点热情也没有。爸爸的热情洋溢感染了她，爸爸表达的感情滋养了她，妈妈像鲜花一样绽放了。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她是一个笑口常开、活泼愉快的女人。她心里也有一种涨满的、湍急的东西，结婚之后就奔泻了出来。父亲在她眼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她觉得女人就应该顺从男人。可是她对路易丝、对我妹妹和我，却表现得专横，有时甚至表现得暴躁。亲近的人之中有某一个违逆了她或者冒犯了她，她的反应通常是火冒三丈，或者直率、激烈地大叫大嚷。然而在社交场合，她总是显得腼腆。突然转移到与她在外省接触的人很不相同的圈子里，她无法轻易地适应。她年轻、阅历尚浅，而又那样爱着我父亲，这使她容易受到伤害。她害怕批评，为了避免别人批评，便竭尽全力“像大家一样做”。她的这个新圈子没有那么在乎她在百鸟修道院里遵守的道德。她不想被人家看成假正经女人，便放弃按照自己的准则进行评判，而拿定主意按习俗行事。爸爸最好的一位朋友与人姘居——过着有罪的生活，这并不妨碍此人经常来我们家，但我们家不接待他的姘妇。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母亲都从来不会考虑对上流社会习俗所认可的轻率言行提出异议。她还赞成其他许多妥协，因为这些妥协无损于她的原则。大概是为了抵消这些让步，她在内心里保有一种严厉的不妥协态度。她尽管无疑是一位幸福的新娘子，但几乎不懂得何谓淫邪，总是把肉欲和罪孽混为一谈。习俗使她不得不原谅男人言行上的某些越轨，她便把严厉集中到女人头上。对她而言，在正派女人和“放荡女人”之间，几乎不可想象还有第三种女人。“肉体”方面的问题令她反感，所以她从来不对我提及。甚至在我就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她也不提醒我等待着我的意外。在其他所有方面，她都同意父亲的意见，没有显示出将父亲的意见与宗教协调一致有什么困难。父亲对人类心灵的种种荒唐表现、对遗传的种种反常现象、对幻想的稀奇古怪都表示惊异，可我从来没有见到母亲对任何事情表示惊异。
爸爸不把自己的责任当回事，妈妈却念念不忘，时时把教育者的任务挂在心上，征求基督教母亲协会的意见，与那些小姐相互切磋。她亲自送我去上学，旁听我上课，督促检查我的作业和功课。为了伴随我，她学习英语，又开始学习拉丁语。她指导我阅读，带我去做弥撒和参加圣体降福仪式。她、我妹妹和我，我们一块做晨祷和晚祷。她见证我的每时每刻，甚至我心灵里的秘密；我几乎感觉不出她的目光和上帝的目光有何不同。我的任何一位姨妈，甚至包括在圣心教堂培育长大的玛格丽特伯母，都没有像她一样虔诚地信奉宗教。她经常领圣体，勤谨地祷告，阅读许多虔敬的书籍。她言行与信仰一致。她随时准备作出牺牲，把身心整个儿奉献给了亲人们。我并不把她看成一个圣人，因为她跟我太亲密，因为她太容易发脾气。我因此觉得她的榜样更令人信服，在虔诚和道德方面，我也应该像她一样。她感情的热烈弥补了她脾气的暴躁。更加完美无缺，更加冷漠疏远，她就不可能对我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
母亲的影响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亲密关系。父亲把我当作一个成人对待，母亲则是关心我这个孩子。母亲比父亲对我表现得更宽容。听到我说蠢话，母亲觉得自然，父亲则感到恼火。我调皮捣蛋、乱涂乱写，母亲觉得开心，父亲则觉得无趣。我希望大家看重我，但本质上是渴望大家接受本来的我，包括我这种年龄的孩子身上的毛病。母亲以她的慈爱，为我做了彻底的辩护。最中听的表扬都是父亲给予我的。但他要是因为我把他的书房翻得乱七八糟而斥责我；他要是嚷着“这些孩子真愚蠢”，我把他显然没怎么强调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相反，母亲的任何责备，哪怕是她皱一下眉头，都会使我失去安全感；没有她的许可，我都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存在。
这些责备之所以对我触动这么大，是因为我指望母亲能够亲切和蔼地对待我。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在母亲面前并不约束自己，对她说话毫无顾忌。一件具体的往事证实的确如此。我出麻疹，患了脊柱轻微侧凸的毛病。一位医生沿着我的脊椎画了一条线，仿佛我的背部是块黑板似的。他给我指定时间做瑞典体操。我跟一位大个子黄头发老师私下上了几堂课。一天下午我在等老师时，练习爬单杠，爬到上面，感到大腿之间奇怪地发痒，那感觉既舒服又令人失望。我又爬，又出现了那种现象。“这好奇怪！”我对妈妈说，并且对她描述了自己的感觉。妈妈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尽谈别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说了一通不需要理睬的废话。
后来我的态度改变了。一两年后，当我寻思书上常常提到的“血缘关系”，寻思《我向您致敬，马利亚》里提到的“你腹所生的子女”时，我并没有把我的猜疑告诉母亲。有可能在此期间她反驳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我记不清了。不过我的沉默属于更广泛的禁忌。从此开始，我就谨言慎行了。母亲甚少惩罚我，虽说她好动手打人，但挨了她的耳刮子并不很疼。然而，我尽管还是像从前一样爱她，但开始畏惧她了。有一句她爱挂在嘴边的话，说出来会使我和妹妹呆若木鸡：“这真可笑！”当她和爸爸一块议论第三个人时，我们常常听见她下这样的结论。当这句话是针对我们时，我们就会从家庭的九天之上跌落到芸芸众生所待的最底层。由于没法预料什么言行可能惹来这句话，所以对我们而言任何主动性都包含着危险。谨慎就是别乱说乱动。记得我们请她允许我们带着玩具娃娃去度假时，她回答说：“为什么不呢？”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好多年我们一直克制着这种欲望。我如此胆怯的头一个理由，无疑是想免得让她瞧不起。但同时，当她眼里闪烁着怒火，或者仅仅当她撇嘴时，我担心的不仅是自己会受到贬斥，也担心我在她心里造成的激动不安。如果她证实我说了谎，我感受更强烈的会是她的难堪甚于我自己的羞愧。这种想法令我实在难以忍受，所以我总是说实话。我显然没有弄明白，妈妈对不同的意见和新东西总是急忙加以谴责，大概是想防止任何争议会在她心里引起慌乱不安。不过我感觉到，不寻常的话和出乎意料的计划会扰乱她内心的宁静。我的责任心加重了我的依赖性。
因此，母亲和我，我们处在一种相互依存之中，我不刻意模仿她，而是任由她塑造。她给我灌输责任感及忘我和刻苦的要求。父亲不讨厌表现自己，可是我在母亲这里学到的是自我收敛，控制自己的言语，节制自己的欲望，只说和做自己该说的话和该做的事。我不提任何要求，我敢做的事情很少。
父母之间保持的和睦，加深了我对他们各自的尊敬。这使我得以避免一个可能会使我非常尴尬的难题。爸爸不做弥撒，当玛格丽特伯母讲述朝圣地卢尔德(24)的圣迹时，他总是发笑，因为他不信宗教。这种怀疑论对我没有影响，因为我强烈感受到上帝就存在于我身边。然而，爸爸从来不会错，却看不清最显而易见的真理，怎能不让我莫名其妙呢？正视事情，敢情是一种十分艰难的赌注。那么虔诚的妈妈，却似乎觉得这挺自然，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爸爸的态度。结果是我习惯地认为，由爸爸体现的我的智力生活和由妈妈指导的我的精神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神圣与智力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人类的事情如文化、政治、商业、习俗等，不属于宗教。因此我把上帝打发到了世界之外，这可能将深刻地影响我后来的成长。
我在家里的处境，使人想起父亲小时候在家里的处境：在祖父放纵不羁的怀疑论和祖母的资产者的严肃较真儿之间，他的处境不妙。我的情况也一样，爸爸的个人主义和他世俗的伦理，与妈妈教导我的传统主义的严肃道德形成对照。这种平衡的失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原因。
眼下嘛，无论在人间还是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我都得到保护和引导。而且我庆幸自己并非无可挽回地听凭大人摆布。我并非孤单一人承受着孩子的处境：我有一个同胞姐妹，就是我妹妹。她的作用在我六岁左右的时候变得可重要了。
大家叫她宝贝蛋，她比我小两岁半。有人说她长得像爸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在她小时候的照片上，仿佛显得泪眼蒙眬。她的出生令人失望，因为家里盼望一个小男孩。当然，没有任何人对她表现出怨恨，但大家在她的摇篮旁唉声叹气，这大概说明他们并非无所谓吧。父母注意完全公平地对待我们姐妹俩。我们穿戴一样，几乎总是一块儿出去，两个人过的是同样的生活。然而作为老大，我也享受某些好处。我有一间卧室，与路易丝同住，我睡一张仿古的木头大床，上面雕刻有牟利罗的《圣母升天图》。家里只给妹妹在狭窄的走廊里支了一张折叠式铁床。爸爸服兵役期间，是我陪同妈妈去看望他。妹妹被贬到了次要地位，这个最小的女儿感到自己几乎是多余的。对父母而言，我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妹妹则很难给他们带来不知所措和出乎意料的感觉。他们不曾将我与任何人比较，但不断地拿妹妹与我比较。在德西尔学校，老师们都习惯于让年龄大的学生给年龄小的学生做榜样。不管宝贝蛋做什么，时间的距离和传说的升华作用都肯定我比她好。她的任何努力、任何成功都无法超出这个限度。作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噩运的受害者，她感到痛苦，晚上常常坐在小椅子里啜泣。家人责备她天性好抱怨，这又是她矮人一截之处。她可能厌恶我，但自相矛盾的是，她只有在我身边才能找回自爱。我怡然自得地安于做姐姐的角色，但值得自夸的也只有年龄赋予的这点优势。我认为宝贝蛋对自己的年龄是很敏感的，我如实地看待她：她是一个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同胞姐妹，对我对她的尊重感激涕零，以绝对的诚意予以报答。她是忠于我的人，是我的重影，是我的复制品。我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
我同情那些独生子女。孤单地一个人玩耍，我觉得枯燥乏味，只不过算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两个人打球或玩造房子游戏，就成了一项活动；两个人推着铁环赛跑，就成了一场比赛。即使作移印画或者画五颜六色的目录，我也需要有人一块做。两个人既竞争又合作，各自都从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所做事情的目标，这就不是徒劳的了。我最喜爱的游戏是扮演各种人物的游戏，这些人物之间要求有默契。我们没有多少玩具，最好玩的玩具如会跳跃的老虎和会把脚举高的大象，父母把它们锁起来了，有机会的时候拿出来，让他们的客人们欣赏。我倒是不感到遗憾。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拥有大人用来消遣的一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因为它们珍贵，而不是因为习惯于使用它们。不管怎样，道具如日用杂货、成套的厨具、护士的行头等，对想象力只能提供微小的帮助。为了把我所编的故事演活，一个搭档对我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排演的大部分小故事和情景，都平淡无奇，这我们心里清楚。大人们在场，并不妨碍我们卖帽子或者冒着德国人的子弹冲杀。其他一些戏，我们更喜欢的戏，要求秘密地上演。表面上它们都是完全天真无邪的，但是它们使我们童年的遭遇理想化，又把未来的事情提前表演出来，就必然涉及我内心里得意的某些私情和秘密。后面我会谈到那些按照我的观点显得最意味深长的表演。其实这主要是我通过这些表演来表现自己，因为是我把它们强加给妹妹，指定她扮演的角色，而她只有乖乖地接受。当住宅楼直到门厅里都变得静悄悄、影朦胧、人人无聊的时候，我便把自己的幻觉释放出来，用大量的动作和语言使之具体化，有时我们演得一个使另一个着迷，就这样成功地脱离了这个世界，直到一个专横的声音把我们召回现实。第二天我们重新开始。“咱们玩这个吧！”我们说。直到某一天，一个主题反复表演得太多，再也不能给我们灵感了，我们便选择另一个主题，忠实地玩上几个钟头或几个礼拜。
多亏了妹妹和我一块玩而平息了我的许多幻想，她也使我的日常生活摆脱了寂寞。和她在一起，我养成了交流的习惯。她不和我在一起时，我就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我所说的话，要么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没有意思的声音；要么，如果是跟父母说话，就是一种严肃的表示。当宝贝蛋和我一块闲扯时，所说的话都有某种意义，而且不太使人感到压抑。与她在一块，我并没有感受到交流的快乐，因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是共同的。不过，一块大声谈论当天的某件事情和激动心情，我们倒是使它们价值倍增。我们的话没有任何可疑的成分，但由于我们相互都把它们看得很重要，它们便在我们两个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把我们与大人们隔离开来。我们一块拥有我们的秘密乐园。
这个秘密乐园对我们用处可大了。传统强加给我们相当多苦差事，尤其在新年前后：要按照布列塔尼的方式，去几位姨妈家参加没完没了的家人聚餐，看望一些老得发霉的老太太；通常我们为了打发无聊，便逃到门厅里去玩“这个”。夏天祖父喜欢组织去夏维尔或莫东森林远足。为了打破远足途中的沉闷气氛，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东拉西扯闲聊，设想种种计划，一件件回忆往事，宝贝蛋问我问题，我给她讲述古罗马历史、法国历史的片断，或者讲我自编的故事。
我们的关系中我最看重的，是我能够真正左右她。大人们任意摆布我。我博得他们的夸奖，但是不是夸奖，还是由他们决定。我的某些行为直接影响母亲，但与我的意图没有任何关系。妹妹与我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们争吵，她就哭，我更生气，我们便相互劈头盖脸地骂：“你真笨！”然后又和好如初。妹妹的眼泪不是装出来的；听到一句开玩笑的话她破涕为笑，也不是有意逢迎。只有她才承认我的权威，大人们有时向我让步，而她服从我。
