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种更优秀的投资方法

投资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如今，想要获得不逊色于市场的收益，投资就更像是一门科学而非艺术，因为投资的任务通常由计算机来完成。每个投资者现在都习惯性地采用可比指数的表现作为衡量标准，而由计算机自动管理的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则会以近乎零成本和完美的效率自动完成大多数基准的匹配。

然而，要跑赢市场，依然需要更多的投资艺术——人类的思维和一种特定的天赋——才能够取得成功。优质的成长型投资，也就是我在本书中着力描述的投资方法，是人类有史以来设计得最可靠、最有效的投资策略，可以使投资者在永久性资本损失风险最小的前提下，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率。

为此，我将这个策略视为投资业务中近似于“圣杯”一样的存在。优质的成长型投资策略是健全的投资理论、丰富的经验验证和常人难以企及的投资常识的有力结合。然而，尽管有无数的经验和案例证明其有效性，却只有极少数专业的投资者真正采用了这个策略。

在本书中，我致力于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什么是优质的成长型投资，为什么它能够带来持续的收益，如何在实践中采用最佳的投资方法，以及为什么支配着诸多现代投资实践的传统投资思维却存在严重的缺陷。

大多数投资者没有采用本书提倡的投资方法，背后似乎有许多原因。除了归因于投资者们理性思维能力不足以外，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商业和行为因素制约了投资业务的运作，从而影响了投资实践的监管方式。

我认为，最需要投资者们认可和接受的优质的成长型投资的领域，是养老基金投资领域。为年长的社会公民提供舒适的退休生活是发达国家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尽管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明白这一点，但大多数普通公民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些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需要（也被承诺过）的财务福利，与用来满足不断成长的债务资产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优质的成长型投资不仅是个人投资者谨慎地做出的高回报选择，而且完全适合帮助发达国家解决迫在眉睫的养老金赤字危机。然而，对风险真正含义的错误理解，已经根深蒂固地嵌入了监管机构和精算专业人士的思维之中，再加上其他行为因素的潜在影响，整体阻碍了养老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经理采用优质成长型投资的策略。想要解决养老金赤字的问题，就亟需改变当前处境及传统思维。

要明确地阐述优质成长型投资方法的好处，需要先改变投资领域普遍存在的、传统的、影响力深远的谬误。例如，投资组合多样化，就是一个典型的谬误。其他谬误，如：为什么不存在高红利低风险的股票；为什么人们对股息的迷恋是错误的；在利率徘徊于勉强为正和略微偏负之间的边缘地带时，资本增值如何能够得到保证；等等。此外，我还想要质疑学术界和媒体广泛相信的一个基本假设：高收益必然等同于高风险。

本书的内容构成如下：第一部分解释了优质的成长型投资为什么是优质的投资策略，论述了为何优质的成长型投资，如其定义那样，能够带来卓越的回报和低于平均水平的风险。这部分内容还论述了投资者的策略如何受到政治、货币政策和固定收益市场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第二部分则详细介绍了如何找到符合所有严苛标准的少数公司，投资于优质的成长型企业。在列举了作为筛选标准的十条黄金法则之后，这部分内容重点探讨了如何确定符合标准的优质公司、如何将其纳入投资组合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估值。第三部分讨论了优质的成长型投资是如何与其他传统的投资方法抗衡的。作者在这部分内容中，也提供了一些看法，旨在帮助投资者如何针对当前的市场状况，在一个利率极低、技术日新月异、政治日益分化的世界中解决其面临的诸多难题。

需要承认的是，受监管、文化等其他因素影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诸多投资者，想要采用本书提倡的优质成长型投资策略并不容易，为此我只能建议诸位投资者，考虑本书提供的见解和证据，努力向其靠拢。我在我个人管理的投资公司中，践行成长型投资策略30余年。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表示，客户们非常满意我们迄今为止的投资结果。尽管我在早期对优质成长型投资的阐述具备一些偶然性，且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和直觉，但正如我将在下文解释的那样，我管理的投资公司，自早期以来开展的详细研究、持股基金的管理、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优异回报，都论证了这个投资方法的科学性，也加深了我个人的信念，即这种优质的投资策略，值得广泛地推广和应用。

