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殿靈光，史家風範

——從吴榮曾先生的來信想到的

臧振

2017年6月25日，收到北大歷史系吴榮曾先生2016年12月26日寄出的信。信走了半年，因爲吴先生用稿紙手寫，貼著上世紀的郵票郵寄，地址還是老校區。信件没有丢失，十分慶幸。

展開閲讀，吴先生親切温馨的聲音仿佛就在耳邊，先生對我的稱呼依舊令我大窘，信中對我的褒揚又令我大慚。我覺得多年來先生對我的關心，其實都源於他對學生那急切的期盼，那深切的愛意，眼前不由得有些朦朧。先生全信如下（見圖1）：

圖1 吴先生致作者信札

臧振兄大鑒：承吾兄托南大劉君帶來吾兄近著兩大册，厚誼可感！又賀吾兄推出新著多部以嘉惠學林！近日展讀大作，甚有收穫。以往但知吾兄在教書方面甚爲突出，如今則知吾兄在育人方面也極有成就，深受學生的愛戴，尤爲突出。文中提到北大的汪〔籛〕、許〔大齡〕、郭〔心輝〕三位，頗引起我的思慮，因爲我和汪、許是“無話不談”的摯友。郭是我非常欽佩的一位同事，教歷史文選一課，一直是大家不看好的課，而郭用搞科研的態度、方法來對待，這是少有的。有一事使人印象深刻，她在課上講五銖之“銖”，應讀爲“殊”，一般人都唸作“朱”是不對的。我後來查過書，證明她是“言之有據”的。我曾寫過一篇小文，講秦史。汪看後以爲某一説法無根據，從此我講課或寫作，堅决遵守“言必有據”的信條。我也因此事而對汪“折服”之至。我與汪皆龍年生，今歲恰好爲汪百歲之陰壽。我們在此遥祝 先生在彼岸世界能過好！我在大學期間，爲班學習幹事，是時許先生爲系秘書，因此彼此接觸很多。先生秉性謙恭，與人無争，故在當時的環境中能一路平安走來，也並不容易！

尊著中提到龐慧女士，幾年前她曾到敝舍走訪，印象深刻。在當今學界中，“女將”尤爲難得！吾兄近日如有晤面，乞請代爲致候爲禱！

匆匆書此，餘容後述！專此 順頌

撰安

弟

榮曾 謹上

16.12.20

讀罷掩卷沉思，往事歷歷在目。

我1963至1968年就讀於北大歷史系，而在我入北大前五年，1958年，吴先生已被“下放”到内蒙古大學，80年代初才回到北大，所以那時我們没有交集。

1996年10月，中國先秦史學會在洛陽召開“第三届西周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有幸結識吴先生。會議組織到東周“王城”遺址參觀。一路上我跟吴先生聊著，隨後索性在王城公園路邊長聊。

