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灾，作为存在状态异常的集合概念，恒在且无可回避。人类许多民族都有对于灾害的丰富感受、认知和诠释，从神话到民间故事、文学作品都有着多种多样的记录、想象，而古代中国更有着在世界上罕有可比的“荒政”制度与赈灾实践经验。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相关的文献、民俗资源，更是为今天如何认识、应对和总结御灾策略，提供了宝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学”学科成为一门“显学”，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先生及其团队，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灾害、御灾文化记忆、政策制订与民间御灾经验总结的多学科探索中，民俗信仰研究是一个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方面。
民俗无往不在，而御灾民俗信仰更是支配着明清朝廷荒政的具体措施筹划及地方官员“执行力”的操作、民间救助与应灾诸环节。那么，如何将灾害、御灾民俗资源最大限度地搜罗、调动起来，就充分体现出民俗学的包容力。这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明清灾害叙事、御灾策略及民间信仰》，就体现了明清民俗信仰研究与明清小说、野史笔记文献等多学科较大幅度的结合，具有超现象性、跨学科性、整体性、实践性四个特点。
首先，是灾害叙事研究的超现象意义。这在导言部分多有谈及，亦即灾害叙事与明清御灾民间信仰的精神史意义，包括历史事实中的观念元素、传闻小说藏蕴的灾害民俗价值认同及其民俗叙事行为本身。通过对明清若干灾害的描述，探讨灾害、应灾民俗记忆、民俗观念，勾勒明清灾害民俗发生的若干精神史脉络。既理性地认识到灾害祭禳活动的迷信、超现实想象性质，又能历史地看待和辩证地进行价值判断。
其次，是对灾害的种类划分与认知跨学科性实施。该著部分地借鉴灾害学的归类，将明清灾害划分为九大类。其中有许多都是属于御灾故事与神秘崇拜相结合的，如水灾及其民间信仰归因，强化了蛟龙崇拜、“许真君”信奉，水神职责也被赋予到“金龙四大王”“黄大王”形象上，以及治水能臣栗毓美的神化等。旱灾中帝王罪己、地方官求雨，求雨功效在此大于勤恳敬业。清官能臣也运用巫术仪式求雨，灵物崇拜多与求雨有关。佛教的咒龙求雨发展为打骂龙神，而驱除旱魃有了替代方式，女性求雨是佛经故事的世俗化。而蝗灾，可被柳神有效遏制。治蝗带有人治观念和伦理性，清官所在之地而蝗不集。将柳神理解为秀才，说明清初民俗心理之于柳的亲和感，体现了生态保护思想及柳崇拜观念。至于雹灾有突发性特点，史书把雹灾对应到政治悖谬导致的天气阴阳相激。认为冰雹是神人播洒，或虾蟆（蛤蟆）、蜥蜴、龙等所吐。雹灾传闻体现了龙崇拜社会心理中的“先结构”存在，人们认为雹灾是洪水前兆，想象用宝物驱雹[1]。对于瘟疫，明清人想象中的病魔形象有服饰古怪的童子、鸭子、怪人等。御病传闻有送药神使、特效药、抗病新发现等[2]。一方面承认人力救助，另方面又恐惧天命鬼神，而鬼神救助往往即人力救助的变形延展。
该著的跨学科性，还突出地体现在将民俗记忆、小说文本与晚清告灾新闻图画的结合。按说，这后者属于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范围，且属近现代领域。“流民图”作为摹状苦难的传统传播模式，无须文字的瞬间识记，摹状灾情呼告的“铁泪图”，每幅告一灾，寓意丰富。如《河南奇荒铁泪图》劝赈书，图画以具体生活细节展示灾荒的可怕情状，图画上往往配有主题词及情况说明文字，与灾情歌谣等呼应。而表现官员实地赈灾、民间自救互助的图画，如吴友如主绘的《点石斋画报》，关注灾民真实生活，提供舆论和社会力量支援被灾者，直接进行募捐广告宣传，每多诉诸直观画面展示受灾、逃灾的情状，揭露不合理御灾、趁赈灾横行不法现象，提供疗病御灾之良策。赈灾图画对唤起中外多阶层、多层次赈灾，收效巨大。该著对图画的灾害载录价值的研究很有特色，具有极大创新价值。
再次，是与前揭联系的整体性。该著不仅描述明清灾害信仰，更重视御灾、赈灾等一系列方面，特别注意到对地方官员“匿灾”（瞒灾）、侵赈等罪恶现象的描写，结合古代“荒政”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至于明清小说所批评的被灾者坐等施赈等恶习、民俗心理[3]，向来罕有研究者触及，呈现出该著的文化批判意识。
