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邬丽雅头顶上疾飞而过的俯冲轰炸机,已经在城外用机枪沿公路扫射了几阵,又在阳光夺目的空中隐没。几分钟后,才又听到远处低沉的爆炸声,——大概是俯冲轰炸机在炸顿涅茨河的渡口。
五一村的一切都在动荡不安。邬丽雅只见一辆辆马车和拖儿带女的人们迎面跑过来。这些人她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她,但是谁都不朝她看,也不跟她交谈。
最出人意料的是维丽柯娃给人的印象。这个“革命前的女学堂的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坐在一辆堆满箱子、包裹和面粉袋的马车上,夹在两个妇人中间。赶车老汉头戴便帽,靴子上满是白面粉。他把两条腿耷拉在一边,使出全身之力用缰绳梢抽打那匹驽马,徒然想叫它快跑冲上斜坡。天气虽然热得要命,维丽柯娃却穿着棕色的呢大衣,不过没有戴头巾和帽子。在厚呢的硬领上面,两条小辫仍旧威风凛凛地朝前翘着。
五一村是这一区最老的矿村;克拉斯诺顿城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村子发展起来的。它是不久以前才被称为五一村的。从前,还没有发现这些地方有煤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哥萨克的庄子,其中数索罗金庄最大。
这里的煤是在本世纪[17]初发现的。顺着岩层开采的最初几个矿井是倾斜的,而且非常之小,煤可以用马拖的,甚至是手摇的绞车提起来。这些小矿井属于不同的主人,但是沿用旧称,整个矿场都叫索罗金矿场。
矿工们都是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和乌克兰的移民,他们在哥萨克的庄子里落了户,和哥萨克们结了亲,哥萨克自己也在矿井里干活了。家庭人口增多了,分了家,又在旁边盖起了房子。
又开了新的矿井——有的在一个长山岗后面,现在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就通过这个山顶;有的在再过去一点儿的峡谷后面,这个峡谷把现在的克拉斯诺顿城分隔成两个大小不等的部分。这些新矿井属于一个姓雅尔曼金或是叫“疯老爷”的独身地主,因此在这些矿井周围新兴起来的村庄最初也俗称雅尔曼金村或是“疯人”村。“疯老爷”本人住在一座灰色的砖砌平房里,房子一半辟作花房,里面种着奇花异草,养着海外飞禽。这座房子当时孤零零地耸立在峡谷后面的高岗上,四面通风,也被叫做“疯人”院。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区里才又建立了一些新矿井,索罗金矿场的中心也移到这边来了。区里造起了标准式小屋,盖起了机关、医院、学校和俱乐部的大建筑物。在山岗上“疯老爷”的房子旁边,兴建起区执行委员会的两侧有侧厅的漂亮的大厦。“疯老爷”的房子成了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设计室,可是设计室的职员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度过生命中三分之一时间的这座房子过去是座什么房子。
这样,索罗金矿场就变成了克拉斯诺顿城。
邬丽雅、她的女友和同学们,都是同他们的城市一起成长的。他们做小学生的时代,在植树节那天就在那块堆满垃圾、牛蒡蔓生的空地上参加植树。市苏维埃把这块空地划作公园。这里应该造一座公园的主张,是在老一辈的共青团员中间产生的。这一代人还记得“疯老爷”和雅尔曼金村,记得第一次德军占领和国内战争。他们里面有些人目前还在克拉斯诺顿工作——有些人的头发里或是布琼尼式的哥萨克口髭里已经露出银丝——但是多数人已经被生活分散到全国各地,而且有的已经高升了。领导那次植树的是园丁达尼雷奇,当时他就年纪不小。虽然现在他已经老态龙钟,但还在公园里做园丁的头头。
于是,这座公园就成长起来,成了成年人喜爱的休憩场所。但是对青年来说,它不仅只是一个场所,而是青春焕发时期的生命本身,因为它和他们一同成长,它像他们一样年轻。现在,公园里翠绿的树冠已经迎风喧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儿已经绿叶成荫,可以找到幽秘的角落。夜里,在月色之下,它无比美丽,可是到了阴雨连绵的秋夜,当潮湿的黄叶在黑暗中盘旋着簌簌落下的时候,这里甚至有些阴森森的。
青年们就这样和他们的公园、和他们的城市一同成长起来,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给各个城区、郊区和街道题了名字。
搭起了一批新的木屋,他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新木屋”。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木屋,周围都盖起了砖房,但是旧名字仍旧沿用下来。直到如今还有个城区叫“鸽房”。从前这里有三所孤零零的破木屋,孩子们就在里面养鸽子,现在那边也造起了标准式房屋。“楚利林诺”——以前这里总共只有一座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姓楚利林的矿工。“干草场”——以前那边有个堆干草的院子。“木头街”——这是公园后面铁路过道口那边的一条和全城毫不相连的街道,现在它也还是那样,那边的房子也还是那些木头房子。那边住着华列丽雅·鲍尔茨,一个不满十七岁、生着深灰色的眼睛、梳两条金黄色辫子、自尊心很强的姑娘。“砖房街”——这是最早造起标准式砖房的街道。现在这种房子很多,但是只有这条街叫“砖房街”,因为它是第一条。而“八家宅”呢——这已经是整整的一个区,有了好几条街,以前这里一共只有八幢这种标准式房屋。