我向吴先生自我介紹：我們1963級中國史班33人，被“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争”的路綫和“四清”、“文革”政治運動折騰了五年，專業知識幾乎停留在中學階段。畢業後不少同學蹉跎歲月，約三分之一回到研究歷史的本行。如王天有被許大齡先生從甘肅武威祁連山下召回，研究明史；孟繁清從内蒙杭錦後旗考回北大，也是許先生名下，但是隨陳高華先生研究元史。我班還有李錦屏在人大清史所，董乃强在北師大圖書館，蘭書臣在軍事科學院，王志剛在西北政法學院，潘修人在内蒙古民族師範學院，王學堅在濰坊學院，王青蘇在哈爾濱市委黨校，吴澤湘在南京審計學院。至於我自己，上大學不久就發現，在文史基礎方面，我大概是我班最差的。因爲高中三年我一直想學醫，高考前才知道，“嗅覺不靈不能報考醫科各專業”，於是改學文科。復習了一年，僥幸考入北大歷史系，對於未來十分茫然，有空還在讀醫科教材。别人問我打算研究哪一段？我答“通史”。後來聽了翦老和汪籛先生的報告，似乎找到了方向，從海淀舊書店抱回一堆馬列著作，要到其中尋找關於歷史發展的“要言妙道”。1965年9月奉命到農村參加“四清”，“讀階級鬥争這本大書”。我在四清工作小組“學毛著”會上有個發言，説是以前在學校覺得讀馬列著作很來勁，讀毛著感覺平常。到了農村，再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才體會到毛主席的偉大。没想到，這話被階級鬥争覺悟高嗅覺靈的人掐頭去尾，成了我的“反動言論”；“文革”開始，挨了大字報，成了兩派都不敢收容、要等待“運動後期處理”的“斬監候”。我和另一位因其父親對“三面紅旗”有過微言而被一些人歧視的同學搬到附近一間空宿舍。不久又搬進來三個研究生。（因爲革命派要把研究生歸入“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作爲“革命對象”，理由是他們住的是教工宿舍。他們只好“自我革命”，搬到學生宿舍。）這三位是：蘇秉琦的學生郭大順，唐蘭的學生郝本性，宿白的學生胡仁瑞。西邊不遠住著鄧廣銘的學生李裕民，常來常往的還有汪籛的學生胡戟，邵循正的學生趙春晨等。與研究生朝夕相處，讓我看到了一種不同於正在政治運動風浪中衝鋒陷陣的同學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據我所知，這幾位原本是歷史系學術梯隊接班人，因“文革”打斷學業，後來被發配各地：李裕民分到山西大學，任教於附中附小；胡戟分到内蒙古海勃灣，成爲煤礦工人）。吴先生聽到這裏，頗爲感慨地説：“現在，鄧（廣銘）先生、周（一良）先生已成爲歷史系的魯殿靈光。”

再説我自己。因爲學業被耽誤，加之與幾位研究生相處的潜移默化，當畢業後被“放逐”到陝北窮鄉僻壤深山溝時，我就刻意補課。十年之後（1980年）我考上南京大學劉毓璜先生的研究生，攻讀先秦思想史，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究其原因，可以説是“文革”中因禍得福。

吴先生聽完我的自述，對我多有稱贊。

九十年代，正是我思想極爲苦悶的十年。陝師大接收我來，本來是讓我給斯維至教授當助手。可是不久斯先生就不再用我也不再理我。同事奇怪，問我什麽事情把斯先生得罪了？我説不知爲啥。有人去問了，斯先生答：“咱不敢用，咱用不起。”再無多言。人們也只好得出結論：臧某是“有文憑、没學問”的典型。我先後兩篇文章，學報本來要發，後來找藉口退掉，令我莫名其妙。我承認自己功底差，只好繼續以“夙夜匪懈”來彌補。爲了有一個讀書的地方，我主動請纓管理了關閉多年的文物陳列室，這是1989年。不久系領導又動員我兼管資料室。我很樂意，因爲這樣我就有了一間闊大無比的書房。然而，苦心孤詣思考多年，字斟句酌反復修改的文章寄到所謂“權威”刊物，竟被小編要求“聯名發表”，或要我掏錢“買版面”，我當然拒絶。在對所謂“權威”失去信任的同時我還有一種幾乎被强姦、被逼良爲娼的感覺。這期間系上爲申報“博士點”，派我們去各校請客吃飯送禮，我覺得自己被侮辱的同時也在侮辱各校博導們。到1998年春，覺得實在没有必要再這樣混下去，該退休了。在2月13日的日記本上留有我草擬的退休報告，主要講兩點：一，過去歲月被耽誤太多，加上那個時代留在精神領域的創傷很重，始終不能專一於先秦史研究。我距退休還有五年，學術上似已不可能有大的建樹。二，由於數十年前手術事故，鼻腔被實習醫生割空，鼻泪管割斷，成年累月咳嗽痰多、泪流不止，又嚴重影響到聽覺，隨著年齡增長抵抗力衰弱，每天都在盼著早日解脱，到南方療養，苟延殘喘……