在从事金融服务行业的职业生涯早期，我就已经萌生了偏好优质成长型投资的认知和信念，这种认知和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和加强。早在1973年10月1日，我以初级职员的身份入职位于维也纳的信贷合作银行（Creditanstalt-Bankverein）时，这个想法就萌生了。在我入职的当天，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每桶石油的价格向上翻了两番，而这一事件造成了未来多年的通货膨胀，并导致了持续到1981年的股票熊市。在这些经济艰难的岁月里，我在银行里接受了全方位的培训，主要从事国内贷款、银行间业务、出口信贷、证券交易等工作。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培训和工作对我的投资思维产生了多么关键而有益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危机时期，银行业的基础业务训练实际上帮助我将金融市场复杂的构成部分拼凑在一起，启迪我在不影响提高资本价值前景的情况下，如何最好地评估和规避风险。当时，我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只投资于高质量的成长型公司，似乎是规避投资风险的最佳方法。

1978年，汉布罗斯银行有限公司（Hambros Bank Ltd）向我提供了一份工作，邀请我为其在欧洲大陆的德语国家中开拓业务。然而，在加入该银行之前，我在著名的德国私人银行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Sal. Oppenheim jr. & Cie.：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就职。为了更好地适应汉布罗斯银行提供的职位，我花了一年时间频繁地往返法兰克福和科隆。在这一年里，我集中精力研究股票和债券市场，与德国银行的，也是全球公认最佳的金融分析师一起工作。我还被派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进行现场交易，在那个公开叫价的年代，交易所的确是一个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之处。

在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的这些年里，我被股票市场深深吸引，渴望在这个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然而，这两个股票市场都无法与伦敦股票市场的深度相提并论，于是我决定前往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伦敦，去追求个人投资事业的发展。在1979年加入汉布罗斯银行后，我最初的工作任务是发展银行间业务，随后才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投资管理部门。

1981年，欧洲股市的长期牛市开始了。我被任命为汉布罗斯银行新的欧洲单位信托基金的基金经理。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单一市场建立之前，随着资本管制的解除，欧洲各地的许多投资限制也被取消。大约在那个时候，华宝银行（SG Warburg）也将其投资管理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了水星资产管理公司（Mercury Asset Management），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个举措很明智，我希望汉布罗斯银行也能效仿。

1986年对伦敦金融市场而言意义非凡。这一年，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彻底改变了伦敦的股票经纪业，废除了经纪和做市的双重职能，为美国金融公司打开了投资的大门。同年，瑞士的一家私人投资管理公司（Notz, Stucki & Cie）与我联系，要求我加入他们的伦敦办事处，帮助他们提升内部研究能力。

当时，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投资活动激增，产生了一波不为人知的投资组合管理风格。我在日内瓦待了一段时间，我的雇主们就在那里。他们是新的对冲基金世界的重要参与者，并且能接触到华尔街的许多投资经理。在对冲基金领域之外，他们的主要联系对象是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该公司在当时是一个投资机构的代表，赞成我现在提倡的优质成长型投资方式。

与这家投资公司日益加深的联系，也帮助巩固了我早期萌生的投资理念，即投资于根据严苛规则筛选出来的全球最优质企业，这才是维持资本和实现增值的最可靠的方法。这里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应专注于企业自身的表现，而非股票的报价。只有对已投资的企业了如指掌，才有可能理性地判断其股票回报的可持续性。如果投资者们能够遵循明确的投资准则，抵制短线快速获利的诱惑，就能够最大程度上规避投资的风险。这进一步强化了我个人的直觉，即高回报不一定等于高风险，甚至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到了1989年，我已经非常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最明智的选择是创立自己的投资管理企业，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从零开始打造全新的投资组合。在日内瓦待了三年后，我回到了伦敦，开始组装投资版图的各个碎片。我一开始处于孤军奋战状态，因此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仅是组建一个合适的投资组合，还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和客户。而且，正如我很快意识到的那样，我还需要一点额外的运气。我很清楚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投资目标，可能需要花上多年的时间，所以尽管我后来无数次犯错、经历了数个熊市，甚至陷入困境，我也从未动摇或后悔过。

30年过去了，经历了许多牛市和熊市的跌宕起伏之后，我对优质成长型投资充满优异性的信念依然坚如磐石。这种信念，来自长期的成功投资记录，以及长期的持续回报。无论坚持长期投资的难度多大，从纷繁的错误投资理念中理清思路有多难，这都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正如投行的一句老话说的那样，持仓应“非坏莫修”。1

彼得·塞勒恩

2019年8月于伦敦

1 本书中的所有统计数据和图表均由塞勒恩投资管理公司、彭博社和Factset提供。本书中提到的个别股票，纯粹是为了论证投资原则和策略，它们不是投资建议，且有可能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成为实用指南的过时案例。——作者注（后文如无特殊说明，均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