我们之间建立的最牢固的关系之一，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系。我非常喜欢学习，因此觉得教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给自己的玩具娃娃们上课，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我，因为问题不在于滑稽地模仿一些动作，而是要真正传授我的知识。
在教妹妹阅读、写字、算算术的过程中，我六岁就体验到了效率带来的自豪。我喜欢在白纸上乱写乱画一些句子或图画，但那时我只会瞎画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当我把无知变成了有知识，当我在空白的头脑里印上真知的时候，我就创造出了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不模仿大人，而是赶上他们，我的成功出乎他们意料。对我自己而言，它满足了比虚荣心更严肃的一些愿望。直到那时，我仅限于让我受到的关心产生成果，这是头一回我也有用了。我摆脱了童年的被动状态，进入了人类的大环行之中。在这个大环行之中，我想每个人都对所有人有用。自从我严肃地工作以来，光阴不再虚度，它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记。把知识托付给另一种记忆力，我挽回了两倍的时间。
多亏了妹妹——我的同谋、下属和心腹——我显示出自己的自主性。我只承认她“差别中的平等”，这正是强调自己的优势的一种方式。虽然父母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但我估计他们是接受这种等级，接受我是他们最宠爱的孩子的。我的卧室朝向妹妹睡觉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书房。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得见父母说话，那悄悄的低语催我安然入睡。一天晚上，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妈妈用平稳、稍许有点好奇的声音问：“这两个孩子你更喜欢哪一个？”我等待爸爸说出我的名字，可是，他却犹豫了一会儿——我觉得天长地久的一会儿——才说：“西蒙娜更爱动脑筋，而宝贝蛋那样温柔……”他们权衡好坏，说出心里所想的，最后一致同意要同样地爱我们两个，正如我们在书里面读到的：父母对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然而我却感到有些气恼。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更爱我妹妹，我肯定受不了。我之所以甘心接受公平的分享，是因为我相信事情会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我比妹妹年龄大，更有知识，也更有经验，父母对我们会怀着相同的爱，但是他们应该更看重我，觉得我与他们成年人更接近。
上天恰恰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妹妹、这样的人生给了我，我觉得是莫大的幸运。毫无疑问，我应该庆幸自己的命运。我还具有大家所说的那种难得的好性格。我始终觉得现实比幻想更滋养人。然而最显而易见为我存在的东西，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赋予它们的价值不容许我有失望、怀旧和后悔。我的眷恋远远胜过我的贪欲。布隆迪娜已经旧了、褪色了、衣服也破了，但即使拿摆在橱窗里那些最漂亮的玩具娃娃来和我换，我也不换。我对它所抱的爱，使它变得独一无二、不可代替。拿任何天堂来换梅里尼亚克花园，拿任何宫殿来换我们的套间，我都不换。我不曾闪过念头，觉得路易丝、我妹妹和我父母不是他们那个样子。我自己呢，也不曾想象过我有另一副面孔，待在另一具皮囊里，因为我就乐意待在自己的皮囊里。
满意和自满相去不远。我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感到满意，觉得它得天独厚。我父母是杰出的人，我认为我们的家庭堪称典范。爸爸喜欢冷嘲热讽，妈妈爱好评头品足。很少有人在他们面前得以幸免，而我从来没有听见什么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因此父母的生活方式代表绝对的准则。他们的优越感影响了我。在卢森堡公园，家里人禁止我们与不认识的小女孩玩儿。这显然因为我们是以更精致的材料做成的。我们不能像那些俗人，拿拴在井台边的金属杯子喝水。外婆送了我一件礼物，是一只闪着珠光的贝壳，样式独特，一如我们的天蓝色军大衣。记得有一年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我们的口袋不是装满五彩纸片，而是装满玫瑰花瓣。妈妈只去某些糕点店里买糕点，面包店里的长条糕点我觉得像石膏做的一样难吃。我们娇贵的胃使我们有别于一般人。周围大部分孩子收到《苏珊特的一周》，而我却订了《圣诞之星》，妈妈觉得其道德水准更高。我不上公立中学，而上私立教会学校，它在许多具体方面显示出独创性，例如编班的方式就很少见：零班，一班，二班；三级一班，三级二班，四级一班，等等。我在学校的小教堂里上教理课，而不与教区那一大群孩子一块儿上。我属于精英阶层。
然而在这个精英圈子里，我父母的某些朋友拥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富有。我父亲是二等兵，每天只赚五毛钱，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我和妹妹被邀请参加豪华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节庆活动。非常宽敞的套间里，到处是吊灯、锦缎、天鹅绒，许多孩子饱食冰淇淋、花式糕点；我们观看布袋木偶戏、魔术表演，围着一棵圣诞树跳轮舞。其他小女孩都穿着闪闪发光、带花边的丝绸衣服，我们都穿着颜色暗淡的毛料连衣裙。我感到有点不自在。但一天玩下来，人累了，浑身是汗，胃胀得直想呕，我就把这恶心的感觉归罪于那些地毯、水晶灯、塔夫绸。回到家里我感到高兴。我的全部教育使我确信，道德和文化比财富更重要。我的习性让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泰然地接受我们简朴的生活条件。由于忠实于自己抱定的乐观主义，我甚至相信我们这种生活条件是值得向往的。我从我们的平凡中看到了一种中庸之道。穷光蛋、流氓，我视之为被排除在外的人，但王公贵族和亿万富翁也脱离了真正的世界：他们不寻常的地位将他们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至于我，我认为我既可以进入社会的最高层，也可以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实际上，社会最高层对我关闭着，社会最底层与我彻底断绝了关系。
没有多少事情扰乱我的宁静。我将人生视为一场愉快的历险。对付死亡，有信仰保护我：我两眼一闭，刹那间天使雪白的手就把我托到天国。在一本切口烫金的书里，我读到一则寓言，使我确信不疑。一只生活在池底的小虫子惶恐不安。她的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消失在水下苍穹的黑暗之中。她也将消失吗？突然，她处在了黑暗的另一边，她长了翅膀，会飞了，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受到阳光的爱抚。二者之间的相似我觉得无可辩驳。只有一块薄薄的碧蓝的天毯，隔开我与闪耀着真正光明的天堂。我常常躺在地毡上，两眼闭拢，双手合十，祈求我的灵魂飞升。这只是一个游戏。我如果感到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准会恐惧地叫起来。至少，死亡的想法还吓不倒我。然而一天晚上，死亡吓得我透心凉。我阅读到，在海边有一条美人鱼正在死去。为了一位英俊王子的爱情，她放弃了自己不死的灵魂，变成了泡沫。那个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喊着“我在这里！”的声音，永远消逝了。我仿佛觉得整个宇宙陷入了静默。啊，不！上帝许诺我永生。我永远不会停止看、听和交谈。不会有终结。
有起始：这有时令我困惑。我想，小孩子都诞生于上帝的意旨吧。但是，一反所有公认的教义，我认为全能的上帝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心里的这种存在，肯定我就是我，它不依附于任何人，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触及它，任何人，即使是上帝，都不可能造出它。上帝只限于给它提供一个躯壳。在神奇的空间，飘荡着无数看不见、摸不着的小灵魂，等待化为肉身。我曾经是它们之中的一个，可是那一切我都忘记了。那些小灵魂徘徊在天国和人寰之间，这一点他们将来都不记得。我苦恼地体会到，这一记忆的缺失等同于虚无。一切的发生，仿佛我出现在摇篮里之前，根本不曾存在过。必须填满这道断层：我将在途中截住那些鬼火，它们虚幻的光照亮不了任何东西。我将把我的目光提供给它们，驱散它们的黑暗，明天出生的孩子们就都会记得……我沉浸在迷迷糊糊、徒劳无益的遐想之中，想否认我的意识与时间令人恼火的脱离，但否认不了。
至少我浮出了黑暗，但我周围的东西还留在黑暗里。我喜欢童话赋予一枚粗针针状的念头，赋予一个碗橱木头的想法。不过那是童话。深处黑糊糊的物体压在地面上不知道，也不会喃喃低语：“我在这里。”再说我讲述过，自己在梅里尼亚克，怎样愣神地凝视着撂在椅子靠背上的一件上衣。我试图代替它说：“我是一件又老又累了的上衣。”我做不到，感到惊惶失措。在过去的那些世纪里，在死去的那些人的沉默中，我揣测着自己的不在世：我揣测着真相，自欺欺人地回避自己的死亡。
我的目光创造光明。尤其假期里，我常常陶醉于一些发现，可是有时候，疑虑会困扰着我：我的存在非但没有向我揭示世界，反而扭曲了世界。当然我不相信在我睡着了的时候，客厅里的花会去舞会跳舞，田园诗能在橱窗里的小摆设之间结出果实(25)。但是有时我怀疑，熟悉的田野会模仿魔幻的森林，一旦有闯入者破坏它，就会乔装改扮；闯入者所到之处会生出幻景，他迷了路，林间空地和乔木林都对他保守自己的秘密。我藏在一棵树后，试图突然发现林下灌木丛的僻静，但徒劳。一则题为《瓦朗丁或好奇的恶魔》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仙女教母带着瓦朗丁坐豪华四轮马车漫步。她对瓦朗丁说，车外有迷人的景色，但窗帘遮住了车窗看不见，不要撩起窗帘。瓦朗丁受到恶魔唆使，不听从吩咐。他只看到黑暗，他的目光看不见物体。我对这个故事后面的部分不感兴趣。当瓦朗丁与他的恶魔斗争时，我正焦急地与无知的黑暗搏斗。
我的不安有时强烈，但很快会烟消云散。大人们为我确保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少深入其中。我宁愿在他们为我创造的想象的世界里跟随他们。
我在前厅里坐定，对面是诺曼底式衣柜和雕花木头座钟，钟的肚子里关着两只松果形的铜锤和黑暗的时间。墙上，有一个输送暖气管的口，透过暖气管口金色的网，我吸到从深渊里冒上来的令人作呕的气。那深渊和这寂静，带着座钟嘀嗒的节奏，令我感到害怕。书使我安下心来。它们讲述，不掩饰任何东西；我不在，它们就保持沉默。我打开书，看到的完全是它们所讲述的。如果有一个词我不懂，妈妈就给我解释。我趴在红色地毡上，阅读塞居尔夫人和泽纳伊德·弗洛里奥的作品，佩罗、格林、奥尔努瓦夫人和施密特议事司铎的童话，托普弗和贝卡西纳的画册、费努雅尔家族的奇遇、工兵卡芒贝的历险、《苦儿流浪记》以及儒勒·凡尔纳、保尔·迪瓦和安德烈·罗黎的作品，还有拉鲁斯出版的《玫瑰丛书》。这套丛书讲述世界各国的传奇和战争期间的英雄故事。
我得到的只是经过审慎挑选的儿童书籍。这些书所采纳的，是与我的父母和我的老师们相同的真理和价值观。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只有滑稽可笑的人和愚蠢的人，才会遇到倒霉的事。对我而言，这些基本准则得到捍卫就满意了。平常我很少拿书中的奇闻怪事与现实进行联系。我觉得开心，就像在布袋木偶剧院隔着距离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人们在塞居尔夫人的小说里机敏地发现了离奇的背景，但这些小说从未令我惊奇。伊贝克夫人、杜拉齐纳将军一如克里普托加姆先生、克拉克男爵、贝卡西纳，只不过都像木偶一样存在。一篇故事是一件自我满足的漂亮物品，像一场木偶戏演出或一幅画。我体会到那些必然的结构，即开篇、布局和结尾，词和句子都闪烁着内在的光辉，恰似一幅画的颜色。然而有时，书籍会多少有点含糊地对我谈论我周围的世界或我自己。于是它们就引起我的幻想或思考，有时会颠覆我的信念。安徒生教我忧郁，在他的童话故事里，物体会遭殃，自己碎裂，本不该遭遇不幸却自我燃烧。小美人鱼在一命呜呼之前，每走一步都痛苦不堪，仿佛是在燃烧的煤炭上行走，然而她没有犯任何错误。她受的折磨和她的死亡，让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在梅里尼亚克阅读的一本题为《丛林的猎人》，令我心乱如麻。作者讲述荒诞不经的历险，讲述得相当巧妙，引得我也参与进去。主人公有一位朋友鲍勃，又肥又胖，乐天而随和，忠肝义胆，立刻获得了我的好感。他们一块被关在一座印度监狱里，发现有一条地下通道，一个人爬行可以通过。鲍勃头一个往外爬，突然他恐怖地叫了一声：他遇到一条蟒蛇。两手出汗，心脏狂跳，我目睹了那场悲剧：蟒蛇吞噬了他。这个故事让我好久不得安宁。的确，只要想到那条蛇吞人的场面，就足以让我周身血液冻结。我如果讨厌那个受害者，也许就不会感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鲍勃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推翻了所有惯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尽管书籍墨守成规，但它们还是扩大了我的视野。作为能把印刷的符号转化成故事这种魔术的新信徒，我欣喜若狂。我产生了将这种魔术颠倒过来的欲望，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把自己头脑里逶迤的句子移印到纸上：白纸上布满紫色的字迹，讲述着一个故事。在我周围，前厅里的寂静变得隆重了：我觉得自己像在主持一个宗教仪式。由于我从来不在文学里寻求反映现实，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经历或幻想转录下来。令我开心的是用文字装点一件物品，就像我过去用管子搭房子一样。是书本而不是赤裸裸的世界，给我提供模特儿。我进行模仿。我的头一篇作品题目叫做：《玛格丽特的不幸》。一个勇敢的阿尔萨斯女孩子，她是一名孤儿，带着一群弟弟妹妹穿过莱茵河，要去法国。我遗憾地了解到，莱茵河在该流的地方不流，我的小说流产了。于是我抄袭我们家里人人都非常欣赏的《费努雅尔一家》。费努雅尔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家庭的翻版。一天晚上，妈妈带着赞赏的笑声给爸爸念《科尔尼松一家》。爸爸满面微笑。外公送给我一个黄色锦缎面的本子，里面没有写过字。莉莉姨妈用修道院女生清秀的字迹，把我的手稿抄在本子里。我自豪地打量着这个本子，它几乎真像一本书，是靠了我才存在的。我又写了另外两三篇作品，都很不成功。有时我只是想出一些题目。在乡间我扮演书商，给桦树银色的叶子题名为《碧空王后》，给木兰有光泽的叶子题名为《白雪之花》，我搭起巧妙的书摊。我不知道自己希望将来是写书还是卖书，但在我眼里世界上没有比书更宝贵的东西。妈妈向圣普拉西德路上的一间阅览室订阅图书。那里，无法跨越的栅栏，保护着墙壁上满是书的走廊。那条走廊像地铁的隧道一样，消失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我羡慕那些老小姐，穿着不袒露胸肩的无袖胸衣，一辈子摆弄着那些黑色封面的书，题目都显眼地印在一个橙色或绿色的长方形上面。深藏于静穆之中，在深色、单调的封面掩饰之下，所有话语都在那里面，等待人们去辨读。我幻想把自己关闭在那些尘封的走廊里，永远不出来。
