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由32篇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构成，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法的运用上具有示范作用的论文，其中31篇是2004年以来撰写并发表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论文的方法论意义，每一篇论文之前都有简要的说明，涉及写作背景、方法选择、实际成效、运用心得等。全书内容涉及我经常运用且取得实效的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学术方法，特别是若干获得好评的代表作的学术方法，故命名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法》。

在我看来，确定学术目的，界定学术对象，设定学术论域，选定学术视角，敲定学术思路，恪守学术伦理，以及实施各种具体操作，包括谋篇布局、表述方式等，都属于广义的“研究法”，甚至可以说，除了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以外，学术研究中的一切主观因素，包括主观选择研究对象在内，都属于研究法范畴。狭义而言，学术目的是参与学术研究和选择学术对象的动因，学术对象是设定学术论域的依据，学术对象和学术论域是选择学术方法及选定学术视角和敲定学术思路的依据，学术方法及学术视角和学术思路等是认识学术对象、达到学术目的的操作方式，换言之，学术目的决定学术对象，学术对象决定学术论域，学术对象、学术论域决定学术方法及学术视角和学术思路等。广义而言，确定目的、看准对象、明确论域、运用方法、选择视角、形成思路也需要方法，也属于“研究法”范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法的优劣决定研究成果的优劣。

关于政治思想研究的目的、对象、论域和方法，我有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政治思想研究的根本目的与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研究者必须致力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及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就无法圆满地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术目的。

第二个基本判断是：政治思想研究的对象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自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于是一切社会现象都与“政治”有某种关联，可谓概莫能外，而一切与“政治”相关的社会现象都必然或多或少蕴含“政治思想”的成分，亦可谓概莫能外。政治思想现象具有弥散性，政治思想的载体具有多样性。因此，文明时代的一切人类现象都是政治思想研究的素材。在现代学科分工中，政治思想研究被归入政治学或历史学，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共存。依据学科分工，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学术界视为“政治思想”的那一部分，政治思想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被学术界视为“政治思想”的社会现象。但是，如果一个政治思想研究者只关注被视为“政治思想”的那一部分，那么他的做法比盲人摸象强不了多少。在我看来，政治思想研究的对象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这就要求研究者的视野必须相当广阔，尽可能地开拓研究素材的来源，使政治思想研究的论域推进至理应达到的范围。

