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寻找定位

心得总结

建立差异性：沃顿商学院的每个学生都很优秀，我仅仅是350个学生中的一员，必须为自己找到定位，建立自己的差异性，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自我定位：作为中国人，作为亚洲人，这是我与大部分沃顿商学院的同学不同的地方。我要利用自己的差异性，推动外界对于中国、亚洲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定位的过程。

与中国结合：我早早就意识到，和中国的联结将会是我的独特优势。我一直隐隐觉得，未来是属于中国的。无论是我个人的未来还是整个世界的未来，一定和中国密不可分。所以，我需要建立有关中国的能力和人脉。

寻找更大空间：我在美国即便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也不会感到特别自豪。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支持中国的发展，这除了与我的文化认同有关，当然也有现实的考虑——亚洲人在美国工作一定会遇上天花板，趁早建立有关中国的能力和人脉，未来的空间将更为广阔。

长期主义：我们需要从长期的角度看待财富。我个人的财富大部分是最近这10年积累的，跟我头10年的工资没有任何关系。一毕业就计较工资多少，其实根本没有意义，只要打好基础，未来的财富曲线将会大幅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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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商学院可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有名的一个学院，其他学院，包括文科、工程和护理学院也有很多出色的学生，但沃顿商学院的人可能是最有冲劲的，他们摩拳擦掌，仿佛已看到了来自华尔街的offer（录用通知）。当然，沃顿商学院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当时的录取率大概是6%，等于100个申请者中只会录取6个。沃顿商学院每年会收大约350个学生，包括我在内的35人拿到了约瑟夫·沃顿学者项目的奖学金。

我很兴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一开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费城糟糕的治安环境。费城那个时候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参加沃顿商学院迎新会时，他们送了我一瓶防卫喷雾。这是我对费城的第一印象：一个18岁的男生，开学第一件事就是获得了一瓶防卫喷雾。我一开始还搞不清喷雾的用途，问了别人才知道，如果被攻击了，可以用这个东西保护自己。回想起温哥华的宁静，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大学校园附近几乎每100米就有一个电话亭：你只要拿起电话，就能直接联系警察局。看到这样的阵仗，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觉得安全还是危险。

当然，费城的治安问题显然无法阻挡我对大学生活的向往。来到沃顿商学院，和未来的全球商界领袖一起竞争，我踌躇满志。

和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接触下来，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想去华尔街。因为选择了沃顿商学院，就代表了职业生涯要走金融方向，这几乎是一个思维定式。所以我很快发现，自己跻身一群非常专注于金融的顶尖学生之中，这个环境意味着竞争超级激烈，每个人都是从全球筛选出来的精英，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进华尔街最好的投行，赚大笔大笔的美元。

这些学生中，70%~80%都是男生，一些人从十一二岁就开始炒股票了。他们钻研资本市场，充满着狂热，渴望着事业上的成功。那个时候的校园里已经有好几台用于炒股的电脑。要知道，那时还是1992年，校园里竟然有这么多用于炒股的机器，真是不可思议。

就是这样一种气氛——强烈的金融、华尔街气息，让人感觉不敢停下来，仿佛一停下来，就要被人远远甩开了。

在这种氛围中，一代代未来的华尔街大佬从沃顿商学院毕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许多商界领袖，包括巴菲特和马斯克，都毕业于沃顿商学院。

除了充满竞争性的学生，沃顿商学院还有充满竞争性的机制——它对于分数的要求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考到90分以上就能拿到A，而是班级中排名前10%的学生才能拿到A。这意味着，有时即便你考了98分，拿到的也可能只是B。这样的机制是要让学生明白，你的出色是要在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这也是华尔街的黄金准则之一。

在这样激烈的竞争氛围中，学生们对每一门课程都要拼尽全力，才能不被落下。沃顿商学院似乎就是要逼你，逼你去习惯这种环境，让你明白：你的竞争对手做得多好，就代表你可以做得多好。

这就是我在美国尤其是在沃顿商学院体验到的教学方法，仿佛就是为了华尔街的接班人们量身定制的。这和日后我去欧洲体验到的方法非常不同，基本可以说是两个世界。

竞争是沃顿商学院非常显著的特点，但在这样近乎疯狂的环境中，我很快产生了焦虑感：难道人人都要朝着华尔街一路狂奔吗？如何才能在一群竞争狂人中脱颖而出？

我想，我必须建立自己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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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我很快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作为一个华人，如何才能突出自己，让自己与众不同？

在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想去高盛、摩根士丹利，那我也跟他们一样吗？这里有350个非常出色的家伙，我只是其中之一，我的价值在哪里呢？