我们差不多每年上一趟夏特莱剧院。市参议员阿尔丰斯·德维尔把巴黎市专用包厢提供给我们，因为我爸爸曾经当过德维尔的秘书，那是在他们两个从事律师职业的时候。这样我观看了《追求幸福》《八十天环游世界》和其他一些场面壮观的梦幻剧。我欣赏那红色的幕布、灯光、布景和花容月貌的女演员跳的芭蕾，但对舞台上展开的那些历险不太感兴趣。演员们都太真实又不够真实。最豪华的化妆不如故事里的红宝石光彩夺目。我鼓掌欢呼。但实际上，我更喜欢与印有文字的纸安静地促膝交谈。
至于电影，父母将之视为庸俗的娱乐。他们认为卓别林太幼稚，即使对孩子而言也如此。然而，爸爸的一位朋友为我们弄到观看私人放映电影的邀请券。一天上午在林荫大道一间放映厅，我们看了《朋友弗里茨》。大家众口一词说这部电影赏心悦目。几周之后，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看了《卡玛尔格国王》。主人公是一位温柔、金色头发的农家姑娘的未婚夫，骑着马在海边漫步。他遇到一位全身赤裸、两眼熠熠生辉的波希米亚女子。那女子打他的马，他目瞪口呆停了好一会儿，然后与那个美丽的褐发女郎一块关在沼泽地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我注意到妈妈和外婆交换惊恐的目光。她们的不安最终使我警觉起来，猜想这个故事不宜于我观看，但我不很明白为什么。当那位金发农家姑娘绝望地在沼泽地里奔跑而被沼泽地吞没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一桩最可憎的罪恶正在铸成恶果。对那个波希米亚女郎的傲慢和不知羞耻，我麻木不仁。在施密特议事司铎的童话《金色的传统》里，我见到过更肉感的裸体，不过我们再也不去看电影了。
我并不感到遗憾。我有书籍、有游戏，我周围到处有让人凝神注目的对象，比那些平淡无奇的图像更让人感兴趣。这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有思想意识的人，与不会说话的东西相反，不令我担心，因为他们是我的同类。当房屋的正面变得明亮时，我窥视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坐在桌子前看书，我会激动不已，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活在我眼前变成了演出的场景。一位主妇在摆餐具，一对夫妇在闲聊，这些隔着距离、在吊灯和挂灯映照下表演的熟悉的场面，堪与在夏特莱放映的梦幻剧相媲美。我觉得自己没有被排除在外。透过形形色色的布景和演员，我感到正在发生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从一座楼房到另一座楼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故事无限地重复发生，我的存在融入这个故事丰富多彩的无数反光之中，向整个宇宙敞开胸怀。
下午，我在餐厅的阳台上坐很长时间，拉斯帕耶大街树木的枝叶伸到了阳台边上。我打量着街上的行人。我对大人们的生活习惯了解甚少，无法尝试猜出他们匆匆忙地赴什么样的约会。不过他们的面孔、身影和声音吸引着我。老实讲，我现在也不大说得清楚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快乐。可是，当父母决定搬到雷恩街一栋楼的六层居住时，记得我感到失望：“在街上散步的人，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这等于割断了我与世界的联系，判处我流放。在乡间，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也无所谓，因为我满眼都是大自然；在巴黎，我渴望见到人。一座城市的真实面目，就是它的居民。无法有更密切的联系，我至少需要看到他们。有时我免不了希望违抗禁锢我的圈子。一个步态、一个动作、一个微笑都会打动我；我真想去追赶正拐过街角的那个我永远再也遇不到的陌生人。一天下午在卢森堡公园，一个穿苹果绿套装的高个子姑娘，领着几个孩子在跳绳。她双颊红润，露出灿烂而温柔的笑容。晚上，我对妹妹说：“我知道什么叫爱了！”我的确隐约感受到了某种新东西。爸爸、妈妈、妹妹，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头一回预感到，自己的心灵会被来自别处的光芒射中。
这种短暂的冲动，并不妨碍我感觉自己依然神闲气定。虽然对别人感到好奇，但我并不幻想与自己不同的命运，尤其不会因为是女孩而感到遗憾。我说过，我避免沉迷于空幻的欲望，而愉快地接受给予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我看不到任何确实的理由认为自己交了噩运。
我没有兄弟，没有任何比较显示，我因为自己的性别而不被允许做某些事情。人们对我施加的限制，我仅仅归咎于自己的年龄。我感受强烈的是童年，而绝非女性性别。我所认识的男孩子都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头脑最灵活的是小勒内，被破例录取进德西尔学校初级班学习，但我得到的分数经常比他高。在上帝眼里，我的心灵之高洁，并不逊色于男孩子们。我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
仔细想想大人们，我的经验并非黑白分明。在某些方面，爸爸、爷爷和叔伯们在我眼里显得胜过他们的妻子。可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路易丝、妈妈和我的女老师们却扮演着首要角色。塞居尔夫人、泽纳伊德·弗洛里奥都让小孩子做主人公，而让大人充当他们的配角，母亲们在他们的书里占有突出地位，父亲们都不算数。我自己主要是从大人们与孩子们的关系来观察他们的。秉持这样的看法，我的性别倒是确保了我的优势。在游戏当中、在思考当中、在计划当中，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变成男人。我的全部想象力都致力于预测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
这个命运，我用自己的方式适应它。不知道为什么，但事实是，器质性现象很早就不再令我感兴趣。在乡下，我帮助玛德莱娜喂她的兔子和鸡，但这类活儿很快就让我厌烦了，我对毛皮或鸭绒的温软很不敏感。我从来不喜欢动物，红红的、皱巴巴的、双眼迷离的婴儿令我讨厌。我打扮成护士，是为了去战场救扶伤员，而并不护理他们。在梅里尼亚克，有一次我用一个橡皮注射球模仿给堂妹让娜冲洗耳朵。她那一副笑吟吟的被动样子，会诱致人家对她施行性虐待。在我的记忆中，找不到任何与她相像的样子。在游戏当中，只有装扮得不像喂奶的，我才同意演母亲。我们看不起其他孩子，他们玩起来不讲究协调一致。妹妹和我，我们有一种特殊方式看待我们的玩具娃娃。它们会说话、会思考，和我们以同样的节奏生活在同样的时间里，每天长达二十四小时：它们酷似我们。实际上，我表现得好奇甚于有条理，热情甚于注重细节。但是，我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似的，继续幻想做得既严格又协调，利用玩具娃娃布隆迪娜来满足这种癖好。作为一个模范小女孩完美无缺的母亲，给予小女孩理想的教育，使她从中最大限度地受益，这样我就在满足各种需要的状态下，找回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接受妹妹不事张扬的合作，专横地帮助她抚养她自己的儿女。我拒绝男人来剥夺我的责任，让我们的丈夫都去旅行。在实际生活中，我知道情况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家中一位母亲身边总是有一位丈夫；许多枯燥乏味的任务令她不堪重负。一想到自己的将来，我觉得这些负担实在太沉重，便放弃了自己也要生孩子的念头。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培养思想和灵魂：我要当教师，我这样决定。
然而，教书正如那些小姐所从事的，并不能让老师足够彻底地控制学生。必须让学生完完全全属于我：我计划他的每一天，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消除一切风险，巧妙、精确地做到劳逸结合，利用而绝不浪费每一刻时间。要切实落实这个设想，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我要成为家庭教师。父母大叫起来。我呢，并不认为家庭教师低人一等。看到妹妹所取得的进步，我体验到使空腹变成饱学的无上快乐。我无法想象，未来会向我提供比培育一个人还更崇高的事业。而且不是随便一个人。今天我才明白，在我未来的创造中，一如在我的玩具娃娃布隆迪娜身上，我所设想的是我自己。这是我的使命的意义所在。成年之后，我将重新掌握自己的童年，把它塑造成一件完美无缺的杰作。我梦想自己有完美的基础和辉煌的顶点。
因此我自信，现在和将来我都会独自主宰自己的生活。然而，宗教、历史、神话向我暗示另一种角色。我经常想象我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用我的长头发擦基督的脚。大多数现实的或传说中的女英雄，像圣女布朗蒂娜、柴堆上的贞德、格丽泽莉迪斯、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等，都是通过男性使她们遭受的痛苦考验，才在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得到荣耀的。我甘愿扮演受害的女人。有时我强调她们的胜利，刽子手只不过是殉道者及其荣誉之间微不足道的媒介。因此妹妹和我进行了忍耐力的比赛：我们用夹糖块的夹子夹对方，用小旗子的杆子戳对方。应该做到就是死也不发誓弃绝。我可耻地作弊，被戳出头一道伤口就装死，只要妹妹不让步，我就坚持着让她存活下去。身边是被关在黑牢里的修女，我唱着圣歌嘲笑狱卒。性别赋予我的被动状态，我把它变成藐视态度。我常常久久地为此自鸣得意，品尝着不幸、屈辱的快乐。我的虔诚使我变成受虐狂，拜倒在一位金发的年轻上帝面前，或者在告解的夜里拜倒在可爱的马丁神甫面前，品尝着美妙的痴迷，双颊流淌热泪，迷迷糊糊躺在天使们的怀里。我让这种激情发展到顶点，重新穿上女圣人布朗蒂娜血迹斑斑的衣服，让自己暴露在狮子的爪子前面，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或者效法于格丽泽莉迪斯和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进入一个受虐待的妻子的角色。妹妹接受训练，扮演蓝胡子(26)，狠心地把我赶出他的宫殿。我迷失在深山老林里，直到有一天我的无辜大白于天下。有时我修改脚本，想象自己犯了一个隐秘的过错，瑟瑟发抖地跪在一个英俊、纯洁、可怕的男人面前悔过。他被我的内疚、卑鄙和爱情制服了，那个有审判权的男人把手放在我低下的头下，我觉得自己要晕倒了。我的某些幻想见不得阳光，我就秘密地表演。这个被俘的国王的命运令我异常激动：一个东方暴君把他当作上马的脚蹬。我会身体半裸，打着哆嗦，取代这个奴隶，脊梁被无情的马刺划破。
事实上，这些表演中会明显或不那么明显地出现裸体的情形。女圣人布朗蒂娜的长内衣被撕破了，露出她白皙的胁部；而遮掩热纳维耶芙的身体的，只有她的长发。我从来只见过大人们穿衣服把身体捂得严严实实。我自己呢，除了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路易丝使劲给我擦，我不可能自我欣赏——大人告诉我不要看自己的身体，换内衣的时候也不要暴露。在我的世界里，肉体是没有权利存在的。然而，我体验过母亲怀抱的温暖；有些短上衣的凹陷处，会隐约现出一条沟，既让我难堪，又吸引我。我不够灵巧，不会重复在体操课上模糊感受到的快乐。可是有时，肌肤接触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或者一只手轻轻触到我的脖子，会使我全身战栗。我太无知，虚构不出抚摩的情节，只好采用拐弯抹角的方法，通过人当脚蹬的形象，使人变成物。而当我扑倒在主人国君的脚下时，就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这种变化。为了表示宽恕我，主人国君把他那审判者的手放在我的后颈上。这样我就通过祈求他的宽恕而得到了快感。不过，在沉迷于这种妙不可言的堕落时，我始终没有忘记这只是游戏。说真格的，我不会屈从于任何人：我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至少在童年，自己与众不同。我性格随和，喜欢与一些同学交往，大家一块玩纸牌或罗多游戏，相互交换图书。但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小朋友们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很瞧不起。我希望大家玩就认真地玩：遵守规则，激烈竞争，夺取胜利。我妹妹符合这些要求，可是其他伙伴肤浅的习惯让我不耐烦。我想，反过来，我应该也经常使他们感到厌烦吧。有一段时间，我总在上课前半个钟头到达德西尔学校，与半寄宿生们一块儿玩儿。看到我穿过院子，一个小女孩用富有表情的动作摸着下巴说：“瞧她又来了，哼，讨厌的家伙！”她又丑又蠢，还戴着眼镜。我略感吃惊，但没有生气。一天我们去郊区我父母的几位朋友家，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槌球场。在格里埃尔，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在饮下午茶和散步的过程中，我不停地谈论这个游戏，迫不及待地想玩。我们的朋友们向我妹妹抱怨说：“她令人厌烦，老谈她的槌球游戏！”晚上妹妹把这些话告诉我，我听了毫不在乎。不像我一样热爱槌球因而表现得低人一等的一些孩子，是伤害不了我的。由于都坚持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癖好、我们的准则和我们的价值观，妹妹和我一致斥责其他孩子愚蠢。大人们的傲慢态度把所有小孩子变成一个类型的人，认为个个都一样：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让我生气了。在格里埃尔，当我吃榛子时，给玛德莱娜当老师的那位老姑娘现出满腹经纶的样子宣称：“小孩子都喜欢榛子。”我和宝贝蛋嘲笑她。我的喜好不取决于年龄。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我是我。