第三个基本判断是：对象的无限开放性决定了论域的无限开放性。首先，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区分只具相对性，不具绝对性，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政策、过程、行为可以脱离政治思想而独立存在，因而政治思想研究的核心论域应当覆盖政治学的全部论域，囊括制度、政策、过程、行为，只是更为聚焦相关的政治思想现象而已。其次，政治思想现象既是政治现象，又是历史现象，因而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论域应当同时兼具政治学的论域和历史学的论域，二者不可或缺。再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分类方式只具有相对性，不具有绝对性，四者之间既同时并存，同体并存，又相互影响，相互贯通，在许多场合甚至彼此相即，融于一体，无法区分，无法分割，因而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论域应当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政治学的论域和历史学的论域仅仅是其主要论域而已。在我看来，政治思想研究的论域具有无限开放性，这就要求研究者的视野必须相当广阔，主动地将论域扩大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第四个基本判断是：对象的无限开放性和论域的无限开放性决定了方法的无限开放性。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都有赖于视野的扩大，论域的拓展，方法的创新，思路的独到。一切限定和固执某种特定的学术视野、学术论域、学术方法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亦不例外。有鉴于此，我更为强调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和综合性，亦即方以智、王夫之等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所倡导的“集千古之智”，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集古今中外之智。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和综合性是由政治现象及政治思想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所决定的。自人类创造“国家”这种社会文明现象以来，政治便是一种无所不及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思想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的关系尤为密切。因此，在各种观念形态中，政治思想的“专门化”程度最低，这就决定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专门化”程度也最低，乃是一种问题研究，而不是一种学科领域。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必然也必须介入和借助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及自然科学的若干门类。一般说来，一切超越具体的学科领域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研究方法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大学科门类的重要研究方法，都可以用于认识与政治有关的精神现象，剖析历史上的政治学说，揭示政治思想的演化过程，分析政治观念的时代特征。这是由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其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必须穷尽各种适用的研究方法，凡是人类认识各种社会现象乃至自然现象所积累的各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只要是可以用于认识政治现象的，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精神现象的，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拿来，融入方法论体系。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是将历史问题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的专门领域。无论历史上发生的思想现象，还是现实中存在的思想现象，都属于历史现象范畴。因此，就本质属性而言，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属于历史问题研究范畴。历史问题研究既是研究历史现象的实证科学，又是现实感极强的学问，其最根本的学术特点是真实性和通观性，即通过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理性分析，探究原因、本质、趋势乃至规律，从以往的事例中得到启示，以判定现在的位置，推断未来的前景。这种从客观存在的不可增删更改的既定历史事实出发，贯通昨天、今天、明天的思考方式是历史问题研究所固有的，也是历史问题研究具有永恒魅力的根本原因。历史问题研究者必须将求实、创新、致用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其中求实又是创新的基础和致用的条件。弄清事实是历史问题研究的起点、基础和最基本的任务。解释历史，评说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弄清事实，进而为人们认识历史和现实提供可靠的知识和智慧。借鉴前车，判断趋势，改造社会，更需要以真实的成败、得失、盛衰、兴亡为前提，以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所掌握的客观法则、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为指导。如果鄙薄求实，弃置实证，史说就会变成戏说，史论就会变成空谈。如果一个人有“宰割历史，为我所用”的心态，那么他就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问题研究者。一旦历史问题研究沦落为某些凭空设定的东西的注脚，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对于“思想”的研究极易落入空疏和偏颇，甚至变成文本游戏，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脱离史实的赏析、望文生义的解读、无根无据的演绎。“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固不足取，从实证走向“实证主义”也无可称道，而脱离史实的“研究”和“历史注我”的“雄辩”则毫无学术价值，至少在历史问题研究领域是如此。因此，严肃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与社会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应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最一般的原则与方法。

学术研究必须致力于方法创新，这是毋容置疑的。然而，数千年人类文明所积累下来的方法资源颇可采择，很难真正地超越。实际上，方法无新旧之分，惟在于适用。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在完成项目、参加评奖或评审他人时，时常根据特定的要求写上了“方法创新”或“新方法”之类的字眼，而我认为，就中国思想研究领域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中国学术界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方法论创新。例如，我近年来关注的“普遍意识”、“制度原理”，常用的分析“组合命题”、“理论结构”，主张的一切历史材料都是“思想”的载体等等，这都是前有古人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这类学术现象可谓司空见惯。一大批西方的、中国的著名前辈学者也有相关论说与范例。我只是根据特定课题的特定需要，在综合运用上比较自觉并取得显著成效而已。由此可见，只要研究者能够做到集古今中外之智，充分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善于根据特定课题的特定需要，在综合运用上做得比较到位，就可以推出优质的学术成果。如果能够名副其实地创造出新方法，那就更好了。

学术方法属于方法论范畴。对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建立系统的方法论体系、适用的分析框架和合理的学术范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术课题。这就犹如战争需要伐敌之谋，兵法讲究战阵布局，依据战争规律，参考兵法战策，摆出堂堂之阵，善于临机应变，则可以克敌制胜。岳飞有一句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是说，伐敌之谋，应当因地制宜；兵法运用，应当灵活机动。即使最高明的兵法，也需要悉心体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达到战争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学术方法与战争方法是相通的，它们都既有一定之规，又无一定之规，纸上谈兵或固执成法会导致贻误战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研究实践中，我们既要积极探索研究方法，建立适用的分析框架，设定合理的学术范式，又要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灵活地选择方法，有效地运用方法，积极地创新方法。

