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当我走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蝗虫饲养室，那些传说中的蝗虫一下子扑到我面前。我这个湖北人，只认识在草丛中安静歇息的蚱蜢，我认为蚱蜢是蚱蜢，并不是蝗虫，蚱蜢是田野里优美的风景，一种可爱的昆虫。但北方人说蚂蚱就是蝗虫，是那种遮天蔽日，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饕餮鬼”蝗虫。我现在看到的这些蝗虫着实让人头皮发麻。

这就是蝗虫吗？它们成群聚集，密密麻麻，一个个呈土黄色和黑褐色，犹如从泥土中蹦出来的瘟神厉鬼，在大号灯泡的照射下油光闪闪，面目狰狞。它那奇怪的足肢、诡异的眼睛和啃噬麦苗的亢奋劲儿，像用机器制造出来的钢铁怪物，像是时空穿越后的某个大地的景象，像是末世的隐喻。它们被囚禁在科研人员的笼子里，就像戴着手铐脚镣的幻化的魔兽，张着它们噬骨吮血的牙齿，只要一被放出，就将发动一场毁灭世界的战争……

民间认为蝗灾是天谴，蝗虫是“灾仙”。据传说，湘西最厉害的一种蛊，放蛊人是把大蝗虫和蚯蚓捕捉来交媾产出蛊虫，然后暴晒七天七夜，其蛊力惊人。蛊虫是仗恃蝗虫的神力，因此才能获得蛊法。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可能也对蝗虫心有畏惧，形容它：“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常饥……嗟兹羽孽物共恶，不知造化其谁尸。”由于水灾、旱灾之后必定有蝗灾，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一直被蝗虫祸害，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战胜过这小小蝗虫。只是到了今天，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在北京颁发，“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定的基本标准为：在科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学术上为国际领先，并为学术界所公认和广泛引用，推动了本学科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可以评为一等奖；在科学上取得重要进展，学术上为国际先进水平，并为学术界所公认和引用，推动了本学科或者其分支学科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评为二等奖。

毫无疑问，“飞蝗治理”在国际上绝对是先进水平。这个奖颁奖的理由是这样的：

水、旱、蝗害是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其中蝗灾，曾有“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之言。我国从公元前707年起至1949年之间的2656年间，有记载的蝗灾就达800余次之多。1949年前，黄淮地区平均每隔三四年就出现一次大面积蝗灾，蝗灾主要由东亚飞蝗造成。

中国科学院昆虫所上海工作站（后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于1952年起先后在江苏省洪泽湖、山东省微山湖等设立野外工作站，开展根治东亚飞蝗研究及其分布区域的调查研究，并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长期协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为生产服务的宗旨，结合治蝗与改造蝗区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

东亚飞蝗的滋生繁殖与当地的地形、气候等密切有关，尤其在黄淮平原农业区，当地的降水量以及地面水位控制至关重要。为此，1954年8月和11月，中国科学院昆虫所上海工作站分别向中央主管部门提交了《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和《根治微山湖区蝗害建议》，提出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具体实施方案。治理关键在于蝗区治水入眼，具体措施是拦洪蓄水，疏浚河道，以控制湖区季节性水位变化，达到蝗区沿湖一定等高线下的东亚飞蝗滋生地长时间淹水，不再适宜飞蝗滋生繁殖。此举对于控制东亚飞蝗的滋生繁殖和危害扩散确有实效，从而彻底解决了我国东亚飞蝗的根治难题。

这个奖的颁发，对以马世骏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根治东亚飞蝗的功绩、对他们为新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造福子孙后代的努力是一种高度的肯定。1959年，毛泽东曾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报告中着重指出，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取得了两大成就：治蝗与消灭钉螺。

蝗害在中国的肆虐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心头大患，是祖祖辈辈中国人的黑暗梦魇。

但是，蝗害终于败在新中国科学家的手下，得到了控制并终结。在庞大而拥有漫长农耕历史的中国，还有什么比根治蝗害这件事更加了得的呢？

2017年，国家又授予康乐领导的研究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是“飞蝗两型转变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奖励他们在飞蝗型变的分子调控治理上取得的基础性突破。一个小小的蝗虫，国家先后两次向研究团队颁奖，它背后的故事一定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