为了建立自己的差异化，我组织了沃顿商学院中国峰会。那是在1994—1995年，基本上算是美国东海岸的第一个中国峰会。那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像现在这么庞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相对有限，并没有很多人关注中国。但我当时就想好了，我要把中国带进美国，我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当时就隐隐觉得，中国有朝一日会变得很强大。事实证明，我还是有一点远见的。

为了组织中国峰会，我给不少商界的重要人物写信，邀请他们前来参会。我有幸邀请到了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重要开发商。当时香港湾仔的很多地产都是他们公司开发的，他们还参与修建了中国的多条高速公路，所以这家地产公司的副主席对中国有着直观的理解。我邀请他来，主要目的就是让他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等。

围绕中国和亚洲元素，我还做了许多尝试。我建立了沃顿商学院亚洲协会，并出任协会主席。和打造沃顿商学院中国峰会的理念类似，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希望外国学生能够开始了解亚洲。我要改变他们潜意识中的自我中心，让他们接受并吸收不同的文化。

要知道，当时的美国还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许多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缺乏基本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人，作为亚洲人，我利用自己的差异化，开始推动外界对于中国、亚洲的理解，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当时不少学生都对我们办的活动很感兴趣，我觉得我成功了。

在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深刻体验到，人必须为自己找到定位。我不仅仅是350个学生中的一员，也不仅仅是35个奖学金获得者中的一员，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

从安逸的温哥华来到这里，我的感觉是，自己一直在向前冲：获得好分数，拿到好名次，考进好大学。但进入大学后，我发现成绩优秀的人实在太多了，每个人都很厉害，自己很难脱颖而出。只有通过差异化，我才能再度获得胜利的感觉。如果只有我能做好某件事，则意味着我具备独特的价值，那么我就能取得突破。

整个本科四年里，我一直在寻找差异化的机会，其实这跟人生一样，就是不断寻找定位的过程，不断寻找自己可以带来哪些价值。回想那个在沃顿商学院组织中国峰会、建立亚洲协会的毛头小子，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定位自己：只有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如果这样的差异化同时能为学校和社会带来一点正面的影响，那就更完美了。在沃顿商学院组织中国峰会和建立亚洲协会，一直是令我自豪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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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早就意识到，和中国的联结将会是我的独特优势。

其实，在我的沃顿商学院生涯中，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的崛起。尽管中国是个大国，但当时的经济影响力相对有限，资本市场也不发达，很少有身在美国的学生会特别关注中国，更别说那些满脑子都是华尔街的沃顿商学院学生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隐隐觉得，未来是属于中国的。无论是我个人的未来还是整个世界的未来，一定和中国密不可分。我不想假装自己是先知，也不能说自己当时就预见到了中国崛起，但我就是能感觉到，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基于寻找差异性的选择，我把自己的定位与中国牢牢结合起来。

当时所谓差异性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作为亚洲人，在美国即便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也不会感到特别自豪，就像在支持一个不属于我的国家。如果世界的未来与中国密不可分，而我又是中国人，那么我一定能够通过与中国的联结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最终创造自己独特的价值。

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支持中国的发展，除了与我的文化认同有关，当然也有现实的考虑。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亚洲人，在美国工作一定会遇上天花板，特别是职场升迁过程中的“玻璃天花板”——总有什么类似潜规则的东西会阻止你进步。

作为中国人，只有选择中国，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接近中国，这就是我的选择。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这样的想法与沃顿商学院的其他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同学满脑子都是华尔街，似乎每个人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能在毕业时拿到超过三个投行的offer——这是那个年代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到了暑假，所有学生唯一想的就是要去哪个投行实习，以便拿到更好的offer，还要拿到比平均水平更高的工资。仿佛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成功毕业了。这是许多沃顿商学院学生的想法，我非常不认同。当时的我感觉我的背景意味着我需要走出一条有差异性的人生道路。我当时想，自己不过20岁，不需要那么快就选择去华尔街拿offer，投行不应该是我的唯一选择。

相反，我需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把自己的视野拓宽，只有这样才能厚积薄发。如果年纪轻轻就钻入金融世界，整日关心的只是华尔街的功名利禄，我担心自己以后的人生视野比较窄。哪怕有朝一日最终仍会回到华尔街，我也希望在这之前，我已经见识过不一样的世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当时的想法。我那些一开始就进入华尔街投行的同学，不少现在也成了知名的银行家。

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把自己的定位与中国结合起来，也有一些技术上的挑战。比方说，我在香港读书时，都是以英语为主的，更别说后来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经历了。所以我想到，自己身为中国人，首先要把中文练好。所以，我得去北京学习中文。