十多天後的2月下旬，我接吴榮曾先生來信，詢問西安文物市場秦漢瓦當行情。4月2日吴先生電話告知已到西安（參加清明黄帝陵祭典）。3日晚，我去酒店拜會了吴先生，並約好9號來師大，上午參觀文物室秦磚漢瓦，中午請李裕民、胡戟、趙世超（時爲師大校長）等校友小聚，下午做學術報告（見圖2）。

9號午餐時得知郭大順當晚要到胡戟家。晚九點在胡家見到暌違三十年的郭大順。郭任遼寧省文化廳廳長多年，因省博物館火災引咎辭職，在深圳協助蘇秉琦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郭又告訴我臺北故宫古玉部鄧淑蘋先生正在西安，於是幫我聯繫上，11日晚找到鄧先生。我的《中國古玉文化》的寫作得到了鄧先生鼎力相助。

圖2 1998年4月9日吴先生在陝西師範大學做學術報告

在寧静的陳列室蝸居十年，就在我打算提前退休時，忽然之間風生水起。這風是吴先生帶來的。

幾乎與此同時，斯維至先生對我十五年的誤解也得以冰釋。這要感謝南京大學洪家義先生來訪。洪先生開會之餘，希望我帶他拜望斯先生。事後斯先生電話把我叫去，問怎麽會認識洪先生。我説讀研時洪先生是我古文字學老師。斯先生奇怪，“你是南京大學的研究生？”“是啊。”“你不是跟趙世超同學嗎？”“那是在北大。”“你本科在哪念的？”“北大歷史系。”“你没有在川大讀書？”“我是四川人，但是跟川大没有關係。”斯先生沉默了。過了幾天，又一個電話把我叫去，同樣的問題又問了一遍。這次加了一個問題：“你以前認識李裕民、胡戟？”“認識。他們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我叫他們老師。”斯先生沉默良久，嘆息一聲“我弄錯了。”原來，我到師大不久就有人對斯先生耳語，“文革”中臧某在四川大學批鬥過徐中舒和蒙文通。斯先生憤怒了：徐先生和蒙先生是我的恩師啊！我不能讓這樣的人當我的助手！於是乎有了十五年的不通音問。斯先生曾多次希望系上另派助手，却講不出理由。系上很爲難。别人背後怎樣議論我我不在乎，斯先生自己的學術生涯却因此基本終止。

這也算是“文革後遺症”吧。

我應該振作起來。本來，北大百年校慶我無心參與，這時改變了主意。

校慶應酬之後，5月6日下午四時來到吴宅，見面禮是我寫的一本小書《蒙昧中的智慧——中國巫術》。先生見贈《先秦兩漢史研究》及先生主編之《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其簽名稱我爲“兄”。我立即表示不敢當。先生解釋：五十年代，他是汪籛先生和許大齡先生的學生。

圖3 2002年先秦史會議吴先生送燕當拓片

我們稱兄弟，没有不妥。登時，汪先生和許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現眼前，那些遥遠的記憶一一涌出腦海。吴先生一個“兄”字，讓我感到自己肩上放上了一副沉重的擔子，那就是史家的事業心和責任心。

2002年12月，陝西師範大學召開“周秦社會與文化研究暨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參會代表那麽多，吴先生却專門爲我準備了一張燕當拓片，上書“戊午冬新獲燕饕餮紋半瓦當手拓一本以贈 臧振兄”，我受寵若驚，不知所措，精心裱出，以不忘先生厚愛（見圖3）。

2004年11月，本院博士生畢業答辯，請來吴先生擔任主席（見圖4）。這次師母隨行，一是想參觀秦兵馬俑等古跡，二是想瞭解孫達人、譚慧中“文革”期間在陝西師大的遭遇。師母説，當年（1952）孫達人從浙江考上山東大學，是她在迎新站接待的，那時的孫達人理一小平頭，背著鋪蓋卷，拎一網綫兜，裏邊有臉盆茶缸等日用品，一個樸實精幹的農村小夥。後來在社科院，又都是張政烺先生的弟子。譚慧中也是師母的同事和朋友。

