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8世纪的大英博物馆

“展室繁如星汉”

理事拿到了斯隆、哈利、科顿和爱德华兹的藏品后，下一个任务就是为所有藏品寻觅一个“总储藏处”。他们考虑过白金汉府，但否决掉了，原因是不菲的花费与“房屋状况和周边环境的不便”。白金汉府后来成了白金汉宫。最后，博物馆的落脚点选在了布鲁姆斯伯里空空荡荡而又四壁倾圮的蒙太古府。这座17世纪的法式庄园位处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之间，位置便利，但已经被蒙太古公爵弃之多时，状况堪忧。伦敦育婴院（1）也拒绝了在该处选址，理由是排水不良。但这对一家博物馆而言没什么——这是一种新型机构，之前很少有建筑物用作此途——在1753年，它似乎挺合适。

蒙太古府亟待维修，“屋顶下沿的水槽和檐口情况糟糕，加上原本修建得也不是很好，所以要是恢复此前建筑样式的话，房屋还是容易朽坏”。[13]因此，更为昂贵的建筑方案立即得到通过：使用石料，而非原来的木料。这座建筑物也需要大量新式书架，存放卷帙浩繁的书籍：1755年7月，一位测量员的报告提议，立即安装8160英尺之长（约2490米）的书架。他们选用了绿棉墙纸，并在“所有展室都推而广之”。[14]凭着一份遗嘱和一笔预算，建馆工作逐步推进。1754到1758年间，蒙太古府渐渐达到了今天的标准，从切尔西庄园、多佛尔街、科顿府和威斯敏斯特运来的一车车文物抵达了大罗素街。1757年，英王乔治二世从英格兰历代君主的旧皇室图书馆中抽出一份礼物赠予博物馆，其中就有《亚历山大古抄本》（Codex Alexandrinus），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Historia Anglorum），还有英王授予的特权：不列颠境内出版的每本书的缴交本。

蒙太古府里的花园立即清扫干净了。布鲁姆斯伯里是个颇具盛名的去处，从1757年起人们就获允在花园里自由地散步。正如本书第14~15页的地图显示，花园背靠一片开阔宽敞的空地，一直延伸到汉普斯特德和伊斯灵顿区。如果你知道该向谁打听的话，便有可能快速预览花园里都有什么。诗人凯瑟琳·塔尔伯特（1721—1770）曾经描写了她于1756年在蒙太古府的一晚：

从今以后这里得名“大英博物馆”。我高兴地看到，科学在这片街区里如此壮丽而又如此优雅地扎下了根……（我）觉得我现在比之前要更加热爱（蒙太古府）了，这里藏有极具价值的手稿、寂静无声的图片和远古久远的木乃伊。之前我来的时候，这里挤满了悲惨兮兮的人们，里面则是一处休闲取乐之所，也是一处决斗仇杀之地，没什么文物……除了三间手稿室之中的两间之外，一切都还没什么条理。它们和三十间展览室都亟待一切类型的珍奇之物入藏。[15]

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面向公众开放。人们容易忽视这个名字背后的革命性含义，以及为什么该博物馆以“不列颠”（大英）之名在英国高层赢得了不可磨灭的名声。将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合二为一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52年前才得到批准，作为单一实体的不列颠岛尚处在幼年期。因此，“大英”博物馆的概念就借由议会，认可了一个“不列颠国家”的承诺，以一家机构的命名从实际上接纳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未来合并的前景，这家机构旨在保管、呈现并研究那些培育并支撑这幅前景的文化根源和智力产品。诚然，这座博物馆本可以以其最初大捐助人汉斯·斯隆爵士之名命名为“斯隆博物馆”，就像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那样。但问题是，斯隆只是“同僚中的首席”（primus inter pares）而已：哈利、科顿、爱德华兹和皇家图书馆的藏品，都在大英博物馆的奠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如果用“斯隆博物馆”这个名字的话，藏品就将立即变得排他，也不甚充足。另外，讨好王室的人可能也提出过将其命名为“皇家博物馆”，但鉴于提出建馆建议的是议会，因此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胎死腹中了。而“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古文物博物馆”的名号都只能涵盖置换藏品的其中一部分。斯隆的遗嘱要求，他留在伦敦的藏品“通盘保留，不做一分一毫之缩减或分割……以为公共用途和公共利益之用……理事及其继任者负责持有和保管这些藏品，直到永远”。这段话与英国国教的婚礼仪式遥相呼应，呼唤的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一条普救主义的路径。因此，理事们还是选择了“大英博物馆”，而且这个名字也从《大英博物馆法案》（British Museum Act，1753，乔治二世第26年，第22项法案）颁布的第一天起就载入了史册。它在英国官僚主义命名术的演进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未经挑战且一成不变地留存了下来，与博物馆的圆柱柱廊一样傲立于世，屹立不摇，并像柱廊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大英博物馆并没有追逐一时流行的简化风潮（比如泰特美术馆于2000年将名字简化为了“泰特”，而英国各地的诸多大型城市艺术馆和博物馆则把馆名中的“城市”二字去掉了）。