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汇集到顿巴斯。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往哪里住?一个叫李方查的中国人,用黏土和麦秸在空地上搭了一所住房,后来他又搭了好些一间连着一间的、蜂窝似的小房间出租。直到后来外地人才懂得,其实不必向李方查租房,自己搭就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广的区域,里面全是互相毗连的土房,——这一区名叫“上海”。后来,在那个把城市隔成两部分的峡谷两旁和城市四周的空地上,也都造起同样蜂窝式的土房,这片黏土窝就叫“小上海”。
这一区最大的矿井新一号井的位置正巧在索罗金庄和以前的雅尔曼金村之间。自从这个矿井开工之后,克拉斯诺顿城就朝索罗金庄那面扩展,差不多和它连成一片。这样一来,那个久已和近旁较小的庄子连在一起的索罗金庄,就成了五一村——成了城里的一个区。
这个区和城市其他各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多数的住房都是原来的哥萨克庄子。这都是私人房屋,式样各不相同。这里的居民中间仍旧有许多哥萨克,他们不在矿里工作,而是在草原上种地,并且联合起来组成几个集体农庄。
邬丽雅的父母的小房坐落在远远的村边的洼地里。从前这里是迦夫利罗夫庄,这座小房是一座古老的哥萨克式小房。
邬丽雅的父亲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葛洛莫夫是波尔塔瓦省的乌克兰人,从小就跟随父亲到尤佐夫卡谋生。当年他是一个高大强壮、勇敢、漂亮的小伙子,披着一头发梢卷成圆圈的金色鬈发,又是出名的采煤大力士,姑娘们都喜欢他。难怪在邬丽雅看来不啻是圣经上所写的那个古老时代,这里刚开出几个小矿井,他刚到这一带地方来谋生的时候,就把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当年还是迦夫利罗夫庄的玛特辽莎[18],一个娇小的黑眼睛的哥萨克姑娘,迷住了。
俄日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第八格列纳杰尔兵[19]团服役,六次受伤,两次是重伤。他曾经多次得奖,最后一次因为抢救本团团旗获得圣乔治奖章。
从此他的健康就衰退了。他在一些小矿井里又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在矿井里当马车夫,经过半生的漂泊,他就在这个迦夫利罗夫庄,在玛特辽娜陪嫁的小房子里定居下来了。
邬丽雅刚抓住自家的门,就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她爱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往往如此,她不仅想不到,而且不能设想,在生活中当真会有一天需要撇开家庭自己单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个时刻却来临了。
邬丽雅知道,她的父母年老多病,而且对自己的家十分留恋,所以不会下决心离开。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邬丽雅又是一个没有确定生活方向的姑娘,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照管不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比邬丽雅大得多,丈夫是矿井管理处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职员,都住在他们家里。这个大女儿有她自己的孩子,她也下不了决心离开。他们大家都早已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决不离开家园。
只有邬丽雅,在这最后关头之前心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她总觉得,应当由别人来给她做主。有时她想参军,一定要进空军,于是她就写信给她的在一个空军部队里做技师的哥哥,问他能不能设法让她进航空学校。有时她觉得,干脆不如像克拉斯诺顿的某几个姑娘那样,进护士训练班——这样她很快就可以进作战部队。有时她心里暗暗希望到敌占区去参加游击队的地下活动。有时,她心里又突然充满了如饥似渴的要学习的愿望,要继续学习!战争总不能永远打下去,它一旦结束,就又要生活和劳动,那时就更需要通晓业务的人,她不是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教师吗?但是结果谁也不来支配她的命运,而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她得打开门并且……
直到此刻她才感到,生活会变得多么可怕。她得丢下父母任凭他们受敌人凌辱,只身闯进这个茫茫的,可怕的,充满困苦、流浪和斗争的世界……她觉得膝盖十分软弱无力,差点儿坐在地上。啊,要是她能够马上钻进这个舒适的小房子,关上百叶窗,倒在自己的少女的卧榻上,就这样悄悄地躺着,不作任何决定,那该多么好呀!这个黑头发的小姑娘邬丽雅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就这样爬上床,蜷着腿,生活在相亲相爱的亲人中间,管它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拖得很久?也许,它并不十分可怕吧?