圖4 2004年11月30日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後

那位博士生茫然不知孫某某何許人，師母感慨歲月滄桑，史事湮没。當我前去看望時，我説我曾與孫達人同事，對於其“文革”經歷略有耳聞：“文革”前夕，孫有一篇文章，關於農民戰争之後統治者是實行讓步政策還是反攻倒算，孫持“反攻倒算”論，得到主席肯定。“文革”開始，孫被“中央文革”召唤到北京。不久“王（力）、關（鋒）、戚（本禹）”與江青等意見相左，竟被抓捕；孫達人逃逸。紅衛兵要抓孫，闖入西安孫宅，强令譚交出孫，隨即將譚關押到學生宿舍毆打審問，其後又將孩子帶來，讓其觀看母親被毆，逼譚交人。譚慧中何等剛烈！不堪受辱，半夜自縊身亡。那年頭，喪心病狂的暴徒是“革命派”，而譚是“自絶於黨，自絶於人民”的“反革命”，這便是那個荒唐歲月的邏輯！

我有一個問題：孫當年那“極左”的“反攻倒算説”矛頭對準了同意“讓步政策”的翦伯贊，是否出於譚的支使？而譚此舉是否因當年其前夫張政烺被翦從北大趕到社科院，譚遂以更“左”觀點對翦進行報復？

吴先生嚴肅地説：不是這樣。張政烺先生從北大轉到社科院，實際是系上許某謙、夏某强等人藉口張先生講課效果不佳，趁翦老出國講學時的操作；翦老回國，木已成舟，是很生氣的。“效果不佳”實爲藉口，根本上是治史方法上的分歧。什麽分歧，吴先生没有多説，我已經大體明白了：許某謙們嫌張先生治史、講課不“突出政治”，也就是説，張先生不是以某種先驗的教條作爲治史的指導思想，而是以尋求歷史真相爲史家的職責。我們看看吴先生參與編輯的《張政烺文史論集》百萬言百篇文章，篇篇都在考證詮釋，而不涉具體考釋的工作總結之類僅有兩三篇。張先生説：以他幾十年做學問的經歷體會，“不僅要勤奮，也要有扎實的、嚴謹的好學風，只有這樣才可能於學術事業發展真正有所貢獻。”（《張政烺文史論集》第866頁）此乃至理名言，亦即我所仰慕的史家風範。

不止考釋，史學理論探討同樣需要嚴謹扎實的科學精神。當年啓發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發現歷史規律的翦伯贊先生和汪籛先生，同樣是十分嚴謹扎實的學者，當然也是我十分敬仰的史家。

奇怪的是，恰恰是翦先生和汪先生，在那場高喊“要搞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中飲恨仰毒而離去。多年來，這是我難解的疑問和心結。

“文革”時吴先生和師母都在内蒙，不在北大，他們很希望知道當時的情況。我雖在漩渦中，但被打入“另册”，不很關注運動内情，所以也談不出詳細情況。然而多年來，有人極力掩蓋真相，企圖從人們記憶中抹去這段浩劫。想到翦老夫婦的悲劇，尤其是汪籛先生的慘死，我覺得一定不能讓這段歷史湮没。如有機會弄清這段歷史，我一定盡力而爲，這也是吴先生對我的希望。

近些年來，“文革”中的北大同學（號稱“老五届”）自發組織起來編寫回憶録。在等待了半個世紀之後，他們不得不用開始顫抖的手，拿起這支沉重的筆，寫出當年未名湖畔的腥風血雨，獻給母校，留給子孫後代。義不容辭，我積極參與了這項工作。到母校120年校慶爲止，這項工作大體上完成了。（2013年8月、2014年9月、2015年12月相繼出版3册《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收入二百多位同學“文革”中離開北大之後的人生經歷。2016年3月出版《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詩集》，收入一百餘位同學近千首詩。2018年2月又有《風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和《燕園沉思録——北京大學文革回憶與反思（上、下）》出版。）