公众要想进入大英博物馆看展览的话，需要提前提出书面申请，才能获取每天发放的诸多门票之一：一开始每天是十张票，后来增加到二十五张。因此，尽管理事们坚称博物馆是“以为公共用途和公共利益之用”，但在一开始确实只有非常少的民众能前来参观。事实上，只有那些“热心用功而又满腹好奇的人”，才有足够的学识和动力申请入馆，而且还需要是（之后的一项条款所说）那些拥有“体面外表”的人。大英博物馆由“首席图书馆员”戈文· 奈特（1713—1772）执掌。考虑到早期藏品中书籍的绝对占比，这一情况不可避免；18世纪50年代之时，“馆长”这个职业尚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是，大英博物馆的“首席图书馆员”之职乃是由王室任命。那里没有喧闹的开场仪式，没有媒体版面的广为报道，也没有聚会派对或珠光宝气的私人预展，这些都是当今新博物馆开张时候的惯常情形。大英博物馆宣称是“每天”开业，冬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夏天则延迟到下午4点。“每天”当然是排除了周六、周日、圣诞假期、耶稣受难节和复活节假期、圣灵降临节及之后一周，以及所有官方和教会的感恩节和禁食节之后的结果。同样，整个8月和9月也都闭馆。不过，“为了抽出几个月照顾中低阶层的人”，博物馆也会适时于周一和周五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延迟开放。这些延长时间只能是在夏天白昼较长的时候，尽管必然不是放在8月或9月。总计而言，大英博物馆的开放日只有不到一半——全年365天约有170天开放——不过，至少这已经是个开始。

预约参观者在申请信里必须写清姓名、住址、“健康状况”及希望进馆的日期和时间，并于头一天的上午9点之前或下午4点到8点之间，交给大罗素街沿街那堵令人生畏的墙内的守门人。戈文·奈特将一一检查登记的姓名，如果他说“好”的话，你（或是你的仆人）就可以回到大罗素街，领取门票，准备在预定时间现身参观。你将与其他人组成4到10人的小队，在导览员的指引之下迅速走过一间间展室。每天有五组访客前来参观——儿童不允许进入——也没有可以停留凝望的时间：门票只是给了你“一瞥大英博物馆”的资格。参观完全免费，收受小费的导览员会被开除。

这些束手束脚的参观时间和参观规程，也许在今天看来荒唐可笑，但我们别忘了，那会儿是1759年，社会上才刚刚开始探索“公共博物馆”这个新奇观念。这是一项颇为大胆的社会实验和教育实验，其引领者是牛津城的阿什莫林博物馆（2）。该馆也是当时唯一被视为大英博物馆竞争对手的机构。在伦敦市内，大英博物馆的开馆也仅仅略微早于伦敦育婴院的改革之前——后者举行了艺术作品的公开展览，不过相较而言，那里的藏品少之又少。后来英国逐次出现了一些同态博物馆，它们都是一些所有者允许访客参观的大型别墅或教堂：自一百年前英国内战造成大破坏以来，艺术品、祭品、文书、符记和饰品慢慢地物归原主。在伦敦就偶尔会有私人收藏展露于世，比如自然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就曾提到过“春园街上举办了一场鸟类标本的新奇展览”。[16]对18世纪的不少人而言，“博物馆”这个词也许只会让人想起怀特口中的“乡下人储藏屋”：一扇牲口棚的大门，农民将死鸟钉在上面吓唬掠食动物。