老实说，我的中文不好，去北京学习，肯定也有不少障碍。但是我想，人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必须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如果这点拼劲都没有，永远待在舒适区，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没有太多犹豫，我毅然选择前往北京大学。作为交换生，我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那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旅程，我非常享受那段时光，也在那个过程中充分建立了自己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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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4年，年轻的我前往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开始了为期9个月的交换生之旅。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北京可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自行车，自行车比汽车多。当时我花30元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用了9个月。我从北京大学可以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挺远的。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北京遍地自行车的画面，这同温哥华和费城大不一样。

作为外国来的学生，我们当时被安排住在专门的宿舍，那里住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俨然一个小联合国。当时从美国来的学生有十几个，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副主席的刘文思，她跟我一样，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过去的。

刘文思出生于中国香港，两岁就移民去美国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因北京大学相识，又共同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背景，因此很快成了好朋友，一起在北京度过了9个月的快乐时光。

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本地学生也跟我们有过不少交流。因为我想学习中文，他们想学习英语，所以自然有了沟通的动力。考虑到这种需求的存在，北京大学帮我们进行了配对。

我跟北京大学的学生进行了好几次交流，每次一两个小时。我会拿一些外国的杂志，跟我的搭档聊全球时事，然后他会读英语给我听，我来帮他纠正发音。他也会拿来一些中国的报纸，由我读给他听，然后他来帮助我提高普通话水平。

此外，交换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在美国商会做了9个月的实习生。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比如我住的地方没有浴室，需要前往公共浴室洗澡。但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非常享受在北京大学的岁月，非常喜欢在北京的生活。

9个月里，因为刚好我的住处旁边有一个网球场，所以我常常打网球，上午上完课，下午能打四五个小时网球。我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网球比赛，尽管输了，但参与比赛的感觉很棒。虽然我不是正式的北京大学学生，只是一个交换生，但我感觉自己体验到了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经历。

很多人无法想象，像我这样一个来自美国大学的学生，或者说是这样一个生长在中国香港的学生，能够有机会这么早地去了解北京。但对我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是在建立自己的差异性，寻找自己的独特定位。

我感觉我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想过去中国，更不用说去中国学习了。那时的中国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既神秘又陌生，而对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来说，“浪费”9个月的宝贵时光前去北京大学，更是难以想象。但我做到了，而且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有了定位。

9个月后，我离开北京回到费城，办了一本名叫《护照》的杂志。顾名思义，我要让美国学生们“开眼看世界”，我也要对外彰显我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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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护照》这本杂志的目的，是希望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介绍全球的情况，帮助他们开拓视野，不要过分自我中心。

当时的美国一片繁荣，人人都想着如何在毕业后进入职场快车道，然后在各自的领域尽快功成名就，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有什么奇闻逸事，又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机会。要知道，当时从美国学校交换出去的学生很少，大多是其他国家的学生来美国。美国的优越感很强。

从北京归来的我，觉得人们不应该如此狭隘。我希望宣扬的理念是，美国学生也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特别是应该吸收全球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我办了这本杂志，并担任主编。

在我的主编下，这本杂志主要刊登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些去全球其他地方交流的学生的感受。他们会在杂志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教训。像我一样，那些有过全球交换经验的学生往往会对这个世界多一份感悟。我认为，这种在不同国家的不同体验将对读者有所启发。

特别是那些前往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地区的学生，他们的经历非常有价值。比如，有些学生去的是东欧，那时东欧刚刚经历了历史性的政治、经济变革。还有像我这样的学生，去的是中国，这是一个古老、神秘却又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

作为主编，我要求我的作者各自写下他们的经历，把他们的经验和感悟与读者分享，让读者了解不一样的世界。做这样的事情，一直是我的兴趣。我在沃顿商学院就读期间，一直在寻找自己独特的定位，而办这本杂志正是我强化个人定位、寻找全新价值的一次尝试。

办这本杂志，是沃顿商学院时期的我实践差异化的重要一步。但在强化个人定位的过程中，我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毕业后将何去何从？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真的不想在离开沃顿商学院后马上进入投行，整天西装革履地和美元打交道。

年轻的我有这样一种认知：要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基础的就是要懂金融和法律。这是最基础的两方面，也是每个人日后职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如果不打好基础，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会受到限制。我当时对金融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未来或许应该钻研法律。

