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的不幸

“就许多事物，人们都有可能找到安全之道，但由于死亡，人类住在一座不设围墙的城池里……[6]”这些话语出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之口。他教授的并不是享乐的艺术，而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艺术。当然，个体的死亡威胁着每个人，但这里谈论的是他人的死亡，以及有时能够安慰自身的方法。

活着即失去。保持长寿，也意味着我们通常会经历数场葬礼，看到亲友、熟人或名人纷纷离世。一生之中，诸多哀悼。这些痛苦、悲哀和绝望将我们的生命撕成两部分——在此之前和从此以后。这条裂痕也许可以被弥合，而且别人未必会看到，但对我们来说，它始终存在。

有些人去世的消息对我们来说几乎无关痛痒，比如同个楼层或街道的邻居去世了。死亡敲响了隔壁的门，但这一次它带走的不是我们。通过一些丧葬仪式，我们还可以获悉陌生人去世的消息。这些事情都很平常，但会令我们心有戚戚焉。

我们还会见证昔日的朋友或年轻时代的名人的去世。这类事件引起的悲哀会令人感觉到自己的苍老，但尚能克制。只不过，分散的记忆开始聚合成一段故事，我们渐渐地可以看到结局，这也愈发影响我们的规划。

我们还必须面对其他更让人痛苦的死亡，比如配偶、父母、祖父母或亲友的离世。每一次，我们的一部分人生都会坍塌、消失，一种脆弱的幻想被随之带走。这种幻想无关永恒，而是明知终将一死，仍旧希望让生命持续下去。

接下来是最为深重的悲痛：孩子的夭折。这是一股无法被设想的冲击。当哀悼的痛苦如此之深，当至亲至爱的人去世之时，虚无的诱惑如同一剂对悲痛的解药：“这像世界末日，可惜还不是世界末日。不过，如果是世界末日就好了，那我就无须睁开眼睛，人也不必再站起，心脏不必再次跳动……[7]”这种情况似乎毫无被安慰的可能，哀悼中的人在绝望的打击下变得伤心欲绝，并常常出于忠诚之心而希望保持这种状态。他们不能从痛苦中恢复过来，不再痛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背叛。

那该怎么办？对此，安慰应该是一项充满耐心的工程，将哀悼者从其悲伤中解放，让他们从痛苦中脱离。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类似对病危患者的“临终关怀”式的安慰：只是陪伴在他们身边，通过各种消遣来减轻那些可以被减轻的痛苦，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避免对方悲痛过度或寻短见，并希望出现转机。这种“临终关怀”式的安慰并非在逃避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比如安慰孩子身患绝症或去世的父母。有时，对这些父母来说，注定会来临的死亡是一种更艰巨的考验，是一种痛苦、愤怒或不解的漫长而缓慢的爆发过程，以及一段同样漫长而缓慢的自我控制过程。

“特别是不要将其他孩子看作运气好的人，哪怕这个孩子骄蛮成性，甚至不是个好孩子。因为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对此没有任何责任。”对于这些极度脆弱的父母，我们只能提供陪伴和类似的安慰，绝不能把我们的看法强加给他们。安娜-杜芬妮·朱利安说，她有两个女儿，当时她正在其中一个的病床边。她知道她的孩子已时日无多。一位护士走近她，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我在边上。”四个简简单单的字，甚至可以省掉不说。随后，这位护士待在她身边，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8]。

面对哀悼者，安慰的目的从来不是消除痛苦，而是令它变得可以承受，尽量使它不至于完全剥夺哀悼者对生的渴望。我们不对哀悼者说：“别哭”，而是说：“哭吧，哭出心底的所有眼泪，我在这里，陪着你。”

将痛苦转变为一份遗产

我的女儿谈起她的祖父（我的父亲）去世时告诉我，她永远无法被安慰，因为她不能理解当所爱的人离世时，安慰有何作用。她说：“每次大家提起他，我都泪涟涟的。”我试着向她解释，安慰和不再感到难过无关，重要的是，每次回忆起逝者时，我们不会再被封闭在这份痛苦之中。我们要接受他的离去，不纠缠也不逃避，继续生活下去；要掀开悲哀的帐幕，走向幸福的记忆，回忆逝者赠予的、传下的或遗留给大家的一切，将痛苦变为一种遗产。每一次，当我女儿和我谈起她深爱的祖父去世所留下的悲伤时，我看到了相互交织的哀伤和欢乐。她的祖父给她留下了无数幸福回忆，那正是他给她的余生留下的一笔财富。安慰永远不能消除痛苦，但能在痛苦上增添快乐和温情。

富有经验的治疗师在感到时机成熟时，会鼓励哀悼中的人长时间地谈论离世的人。我的同行兼朋友克里斯托夫·福雷的处理方式就相当出人意料。他的问题很奇怪：“您失去了谁？”[9]对方吓了一跳：“可是，您完全清楚，我已经告诉您了，是我的女儿（或丈夫、父亲等）！”福雷于是解释说：“这点我知道，但是，当我问‘谁’的时候，我是指这个人是谁？他或她的优点和缺点如何？你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对的，请告诉我，您失去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语言表述的行为有助于情感和痛苦的进一步发泄，可以逐步使情绪安定。关于这点，后文会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