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翠微:由小学通往经学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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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范》“作福作威”推论西周彝伦

一 牵一发动全身

近百年前,王国维创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大异于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1917),收入《观堂集林》卷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51、453页。,此论影响至笃,后续之相关研究至今尚“奉以为圭臬”。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页。欲论周人典制及文化、思想之渊源,《尚书·洪范》篇为其关捩。方东美(1899—1977)上溯儒家思想之源,曾认为:“就原始儒家的思想看,有两种重要的文献,一是《尚书·洪范》篇所讲的‘九畴’”,“这一个经典从其历史的源头看起来,近似新的‘启示录’(Book of Ravelation)”。方东美:《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及创造》(1970),收入《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第119、127页。杨向奎(1910—2000)则明确指出:“探讨西周时代的思潮,我们离不开《易经》《书经》和《诗经》。在《书经》中最集中的一篇是《洪范》。”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修订本,第213页。可见,《尚书·洪范》篇是研究西周典制及文化、思想“大异于商”的关键篇目。

就历代已有之研究言,“自汉至宋关于《洪范》的著作连篇累牍,压倒其他各篇”,然其间多掺以汉世灾祥、五行之说,后“经清儒有力地揭破了其五行伪说之谬后,对它的研究相对来说就趋于冷淡了”。刘起釪:《尚书学史》第八章“清代对《尚书》的考辨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387—388页。二十世纪以降,就《洪范》之成书年代又渐起纷争,持论者自殷、周之际直至战国后期各有成说,经半个世纪热议,结论始渐趋一致,张岱年(1909—2004)条理记载殷周思想的历史文献,说“应该承认,《洪范》篇还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一章“先秦哲学史料(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6页。可视为代表。正所谓“百年的论争,复归于原典文本的肯定”。邓国光:《周、秦至汉初之际〈尚书·洪范〉“王道”义的流衍——先秦“道术”原论》,《中国经学》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页。然而,篇内经句辞意迄今未达成共识者仍在在而有,往往因一词一句解读之差异而牵发对西周史事之推论相隔千里。近见晁福林据此篇对周初彝伦创发新说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又收入晁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第二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182页;又收入晁著《夏商西周史丛考》,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96—1014页。,适可援以为例,略作析论。

晁福林之结论曰:“箕子所献九畴大法的核心是要武王成为作威、作福、玉食之君王,这一主张是为专制王权张目,不仅与此后周人‘敬天保民’之民本观念相迥异,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说箕子将所谓的九畴大法进献给武王,以期对于武王产生一些引导(或者说‘误导’)作用,甚至由此可能使周王朝重蹈纣王的覆辙,该是没有厚诬箕子其人。”由此,晁先生指出“历史地看,《洪范》九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或许值得重新思考”。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收入《夏商西周史丛考》,第1009、1010、1014页。晁说立论之关键在于对《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一句的解读,其将此句译解作:“只有君王才能享受最大的幸福,才能有最高权威,才能享用最精美的食品,而臣下就不能如同君王那样享受和拥有。”同上书,第1005页。由此推导出“专制王权”的结论,甚至对古圣贤箕子其人之品格产生怀疑。要知《洪范》此句正是历来解读有分歧,至今未成共识之显例,笔者拟对此句之诸家考释稍事辨正,并借此亦就周初彝伦问题略作申述。鄙说与晁说可谓迥异,诚未敢言必,供同好取鉴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