但是在这同一刹那,她因为自尊心受到屈辱而颤抖了:她怎么能容许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她已经没有时间选择了:母亲已经迎着她跑过来。是什么力量使母亲从病榻上起来的呢?母亲的后面是父亲、姐姐和姐夫。孩子们也跑了过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急不安的痕迹,小外甥一个劲儿地哭着。
“你到底跑到哪儿去啦,我的好女儿?一清早就不见你的影儿!快到阿纳托里那里去,要是他还没有走,快去,女儿!”母亲说,眼泪顺着她的被风吹日晒的、苍白的、满是皱纹的两颊滚下来,她也不打算去擦。
母亲已经老了,背也开始弯了,但是头发依然乌黑。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她的黑眼睛仍然是美丽的,像是一只大野鸟的眼睛,虽然她本人身材矮小。她聪明能干,性格坚强,女儿们和老葛洛莫夫都听她的话。但是现在到了女儿得自己拿出主张的时候,母亲却束手无策了。
“谁找过我?是阿纳托里?”邬丽雅急忙问道。
“区委会有人找你。”父亲说。他站在母亲后面,沉重地垂着两只大手。
他已经多么衰老了啊!他前面的头发几乎全秃了,只有后脑和两鬓还留着昔日鬈发的痕迹,依然鬈成一圈圈的。但是他的格列纳杰尔兵式的发红的口髭已经白了许多,脸上的胡楂也花白了,鼻子完全是红里透青的,砖色的士兵的脸上也布满皱褶。
“快去,快去,女儿!”母亲重复说,“等一下,我去叫阿纳托里!”说着,这个矮小的老妇人就穿过田垄向邻居波波夫家跑去。波波夫家的儿子阿纳托里是今年同邬丽雅一起从五一村的中学毕业的。
“您去躺着吧,妈,我自己去!”
邬丽雅撒腿去追母亲,但是母亲已经顺着樱桃园往下面跑去,她们这一老一少就一同跑着。
葛洛莫夫和波波夫两家的花园毗连。两家花园都缓缓地往下倾斜,通到一个干涸了的小谷,谷底有一道篱笆,就算是界线。邬丽雅和阿纳托里虽然生下来就是邻居,但是除了在学校里以及他常去做报告的共青团集会上之外,她从不跟他见面。小时候,他有他男孩子的爱好;到了高年级里,同学们都嘲笑他,说他怕女孩子。真的,要是他在街上或是某人家里遇到邬丽雅或是别的女孩子,他总是手足无措,甚至顾不得向人家问好,即使向人家问好,也是涨得满脸通红,弄得随便哪个女孩子都会脸红起来。女孩子们有时私下也谈起这一点,背地里嘲笑他。但是邬丽雅却仍旧尊重他,他读书读得非常多,人很聪明,只是沉默寡言;他喜爱的诗和邬丽雅喜爱的相同,他还收集甲虫、蝴蝶、矿物和植物的标本。
“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母亲隔着矮篱笆把身子探进邻家的小花园,叫道,“托里亚[20]!邬丽雅来了……”
阿纳托里的妹妹在那边上面的什么地方尖声答应了一声,可是有树遮着看不见她。接着,在枝头满缀熟透了的小樱桃的树丛中间,阿纳托里本人也跑过来了。他穿着下摆和袖口绣花的乌克兰式衬衫,敞着衣领,为了不让他的朝后梳的燕麦色长发披散下来,后脑上压着一顶乌兹别克式小帽。
他的晒黑的、眉毛浅白的、总是严肃的瘦脸热得通红,胳肢窝底下都现出潮湿的汗圈。显然,他把看见邬丽雅要怕羞的事已经完全忘记了。
“邬丽雅……你可知道,我一清早就在找你,我已经把所有同学家里都跑遍了,为了你,我叫维嘉[21]·彼得罗夫晚些动身。他们都在我们家里,他父亲骂得可凶啦,你赶快去收拾吧!”他急急地说。
“可是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这是谁的命令?”