18世纪末运营大英博物馆的人——当时只有男人——开始逐渐使他们的职业与“玩票绅士世代”脱离开来，这批绅士接受的职业训练属于医学、法律和宗教一类，他们的兴趣也颇受皇家学会、古董学会和艺术学会的相关活动指引。这些组织及其勃勃野心（增进学识和促成学者间交流）与最初藏品（斯隆、科顿、哈利、爱德华兹和皇家图书馆）一样构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基础。戈文·奈特是一名医生，也是理解和使用磁学的先驱。作为皇家学会的一员，他不但通过发表多篇论文，对他自己分支领域的自然哲学之进展有所贡献，而且因为改进了商船罗盘上的磁铁而对商业安全裨益良多。1756年获任时，奈特并无担任图书馆员的显著经历，也没有今天所谓“馆长”的经验。他像一位藏品看门人一样住在馆内，一直任职到去世。奈特也是理事会的首席雇员。正是在奈特的管理和权威之下，早期的藏品才有了后来的展出形式。奈特的早期同人包括：古币收藏家兼浸礼会在任牧师安德鲁·吉福尔德（1700—1784），此君也是古董学会会员；马修·马蒂（1718—1776），一名最终在博物馆内死于贫穷困苦的医生；数学家兼德国新教牧师安德鲁·普兰塔（1717—1773），他的儿子约瑟夫也将子承父业进入博物馆工作；查尔斯·默顿（1716—1799），另一位医生；还有詹姆斯·爱普森（死于1765年），此人曾在斯隆医生在世期间照看他的藏品。还有其他一些馆员，他们轮流陪同访客走进博物馆各展室。无疑，每名馆员都各有其参观节奏，也有各自偏爱的速度。

大英博物馆的成立，适逢启蒙运动时期，博物馆也在外观、社交和行政管理上，多方贴近启蒙运动的理念，对从英王到平民的整个国家敞开了大门。启蒙运动高擎“理性”的大旗，认定理性乃是知识权威的主要来源。这场运动在18世纪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在法国，启蒙借由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哲学著作自我弘扬，此外，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还编纂了一部有28卷之多的大型书籍——插图版《百科全书》，旨在收纳一切人类知识，俾便检核；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则促成了爱丁堡新城的修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著作；在瑞典，卡尔·林奈的生物分类学堪称启蒙运动之果；在英格兰，启蒙运动的典型象征便是约翰·洛克的人性哲学、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还有大英博物馆。在这里，富家子弟在“环欧旅行”（Grand Tour）中能获得的见闻与学识，被提炼出来，供所有人了解。启蒙运动服膺“秩序”和“组织”的观念，还有对“理智”的追求。这些旨趣和原则从一开始就嵌入了大英博物馆的立馆之基。

不过，启蒙运动（及其穿透圆柱柱廊的理性之光）并不能被视为大英博物馆的唯一源泉，其他思想根源也混杂其间。博物馆的建立者承接了更早的英伦世代，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经验哲学是指引他们的知性之光。培根力倡通过科学实验来增进人类理解，皇家学会的会员们也是如此。正是对培根式求知精神的追求让阿什莫林博物馆得以在其地下室建立了一间化学实验室。蒙太古府并没有设立这样的设施。从这一点我们或可得出结论：大英博物馆和阿什莫林博物馆尽管有着共同的起源，却选择了不同的前进方向。一家博物馆成为百科全书，另一家却成了实验室。

五人或更多人一队的访客快步行经1759年的蒙太古府诸展室时，可以匆匆浏览一排排架子上的书籍和手稿、一枚枚金币和奖章，以及一盘盘闪闪发光的矿物、另一边的鱼类标本和麋鹿角。这些走马观花式的观览，或许不足以构成对那场横扫欧洲的思想运动的重大贡献，但也在潜移默化之间产生了累积效应。比如说阅览室的开放，就是更为直接明确的效应。阅览室一开始位于博物馆第一层的西北角，后来适时扩展到了上面的楼层。得到阅读许可要比获允进入博物馆参观难多了：读者需要凭借私人推荐才可进入，“来自颇具名望、品格正直者的推荐。因为在伦敦这样人口众多的大都会，允许所有陌生人进来读书可是件危险的事”。诗人托马斯·格雷（1716—1771）是早期到访阅览室的一名读者，他曾写道：