作为附庸，妹妹享受着我赋予自己君权的好处，她不和我争夺君权。我想我如果和别人分享君权，我的生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我班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我想我们姐妹俩怎能甘心分开生活，那样我仿佛就只剩半个人了。同样我觉得，两个人一模一样总是以另一个人的面貌出现，我的经历也就不再属于我了。一对双胞胎会使我的生活失去构成其全部价值的东西：可引以为自豪的独特之处。
在我最初的八年之中，我只认识一个算是有些见解的男孩子。幸运的是他不轻视我。我那位上唇汗毛浓重的姨婆，在《模范娃娃》里，常常把她的孙女蒂蒂特和孙子雅克看成英雄。蒂蒂特比我大三岁，雅克比我大半岁。他们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父亲；他们的母亲再婚之后生活在维兰堡。我八岁的那年夏天，我们在阿丽丝姨婆家住了相当一段时间。两座房子几乎毗邻。我旁听过一位温柔的年轻金发姑娘给我这两个表兄表姐上课。我的班级比他们低，对雅克出色的作文、他的知识和自信赞叹不已。他肤色红润，有一双金色的眼睛，头发像七叶树果实一样发亮，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在二层楼楼梯口有一个书柜，他帮我挑选书。我们比肩坐在台阶上看书，我看《格列佛游记》，他看《大众天文学》。我们下到花园里时，是他出主意玩什么游戏。他着手造一架飞机，事先就命名为“老夏尔”，以纪念居内梅(27)。为了给他提供材料，我把在街上见到的所有罐头盒子都捡回来。
飞机甚至没有开始造，但雅克的威信并未受损。在巴黎他不住在一座普通楼房里，而是住在蒙帕纳斯大街一座生产大彩绘玻璃的老房子里。下面是几间办公室，上面是居住的套间，再上面是车间，顶楼是展览厅。这就是他的家。他以一位年轻老板的身份对我尽地主之谊，向我介绍大彩绘玻璃的艺术和它区别于普通玻璃的地方。他用保护者的口气和工人讲话，我听了目瞪口呆：这个小男孩看上去已经在管理一队大人了，令我折服。他与大人们平起平坐，看到他粗暴对待他祖母，我甚至有些生气。平时他看不起女孩，正因为这样我更看重他的友谊。“西蒙娜是一个早熟的女孩。”他宣称道。我觉得这句话很中听。一天，他亲手做了一块原创彩绘玻璃，上面蓝色、红色、白色的菱形图案是用铅模铸成的。他用黑色字母在上面刻了一句题词：“献给西蒙娜”。我从来没有收到如此讨人喜欢的礼物。我们决定我们“恋爱结婚”，我称雅克为“我的未婚夫”，我们骑着卢森堡公园的旋转木马进行新婚旅行。我严肃对待彼此的诺言，然而他不在身边时，我很少想他。每回见到他我都感到高兴，可是他从来不让我相思。
因此，我记得的懂事年龄前后我的形象，是个规矩、幸福、相当狂妄自大的小女孩。记忆中有两三件事情与这幅画像不相称，使我怀疑只一点点东西就足以动摇我的自信。八岁上，我不再像幼年时期那样健壮快乐，而变得瘦弱、胆小怕事。在前面提到过的体操课上，我穿一件窄得难看的运动衫，我的一位姨妈对我妈说：“她像一只猴子。”课结束时，老师把我和上一节集体课的学生们叫到一起。那是由一位家庭教师陪着的一群男孩子和女孩子。女孩子们都穿浅蓝色针织短上衣，配漂亮的短褶裙。她们发亮的发辫、她们的声音、她们的举止，她们身上的一切都无可挑剔。然而，她们又跑又跳、又蹦又笑，那样放肆、那样不害臊，在我看来这都是流氓的特点。我突然觉得自己笨拙、胆小、长得丑，一只小猴子——毫无疑问，那些打扮漂亮的孩子肯定是这样看我的。他们蔑视我，更有甚者，他们无视我。我不知所措，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趾高气扬而自惭形秽。
几个月后，父母的一位朋友带我去维莱海滨。她的几个孩子不太令我开心。我头一回离开妹妹，觉得仿佛失去了手足。大海在我眼里平淡无奇，海水浴更是受罪，那海水让我透不过气来，让我害怕。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哭泣。罗琳夫人难为情地抱起我放在膝头上，问我为什么哭。我觉得我们两个像是在演一出滑稽戏，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不，没有任何人捉弄我，大家对我都挺友善。事实上是我与家人分别后，失去了确保我种种长处的亲情，也失去了确定我在人世间的位置的规则和标准，我再也不知道如何自处，也不知道我来人世间干什么。我需要被置于一些环境之中，其严格的规定使我的存在成为正当。我体会到这些，因为我害怕变化，不能承受不幸和环境的改变。这正是我相当长时间保持童年憧憬的理由之一。
然而，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却失去了宁静。
这年冬季严寒，而煤却匮乏。在供暖不足的套间里，我将生冻疮而红肿的手指贴在暖气片上也白搭。食品定量配给时期开始了。面包不是灰色的就是太白。早上吃不到巧克力了，只有淡而无味的汤。妈妈做没有鸡蛋的煎蛋卷、人造奶油的甜食，并用糖精代替糖。她让我们吃冷冻肉、马排和不像样的蔬菜：螺丝菜、洋姜、甜菜、西葫芦。为了节省葡萄酒，莉莉姨妈用无花果发酵酿成一种很难喝的饮料“无花果酒”。进餐失去了往日的快乐。夜里常常响警报，外面的路灯和家家窗户的灯光都熄灭了，只听见住宅区负责人达尔代勒仓促的脚步声，接着听见他气冲冲地喊道：“熄灯！”有两三次妈妈让我们下到地窖里，但由于爸爸固执地待在床上，她也决计不再动窝了。上面几层的一些房客到我们家的门厅里来躲避，我们搬了一些扶手椅放在那里，让他们坐着打盹。有时一些被警报声留住的朋友就打桥牌，打到非常晚的时间。我欣赏这混乱的气氛，在缝隙被堵塞的窗户外面，城市静悄悄的，在晨钟敲响时，才突然苏醒过来。麻烦的是，我外公外婆住在里翁·德·贝尔福附近一栋楼的六层，认真对待警报，总是急忙下到地窖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去看看他们是否平安无事。“大贝莎”超重型榴弹炮刚发射几炮，外公就相信德国人马上就要到了，便叫他妻子和女儿去卢瓦尔河畔拉夏里特，他自己天一亮就徒步逃到隆瑞莫。外婆被丈夫强烈的恐慌搞得精疲力竭，病倒了。为了给她治病，要把她接回巴黎，但如果发生轰炸，她再也下不了六层楼，所以把她安置在我们家。当她在一位护士陪护下到达时，她发红的双颊和无神的目光令我害怕。她已不能说话，认不出我。她一个人占用我的房间，路易丝、我妹妹和我便睡在客厅里。莉莉姨妈和外公来家里吃饭。外公用他粗大的嗓门预言大难临头了，或者突然宣布天上给他掉下来了财富。他的杞人忧天的确夹杂了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他曾经是凡尔登的银行家，做投机交易最终破产，他和许多人的资本都被吞噬掉，可他对自己的星宿和自己的嗅觉的信心，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目前他领导一家制鞋厂，由于军队的订货，工厂运转得还相当不错。这家小小的企业不能满足他的渴望——掌握生意、计划和金钱。对他来讲不幸的是，没有妻子和儿女们的同意，他再也不能动用任何资金，所以他试图取得爸爸的支持。一天他给爸爸带来一根小小的金条，那是一位炼金术士当着他的面，从一块铅里提炼出来的。这个秘密可能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们同意给发明者一笔预付款的话。爸爸面带微笑，外公满面通红，妈妈和莉莉姨妈拿定了主意，大家都叫嚷起来。这种场面经常重现。人疲劳不堪，路易丝和妈妈很快“上起火来”，她们“有话要说”。妈妈甚至跟爸爸争吵、骂我和妹妹，情绪控制不住了还打我们耳光。我不再是五岁的年龄，父母一争吵天就像要塌下来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也不再把性急和不公正混为一谈。然而，夜里通过餐厅和客厅之间的玻璃门，听到充满怨恨和愤怒的争吵，我就藏到被窝里面，心里难受死了。我想到过去，那就像失去的天堂。它还会再现吗？我觉得世界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使世界尤其变得暗淡无光的，是我的想象力成熟了。通过书籍、“公报”和我所听到的谈话，战争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就是严寒、泥泞、恐惧、流淌的鲜血、痛苦、垂死。在前线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和亲人。尽管有上天的许诺，但一想到死亡使世间相互热爱的人们永别，我就恐惧得透不过气来。有时，有人当着妹妹和我的面说：“算她们幸运还是孩子！她们不知道……”我表示抗议：“显然，大人们对我们一无所知！”我偶然会被某种东西所淹没。那感觉是如此辛酸、如此具有决定性，我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人能领略比这更强烈的痛苦。在格里埃尔，几名德国俘虏、一位因肥胖而退役的年轻比利时难民，与几个法国工人一块在厨房里吃饭。他们全都相处得很好。说到底，德国人也是人，他们也会流血，也会死。为什么呢？我开始拼命地祈祷这场灾难结束。我觉得和平比胜利更重要。我和妈妈一边上楼梯一边交谈，妈妈对我说，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是吗？”我冲动地说，“但愿战争结束！不管怎样，结束就行！”妈妈突然停住了，一副吓坏了的样子：“别说这种话！法国应该获得胜利！”我感到羞愧，不仅脱口说出了一句荒唐话，甚至产生了这种荒唐想法。不过，我很难接受有一种想法就有罪。在我们的套间下面，在达尔代勒先生玩多米诺骨牌的平静的圆顶咖啡馆对面，最近开了一家吵吵闹闹的罗同德咖啡馆。大家看到光顾那里的尽是一些浓妆艳抹、剪短头发的女人和身着奇装异服的男人。“那是外国佬和失败主义者们的窝。”爸爸说。我问他什么是失败主义者，他回答：“就是相信法国一定会失败的坏法国人。”我不懂。想法在我们头脑里任意地来来往往，人不会故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不管怎样，父母受侮辱的语调和母亲气愤的面孔使我坚信，不要急于把大家互相悄悄说的所有担忧的话大声说出来。
我迟疑的和平主义并不妨碍我为父母的爱国主义感到骄傲。教会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被警报声和“大贝莎”的炮声吓坏了，学年还没有结束就逃离了巴黎。班里留下的只有我和一个孤零零的十二岁的高个子傻女孩。我们坐在那张空荡荡的大桌子旁，对面是龚特兰小姐。她对我尤为关心。我对她给我们上的课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它们像公共课一样严肃，又像私下上课一样亲密。一天，我与妈妈和妹妹到达雅各布街时，整个楼里空无一人，大家都下了地窖。这个意外遭遇让我们大笑不止。我们通过自己的勇气与活力表明，我们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人。
外婆的精神恢复了正常，回了自己家。假期和开学时，我听见人们纷纷议论妄图把法国出卖给德国的两个叛徒：马尔维和卡约(28)。他们没有罪有应得地被枪毙，但他们的阴谋被挫败了。十一月十一日，我正在妈妈的监督下练习钢琴，停战的钟声敲响了。爸爸重新穿上了便装。妈妈的兄弟退伍不久就因患西班牙流感去世了。不过我对他了解甚少，妈妈的眼泪擦干后，至少对我而言，幸福回来了。
家里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无论一块面包头、一根绳头、一张优惠券，还是一次免费消费的机会。妹妹和我的衣服要穿得磨光露出织纹，甚至直到穿得有点破了。妈妈从不浪费一秒钟，看书的时候边打毛线，与爸爸或朋友聊天时边做衣服、缝补或刺绣，在地铁里和有轨电车上，她不停地做给我们装饰裙子的小饰物。她晚上算账，多年来凡是经过她的手花出去的每个生丁，都登记在一本厚厚的黑色簿子里。我想，不仅在我们家，到处都如此，时间和金钱都是严格计算的，所以用起来一定要精打细算、一丝不苟。这个想法合我意，因为我希望的就是一个不随心所欲的世界。宝贝蛋和我，我们经常装扮成在沙漠里迷路的探险者、漂流到小岛上的海上遇难者或者被围困的城市里忍饥挨饿的人。我们施展非凡的创造力，从最微不足道的资源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最喜爱的主题。要利用一切，我打算切实落实这个要求。在我记载每周课程的小本子里，我开始把字写得很小，不留一点空白。老师们感到诧异，问母亲我是不是吝啬。我很快放弃了这个癖好，非理性的节约适得其反，并不令人开心。但是我仍然确信，应该充分使用每一件东西和自己。在格里埃尔，饭前饭后或做完弥撒出来，经常有死气沉沉的时刻，使得我坐立不安。莫里斯姑父不耐烦地问：“这孩子就不能乖乖地待会儿吗？”父母和我听了都笑起来，因为父母不赞成无所事事。我尤其觉得无所事事该受指责，因为它使我感到无聊。我的职责和我的快乐难以分开。唯其如此，这段时期我的生活才如此幸福：我只需凭自己的爱好行事，大家对我都很满意。
阿德丽娜·德西尔学校有寄宿生、半寄宿生、放学后留校自修的走读生，还有像我这样只去上课的学生。每周上两次文化知识课，每次持续两个钟头。此外我还学英语、钢琴，并上教理课。我作为新教徒的激情没有减弱，每当老师进入教室那一刻，时间就变得神圣了。老师们并不给我们讲述任何扣人心弦的东西。我们给她们背诵课文，她们为我们批改作业。我对她们没有更多要求，只要求她们公开认可我的存在。我的优点被记载在一本簿子里，让人们永远记住。每次我都必须做到即使不超过自己，也要赶上自己。这种竞赛总是一次次重新开始，输了我会懊丧，胜了我会兴奋。我的学年布满了这种像灯标般闪光的时刻：每一天都通向某个特定的地方。我同情大人们，他们那一周接一周的每一周，仅仅在平淡无奇的星期天才勉强有点色彩。生活着而没有任何盼头，在我是可怕的。
我盼望，我被盼望。我不停地回答一个要求，免得我自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坐在爸爸的写字台前面，我在翻译一篇英文课文或誊写一篇作文。我在世间占有一个位置，做应该做的事情。烟灰缸、墨水瓶、裁纸刀、铅笔、笔杆，散乱地放在粉红色吸墨纸周围的这套东西，都分担着这种需要。这种需要渗透整个世界。坐在我用功的椅子里，我听到所有天体的和声。