我一直在想去哪所学校读法律最好，当时的选项有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但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未来要回中国香港的话，可能去拿个英国的法律学位比较有用，毕竟中国香港当时还在英国治下，还在用英国的普通法，许多法律和惯例也直接承袭自英国。此外，选择去英国进修，也能让自己变得更具差异性。综合考虑之下，我选择了牛津大学。

在沃顿商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就开始准备考牛津大学，而非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谋划着进军华尔街的“宏伟大业”。当时，确实有不少朋友对我的选择感到惊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先去投行试试，再考虑其他选项？为什么要去留学读法律？

面对这些质疑，我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坚持，就像当年在温哥华的坚持一样。那次的我执意要去美国，这次的我坚持要去英国。我告诉朋友们，我觉得华尔街的投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事实上多年后的我还是去了华尔街），但学业不是随时都可以继续的。难道你会到了30岁再回学校读法律吗？

最终，我再次做出了令许多人不解的选择——离开美国，前往英国这个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我将在牛津大学接受文化和哲学上的洗礼，进一步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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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话说回来，我选择远赴英国读法律，是基于强化个人的差异性、为日后发展打好基础等多方面的考虑。没有选择本科毕业就去华尔街，是想让自己走上稍微有些不同的道路，并没有小瞧其他同学的意思。

事实上，那些选择去华尔街的同学都很优秀，他们对目标的坚持也很令人钦佩。正是因为这些同学都太优秀了，所以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做点独特的事情，很难脱颖而出。所以，我也要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意识到了定位的重要性，让我在强化差异性的过程中进一步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除了同学都很优秀，美国的高等教育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四年本科生涯是非常开放的，基本上只要修完足够的学分，你就可以毕业了。无论是在学分的分布上，还是在课程的选择上，都不会有人对你横加干涉，自由度非常高。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只是一个18岁的小男孩，你也要开始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为自己承担责任。你要把自己定位清楚，学校不会告诉你怎样毕业，你自己要想清楚。因此，同学们都会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老师只是个引导者，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在沃顿商学院的求学生涯，除了让我锻炼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全新的视角，比如房地产开发视角。我还记得自己在毕业前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比赛，这是一个虚拟的房地产开发比赛，需要在全球寻找一个地方，为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开发前景写一份报告，并预测它的发展空间。

当时，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些研究，最终认为新加坡拥有增长潜力，就选择了新加坡的一块地皮。那是在1995年前后，那块地皮上只有两栋大楼，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我认为，这块地皮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未来很有潜力。当时的这份报告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如今这块地皮正是鼎鼎大名的新加坡滨海湾之所在。当时我们做的这份报告竟然预见到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说来也是好玩。我现在还会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当时真的投资了这块地皮，我们就已经赚到很多钱了，可惜我们只是虚拟地炒了这块地皮。

尽管没有赚到钱，但这份报告还是为我们赢得了沃顿商学院的奖项。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不仅令人回味无穷，而且充分反映了沃顿商学院的教育理念：在开放、自由中引导学生做出选择。

我相信，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于培养商业决策能力颇有助益。事实上，我的不少沃顿商学院同学后来在商业上都有所建树。

比如著名的风险投资人单伟建在他的新书《金钱博弈》中多次提到的一位工作伙伴潘德邦，就是我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我和潘德邦，从沃顿商学院起就是好兄弟。他28岁时就出任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资深高管，后来被单伟建挖去了TPG（德州太平洋集团）。亚洲金融危机时，他们进军韩国，用了一年时间就把韩国第一银行买了下来，那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桩并购。

潘德邦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俩是在同一年进的沃顿商学院，他当时的室友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他很爱干净，但这个外国人不太讲究。还记得我去他房间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人吃的比萨满地都是，两周都不清理，潘德邦可是受够了。

除了潘德邦，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刘文思，还有一个沃顿商学院的同学跟我关系不错，他的父亲还是阿拉斯加的首富。后来我在诺亚工作时就发行过他们公司的产品。

总而言之，我在沃顿商学院的不少同学后来都与我存在着不少交集，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出现在我的人生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感谢沃顿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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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总结沃顿商学院生涯带给我的影响，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让我意识到竞争的残酷。我开始明白，要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名列前茅，就要找到自己的定位，避免泯然于众人之中。

当然，即便身处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你也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需要选择成为好人，而不是成为坏人。比如，在当时的极端压力下，有些人会在考试时作弊，事发后被开除，这反映出人类爱走捷径的本性。但作为心怀梦想的学生，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既要在竞争中生存，又不能迷失初心。

