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兵法的逆向研究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大多数是顺向的，不论《周易》还是《道德经》，不论《大学》还是《中庸》，不论《孙子兵法》还是《黄帝内经》，都主张以先贤们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解释当下的事物。这种方法屡试不爽，非常能够证明先贤们的伟大。但实际上中国先贤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先秦时期简陋的条件下，没有数据支撑，没有验证条件，就建立了一套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这是相当了不起的，给我们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和行为提供了指导。或许正是因为历史上我们觉得国学理论体系够用了，所以近现代西方科学飞速发展时期我们反而落后了。西方文艺复兴后专注于科学发展，建立了许许多多形而下的理论体系，并且覆盖了科技、社会、自然等方方面面，以经济成就展现了其历史性的成果。

不可否认，中国当今的建设成就也大量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等成果。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现代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同时大量西方词汇迫使我们开始使用双音节、多音节词，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知识，也使我们与国学越来越远。当下，很多人重新拾起国学，发现先贤们的思想和理论放至今朝也多有可取之处，于是积极宣扬和传播，以使中华文明继续流传。但是，时至今日应当如何传播？只强调国学的好，要与西方现代科技比一个高下，这是不可取的。比如，中医和西医现在争执不下，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中医也要探索生物学的规律，西医也要运用中医的理论方法，解决医学难题。因此，国学既要研究当下，即从国学理论出发，也要逆向研究，即从当下的理论出发，反思和完善国学。

这种逆向研究在国学中本来就存在，例如不少人认为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是兵书，这就是从非军事著作中反向研究军事问题。持这种观点的有唐代的王真、宋代的苏辙、现代的章太炎等。易中天在他的《中国人的智慧》中也用一个章节论述这个问题。实际上图书馆馆长出身的老子并没有打过仗，与著过兵法的姜太公、孙武、孙膑等比较显然缺乏可信度。老子的《道德经》也没有讲多少战术问题，有的也是用兵之“道”，看上去并没有《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实用，但其实“道”才是主要的精髓。兵法中的战法都是对过去的总结，所以孙子总结道：“兵者诡道也。”能说得清道得明的，就不能成为“诡”，而用兵就只剩“道”了。熟读兵书不代表能打仗，而掌握“道”的人或许不读兵书，也能打胜仗，例如心学大师王阳明不是行伍出身，一旦领兵打仗，就将战场变为心学的用武之地。

因此，对于国学的研究应当主张双向的思维方法，例如将兵法应用于现实的商业社会时，既要研究“兵法商战”，也要研究“商战兵法”。所谓“兵法商战”就是从兵法理论出发，研究当下的商业环境，是正向研究，而所谓“商战兵法”是总结现有的商业社会现象，完善过去的兵法理论，打造现代商业社会兵法，是逆向研究。

相对而言，兵法的逆向研究更重要，更有现实意义。首先，现代的战争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业战场。原来帝国主义可以通过侵略战争掠夺他国财富，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更多地表现为各国之间交换优势的国际贸易。这是一种更为隐秘的战争，表面上互利互惠，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强权等手段牢牢掌握经济主导权。例如美国通过世界范围的美元霸权轻而易举地获得世界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也成为美军开支的支柱。美国在2020年军费达7780亿美元，比第二到第十名的军费总和还多，而美国在和平年代维持庞大军费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只要撼动美元地位、触犯美国利益，他们就悍然出兵。所以，过去我们说战争是外交的延续，现在可能还要加一句：商业是战争的延续，维持商业地位就决定了军事实力。因此，现代兵法首先应当补充商战之法。

其次，中国传统优势在于自上而下的军事思想和管理体系，即从战争哲学的“兵道”到战争艺术的“兵法”和“兵术”，但唯独到了“兵器”这个层面，中国落后了，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而现代兵器诞生于企业，主张建立现代化企业，否则就流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当代的华为是引进西方管理经验的一家中国企业，事实也证明这家企业能够打造出世界领先的产品，而用任正非的话说，华为的成功是因为建立了“无生命的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华为本身也是“器”，是一个流程化的组织。由此，现代兵法也要补充对“器”的研究，特别是“组织之器”。

再次，现代的“人”也与远古时代大不相同。得益于教育的普及，现代人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因此不能再用传统眼光看待企业员工。中国的60后、70后的受教育水平仍然不算高，只能算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就业问题上比较被动。但到了90后、00后显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员工动辄炒老板鱿鱼，使很多企业变得无以应对。华为很早就开始重视知识型员工的培养，让“知识大兵”发挥充分的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基石，这对现代兵法而言无疑又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总之，我们既需要正向的国学研究，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也要从当代最新的实践中总结精华，为中国文化增添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