专题探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法的专著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理论教程的写法，一种是研究心得的写法。古往今来，国内域外，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宏论可谓多矣。关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方法及具体对策的思考，所波及的领域相当宽泛，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所包纳的视角颇为众多，不是一本著作所能容纳的，也不是几个断语所能概括的。任何唯我独尊、包打天下的心态都是愚蠢的。任何画地为牢、自我束缚的做法都是狭隘的。更何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乃是众所周知，而将这些研究方法恰当地运用于研究实践并取得成效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无意于摆出理论阐释的堂堂之阵，更不试图构筑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和固定的分析框架。有鉴于此，我决定放弃理论教程的写法，而采用编选研究心得的写法，举其大端，略论一二，为读者开列若干可供借鉴、参酌的思路和范例。这种做法不只是为了藏拙，也是一种正确对待方法论的方法。纸上谈兵足以误人，前车之鉴不可忘记。

针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现有成果及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重大错误或明显不足，结合将各种方法运用于相关研究实践所获得的心得，我发表过一批有关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法的著述，一些是学术专著导论，一些是大学教材导言，一些是专题学术论文，一些是学术课题论证，一些是具体实施方案，涉及中国思想研究的现有成果、知识体系和分析概念的重大缺陷等，涉及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目的、研究对象、学科特征、论域范围、主要内容、史料来源等，涉及恪守学术伦理、采撷古今之智、定义研究对象、完善事实陈述、开放研究视野、拓展史料来源、夯实逻辑基础、注重本质判断、强化体系分析、剖析理论结构、揭示文化范式、考察政治实践、评说历史价值、探讨现代意义、抽绎学术概念、创新话语体系等，涉及历史过程研究、专制问题研究、统治思想研究、帝王观念研究、民本思想研究、中华帝制政治原理研究、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重要模式文本研究、著名思想流派研究、著名思想家研究、著名政治家研究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及实施方案，涉及学术批评、学术展望和学术规划等，大体涵盖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由于本书采用了编选学术期刊论文以介绍研究心得的写法，所以没有按照理论著作或大学教程的方式，将相关著述重新拆解和编排，仅依据若干大的板块依次排序。每一篇论文都基本保持原貌，只有个别大段文字重复部分作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以保证每一篇文章的思维逻辑、学术阐释及主要内容的相对完整性。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我既是论道者，又是践履者。编入本书的方法与对策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予以支撑，所设想的思路和视角都获得实证研究的检验。换句话说，有关方法论的思考都不是空泛无物的玄谈，更不是未经检验的纸上谈兵，它们都被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并形成一批评优获奖的学术专著和收到成效的政策建议。从几本主要代表作获得的学者评审、政府奖励、社会评价及相关学术论文转载转摘转引的情况看，所研讨的研究方法和所运用的研究视角还是颇有学术价值的，其可操作性及参考价值毋庸置疑，因而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可资相互切磋和深入研讨的方法、思路、视角、对策等。

在学术研究中，方法论的问题永远是至关重要的。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网”可以比喻某种方法和工具。“鱼”可以比喻某种目的和成果。方法是否得当，工具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能够获得何种成果。方法贵在创新。结“网”而捕“鱼”，必须借鉴前人，参酌现实，有所继承，有所发展。这样才能使研究方法更合用，研究成果更丰硕。古人又有“得鱼忘筌”之说。“鱼”是目的，“筌”是工具。可以得“鱼”之“筌”是有用的。成功之后就忘记本来依靠的方法和工具，这样的“得鱼忘筌”固不足取。然而，固执于一定的方法和工具，甚至自我限定，桎梏他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筌”是需要改进的，有时甚至需要放弃它而寻找更有效的工具。这样的“得鱼忘筌”颇有道理。有鉴于此，我既不排斥经验之谈，又不拘泥一定之规。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依然是以探索的心态、尝试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一些内容还涉及我对自己的主要代表作的自我批评和自我修订。展示成果，畅谈心得，其目的在于总结经验，启发来者，积极进取，开辟蹊径。我希望这些成果与心得能够为进一步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一个平台与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