然而，我并不是以同样的干劲完成每一件任务。我的墨守成规并没有扼杀我内心的好恶。在格里埃尔，当艾莱娜姑妈端上一盘南瓜时，我会流着泪离开餐桌，绝不会碰一下那盘菜。无论是威胁还是打我，都无法让我吃奶酪。我还有一些更真格的固执。我忍受不了无聊，它会很快变成焦虑。所以我说过，我讨厌无所事事。但是，那些使我的肉体麻木又不能让我的精神投入的工作，在我头脑里同样留下一片空白。外婆成功地使我对织锦和绢网刺绣产生了兴趣，因为这必须用毛线或棉线严格地按照样品或草图进行织绣，要求我的身心相当投入。我绣了一打枕巾，用一块织得难看的织锦套住我卧室里一张椅子。但做贴边、缝合、织补、齿形花边、十字刺绣、包花绣、流苏花边，我都马马虎虎。为了激发我的热情，法叶小姐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人在一个待结婚的年轻人面前夸赞一位姑娘的优点，说她精通音乐、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年轻人却问道：“她会缝纫吗？”尽管我十分敬重法叶小姐，但是企图让我信服一个陌生年轻人的怪念头，我认为是愚蠢的。我不会改弦易辙。在所有方面，我越是贪婪地学习，就越觉得做起来枯燥无味。一打开英语书，我就仿佛出发去旅行了。我狂热地学习，但从来没专心地去学一种正确的口音。看谱即席奏一首小奏鸣曲令我开心，但学习小奏鸣曲令我反感。音阶我掌握得马马虎虎，练习也马马虎虎，以致钢琴比赛我位列最后几名。视唱方面，我只对理论有兴趣。我唱歌走调，音乐听写一团糟。我写的字东倒西歪，尽管试图通过给我个别上课予以矫正，但没有收到效果。如果要测定一条河的走向、一个地区的周边，我的笨拙让人不敢罚我来做。这个特点一辈子改变不了啦。我做所有实际工作都遭受挫败，精雕细刻从来不是我的长处。
发现自己的弱点不无气恼，我本来希望擅长于一切事情。但是我的弱点有着种种十分深刻的原因，不是靠逞一时意气能够弥补的。打我善于思考的时候起，我就发现自己有无穷的能力，而限度不值一提。我一睡着，世界就消失了；世界需要我，为的是被看见、被了解、被理解。我觉得自己负有使命，自豪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我想，我尚未长成的身体不应该参与，如果参与，会把一切搞糟。要想真实地演奏乐曲，也许必须表演得细致入微，而不是抹杀其精微之处。在我的手指下，乐曲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其完美的最高境界。那么我发奋练习有什么用呢？发挥不免始终有限且相对的能力，这种不值得的努力令我反感。我嘛，该做的永远是观察、解读、探究绝对。翻译一篇英语文章时，我能发现这篇文章全部、唯一的普遍意义。而th从我嘴里发出来，仅仅是千百万个声调变化之中的一个，我才不屑于操这个心呢。我的任务的紧迫性不允许在这些琐碎小事上耽搁时间。有那么多事情要我去做！要唤醒过去，照亮五洲，深入地心，绕月飞行。当人家强制我做无益的练习时，我的头脑就叫苦，我想自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我气恼、又罪己，所以急于了结。任何强制都会被我急切的心情碰得粉碎。
我相信在我看来演奏者的工作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觉得它所产生的只是表面现象。我想，实际上，一首奏鸣曲的真实，存在于乐谱之中，是不变的、永恒的，正如麦克白(29)的真实，存在于印成的书里。创作是另一回事。我赞赏有人能让这个世界上出现某种真实的、崭新的东西。我能够尝试的唯一领域，就是文学。绘画对我而言只能是模仿，我不会努力去做，也不会成功。我只会对一个物体的整体有所反应，根本不会留心我所感知的细节，就是描绘一朵最普通的花我也总是失败。相反，我善于运用语言，因为语言表达事物的实质，语言阐明事物。我本能地倾向于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全都讲述出来：我讲述很多，经常写作。如果我在作文里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讲述出来，这件小事就不会被忘掉，它会让其他一些人感兴趣，就最终得救了。我也喜欢编故事。如果这些故事是在我的生活中受到启发编出来的，它们就能提供我生活的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故事毫无用处，但它们是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它们存在着，我为能让它们脱离虚无而感到自豪。我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法语作文”，甚至抄了几段放在“珍文”簿里。
七月份暑假在即，我可以不带遗憾地与德西尔学校说再见。然而，假期结束一回到巴黎，我就迫不及待地盼望开学，坐在发黑的梨木书柜旁边的皮沙发里，翻得手里的新书沙沙响，吸着新书的气味，欣赏里面的图画、地图，还浏览历史书里的一页，恨不得只看一眼，就能让书里的人物与隐藏在黑色白色枝叶下的风景活动起来。它们藏而不露的存在和我对它们的支配权，令我陶醉。
学习之余，看书是我生活中的大事。现在妈妈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卡尔迪纳尔图书馆订借图书。一张摆满杂志和画刊的台子位于一间大厅的中央，大厅呈辐射状伸出几条走廊，每条走廊都贴墙展示图书，顾客们可以在走廊里闲逛。我童年感到最快乐的时候，是妈妈宣布为我个人订购图书的日子。我停在写着“青年读物”的牌子前面，那里摆着数百本书。“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我发狂般想道。现实超过了我最雄心勃勃的梦想，我面前展现着未曾见识过的丰富多彩的天堂。我带回家一份图书目录，在父母帮助下，在标有“青年”的作品中进行选择，拟订了一份书单。每周我都妙不可言地徘徊在多种贪欲之间。此外，母亲有时还带我去学校附近一家小店买英文小说。这些英文小说看了很久，因为我读得慢。我借助词典，兴致勃勃地掀开一个个词语不透明的面纱。描写和叙述还有点奥秘吃不透，我觉得它们比读法文小说更迷人、更深奥。
父亲这一年送给我一本《君士坦丁神甫》，是由玛德莱娜·勒梅尔作插图的版本。一个星期日，他带我去法兰西喜剧院观看由这本小说改编的戏。我头一回被允许进入一家大人们光顾的真正的戏院，激动地坐在红色的座椅上，认真地听演员们道白。他们有点令我失望，茜茜尔·索莱尔染过的头发和矫揉造作的语调，不符合我心目中斯科特夫人的形象。两三年后，我为《西哈诺》落泪、为《雏鹰》哭泣、为《布列塔尼克斯》发抖，整个身心被舞台的魔力征服了。但是这天下午，令我激动不已的，倒不完全是演出，更多的是我与父亲单独在一起。单独与父亲一起，看一台他为我选择的节目，这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十分默契的关系。在几个钟头里，我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印象：父亲只属于我。
大约在这个时期，我对父亲的感情变得强烈了。他忧心忡忡，说福煦(30)被人操纵了，应该直捣柏林。他经常谈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危险地像boches，即“德国鬼子”。正是德国鬼子毁了他。他对未来的预测很糟糕，不敢重开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岳父的工厂里接受了一个共同管理人的职务。他已经遭受了一些挫折：由于外公破了产，母亲的陪嫁钱一直没有支付。现在他的事业毁了，构成他大部分资本的“俄国人”都垮了，他唉声叹气地被列入了“新穷人”阶层。然而他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更倾向于质疑这个世界，而不是顾影自怜。一个如此高傲的人，竟能如此自然地将就自己卑微的地位，令我感动不已。有一天我看见他为一个慈善机构演出库特林(31)的《内心的平静》。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终日劳碌而不得温饱的专栏作家，被金钱的烦恼压得抬不起头，让一个未成年女子短暂而代价昂贵的爱情弄得心力交瘁。那个女子与妈妈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然而我从爸爸所扮演的人物看出了他自己。他赋予了这个人物看破一切的讽刺意义，激动得我几乎落泪。在他的逆来顺受之中有着忧伤，我猜想中他心里那默默无言的创伤，赋予了他新的魅力。我带着浪漫主义爱他。
夏天晴和的日子，有时晚饭后，他会带我们去卢森堡公园里遛个弯儿。我们坐在美第奇广场的台阶上吃冰淇淋，然后重新穿过公园，因为公园里吹号要关门了。我羡慕住在参议院里的人，夜里他们能在阒寂的小径上尽情遐想。我的每一天都重复老一套，安排得像四季交替一样严格，稍许偏离都会让我处于非常状态。在妈妈通常闩上大门的时候，在温馨的暮色中漫步，这既令人惊喜，也富有诗意，无异于山楂树在隆冬时节开了花。
有一个完全不寻常的晚上，我们坐在普雷沃的露天座上饮巧克力，就在《震旦报》大厦对面。一条活动灯光新闻，报道了在纽约进行的卡彭捷和登普西(32)比赛出人意料的结果。十字路口全是人。当卡彭捷被击倒在地的时候，有一些男人和女人泪如雨下。我回到家里，为观看了这一重大事件而感到自豪。但是，我同样喜欢我们每天在门窗紧闭的书房里度过的晚上：父亲给我们朗读《佩里松旅行记》，或者我们并排坐着，各看各的书。我打量着父母和妹妹，心里热乎乎的，喜不自胜地暗自说：“我们四个人！”接着又想：“我们多么幸福！”
只有一件事情不时使我有些忧郁：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一生的这个时期要结束了。这似乎不是真的。你爱你父母爱了二十年，要离开他们去跟随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怎能不痛苦万分呢？你生活了二十年不曾需要他，怎能朝夕之间就爱上一个对你而言什么也不是的男人呢？我问爸爸，他回答说：“找个丈夫是另一回事。”他脸上露出一丝令我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一直觉得结婚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倒不见得婚姻会导致受奴役，因为妈妈丝毫没有受压迫的样子。令我反感的是一对男女生活在一起。“晚上在床上，你想哭也不能定定心心地哭了！”我惊恐地想道。不知道我的幸福是否因为一阵阵的发愁而中断，不过夜里我常常为了开心而让自己哭；抑制这些眼泪，就是拒绝我强烈渴望的最起码的自由。我成天觉得有一些目光盯住我。我爱自己周围的人，可是晚上一睡下，就感到大大松了口气，心想终于可以一个人待一会儿没有人看见了。这时我能够自问，能够回忆，能够谛听大人们在场就听不到的那怯生生的嘈杂声。剥夺我这短暂的歇息，简直令人发指。至少应该让我有时间，避开一切关心，一个人平静地自说自话，而没有任何人来打断我。
我很虔诚，每个月向马丁神甫忏悔两次，每周领三次圣体，每天早晨诵读《效法基督》(33)，课间溜进学校的小教堂里，祷告很长时间，常常成天祈求上帝升华我的灵魂。我不再对小时候的耶稣感兴趣，而是狂热地膜拜基督。除了福音书，我还读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小说。基督是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我用情人的眼睛端详着他英俊、温柔而忧愁的面容。我翻越橄榄树覆盖的座座山丘，追寻他白色的长袍，用我的泪水浸湿了他的一双赤脚。他对我微笑，就像他对抹大拉的马利亚微笑一样。我吻够了他的膝盖，趴在他鲜血淋漓的身体上哭够了，就让他升天而去。他与那个更神秘的存在消失在天上。那个更神秘的存在赋予我生命，有一天它的光辉将永远让我心醉神迷。
知道基督在天上多么鼓舞人心！据说他钟爱他的每一个创造物，似乎他的每一个创造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我，他与我单独在一起时，所有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我抹去了他们，世界上只有他和我，我觉得自己是他的荣光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的存在有着无限的价值。他不会漏掉任何东西，更确切地说，我的行为、想法、功德，永远记在他的心里，比在老师们的簿子里记得还清楚。当然我的缺点也会被他记下，但经过我的悔过和他的慈悲洗刷，它们会和我的功德一样闪闪发光。我在这面无始无终的圣洁的镜子里自我欣赏，永远不会感到疲倦。我的影像因在上帝心里激起的喜悦而容光焕发，使我不再为在人间遭受的一切挫折而懊恼，摆脱了人间的冷漠、不公和误解。因为上帝总是爱护我。如果犯了什么错误，只要我请求他宽恕，他就朝我的灵魂吹口气，我的灵魂会恢复它的全部光彩。平时在上帝的光辉里，别人归咎于我的错误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上帝通过对我的评判，证明我的清白。他是至圣之所，在那里我总是对的。我以投入生活的全部热忱爱戴着他。
我每年要退隐一次。整个那一天，我聆听一位讲道者的训言，参加祭礼、数念珠、静思，在学校里吃午饭，吃饭的时候一位女学监给我们念一位女圣人的生平。晚上在家里也不妨碍我静静地冥想。我在一个小本里记下我灵魂的表露和神圣的决心。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更接近上帝，但不知道怎样做。我的行为甚少有可改进之处，我几乎无法改进。再说，我寻思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与上帝有关。遭到母亲斥责的我和妹妹的大部分错误，都是笨拙和冒失造成的。宝贝蛋丢失了一条麝猫皮衣领，遭到严厉责骂和惩罚。我与加斯东伯父在“英国式河”里钓虾，跌落水中，不禁惊恐万状，预料会遭一顿痛骂，不承想却得到宽饶。这类蠢事与罪过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就是都能避免，我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尴尬的是，上帝禁止许多事情，而又不要求我做任何实际的事情，除了做一些祈祷、参加一些宗教仪式，而这些改变不了每天的进程。看到人们刚刚领完圣体，那么快就又埋头于日常的老一套，我甚至觉得奇怪。实际上，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过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生活。我越来越相信，世俗世界里没有超自然生活的位置。然而重要的正是超自然生活，唯有超自然生活。一天早晨我突然明白了，一位深信未来真福的基督徒，丝毫不应该看重过眼云烟。他们中的大多数怎么会接受停留在现世呢？我越想越感到吃惊。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效法他们。在无限和有限之间，我已经作了选择。“我将进修道院。”我决定道。那些慈善修女的活动，我觉得微不足道。除了长时间地默想上帝的荣光，没有其他适当的事情可做。我将成为加尔默罗会修女：我并未公开这个计划，别人也不会当真。我满足于狡黠地宣布：“我才不会结婚呢。”父母露出微笑：“等她满十五岁咱们再谈吧。”我在心里还给他一个微笑。我知道一个不可改变的逻辑使我注定要进修道院。人怎么会宁可放弃一切，而去选择什么都不要呢？
这种前途对我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它使我得以在好几年间无所顾忌地享受这世间的所有好处。