整体性还在于，努力探究多种灾害之间的关联。如该著揭示出明清灾害言说多呈现水旱叠继，二者或连年发生，或同年降临，导致被灾者信仰乱象、心理异化及应灾行为失常。水难则多因风灾而至，两者都带有局部性与突发性。而“三大自然灾害”（水、旱、蝗）往往“旱极而蝗”，持续旱灾，植被遭损，蝗灾易生。涝灾则不利于蝗，大雨可灭蝗于初萌。干旱也与瘟疫的持续时间多呈正比；旱涝造成水质破坏、卫生条件恶劣、腐尸不及掩埋、饥民流动等，加速疫病传染，疫情具有季节性[4]。因而明清小说中常写灾后饥寒困苦，夺命的多为疫病。管理不当，赈济过程中也易发瘟疫。对于这些多灾交织及其连带关系，该著也做出了可贵的探讨。
此外，该著注重了应灾、御灾的实践性特征。如对地震前鸡犬等动物预兆的总结，从天象与飞禽水兽状态预测大风、洪水等。灾兆有时还需要仙道之士提醒。该著还彰显了小说描写的植树抑洪、储水备旱、节粮节水、推广外来多产农作物等，如此“国计”乃为“民生”之大事，这是多么重要的御灾民俗记忆！该著强调，明清民间助赈讲究不伤害受灾者自尊，维护被救助者的“面子”，这也值得倡扬、践行。捐赠、助赈，本身也是一种应予肯定的侠义精神，需要发扬。该著充分肯定了明清多灾多难社会背景下的“侠客想象”，认为侠与清官联盟的最大成效，莫过于灾荒之际帮助清官惩贪济民。而士绅助赈、仙道救急的民俗观念，亦为明清诸多超时空神秘故事流传的主要动因[5]，至此，御灾民俗研究的当代价值可见。
总结明清灾害、御灾叙事的认识价值与文化观念，亦有着重温灾害民俗记忆与警醒当今的现实意义。灾害不仅瓦解社会，也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效率地应灾御灾并逐步提高应对智慧与能力，人类也会更理性地、全面地敬畏自然。清代曾利用灾害文化反思避灾的伦理原因。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灾害、受灾和避灾的民俗记忆总结，可成为一种应灾的必要教材。“灾时社会心态”使人们亲和力增强；灾害叙事也成为灾害主体宣泄痛苦、呼唤正义的渠道。讲述灾害酷虐与御灾有效的民俗记忆，使人们痛切地认识到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
该著视野开阔，广泛吸收、引用了古代文献与国内外成果，如《中国荒政全书》等卷帙浩繁的史料、地方志，如法国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英国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美国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日本森正夫《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荒政和地主佃户关系》等国外研究成果，又如多部明清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献及相关研究，更吸收了国内灾害史学的众多研究成果，而又能补充丰富综合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方面“接着说”，尤其在特定灾害、御灾信仰的沿波讨源方面，更是甚见功力。
两位著者有着丰厚的学术积累，对古代社会的灾难叙事有着整体性、专题性结合的学术观照。特别是对不同灾害的关联性、动态性研究，不仅对以往灾害民俗研究的学术范式有所超越，也对人类思考有效控制当下世界性的疫情，更有效率地应灾御灾，做出某些预案，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万建中
2021年4月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1] 王立、刘卫英：《明清雹灾与雹神崇拜的民俗叙事》，《晋阳学刊》201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J2专题2012年第2期转载。
[2] 刘卫英：《清代瘟疫、夜游神民俗叙事的伦理意蕴》，《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
[3] 刘卫英：《明清御灾叙事对民众应灾心态的理性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J2专题2020年第6期转载。
[4] 王立：《明清雹灾、冰雪、地震与瘟疫等关联书写及多神观念》，《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 刘卫英：《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仙道救急及其民俗观念》，《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