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FOREWORD

中美竞合新出发

2020年，全球化进展遭遇双重逆流。一边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对华商贸限制严重压制了全球化进程；另一边是新冠肺炎疫情客观条件限制下各国经济往来缩减。但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三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美国大选后一个经济主张与行事风格都有变化的新政府的产生、中国与美国之外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国互惠开放系列协议的达成，它们为2021年中美经贸关系开启新章节，也为经济全球化重归正路提供了崭新的背景。当然，新的国际背景是否一定会转化为更加公平透明、互惠互利的全球化环境，还取决于2021年会发生什么目前还不可预测的事件，取决于各国政府的谈判努力、技巧与最终政策取向，也取决于各主要国家学界、智库界是否能提出建设性并为社会与政府接受的政策建议。

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端、2019年年末《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到疫情下美国政府换届后的新政初现端倪……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牵动整个世界的利弊得失。

观中国发展态势，窥美国政策转变，在2021年探中美竞合新机。

受疫情对不同经济体的冲击不同的影响，中国经济总量正在加速并持续追赶美国，并且中美两国作为领先全球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仍在进一步集中。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全年增长2.3%，是各大经济体里唯一能有GDP正增长的国家，在2021年增速可能在7%～8%之间，并且中国GDP总量在2021年可能超过美国GDP的75%。但美国是在发达国家中2020年负增长相对较小的国家，并且大概率在2021年内也能实现强劲复苏。

从过去的经验看，每当美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是其寻找国际合作的时候。然而，担忧中国赶超的特朗普政府执意奉行“硬脱钩”，但中国的实力没有被大幅削弱，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正如许多全球化的赢家误以为自己是输家，美国没有认识到全球化给它带来的巨大的间接收益，其不断加长的“实体清单”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果世界上只有中美两个国家，美国“自损八百”的策略或许可以持续。但在一个多元多极的世界里，特朗普政府的策略让许多使用来自中国的投入品的美国企业失去相对于欧洲和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它们雇佣的工人可能失去工作，随着许多商品价格上涨，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将受到影响。

虽然拜登政府已经展现出重新强调外交按规则出牌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必定迎来长期的和谐发展。美方强调团结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各方，有选择地将中国排斥在外。

因为全球产业链、经济全球化有许多互惠互利之处，美国政府的立场并不能阻碍两国民众和企业的跨境互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各国的生产能力都产生了负面冲击，没有那么多国家可以成规模地替代“中国制造”。美国企业要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印尼、墨西哥或其他国家是需要花钱做投资的，而疫情恰恰削弱了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状况。即使本来有计划迁移产业链的企业大概率也会推迟这样的动作。2021年1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2020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公平、开放、非歧视性的规则将实现从“脱钩”到“重连”的可能，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能源、环境等严峻问题方面寻找解决方案并努力达成共识，是中美两国寻求良性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目前，全球主要的三个贸易区——美国主导的美洲贸易区，中国和日本主导的亚太贸易区以及德国主导的欧洲贸易区，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足独立”，而是意味着合作和竞争。从商品贸易尤其是中间商品贸易流中可以看出，区域间贸易举足轻重，且彼此间联系非常紧密。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许多产业位于产业链上游，利用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通过研发优势，占据了美洲、亚太和欧洲等多地的上游产品市场。中国则是跨地区贸易的重要环节，比如在汽车、电子等行业，中国已经是很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在许多行业，中国的企业达到了产业链中游、部分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

中国可以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中国-欧盟投资协议作为开放的新起点，把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积极参与WTO改革作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中继站，也作为让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契机。中美可能都会申请加入CPTPP，加入条件里会对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提出要求，许多要求也可以成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内容，根据中国加入WTO及其后发展的经验，开放可以促改革，最后使中国的百姓与企业都可以受益。

中国的“生态文明”及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政策目标与美国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正义”计划方向一致，既是为人类生存做贡献，也将为两国合力应对气候危机开启新机遇。我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引入碳排放关税、将降低排放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并采取鼓励碳捕获创新的激励措施等方面有所作为。在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重大的世界性挑战问题上，中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规则制定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并得到与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全球的竞争与合作在2021年会展现出新格局，虽然逆行风险或不利因素总有可能出现，但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兼顾国内与国际公平和效率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明天。

《复旦金融评论》主编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