我的幸福在每年夏天我在乡间度过的两个月里达到顶点。妈妈比在巴黎时心情更平静；爸爸则更多地关心我。我有许多闲暇看书、和妹妹玩。我并不想念德西尔学校。生活中的那种求学若渴，变成了度假若渴。我的时间不再按照明确的要求安排。充分取代那些明确要求的，是展现在我的好奇心面前的广阔视野。我探索这广阔的视野，而不需要任何帮助。大人们不再在世界和我之间扮演中介角色。一年之中难得有的清静和自由，令我陶醉。我所有的愿望、对过去的忠实、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对父母的爱、对独立的渴求，统统融合在一起。
一般我们先在格里埃尔小住几周。那座城堡我觉得又大又古老，其实它才将近五十年，不过在这半个世纪间搬进去的东西，家具也好、小玩意也好，就从来没有一件再搬出来。没有任何一只手冒险去打扫时间的余烬。人们呼吸着熄灭的古老生活。在铺石板的前厅里，挂着一排锃亮的铜号角，令人想起——我想是虚假的——昔时围猎的盛况。在家里人平常待的“台球室”里，制作成标本的狐狸、
、鸢使这种猎杀的传统变得不朽。房间里并没有台球桌，而是有一个大壁炉、一个仔细锁好的书柜、放有几期《法兰西猎人》杂志的一张桌子；几张独脚小圆桌上堆满发黄的照片、一束束孔雀羽毛、卵石、陶器、温度表、静悄悄的座钟、一直不亮的灯。除了餐厅，其他房间很少使用，包括一个弥漫樟脑丸气味的房间、一间小客厅和一间学习室，一间办公室则总是关着护窗板，充当杂物间。一个弥漫强烈皮革味的小房间，是几代人放高统靴和高帮皮鞋的地方。有两架楼梯通往上面几层，每层的走廊连着十一二个房间，大多数已弃之不用，堆满尘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与妹妹同住其中一个房间。我们睡有圆柱的床。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嵌在玻璃框里，挂在墙上作装饰。
整个家最热闹的地方是厨房，占底层的一半。早晨我在厨房里吃早饭，吃的是咖啡牛奶和黑面包。从气窗里望出去，看得见外面走动的鸡、珠鸡，有时有人腿。我喜欢实木的桌子、凳子、大箱子。铜制的器皿亮光光，如各种大小的平底锅、小锅、漏勺、大盆、长柄暖床炉等等。真令我赏心悦目，那些颜色简单明快的盘子，各色各样的碗、杯子、盆、碟子、瓶子、水壶、酒壶。铸铁的、陶的、粗陶的、瓷的、铝的、锡的，有那么多炒锅、平底锅、汤锅、双耳盖锅、带柄圆筒锅、有盖大汤碗、菜盘、无脚杯、漏勺、砧板、磨、糕点模子、研钵！走廊的另一边，有几只斑鸠在鸣叫，那里是乳品室。上釉的瓮和大碗、光滑的木制搅乳器、一块块表皮光滑雪白的黄油、奶酪，上面盖着雪白的纱布。这种讲究卫生的裸露和婴儿的气味，令我避之不及。但在水果贮藏室里我很开心，那里有苹果和梨，放在柳条搁板上成熟。食物贮藏室里，在一些酒桶之间，有一瓶瓶酒、一根根火腿和香肠、一串串洋葱和干蘑菇。这些地下室里集中了格里埃尔的全部奢华。大花园和楼房内部同样破败：没有一丛花，没有一把花园座椅，没有一个方便或有趣、引人驻足的地方。在大台阶对面有一个养鱼池，经常见到一些女佣挥动捣衣杵在捶衣服。有一片呈陡斜坡的草地，下边是座比城堡还老的建筑，即“坡下的房子”，里面堆满马具，挂满蜘蛛网。有三四匹马在旁边的马厩里嘶鸣。
我的姑父、姑妈和堂兄弟们过着与这种环境相适应的生活。姑妈艾莱娜早晨六点就仔细检查她的衣橱。她有许多用人侍候着，不做家务，又很少下厨，不做女红，也从来不看书，但常常抱怨没有一分钟是属于她的。她不停地从地窖到顶楼到处东张西望。姑父将近九点钟下楼来，去鞋房里擦护腿，然后去给马套鞍具。玛德莱娜照顾他的马。罗贝尔还在睡觉。早餐吃得晏。入席之前，莫里斯姑父仔细地给生菜加上作料，再用木头刮板拌。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家热烈议论罗马甜瓜的质量，快结束的时候又比较不同品种梨的味道。其间，大家吃得多，说得少。饭后，姑妈又去查看她的衣柜了，姑父重返马厩，挥动的马鞭发出啸声。玛德莱娜来陪我和妹妹玩槌球游戏。一般情况下，罗贝尔什么也不做，有时去钓鳟鱼，九月份也打点猎。低薪聘请的几位家庭教师，曾经试图教他一点初级算术和拼写。还有一位老姑娘专门教玛德莱娜。玛德莱娜脾气不那么犟，是家里唯一看书的人，看了不少小说，渴望变得很漂亮、很可爱。晚上大家都聚集在台球室。爸爸要求点灯，姑母反对说：“天还亮着呢！”最后她不得不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晚餐后，大家听见她在走廊里碎步疾走。罗伯尔和姑父一动不动地坐在各自的椅子里，目光呆滞，静静等待着睡觉的时刻。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例外，翻阅一会儿《法兰西猎人》杂志。第二天重新开始同样的日子。礼拜天除外，把门关严之后，大家坐上英国式马车，去圣日耳曼·勒贝尔做弥撒。姑母从不接待客人，也不访问任何人。
我很适应这些习俗。每天最明亮的时间，我都是与妹妹和堂姐在槌球场度过的，此外我还看书。有时我们跑到栗树林子里去采蘑菇。那些没有味道的草地蘑菇、蕨草菌、菊苣菌、鸡油菌等，我们全不放在眼里。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带红腿的血红牛肝菌和假牛肝菌，后者可从其灰暗的颜色和生硬的棱角分辨出来。我们也看不上成熟的牛肝菌，肉质已开始变软，增生为暗绿色的须状。有些小牛肝菌，腿呈凸肚状，有一个深棕色或淡紫色漂亮绒头的，我们也不采。我们把脚伸进青苔，拨开蕨类植物，一踩马勃菌，那菌便爆裂，溅出脏兮兮的粉尘。有时，我们与罗贝尔一块去钓虾；或者，为了喂孔雀，我们用铁锹铲开蚁穴，将近乎白色的蚁卵装在两轮车上带回来。
那辆“大四轮无篷马车”放在车库里，永远也不会再出来。我们去梅里尼亚克，便乘坐小火车，行程一个钟头，每十分钟停一站。下了火车把行李装上一辆驴车，我们步行抵达庄园。我想象不出世间还有更宜于居住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那里日子过得倒是清苦。妹妹和我既没有槌球，也没有户外游乐，因为母亲反对父亲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又不会游泳，况且韦泽尔河离得不近。偶尔听见大街上有一辆汽车驶过，妈妈和玛格丽特伯母便赶忙离开大花园，去梳洗打扮，去的人中从来没有孩子。我没有游乐也行。读书、散步和我想出的同妹妹一块玩的游戏，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的幸福的头一桩，就是清晨出其不意地来到正在醒来的草地上。手里拿本书，我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家，推开栅栏门。草上凝结着冰凉的白色露珠，没有办法坐，我便顺着大路，沿着种有树的草地边沿走去。这些树都是外公选的，称为“景观花园”。我一边看书，一边慢步走，脸上感觉到清凉的气息沁人心脾。凝聚在地表的薄薄一层水汽正缓缓地化去。紫色的山毛榉、蓝色的雪松、银白的杨树，闪烁着异常清新的光辉，仿佛是在天堂里的头一个早晨。我独自承接着世界的美和上帝的荣光，而空空的腹中渴望着巧克力和烤面包。当蜜蜂开始嗡嗡叫，当绿色的护窗板打开，迎来带有紫藤味的朝阳时，我与对其他人而言刚刚开始的这一天，已经共享一段漫长而神秘的过去了。在全家人互致问候和用过早餐之后，我在那棵美国木豆树下一张铁桌子前坐下，做“暑期作业”。我喜欢这种时刻，坐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完成一项容易的任务，而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聆听夏季的各种声音：黄蜂飞舞的瑟瑟声、珠鸡的咯咯鸣唱、孔雀惊慌不安的叫声、树叶的沙沙声；福禄考的芬芳与厨房里阵阵扑来的焦糖和巧克力的香味混合在一起；一个个阳光的圆圈在我的练习本上跳动。每样东西和我本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位置，从现在以至永远。
将近中午，爷爷从楼上下来，银白须髯之间的下巴刚刚刮过。他坐下来阅读《巴黎回声》报，直到吃午饭。他喜欢吃有劲道的食物，如山鹑白菜、鸡肉香菇馅酥饼、橄榄鸭、兔里脊、馅饼、奶油水果塔、杏仁奶油饼、牛奶鸡蛋烘饼、水果蛋糕等。音乐托盘播放着《科内维尔的钟声》，爷爷和爸爸谈笑风生。整个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直抢着说话，就是笑、朗诵诗文、唱歌。所有往事，所有趣闻轶事，全都被他们翻出来，他们还广泛引用别人的话，风趣的话、家长里短的粗话，统统都用上了。像往常一样，饭后我和妹妹出去闲逛，不顾腿被荆豆划破、胳膊被荆棘刺伤，在周围的栗树林、田野和荒地里东寻西找几公里。结果有重大发现：几口水塘，一个瀑布，还在一个灌木丛中间发现一大块灰色的花岗岩。我们爬到岩石顶上，眺望远处莫内迪埃那条蓝色的地平线。途中，我们品尝榛子、树篱里的桑子、野草莓、山茱萸、小蘖酸浆果，还尝了所有苹果园里的苹果。但是小心地不吮大戟的汁，不碰那美丽的铅红色穗状花，这种花有一个高深莫测的名字，叫做“所罗门玉玺”。新割倒的再生草的气味、忍冬的气味和开花的黑麦的气味，熏得我们有点头晕，我们便在苔藓或草地上躺下看书。有时，我独自在景观园里度过下午，陶醉于阅读之中，并不时观看影子拉长、蝴蝶飞舞。
雨天，我们便待在家里。如果说人的意志对我施加的限制会令我感到痛苦，但事物强加于我的限制我却并不讨厌。我喜欢待在客厅里，这里的扶手椅包着绿色长毛绒，落地窗都挂着黄色平纹布窗帘。在大理石的壁炉台上、在桌子和餐具橱上，有不少死的东西已彻底凋谢：鸟标本掉了羽毛，干花碎了，贝壳失去了光泽。我爬到一条凳子上，在书柜里翻寻，总能找到费尼莫尔·库珀的某本书，或者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别致的商店》。这都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书。有一架钢琴，好几个琴键已经坏了，音也不准了。妈妈将《大莫卧儿》的曲谱或《让内特的婚礼》的曲谱摊开在谱架上，唱起爷爷最喜欢的歌曲，爷爷和我们一块重复叠句。
晴天，晚饭后我去大花园里溜达，在银河下吸着玉兰馥郁醉人的芳香，同时守望天上的流星。然后我端支蜡烛，上楼去睡觉。我有一间属于我的卧室。这间卧室朝向院子，对面是柴房、洗衣间和车库。车库里放着两辆老旧马车，一辆是四轮双座篷盖马车，一辆是四轮敞篷马车。卧室狭小，倒令我喜欢，一张床、一个五斗橱，在一个箱子上面，搁着脸盆和水壶。这个小房间刚好够我住，就像过去爸爸书桌下我蜷缩在里面的那个窝儿。尽管有妹妹在，平日我感到轻松，但只身独处一室，还是让我感到兴奋。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便乘兴睡在地板上。特别是上床就寝之前，我总要在窗前伫立良久，夜里还常常起来，谛听黑夜平和的呼吸，探出身子，把手伸进一丛清凉的桂樱。泉水在青石板上汩汩流淌，不时一头奶牛用蹄子踢牛圈的门。我闻得出秫秸和干草的气味。像心脏跳动一样单调而不知停歇的，是一只蝈蝈在尖声鸣叫。在漫无涯际的寂静中，在浩瀚无垠的夜空下，大地仿佛在重复着我心里不停地窃窃私语的一句话：“我在这里。”我的心借着它本身充满活力的热力，在冰冷的星光下摇荡。天上有上帝在注视着我。我血液里流淌着的欢乐，使我感觉到永恒。
大人们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这有失检点。”这句话的含义有点模糊不清。起初我只当它多少有点粗俗的含义。在塞居尔夫人的《假期》里，一个人物讲述了一个幽灵、噩梦、被弄脏的床单的故事。这个故事令我和父母同样反感。于是，我读出了人体下流机能的不体面。然后我了解到，人体会整个儿参与其下流机能的粗俗行为。所以要加以掩盖，让其下部和皮肤暴露在外——除了少数有限的部位——便有失礼仪。衣着方面的某些细节以及某些姿势，像不谨慎的暴露一样会受到指责。这些禁忌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一位“体面”的女士不应过分地袒胸露肩、穿短裙、染头发或把头发剪短，也不应该化妆、摊开四肢躺在沙发上，或在地铁的过道里吻自己的丈夫。她如果违反了这些规矩，就有失检点。有失检点虽不能完全与罪过混为一谈，但会招致比滑稽可笑更严厉的指责。妹妹和我都感觉到，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被掩盖在其无关紧要的外表之下，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不受这个秘密伤害，我们都迫不及待地对之采取嘲笑的态度。在卢森堡公园，我们从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旁边经过时，总要用肘头碰一下对方。有失检点在我的思想上与另一个神秘的东西——禁书有着某种关系，不过是非常模糊的关系。有时在交给我一本书之前，妈妈会用曲别针把书中的若干页别住。在赫·乔·威尔斯的《世界之战》里，我发现有一章被这样处决了。我绝不会把曲别针拿掉，但常常会寻思：究竟有什么东西呢？这令人奇怪。大人们当着我说话毫无顾忌，我在世间行走而不会遇到障碍。然而在这种透明之下却隐藏着某种东西。是什么东西？隐藏在何处？我的目光徒然在地平线上寻找，试图找到那个神秘地段，它没有被任何屏幕遮掩，但就是看不见。
一天，我坐在爸爸的书桌前学习，发现手边有一本封面发黄的小说：《大都市》(34)。人已疲劳，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不自觉地翻开小说，并无意读它，只往里面瞄了一眼，还没有将一个个词连成句子，就觉察到这本书的神秘特色。妈妈出现在我身后：“你在做什么？”我支支吾吾。“不应该，”妈妈说，“永远不应该碰不让你读的书。”她的声音里带着恳求，脸上现出不安的神情，比责备更让人信服。《大都市》这本书里，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候着我。我连声答应。我的记忆将这件小事与多年之前的一个事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是很小的时候，也是坐在这张扶手椅里，我把手指伸进了电插座黑糊糊的孔里。一阵抽动使我痛苦地惊叫起来。在妈妈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是否看了一眼圆瓷插座中间那个黑孔，或者是后来才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样，我感觉到，与书柜里左拉、布尔热的作品接触，会在我心里造成难以预料的、遭到电击般的冲击。就像那地铁的铁轨，它吸引我，是因为我只看到它光滑的表面，而没有觉察出它致命的能量。书脊已旧的老书尤其令我望而生畏，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标明它们有害的影响。
