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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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绿色经济发展理论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人们对发展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绿色经济发展观,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发展观是传统的发展观,这种传统发展观追求“GDP第一”、增长至上。传统发展观的两种基本现实形态是工业文明发展观和价值观下产生的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三高一低”)的生产方式和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人类的这种生存方式必然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很显然,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没有前途的和不可持续的,人类必须开辟新模式和寻找新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尽管联合国在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又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可持续发展取得的共识具有进步性,但是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仍然是强调人类开发自然、控制自然的模式,只是修正而不是扭转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观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其显著特征是以科技、能源、资本的绿色化来提高绿色经济的比重,经济增长模式强调低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生态改善、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这充分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属性和特征。

一、工业文明的绿色经济

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就有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间关系的思想观点。主流经济学一直主张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是微不足道的。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以煤炭为主要能源、以蒸汽机为主要动力的近代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造成的“工业黑化”,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破坏了人体生态。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20世纪中期之后以全球八大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事件的集中爆发,以及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等揭示了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灾难,促使人类世界开始对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试图重新考量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

西方发达国家学界考虑如何克服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的弊病,思考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才能使工业文明经济不黑色化,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1998年英国学者约翰·艾尔金顿(John Elkingon)提出著名的“三重底线”原则,即“人类、地球、利润”原则。“人类”是指人力资本,涉及对劳动者以及公司开展业务的社区和地区的公平与互利的商业行为。“地球”是指自然资本,是可持续的环境行为。“利润”是指经济价值,是在可持续框架下,可实现的经济上的社会利润。目前,以“三重底线”为基础对绿色经济的定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中国学者对绿色经济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绿色经济内涵界定、理论探讨,对国外绿色经济发展实践与政策经验的介绍,以及国外发展绿色经济的经验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启示等方面进行一般性的分析。从绿色经济的外延看,有狭义的绿色经济和广义的绿色经济。狭义的绿色经济是指与绿色生物资源开发相关的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和服务,绿色营销通道建设,引导和满足绿色消费时尚需求的经济活动过程或经济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绿色经济也就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包括环保产业和生态产业。广义的绿色经济涵盖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就其实质而言,绿色经济就是建立在保证各类资源可循环、可持续利用基础上,不产生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使自然生态获得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的经济。早期的绿色经济是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是以治理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特征的经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考虑经济不能脱离生态,经济与生态应保持协调,并谋求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和谐之间实现一种有机的平衡。

纵观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与经济发展观点的研究,更多的是提及绿色经济的概念,而对绿色经济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更谈不上有系统的理论。然而,前人的一系列研究观点又都与绿色经济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总的来看,绿色经济的概念多与环境保护等绿色议题有关,多半是因环境保护而引发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实际上,最早提出“绿色经济”这一名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他把绿色经济作为环境保护的代名词来使用。人们普遍认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因此要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去寻找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评估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方法。

以环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绿色经济,实质上是工业文明框架内的绿色经济。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工业文明是反人性(社会)和反自然(生态)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黑色经济”,“黑色经济”是反人性(社会)和反自然(生态)的现代经济。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走的都是一条工业经济“黑化”的黑色发展道路。工业文明时代的黑色经济,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本和生态资本、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用消灭生态价值去创造经济价值,即在创造了生态价值的同时消灭了生态生产力。这条“黑色经济”发展道路是建立在自由竞争与自利的市场基础之上,它是依靠资本来驱动的发展道路,其特征是增长速度与资源消耗强度、GDP增加速率与环境负荷增大速率成正比例状态,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直线型、开放式经济发展过程。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是高增长、高代价的经济发展态势。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不断变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环境危机、能源危机、资源短缺危机并发。在工业革命过了200多年之后,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源。从本质上来说,西方工业文明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先致富、后清理”“以增长优先”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掠夺”自然资源、损失自然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希望能够采用一些环境经济政策和经济激励手段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一些学者想利用发展绿色经济去转变这种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生态毁灭型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这样的绿色经济表述,仍然探讨的是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问题,仍然是想通过“绿色”去改变市场、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并想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种探讨还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研究发展绿色经济,这种绿色经济发展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地、局部地缓解生态环境恶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二、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