我提到过，在沃顿商学院只有排名前10%的学生才能拿到A，这是一种筛选机制，旨在逼着你每一门课程都要拼命，都要击败竞争者，以充分培养你的饥饿感。这种竞争压力会逼着人不断向前，仿佛没有终点。你说好也罢，不好也罢，它确实激发出了每个个体的最大潜能。这是一种与华尔街的文化相适应的教育机制，它让你提早明白了商业世界的残酷。

第二个方面，就是让我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来自温哥华的中学，我看到的世界还不够广阔，所以到了沃顿商学院之后，我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我曾在温哥华感觉良好，但在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牛人后，我的视野被迅速拓宽了，不仅变得更为国际化，而且变得更为谦虚。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作山外有山。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牛，因为还有比你更牛的人，他不仅比你谦虚，还比你努力。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放下了幼稚的自满，努力去适应外界的竞争，并一步步找到自己的差异化定位。

第三个方面，就是人要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一直感到骄傲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需要找到真正的自我，甚至要让美国学习中国，不要那么自我中心。在沃顿商学院的经历既让我在个人层面变得谦虚，又让我在集体层面变得自豪——我要组织中国峰会、建立亚洲协会，我要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我的定位，让他们“开眼看世界”，学习不同文化的优点。

这种对于差异性的追求，不是在书本中学到的，而是在人生经历和思考中习得的。这是沃顿商学院带给我的又一个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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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沃顿商学院也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持久的影响。

比如，对于睡觉这件事，我就有不少看法。像我自己每天基本都是凌晨三四点睡，早上九十点起床工作，睡眠时间很短。但我非常享受这种状态，因为我有满满的一天，可以做很多事，这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感觉很棒。

从进入沃顿商学院后，一直到现在，我的睡眠时间都不太多。因为我感觉，只要找到一些值得让你兴奋的东西，起床根本不难。在我看来，有些人工作好几年后早上不想起床，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对当天没有期待。如果你对当天充满期待，不管多累你都会起床的。这大概是很多人睡懒觉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在沃顿商学院四年的大学生活为我的职业生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也对我的朋友圈造成了持久的改变。比方说，我从那时开始和自己温哥华的中学同学渐行渐远，因为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不想被他们的理念影响，他们实在太安逸了。

我在温哥华的一些朋友反而觉得，你何必这么上进呢？其实在温哥华，很轻易就能有个好房子，有辆车，做着一份不错的工作，生活很舒适惬意。我的很多中学同学现在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住着大房子，呼吸着新鲜空气，早上八九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他们应该也很快乐。

这其实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各自对于人生的选择不同罢了。但对我来说，我是希望不断向前的，所以我似乎有点刻意疏远了中学同学，避免自己提早进入“半退休状态”。

不过，我现在还在社交媒体上跟我的中学同学有一些联系，看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足，我也祝福他们，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幸福与否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由于人生轨迹的不同，我们现在不是那种每天都会交流的朋友，这跟我和我在沃顿商学院认识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我就是希望走出舒适区，要让自己不舒服，因为舒服不会让人成长。从我的人生追求来看，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沃顿商学院在其中发挥了非常正向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它让我在和全世界牛人的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长。

你可以想象，如果围绕在你身边的人个个都比你厉害，那么你肯定也会进步，对吧？有些人永远喜欢和比自己差的人在一起，那就没意思了，因为你从别人身上学不到东西，你只不过自我感觉良好，但不会获得进步。我后来在做职业选择时，也是希望与优秀的人共事，这样我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当然，沃顿商学院生涯也带给了我不少反思。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自己非常不喜欢投行的人和生活，而我身边的人都想去投行，感觉都是为了钱，都在比较工资高低。当时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是35 000美元，这是挺不错的收入水平了，但他们还要比较。除了收入高低，有的人还会比较收到offer的多寡，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种行为，感觉很功利。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人纯粹是为了钱工作，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一直跟毕业生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毕业后头3~5年供职的公司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要找到一个能开拓人脉的平台，工资够生活就好了。

我现在常说，我自己个人的财富大部分是最近这10年积累的，跟我头10年工作的工资没有任何关系。一毕业就计较工资高低，其实根本没有意义。如果你在22岁时因为一家公司能给多15%的工资就选择去这家公司，那么你潜在的损失其实是巨大的。

相反，我们需要从长期的角度看待财富。人生的财富曲线是这样的：一开始可能比较平缓，但只要你的基础打得好，日后将会大幅上扬，变得陡峭。如果基础打不好，一开始就贪图多个几千元，那么你的财富曲线就会一直比较平缓，未来顶多有一点点上扬，甚至可能向下走。

所以，刚毕业时千万不能只盯着工资，这是沃顿商学院留给我的一个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