“是区委会的命令,叫大家都离开。德国人眼看着就要来了。所有的人我事先都通知了,唯独找不到你们这一伙,都快把我急死了。后来维嘉和他父亲从波高烈莱庄赶着车子来了。他父亲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在这里打过游击反对德国人,他当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你瞧,维嘉是专门来接我的!真是个好同志,这才称得上是同志!他父亲是林务区长,他们林管区的马挺棒!我当然请他们等一等。他父亲就骂起来,我说:‘您自己是个老游击队员,您懂得是不该把同志丢下的,而且,’我说,‘您一定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们就等着你。”阿纳托里急急地说,显然是希望一口气把他的全部感受都对邬丽雅说出来,他的时而是浅灰色时而是蓝色的眼睛望着她,突然射出光芒。这双眼睛一霎时使他的眉毛浅白的脸显得非常迷人。
以前她怎么会觉得这张脸毫无特色呢?在阿纳托里的脸上——在他的饱满的嘴唇的线条里,在他的阔鼻孔的轮廓里——显露出一种精神力量,是的,正是力量。
“托里亚,”邬丽雅说,“托里亚……你……”她的声音发抖了,她隔着篱笆把晒黑了的狭长的手伸给他。
这时候,他才不好意思起来。
“快,快。”他避免正视她的似乎烧透他全身的黑眼睛,这样说道。
“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们把大车赶到大门口来吧……请赶过来……请赶过来吧。”邬丽雅的妈妈重复说着,眼泪不断地从她脸上滚下来。
在这一分钟以前,母亲还不完全相信,她的女儿要只身投进这个巨大、崩裂的世界,但是她知道,女儿留下来有危险,现在既然有好心人,又有大人陪着,现在一切就都决定了。
“可是,托里亚,你通知瓦丽雅·费拉托娃了吗?”邬丽雅声调坚决地说,“你是知道的,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不能不带她走。”
阿纳托里的脸上露出十分苦恼的神情,他既不能够、也不想掩饰这种苦恼。
“马不是我的,而且已经有我们四个人……我简直不知道……”他一筹莫展地说。
“但是把她丢下我一个人走是不行的,你明白吗?”
“马当然很有气力,不过到底是五个人啊……”
“好吧,托里亚,谢谢你的一切……你们走吧,我跟瓦丽雅一起走……我们可以步行。”邬丽雅坚决地说,“再见了!”
“天哪,怎么能步行,我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把全部衣服和内衣都放在一只箱子里,还有铺盖呢?……”母亲像孩子那样用拳头揩着脸,大声哭起来。
邬丽雅对朋友的高尚友谊,不仅没有使阿纳托里感到惊奇,他反而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要是邬丽雅不这样做,那才会令人惊奇呢。因此,他并没有生气,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只是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你至少该去问她一声!”他叫了起来,“也许她已经走了,也许她根本不打算离开,她毕竟不是团员啊!”