在隆重的领圣体之前的退省之时，讲道者为了让我们警惕好奇心的诱惑，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位冰雪聪明而早熟的姑娘，由缺乏警觉的父母抚养长大，有一天来向讲道者吐露隐情：她读了许多坏书，以致失去了信仰，对生活心生厌恶。讲道者希望帮助她，重新产生希望，可是她受到的感染太严重，没过多久讲道者就获悉她自杀了。我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对这个小女孩既佩服又嫉妒的冲动：她只比我大一岁，知道的东西却比我多那么多。于是我陷入了困惑。信仰是我对付地狱的保证：我太害怕地狱，不至于犯死罪；可是人一旦停止信仰，所有深渊就会展现在他面前。发生如此可怕的不幸，难道不是罚得太重了吗？那个自杀的小女孩甚至没有因为不听话而犯罪，她只是不谨慎地自我暴露给黑暗力量，被黑暗力量扰乱了灵魂。上帝为什么没有拯救她呢？人摆弄的文字怎么竟能摧毁上天的真理呢？我最无法理解的，就是知识导致绝望。讲道者没有说坏书用虚假的色彩描绘人生。如果这样说了，他很容易清除坏书的谎言。他拯救那个女孩子而失败了的悲剧，是因为那个女孩子过早地发现了现实的真正面貌。“不管怎样，”我心想，“现实的真正面貌，有一天我也会面对面地发现的，但我不会因此而轻生。”在一定的年龄真理会让人丧命的这种观念，有悖于我的理性主义。
况且，年龄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莉莉姨妈就只有权看供年轻女孩子看的书；妈妈曾经从路易丝手里夺走了《克洛蒂娜在学校里》，晚上她与爸爸议论这件事：“幸好她什么也没看懂！”结婚是一副解毒剂，使之能够毫无危险地吸收科学之树上的果实，可是我全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考虑与同学们谈论这些问题。一名女学生因为和人“说下流话”被开除了。我洁身自好地想：“如果她试图私下和我说，我根本不会理她。”
然而，我的堂姐玛德莱娜什么书都读。爸爸见她十二岁就埋头看《三个火枪手》，十分生气，可是姑妈艾莱娜却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贪婪地读了那么多“超过她的年龄”的小说，玛德莱娜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想要自杀。一九一九年，父母在雷恩街找到一套房子，房租比蒙帕纳斯大街的那套便宜。为了安心地搬家，十月份上半月，他们把妹妹和我留在格里埃尔。我们俩从早到晚都单独与玛德莱娜在一起。一天，在两盘槌球之间，我不假思索地问她，那些禁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意让她对我透露那些书的内容，而只想弄明白它们被禁的原因。
我们放下木槌，三个人在竖有门柱的球场边草坪上坐下。玛德莱娜犹豫片刻，噗嗤笑了一声，便说起来。她对我们指着她的狗，让我们注意那狗两条腿之间的两个球。“嗯！”她说，“男人也有的。”在一本题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集子里，她读到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故事：一位侯爵夫人妒恨自己的丈夫，叫人趁他睡着时割掉了他那两个“球”。他死了。我觉得这堂解剖学课没有教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开始进行一次“淫秽的交谈”，催促玛德莱娜道：“还有什么？”于是她对我解释“情人”和“情妇”二词为何意：假设妈妈与莫里斯姑父相爱，姑父便是妈妈的情人，妈妈便是他的情妇。玛德莱娜并没有明确说明“相爱”一词的含义，因此她这个不恰当的假设使我难堪，而并没有让我明白什么。只有当她告诉我小孩子是如何生出来时，我才开始对她的话感兴趣。祈求上帝的意旨已不再会令我满意，因为我知道，除了奇迹，上帝总是通过自然的因果关系行事的：发生在凡间的事情，要求有凡间的解释。玛德莱娜证实了我的怀疑：婴儿是在母腹之中孕育的。几天前，厨娘将一只母兔开膛，在其肚腹里发现了六只小兔崽。一位妇女等待一个孩子，那就是说她怀孕了，她的肚腹就会隆起。玛德莱娜没有告诉我其他什么细节。她接着对我说，从现在起一两年之内，我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我将会产生“白带”，每个月都会流血，要在大腿之间系上绷带样的东西。我问这种流血是否叫做子宫出血。我妹妹不安地想知道系上那绷带怎么办，怎么小便？这个问题使玛德莱娜生气了，她说我们是笨蛋，耸耸肩，就去喂她的鸡去了。也许她觉得我们太幼稚，认为不值得对我们作进一步的启蒙。我感到狼狈、愕然：我本来以为，大人们保守的秘密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呢，玛德莱娜那种嘲讽的、神秘兮兮的口气，与她所披露的那些奇怪地微不足道的事情不相称。有点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她没有提到受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随后几天我倒是琢磨过，明白了因和果必然是一致的，所以我无法接受是婚礼使女人腹部出现了一个肉体。父母之间应该发生某种机体方面的事情。动物的行为应能给我以启示：我曾看见玛德莱娜的猎狗克利凯特紧贴着一只大狼狗，玛德莱娜哭着试图把它们分开。“它的崽子会太大，克利凯特会因难产死去的！”可是，我并没有把这类嬉戏——也没有把家禽和苍蝇的这类嬉戏——与人类的行为联系起来。所谓“血缘关系”“同一血缘的孩子”“我承认自己的血脉”等词语使我联想到，婚礼那天，丈夫的血液会一劳永逸地输送一点到妻子的血管里。我想象一对新婚夫妇站着，丈夫的右腕子与妻子的左腕子紧贴在一起。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参加者有神甫和几位精心挑选的证人。
尽管令人失望，但与玛德莱娜的闲聊，无疑严重地扰乱我们心灵的安宁，因为妹妹和我情不自禁地议论了很多。姑妈艾莱娜为人和蔼可亲，不教训人，而且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所以我们不惧怕她。当着她的面说了一大堆“不得体”的话。在家具盖着罩布的客厅里，姑妈艾莱娜有时在钢琴前坐下，和我们一块唱一九〇〇年代的歌曲，她收藏了一整套，我们从中挑选出一些最可疑的，得意地哼唱：“你白皙的乳房，对我这张馋嘴而言，比林子里的草莓，比我吃的奶，还更香甜……”这首浪漫曲的开头使我们十分惊异，应该照字面理解吗？男人真吃女人的奶吗？这是恋爱的一种习俗吗？不管怎样，这段歌词的确“不得体”。我们用手指尖把它写在凝结水汽的窗玻璃上，在姑妈艾莱娜面前大声朗诵。我们向她提一大堆离奇古怪的问题，同时暗示她，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受骗了。我想我们这些胡言乱语是有所指的。我们不习惯于暗的，而是想警告大人们，我们识破了他们的秘密。可是我们没有胆量，需要自行排解。我们的坦率采取了挑衅的形式。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回到巴黎，妹妹不如我拘谨，敢向妈妈提问题，问她小孩子是不是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妈妈有点干巴巴地反问，“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姑妈艾莱娜显然和她通了气。迈出头一步，我们松了口气，又继续往前走。母亲暗示我们说，小孩子是从肛门里生出来的，而且不疼。她说话时语气冷漠。可是这次谈话没有下文，我永远没有再向她谈到这些问题，她从此也只字不提。
不记得我曾反复琢磨过怀孕和分娩现象，也不记得我曾将其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到一起。我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当母亲，可能觉得这类事与我没有关系。这次失败的启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让我感到困惑。它让许多谜团悬而未解。生一个孩子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与不得体的事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存在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玛德莱娜的语气和妈妈的保留态度使人想象存在某种关系呢？妈妈只是在我们挑动下才说的。她说得很简单，而且没有告诉我们结婚是怎么回事。生理方面的事情属于科学，就像地球自转属于科学一样。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她，让她如此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像我堂姐所暗示的，禁书里仅有一些滑稽可笑不得体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说它有毒呢？我不会明确提出这些问题，可是它们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除非肉体本身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否则，为什么凡是提起它的存在，不管是严肃地还是轻浮地提起，似乎都有危险呢？
我猜想大人们的沉默后面隐藏着某种东西，但并不指责他们莫名其妙地装腔作势。然而，关于他们所保守的秘密的性质，我的幻想破灭了，因为它们达不到那种境界。那种比我自己的世界还光辉夺目、视野更广阔的境界，它们达不到。我的失望让宇宙和人类降到了其日常的琐碎里。我没有立刻明白过来，但是大人们的威望因此而大大降低了。
人们告诉我，虚荣毫无意义，肤浅非常无聊。我应该为自己注重打扮、久久地照镜子而感到羞愧。然而，条件许可的时候，我又喜欢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尽管胆怯，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向往扮演明星。庄严地领圣体的日子，我心花怒放。圣餐台我早就熟悉，所以毫无顾忌地领略这个节日世俗的诱惑力。我的连衣裙是向一位表姐借的，丝毫不惹人注目。但是，我不像在德西尔学校戴传统的绢网无檐软帽，而是戴了一个玫瑰花冠。这个细节表明，我不属于教区那群普通的孩子：马丁神甫向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分发圣体饼。而且我被挑选出来，是要以我的伙伴们的名义重申我们庄严的许愿；通过这庄严的许愿，在接受洗礼那一天，我们与撒旦及其浮华和恶行断绝了一切关系。玛格丽特伯母为我设盛大午宴，而且由我主持；下午家人又聚在一起吃点心，我把自己所收到的礼物陈列在三角钢琴上面。大家向我祝贺，我自己感到满意。晚上，我恋恋不舍地卸了妆。为了安慰自己，一时间我改变主意想到了结婚：有一天，我将穿上洁白的绸缎婚纱，在管风琴的音乐声中、在辉煌的烛光之中，重新把自己装扮成王后。
翌年，我担任了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色，当女傧相。莉莉姨妈结婚。婚礼不豪华，不过我的打扮令我喜出望外。我喜欢连衣裙那柔滑的感觉，配一条蓝色丝巾，环形鬈发上扎一条黑色绒带，戴一顶黄褐色宽檐软帽，上面饰有丽春花和矢车菊，男傧相是一位十九岁的漂亮小伙子，跟我说话就当我是大人似的。我确信他觉得我挺可爱。
我开始关心自己未来的形象，除了在阅览室读的严肃作品和冒险故事，我也阅读“女儿丛书”里的小说。这些小说曾经给我母亲的少女时代增添快乐，现在摆满了我衣橱的一格。在格里埃尔，我可以阅读《茅舍里的夜间叙谈》和斯特拉丛书中的作品。玛德莱娜非常喜欢这套丛书。我还可以阅读德利和居伊·尚特普洛尔的作品：《科莱特的九日祈祷》《我叔父与我的本堂神甫》。这些贞洁的爱情故事我不很喜欢，觉得女主人公都愚蠢，而他们的情人都平庸。不过有一本书，我觉得在里面认出了自己的面孔和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露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马奇家的女孩子都是新教徒，她们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们的母亲给她们提供的书，不是《效法基督》，而是《天路历程》。这种距离只是更好地突出了我们所共有的特点。看到梅格和乔穿着寒酸的浅褐色府绸长袍去观看午场演出，而所有其他孩子都穿绫罗绸缎，我心里很不平静。人们像教诲我一样教诲她们，教养和道德重于财富；她们的家庭像我们家庭一样，有某种说不出来的特别之处。我热切地将自己等同于那个有知识的乔。乔粗暴、执拗，会爬到树顶上去看书，比我更像男孩子、更大胆，但她像我一样讨厌做女红和家务而热爱书籍。她写作，为了效法她，我重操旧业，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渴望恢复昔日与雅克的友谊，或更泛泛地说，是否希望抹去那条使男孩子们的世界向我关闭的界线。不过，乔和劳里的关系触动了我的心弦。我相信他们以后会结婚，成熟会实现而不是背弃孩提时代的诺言：这个想法使我充满了憧憬。但尤其使我欣喜异常的，是露易莎·奥尔科特对乔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我说过，我痛恨大人们傲慢地把小孩子看成全都是一样的。作家们赋予他们的小主人公们的优点和缺点，通常都像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些小主人公长大了都变成了好人；再说他们彼此仅在道德方面有所不同，绝对不会是在智力方面。按照这种观点，似乎可以说年龄使所有人都变得不分高下。可这本书里却相反，乔胜过她的姐妹们，比她们更有道德或更漂亮，求知热情比她们强烈，思想也比她们活跃，她的优势像某些大人的优势一样引人注目，确保了她不寻常的命运。她出类拔萃。我想我也可以把我对书籍的兴趣、我的学习成绩，看成是我的未来将证实的某种价值的保证。我在自己眼里成了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切小说情节都要求有阻碍、有挫折，我便进行虚构。一天下午，我与宝贝蛋、让娜和玛德莱娜一块玩槌球。我们穿着米色布罩衫，上面饰有月牙形红色花边，绣有樱桃。小桂树丛在阳光下闪光，大地散发着芬芳。突然我愣住了：我正在经历一本书里第一章的情形，我是那书中的主人公，刚刚度过了童年。我们将长大，妹妹和堂姐妹们比我更漂亮、更优雅、更温柔，将更加讨人喜欢。我这样决定：她们将找到丈夫，而我找不到。我不会因此而难过。人家喜欢她们甚于喜欢我是对的。但是将发生某种事情，比任何偏爱更能激励我：我不知道将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人，但我肯定会成名。我想象已经有一个目光扫视了槌球场和四个穿米色罩衫的小姑娘，然后停留在我身上，一个声音低语道：“这个与其他几个不一样。”这样夸张地把我与没有任何奢望的一位妹妹和两位堂姐妹进行比较，不啻是一种讽刺。不过，通过她们几个，我盯住的是与我相类似的人。我肯定，我将来一定……不，现在就出类拔萃！