這期間，見到當年歷史系1965級（一年級）世界史班王復興編寫的《搶救記憶》（海外出版），書中説到“文革”剛開始的1966年6月初，王復興率領一年級世界史班猛衝猛打，到汪籛先生家裏去貼大標語喊口號，勒令汪先生“交代問題”。汪先生憤怒地撕去他們貼在自家門上、書櫃上的標語，不料“工作組”竟然逼令汪先生貼回去！汪先生痛苦萬分，服下“敵敵畏”，幾天之後死在醫院。

這件事情，對於我和我班同學可以説是晴天霹靂！因爲三年來，我們與汪先生已經結下了深厚情誼。

永難忘1963年的中秋節，汪先生來我們宿舍看望這些初次在大學過節的新生。他斜靠在學生的被褥上毫無拘束談笑風生，説到他第一次到老丈人家吃了十斤牛肉，也説到做學問的艱辛與快樂。在二年級上學期，本來是他的弟子吴宗國先生給我們講隋唐史，講到隋唐文化，汪先生來聽課，按捺不住就上臺自己講起來，眉飛色舞酣暢淋漓，下課鈴響了，汪先生説下次我接著講。下次還没講完，再下次，輪上顧文璧老師講宋史了，汪先生擋在門口説好話，説讓他再講一次。那幾節是我在北大歷史系聽過的最精彩的課。年底，被陶醉和感動了的同學們一致希望給汪先生送一點禮物，我們買了一盆文竹一盆金橘送到汪先生家。汪先生特别高興，還讓他十歲左右的兒子給我們背誦唐詩，説這孩子已經讀過“四大名著”。汪先生的助教秦文炯是我們的班主任，他對於原本想學醫因爲嗅覺不靈改學文科的我多有鼓勵。秦老師請來汪先生專門給我們講如何研究歷史。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後來明清史老師許大齡先生問過我的名字之後對我説，汪先生曾跟他“提起”過我。汪先生對於學生的關愛，至今難以忘懷。

先生服毒之後被送進校醫院，是我班同學輪流看護；先生命懸一綫，我們的心也提到嗓門眼；幾天後汪先生走了，全班陷入悲哀之中。那時校園裏貼出大幅標語，説汪先生是“自絶於黨、自絶於人民”。甚麽叫“自絶”？我認爲我們班大多數同學和我一樣，始終未斷對於汪先生的思念。大學畢業二十多年後，我與汪先生的研究生胡戟到了一個單位，我多次追問他，汪先生爲什麽要自殺？他總是只有四個字“不堪回首！”不肯多説。九十年代中，讀過《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我寫了《汪籛先生的最後二三年》；對於汪先生的自殺，我在另一篇《憶汪籛》文中説：“當他預感到將要面對自己那麽摯愛、那麽傾注心血的孩子們的圍攻的時候，他就做出了儘早離開的抉擇。”（見《戈辰隨筆》296頁）

王復興的書印證了我當年的判斷。“文革”初衝鋒陷陣的是跟先生毫無情感可言且不是中國史專業的一年級新生。王復興是帶頭人，這可以理解。因爲他在高中（北京四中）就接受了“社教運動”“階級鬥争”的洗禮，一進大學就遇到“文革”前奏的所謂“教育革命”，他幾乎没有受過一天正規的史學訓練。他努力爲自己今後的生存積累政治資本。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充當了閻王手下“無常鬼”的角色，率領一幫青面獠牙的小鬼到汪先生家裏催命去了！

汪先生在五十年代見識“反右”，其後又在“反右傾”中受到衝擊，體重竟然减少了六十斤！到給我們上課時，48歲的他，頭童齒豁，已經像個乾瘦的老頭，可見精神上的創傷至深，實已不堪再辱！我想到了陳寅恪先生在王國維碑上寫下的一句話：“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汪先生以一死證其實爲陳門高足。

對於翦老我想多説幾句。翦老給新生作報告，讓我們見識了“大家風範”。不久我讀到《内蒙訪古》，嚮往自己何時能寫出這樣的華章。1963年底讀到翦老《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光明日報》1963.12.22），我徹底放下了大學醫科教材，開始沉浸到對於人類歷史的思考。翦老該文中三句話，半世紀來反復出現於腦海：