大英博物馆是我最爱的领地。我常常在白天时分花四个小时待在这里，享受阅览室的静谧和独处。这里几乎没人打扰，除了来这里清谈一番的古物学家斯图科里医生，他有时也会谈论一些咖啡馆新闻；（我预计）至少除了两个普鲁士人，还有一个负责为罗伊斯顿勋爵执笔的人之外，这个国家的其他饱学之士还没有来过这里。

格雷还补写了一段评论，暗示了阅览室的平静表面之下，也潜藏着汹涌情绪之源。大英博物馆并非航行在一片平静海面之上：

我说“平静”的时候你要懂得，这种“平静”只是对我们访客而言的“平静”。对博物馆社群自身和全体理事而言，他们就像一家学院里的研究员一样彼此剑拔弩张。博物馆保管人之间已经绝交，他们打照面的时候只会有一番更加潜隐的无声对抗。奈特医生已经堵住了通往那间小屋子的通道，因为有些同事去那儿时会经过他的某扇窗户。更有甚者，理事们每年投入的费用要比收入多500镑，因此你不由得担心，所有书籍和鳄鱼皮都将很快挂牌拍卖，（我们希望）大学买下它们。[17]

大英博物馆的早期馆员都认为阅览室乃是博物馆的心脏，甚至就是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博物馆的主要用途》这本1808年出版的官方初版博物馆导览“概要”如是说：

毫无疑问，（博物馆）存于它给予文人学士和艺术家的精神财富之中。他们可在其中采集那些或可用于研究劳作的材料。（阅览室是腾出来）……用于详加检视的，比那些普通访客获允得行的粗率观览要详密得多。

其他任何人都只能忍受观展的次等体验，用“概要”的话说就是“颇为流行的博物馆用途，尽管用处要逊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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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要在院墙之内建立必不可少的次序，初步工作就是将其本身分门别类。1756年，博物馆开始任命一批馆员，他们是“一群事理通达而又学识渊博的人，彼此之间的雇佣关系平等”，有三年的时间适应环境并整理展品。他们最紧迫的任务除了修整蒙太古府，还有建立一列列长书架和展示柜，这些天可谓木匠们的大日子。整个第一层有12间彼此相连的展室，它们留作了印刷书籍之用。结果，这层的布局就不再是博物馆，而是成了一座图书馆：几万册书一排连着一排。“陌生人（换言之，访客）在这些展室之间有些无所适从，那里单调一致的曝书之景没法给他们任何教益或愉悦”——这也是博物馆“概要”表达的内容。

不过，“概要”并非第一份面世的博物馆导览。第一份导览是个匿名的口袋本（1760）。一年之后，埃德蒙·鲍勒特出版了一份独立、独创的详尽概述，介绍了蒙太古府的藏品，这就是《大英博物馆概览及评论，以为观览该华贵阁间的目录》（The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British Museum: with Remarks Serving as a Directory in Viewing that Noble Cabinet）。“这本小书的买家一定不能期待过高，”鲍勒特在其中谦逊地写道，“本书并不打算对这一华贵陈列室的所有藏品来一番特别评述。正如我被告知的那样，这项工作要留给其他如椽巨笔完成，并由博物馆的馆员们于适当时间出版发行之。”

鲍勒特有些乐观了。即便是“概要”的出版也得到多年之后，更不必说他心心念念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了。鲍勒特本人做了一把博物馆访客，他在撰写这本“方便口袋携带”的小书时也回应了访客的需求：

可以参观的时间实在太短，展室又太多。如果没有某种目录辅助的话，是不可能对这些奇珍异品建立相应观念的：尽管在这些藏品成为公共财产之前，我还远远称不上对它们一无所知，但我本人必须承认的是，我在这方面经受了一些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鲍勒特依旧称呼大英博物馆为“华贵阁间”，并且指出了一个新颖想法：将博物馆藏品称为“公共财产”，而非某个富人或带头衔人物名下紧握在手或严密看护的财产。