我只是十分罕见地沉湎于这种傲气十足的抱负。大家对我的器重使我不必这样。如果说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同凡响，但绝不至于再相信自己无与伦比。从这以后，我的自负被另一个女孩子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抑制住了。我有幸遇到了友谊。
进入四年级一班那天——我就要满十周岁了——紧挨着我的座位是一位新来的女同学：一位小个子、黑发、头发剪得短短的女同学。在等待老师的时候和下课的时候，我们聊了聊。她名叫伊丽莎白·马比耶，和我同岁。她的学业是在家庭里开始的，因为一起严重事故而中断了。在乡村里她煮马铃薯时，裙子着火，大腿三度烧伤，好几夜不停地哀号，整整卧床了一年，现在褶裙之下的肉还是肿的。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情，她在我眼里立刻成了一个人物。她与老师们说话的方式令我意外，她自然的语调与其他学生呆板的语调形成反差。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出色地模仿老师博德小姐，她说的话既有趣又滑稽。
尽管被迫中断学习落下了功课，伊丽莎白很快就名列班上的前几名，作文我仅勉强胜过她。我们之间的竞争令我们的老师们高兴，鼓励我们友好相处。在每年圣诞节前后举行的文娱晚会上，我们俩被安排一块演一出短剧。我穿着粉红色连衣裙，面庞两边梳着鬓角发卷，扮演小时候的塞维涅夫人；伊丽莎白扮演一位爱吵闹的表哥。她那套男孩子服装很合身，她活泼自如的表演令观众着迷。排练工作和在灯光下面对面的表演，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从此大家都称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
我父亲和我母亲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他们听说过的马比耶家族各个不同分支，得出结论：他们与伊丽莎白的父母约莫还有些共同关系。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位职位很高的铁路工程师；她母亲姓拉里维埃，属于一个热衷于传播福音的有九个孩子的天主教家族，积极从事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慈善事业，有时在雅各布街出现。这是一位四十来岁风姿绰约的妇人，褐色头发，目光热烈，颈子上佩戴一条天鹅绒饰带，下端结了一颗古老的坠子。她注意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掩饰她那王后般的悠然自得。她征服了我妈，叫我妈“娇小的夫人”，说她看上去像是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和我都被允许到对方家里玩儿。
头一回妹妹陪我去瓦雷恩街，我们两个吓了一跳，伊丽莎白——我们亲切地叫她莎莎——有一位大姐、一位大哥、六个弟弟和妹妹，还有一大堆堂兄弟和小朋友。他们大叫大嚷地又跑又跳、相互打架，还爬到桌子上闹，结果撞翻家具。下午快结束时，马比耶太太进到客厅里，扶起一把椅子，微笑着抹一把汗津津的前额。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对孩子们脸上肿起的包、身上的污渍以及摔碎的盘子毫不在意，一点也不生气。我不很喜欢这种瞎胡闹的玩法，莎莎也常常感到厌烦。我们躲到马比耶先生的书房里，远离吵闹，促膝交谈。这是一种全新的乐趣。我父母和我说话，我和他们说话，可是我们不一块闲聊，我妹妹和我之间，又没有需要交流的必不可少的距离。我和莎莎进行真正的交谈，就像晚上爸爸和妈妈交谈一样。我们谈我们的学习、我们看的书，谈我们的同学、老师们，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但不谈我们自己。我们的交谈从来没有发展到倾诉衷肠。我们相互没有任何亲热的表示，彼此客套地以“您”相称；除了在书信中说说，我们互不拥吻。
莎莎和我一样爱书爱学习，而且她具有不少我没有的才能。有时我到瓦雷恩街按门铃时，看见她正在做油酥饼和焦糖糖果。她会用织毛衣的针把橘子片、椰枣、李子干串起来，放进正在煮带醋味的糖浆的平底锅里。这些蘸糖浆的水果与糖果商卖的一样好看。为了不在巴黎的外公外婆和舅父舅妈，她每周都写“家庭记事”，然后油印十来份。我既欣赏她叙述的生活，也欣赏她油印“家庭记事”的灵巧，把它油印得像一份真正的报纸。她与我一块上过几堂钢琴课，但很快过渡到了高级阶段。她体质娇弱、两腿细长，尽管这样，还是尽其体力完成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初春，马比耶太太带我们两个去了一个百花绽放的郊区——我想那是楠泰尔的一个郊区。莎莎在草地上侧手翻、劈叉、翻各种筋斗、爬树并用双脚钩住倒挂在树枝上。她做所有这些动作都显轻松自如，令我赞叹。她十岁时就穿行于大街小巷，在德西尔学校从来没像我一样举止拘谨。她和老师们说话彬彬有礼，但自然大方，几乎是平等相待。有一年在一堂钢琴试奏课上，她表现得十分放肆，险些造成丑闻。前几排所坐的学生，都穿着最漂亮的连衣裙，特别卷曲的环形鬈发上还饰有花结，等待着展示各自才艺的时刻。在这些学生后面坐着老师们和学监们，个个穿着丝绸短上衣、戴着白手套。最后面坐着家长们和他们邀请来的人。莎莎穿着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弹奏一首她母亲认为对她来讲太难的曲子，平时弹奏总有几小节走调。这一次，她弹奏得准确无误，扬扬得意地看她母亲一眼，还朝她吐了一下舌头。那些梳环形鬈发的女孩子都吓得发抖，老师们也都板起面孔现出责备的神情。但是当莎莎走下台子时，她母亲非常高兴地拥抱了她，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斥责她了。在我眼里，这次出色的表现给她增添了荣誉的光环。我这个人一向规矩、死板，受成见束缚，但也喜欢新奇、由衷、本能的行为。莎莎的活泼机灵、独立不羁征服了我。
我没有立刻想到这种友谊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我并不比幼年时代机灵多少，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我被训练得已经分不清该发生的事情和所发生的事情，不再琢磨习惯性用语后面所隐藏的含义。当然我对全家人，包括远房的堂、表兄弟，有着亲密的感情。我爱我的父母和妹妹。一个爱字包含了一切。我的感情不允许存在差异，不允许存在变化。莎莎是我最好的朋友，无需再多说一个字。在一颗端庄正派的心里，友谊占据体面的地位，它没有神秘的爱情那种热烈疯狂，也没有骨肉亲情那种神圣不可侵犯。我不否认这种程度的不同。
这年像往年一样，十月份给我带来了开学的愉快和兴奋。崭新的书在手指间沙沙作响，散发着一股清香。我坐在皮沙发里，陶醉在对未来的憧憬里。
没有任何憧憬成为现实。在卢森堡公园里，我重又领略到秋天的气息和橙黄。这气息和橙黄不再触动我的心。天空的蔚蓝变暗淡了，功课让我厌烦。我郁郁寡欢地上课、做作业，心不在焉地推开德西尔学校的大门。重现眼前的是我的往昔，可是我不认识它了，它失去了全部色彩，我的日子兴味索然。一切都给了我，可是我仍然两手空空。我在妈妈身边沿着拉斯帕耶大街走着，突然焦虑不安地问自己：“到底怎么啦？这就是我的生活吗？就是这个样子吗？就这样继续下去，永远是这个样子吗？”一想到未来往复无尽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暗淡无光，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希望，我这心里就堵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可以说，世界冷不防就灭亡了。这种忧伤我同样无以名状。
十天到半个月期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我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一天下午，我正在学校的衣帽间里脱衣服，莎莎出现了。我们交谈、唠叨、议论起来。我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胸膛里旋转着好多个太阳。在妙不可言的快乐中，我对自己说：“原来我是想念她！”对于心灵方面的遭遇，我的无知如此彻底，心里根本就没有寻思：“我是因为她不在而苦恼。”直到她出现了，我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她。这顿时变得显豁了。俗套、常规、老生常谈，顷刻七零八落。我被一阵难以名状的激动所淹没，任凭心中的快乐像奔腾的激流将自己席卷而去，那感觉恰似飞瀑的水一样湍急而清凉，像美丽的花岗岩无须掩饰。几天后，我提前到校，有点惊愕地看着莎莎的凳子，心里想：“要是她永远不再来坐，要是她死了，我怎么办？”一种明摆着的情形再次震撼了我：“没有她我无法生活。”这有点可怕。她来来往往，远离我；而我的全部幸福，甚至我的生存却交到了她手里。我想象老师龚特兰小姐就要进来，长裙曳地，对大家说：“祈祷吧，孩子们，你们的小伙伴伊丽莎白·马比耶昨天夜里被上帝召回去了。”怎么，我想，我会立即死去！从凳子上出溜下来，倒在地上，气息奄奄。这种结局倒使我安心了。其实我不相信上帝的安排会要了我的命。我也不再真正担心莎莎会死。我甚至承认对莎莎的依恋使我处于了依附地位。我没有勇气面对所有的后果。
我并不要求莎莎对我也怀着这样彻底的感情。做她最好的朋友我就满足了。我对她的欣赏并没有在我自己眼里贬低我自己。爱并非羡慕。做我自己并且爱莎莎，我想象不出世间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
(1) 法国童谣中的人物，居住在由美味食物建造的住宅里。
(2) 德西尔为法语Désir之音译，意为“希望、渴望”。
(3) 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法国诗人，童话故事作家。
(4) Rigadin，20世纪初法国喜剧短片中的一个表情丰富、运气不佳的主角。
(5) Hansi（原名Jean-Jacques Waltz，1873—1951），法国漫画家，出生于阿尔萨斯，极力反对德国占领阿尔萨斯。
(6) 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三共和国总统。
(7) 创建于1830年的法国轻步兵团，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8) 马兰为Malin的音译，意为恶魔。
(9) 法利赛人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法语的法利赛人pharisien与巴黎人parisien词形相似，只相差一个字母。
(10) Paul Déroulède（1846—1914），法国诗人、剧作家、爱国者和政治家。
(11) 20世纪前40年中法国一个有影响的右翼民族主义派别，主张复辟君主制，反对共和制。表现其观点的报纸为《法兰西行动》日报。
(12) 出售《法兰西行动》日报的支持复辟君主制的活动分子。
(13) 1904年创刊的激进社会主义派报刊。
(14)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在宗教上倾向怀疑论，早年就背弃了天主教。
(15) Emile Combes（1835—1921），法国政治家，1902年至1905年间任法国总理，任职期间同意通过法律，把几乎一切教团逐出法国，并取消教会在教育等一些重要方面的公共职能。
(16) 全名为《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家埃德蒙·罗斯丹的重要作品。
(17) Clément-Henri Vauter（1876—1954），比利时裔法国记者、小说家、戏剧家。
(18) Alfred Capus（1858—1922），法国记者、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19) Maurice Donnay（1859—1945），法国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20) Sacha Guitry（1885—1957），法国戏剧家、演员、导演。
(21) Robert de Flers（1872—1927），法国记者、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22) Gaston Arman de Caillavet（1869—1915），法国剧作家。
(23)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61—1882），法国人种学者和社会思想家。
(24) 卢尔德是法国比利牛斯省一个著名的朝圣城镇。据说一位十四岁的女孩贝尔纳黛特在城郊一个山洞里多次见到圣母马利亚。后来教皇宣布此事真实可信，从而建立了对卢尔德圣母的崇拜，使该镇成为朝圣中心。
(25) 分别指安徒生的童话《小意达的花》和《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26) 法国童话作家贝洛的《蓝胡子》里的人物，他杀死六个妻子，最后被第七个妻子的兄弟所杀。
(27) Georges Guynemer（1894—191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战斗机驾驶员。
(2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维曾任内阁部长，卡约曾任内阁总理，两人都因叛国罪，分别受到审判。
(29) Macbeth，苏格兰国王，他的生平故事构成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剧的基本情节。
(30) Ferdinand Foch（185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元帅。
(31) Georges Courteline（1858—1929），法国作家、剧作家，以幽默著称。
(32) Georges Carpentier（1894—1975），法国拳击运动员，曾获得过重量级世界冠军。Jack Dempsey（1895—1983），美国拳击运动员。
(33) Imitation，基督教灵修著作，成书于1390—1440年间，作者难考。
(34) 法国小说家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r，1852—1935）的小说，描写了罗马富人名流荒淫无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