“我去找她。”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她简直是在不自量力了。
“妈,您去躺着吧,一切都由我自己来!”邬丽雅生气地说。
“托里亚!你们快好了吗?”维克多·彼得罗夫在上面,在波波夫家里用响亮有力的嗓子喊道。
“他们的马挺棒,那是不成问题的。大不了我们轮流跟着马车跑。”阿纳托里一面考虑,一面在自言自语。
但是邬丽雅无须去找瓦丽雅。她们母女刚走上自家的台阶,就看见她们一家人围着瓦丽雅,站在台阶同边屋、厨房和牛棚中间。瓦丽雅显得瘦了,连她的晒得黑黑的脸都显得苍白了。
“瓦丽雅,去收拾收拾。有马,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把我们俩都带走!”邬丽雅急急地说。
“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瓦丽雅抓住了她的手。
她们退到门边。
“邬丽雅!”瓦丽雅直望着她说。她那双隔得很宽的浅色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痛苦,“邬丽雅!我哪儿都不去,我……邬丽雅!”她感情激动地说,“你是个不平凡的人,是的,是的,你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巨大的力量,你什么都能做,我妈说得对——上帝给了你一双翅膀……邬丽雅,你是我在世界上的幸福,”瓦丽雅怀着热爱说,“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你,但是我……我不跟你走。我是个最平凡的人,我知道这一点,我总是梦想着最平凡的事……你看,我想等我毕了业,就去工作,将来遇到一个善良的好人,我就跟他结婚,我要有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将要过着快乐而平凡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邬丽雅,我不会斗争,我不敢单身到外边去……是的,我知道,现在我的这些梦想都破灭了,但是我妈年纪大了,我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是个不受注意的人,所以我打算留下来……请你原谅我……”
瓦丽雅说着就用她一直团在手里的小手帕捂着嘴哭起来。邬丽雅猛地抱住她,搂得紧紧的,自己也伏在她的非常熟悉可爱的、亚麻色头发散发着香味的头上,哭起来。
她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一起念书,一同升级,互相分享最初的少女的欢乐、忧愁和秘密。邬丽雅生性沉默,只有在特殊的精神状态下才肯吐露自己的心事;瓦丽雅的思想感情虽然并不总能理解邬丽雅的倾诉,却总是把一切一切都告诉她。其实年轻人哪里会顾到什么相互了解呢?彼此信任、可以无话不谈,这就是欢乐。哪知道,她们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她们在温柔的、神圣的少女友情中有过这么多晴朗明媚的日子,所以别离的痛苦使她们心碎。
瓦丽雅觉得,她此刻是在放弃自己生活中一件最重要、最光明的东西,今后的前途就是非常暗淡、非常渺茫可怕的了。
邬丽雅却感到,她要失去她在幸福的时刻或是精神最苦闷的时刻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她并不介意朋友是否了解她,她只知道她永远可以在瓦丽雅心里找到感情的共鸣——善良和顺从、爱和单纯是同情的共鸣。邬丽雅哭,是因为这是她童年的结束,她要成为大人,她要走进世界,而且是只身前往。
现在她才记起,瓦丽雅把她头上的百合花拔掉、扔在地上的事。现在她才明白,瓦丽雅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刻,瓦丽雅想到,她的朋友要是头上插着这枝百合花跑到炸毁矿井的地方,会显得多么异样,因此她拔掉了邬丽雅头上的百合花。这表示,她完全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平凡,她懂得的事情很多。
有一种预感告诉她们:现在她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是最后一次了。她们不仅感到,而且知道,在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意义上来说,她们要永别了。因此她们伤心地哭着,并不因为流泪而害羞,也不想忍住泪水。
在这些岁月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不仅落在顿涅茨的土地上,也落在所有被破坏、被焚烧、血流成河的苏维埃土地上。这些眼泪里面,有的眼泪是出于无力、恐惧、肉体难忍的直接的痛苦,但是也有多少崇高的、神圣的、高贵的——人类从未流过的最神圣、最高贵的眼泪啊!
一辆车身长长的农村大车,由两匹枣红色的好马拉着,咕隆隆地向门口驶过来。车子是用大货车改装的,装着向外倾斜的木栅栏,车上堆满了包裹箱箧。赶车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中年人,他生得粗眉大眼,满脸是肉,身穿军便服,头戴皮制帽。邬丽雅看到车子过来,就放开朋友,用小枕头般狭长的手掌擦掉眼泪,脸上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别了,瓦丽雅……”
“别了,邬丽雅。”瓦丽雅失声痛哭了。
她们吻别了。
大车在门口停下。车子后面出现了阿纳托里的母亲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一个高大健壮、肤色洁白、眼睛和头发都是浅色的哥萨克妇人,——和他的妹妹娜塔莎。她们都跑得面孔通红、满头大汗,眼睛也是哭过的。阿纳托里的父亲从宣战之后就上了前线。
阿纳托里已经坐在车上,他旁边是深色头发、样子可爱的维克多。维克多穿着胸口敞开的汗衫,手里拿着用什么软东西裹着、又用绳子捆着的吉他,大胆的、孩子气的眼睛里露出忧伤的神色。
邬丽雅转过身子,像木头人似的迎着亲人走过去。她的箱子、包袱和头巾都已经拿出来了。矮小年老、有着大野鸟般的黑眼睛的母亲,急急向她跑过来。
“妈妈!”邬丽雅说。
母亲把两只干瘦的小手一拍,就昏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