博物馆藏品一开始分为三部。鲍勒特分别称之为手稿、硬币奖章部，自然和人造艺术品部，出版书籍部。这是一种极为粗暴和现成的分类法。很明显，考虑到它们的绝对大小，硬币、奖章便和手稿归到了一个部门，而非与艺术品放在一起。除此之外，尚有“许多门类的藏品堆在大厅和楼上的第一间展室，但没有被归入任何一种门类”。其中包括笨重的石头制品，比如从爱尔兰巨人堤道搬来的玄武岩柱，从维苏威火山运来的大块熔岩，以及“一只短吻鼻鱼的细长骨架”，一头独角鲸，还有一只水牛的头。每个分部都有“下级馆员”向戈文·奈特供职。1761年还出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新藏品展室”的展览室，鲍勒特称之为“一间屋子……单独留给新获的赠品”：一尊埃及木乃伊、“几块大珊瑚礁”，还有一座“精细的黄蜂巢”。鲍勒特笔下的博物馆之游是，每一队幸运的访客都被驱赶着从玄武岩跑到木乃伊，又从木乃伊跑到手稿和黄蜂巢，再匆匆赶场去看海胆和帽贝壳，他们自己好像是华贵阁间里的蚂蚁。大英博物馆的第一份插图手册是1778年付梓的对开本《不列颠尼亚博物馆》，饰有约翰·范·里姆斯戴克和安德鲁·范·里姆斯戴克兄弟俩所作的版画。这份手册的前言还用了“遵从自然！”的名言，这是西塞罗在阿波罗神庙求问“如何度过一生”时得到的神谕。

访客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体验各有不同。托马斯·格雷喜爱阅览室的阒静。1765年到访的法国人P. J. 格罗斯利则写道：这里在同类建筑物里“最为高大雄伟，分类最佳，装饰最为富丽”，有着彬彬有礼而又敬业投入的职员。然而，1784年到访的古物学家、伯明翰人威廉·赫顿却不以为然。他在一名“身材高大的上流社会少年”的带领之下，几人一队迅速完成了参观，似乎这个场景逼得大家不敢出声：

除了窃窃私语以外你听不到任何声音。如果某人花两分钟待在一间展览室里，却有上千件东西吸引他注意力的话，他根本就找不到时间抽出一丁点注意力对它们匆匆一瞥……我不禁悲从中来，思忖我究竟错过了多少哪怕是一丁点信息也不可得的东西。大概只用了30分钟，我们就匆匆结束了这座华贵宅邸的静默之旅，要想好好观赏一遍恐怕要花30天。我走出博物馆的时候，智慧和我进去的时候没差多少。[18]

托比亚斯·斯莫莱特（1721—1771）似乎写下了最早与大英博物馆有关的虚构作品，他笔下的主人公汉弗莱·科林克在1771年的同名小说中详述了蒙太古府最初的展览方式。以下文字大可被视为斯莫莱特本人深思熟虑之后的观点：

是的，博士，我已看到了大英博物馆；这是一批豪华尊贵乃至气势磅礴的藏品，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藏品乃是出自一名医生的私人之手的话。这名医生还在同一时间尽职尽责地赚到了他本人的财富：但即便伟大如这批藏品，它也可以做到更加震撼，如果它们可以逐次布列于一间宽敞无边的庭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支离破碎地分别放在不同厅堂的话。实际上，这些厅堂根本没有装满。[19]

斯莫莱特的评述相当真实，不过也有人意识到这里的矛盾之处：照他的说法，展览室并没有完全装满，但其他人的报告则显示，蒙太古府在一开始就已塞得满满当当。真相大概是，两种说法都只是第一感觉，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其真实性：周期性的藏品流动让有些展室相较之下更满一些。生于大英博物馆开馆十六年后的简·奥斯汀，本可能诱使笔下的一两名角色进入蒙太古府，但她似乎没有这么做。

从建成的第一天起，大英博物馆就没打算成为一部什么样的史志，而是要做成一部大百科全书，让事关人类利益的各门类知识都得以增长。分成各部的博物馆架构映照着这一雄心壮志。因此，大英博物馆并不像是一座铺陈艺术史的美术馆，也不是一次社会史的操演，让芸芸众生的线头编织成一幅挂毯。大英博物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一张张书页都可分割开来、各自辨识、彼此勾连而又错落有序。尽管如此，只要访客还是飞奔疾行而过——除非他们获允驻足观看思索——大英博物馆就仍是它本来希冀避免的那种事物：一团乱麻似的珍品稀物阁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