中国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对绿色经济作了生态经济学诠释,使它成为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代名词,把绿色经济纳入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994年,刘思华在《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一书中,把生态经济协调理论作为研究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撑点,这就为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道路提供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刘思华教授首次把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道路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使之成为生态经济学的范畴。2001年,刘思华教授在《绿色经济论》一书中,深刻阐明了绿色经济理论前沿和现实前沿问题,并做出这样的概括:“绿色经济是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形态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2002年,刘思华教授在湖北省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作了《发展绿色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学术报告,强调绿色经济发展是人类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进程,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最佳经济发展模式。2011年,刘思华教授在《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论》一书的总序中指出,“我们所说的绿色经济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广义的绿色产业,而且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经济、碳汇经济以及其他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生态的经济等。”并对绿色经济重新界定为: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知识、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实现生态资本增值的可持续经济。因此,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发展必将使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人自身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受到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重视。各国对环境、经济、社会问题都做出反应,直面现实问题。2001年11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莱斯特·R·布朗教授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提出人类经济摆脱目前困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具体方案,根据生态规律勾画人类未来生态经济蓝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2003年,莱斯特·R·布朗教授撰写的《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问世,以及2006年的《B模式3.0:紧急动员拯救文明》、2010年的《B模式4.0:起来,拯救文明》、2011年的《崩溃边缘的世界—如何拯救我们的生态和经济环境》的相继出版,告诉人们怎样用一种实际可行、明白易懂的方法,去建设更加公正的世界,并且从气候变化中拯救地球。布朗所构架的新经济—生态经济,是一个能够维系生态永续不衰的经济,或者说是一个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把过去经济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转变为生态环境凌驾于经济之上。布朗认为,生态经济能够充分表达生态学的真理,因此,我们必须将经济归属于生态理念,使生态与经济从过去的相互分离走向有机结合并协调发展。自2010年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诸多国际组织多次发表绿色经济相关研究报告,号召全球向绿色经济过渡。并将绿色经济界定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要实现绿色经济,必须在保持较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拥有合理的生态足迹。

绿色经济是一种低碳、资源高效和社会包容的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绿色经济更注重对自然资本运营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学价值进行评估,注重进行全面的社会成本评估,包括生态系统的可靠性、高效性、稳定性等。从国内外学界和实业界的观点可知,绿色经济概念的演进和研究是随着人类对发展方式的反思而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绿色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它不是环境经济学倡导的理念,而是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倡导的新理念。

以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摒弃了工业文明的黑色弊端,克服和消除了工业文明及其黑色经济形态特征。刘思华教授在《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论》及其他论著中,反复论证了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时代倡导和主导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经济,要求将现有产业进行绿色转型,创造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市场空间,建立起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优化相结合的“三低一高”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低(资源)消耗、低污染、低排放(包括低碳甚至零碳排放)和高增长。这种生态与经济协调互促型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形成低代价、高发展的经济发展态势。绿色经济发展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强调人类要从过去对自然的掠夺性、肆意性地开发利用转变为和谐性、自律性、科学性地开发利用,强调过去以经济中心主义和单纯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发展转变为对于生态失衡经济的全面衡量和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全面尊重的发展。人类正迈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要求:人类必须坚持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阈值范围内解决当代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协调关系;人类必须坚持在不危及后代人的需要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人类必须坚持在不危害全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各国内部、各地和各种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生态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实现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相互和谐、相互协调的发展。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导经济形态,绿色经济是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经济模式,是从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向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转型的经济形态。生态文明框架内的绿色经济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经济和谐协调的基础上。因此,绿色经济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是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现代经济。绿色经济发展就是生态经济的发展,其类型包括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物经济、环境经济等多种形式。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既面临着克服、消除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的黑色弊端,将其改造成为绿色经济形态,又面临着构建与生态文明发展相适应的绿色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的双重压力。超越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形成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绿色经济模式,其本质是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不管是从理论视域还是从实践视域来说,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全新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都是绿色经济模式的现实体现。

三、生态文明绿色经济的本质和特征

国内外一些学者把绿色经济界定为环境经济学的范畴,实质上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对绿色经济作了工业文明狭隘的理解,他们看到绿色经济能克服消除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的黑色弊端,但看不到乃至丢弃了绿色经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认识不到绿色经济的生态经济属性与可持续经济的本质内涵,使人们落入了“工业文明发展的陷阱”。刘思华教授豁然走出环境经济与工业文明发展的陷阱,对绿色经济重新定位,把它看作是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刘思华教授在其近20年来的一些论著和论文中反复强调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时代全新的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绿色经济就是绿色发展的经济。正如刘思华教授在“中国生态经济建设·2013杭州论坛”上所做的题为《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绿色创新发展》的开幕词中,把绿色发展表述为:“以生态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生态承载力为基础,以有益于自然生态健康和人体生态健康为终极目的,以绿色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和全过程的全面生态化为基本路径,旨在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为根本宗旨,实现代价最小、成效最大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全面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刘思华教授的这个表述,可以说是他对绿色经济的内涵与外延所做的一个最终概念界定。这个界定准确地体现了绿色经济是从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向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转型的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