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第60頁）

高屋建瓴睥睨古今，洞穿迷霧振聾發聵。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

從1963年起，翦老就遭遇了頗有來頭的所謂“無産階級革命派”的猛烈抨擊，被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和“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據瞭解，翦老開罪於最高領袖的，首先是所謂“讓步政策”。翦老説農民戰争的歷史作用在於統治者爲恢復封建秩序要對農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由此促進了生産力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這實際是當年許多史家的共識）。然而上面認爲“階級鬥争不可調和”，統治者對於起義農民只有“反攻倒算”，不存在什麽“讓步政策”。

此後四五年間，對於聲勢浩大的批判鬥争和人身侮辱，翦老報之以沉默。

1968年10月中下旬中共八届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爲“叛徒内奸工賊”，並“永遠開除出黨”。毛主席在會上講話中提到，“像翦伯贊、馮友蘭這樣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無産階級還是要養一批”（據口頭傳達）。據我理解，這是一個信號，即《5.16通知》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務——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大體已經完成。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迫在眉睫。毛講話後，翦老的住宿很快得到改善。翦老很感動，連夜給毛主席寫了感謝信。

政治鬥争的複雜殘酷出乎凡人想象。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叛徒、内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是江青爲首的專案組憑僞證寫成的。正式開除劉少奇出黨的中共“九大”召開在即，爲防止節外生枝，他們急於要找到更强有力的證明材料。得知翦伯贊在1936年前後國共兩黨秘密談判中參與過周旋聯絡，認爲可以逼翦寫出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的“鋼鞭材料”。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論前來執行這個任務的是專案組的巫中還是大文人康生，作爲傑出的歷史學家的翦老是不可能替他們編造劉少奇是叛徒的謊言的。

就在主席講話和翦老處境改善之後，12月18日，翦老夫婦忽然自殺，學界百思不得其解。翦老作爲中共地下黨員，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抗戰爆發前，翦老作爲著名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爲促成國共兩黨的合作，冒著極大風險從中牽綫，這需要何等膽識和智慧！眼前巫中那套下三濫的叫嚷恐嚇又怎可與“十年内戰”時期白色恐怖相比？1968年，已經經歷長達四五年批判鬥争百般淩辱的翦老，又何懼巫中的恐嚇？説巫中靠恐嚇逼死了翦老，那真是高抬了巫中，也貶低了翦老。

爲何已經有了“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對翦老的“特赦”，他却受不了一個“專案組”施加的壓力？事實肯定不是這樣，翦老的死因實在很不清楚；半世紀來，史學界一直存疑。没有新的材料，只好存疑。

現在，王復興的《搶救記憶》收録了他的同班同學王淵濤的文章《我涉歷的翦伯贊先生最後的故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情況。

首先，王淵濤同學證明，巫中對翦老的審訊不是“小兒科”：

巫中倒也没有聲嘶力竭，更没有如有些人所説的那樣把手槍掏出來拍桌子。

接著，王同學説到新材料的發現過程：

大約到12月初，巫中要我們去查看翦的檔案，想從中尋找突破。有天下午，我和胡敬梁到當時歷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樓一個房間，翦的檔案已攤開在一張大桌子上，份數挺多，也很零亂，我不知先前是否有人來翻閲過。突然，有一張普通信紙寫的只有一張紙的信件引起了我注意。信是1950年代肅反時寫給北大的，没有了信封，因此不知具體收信單位。寫信人是女性，她當時在陝西省某單位工作，信的内容要點是：她是江浙一帶人，抗日戰争爆發之前，她是個青年，出於對歷史學家翦伯贊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導她學歷史，並告訴她，自己正在爲國共兩黨代表的談判牽綫搭橋，國民黨方面出面的是曾養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還有吕振羽……

至于那女子信中所談是否屬實、是否誣告，這要看翦老是如何回答的。王淵濤説到：

等到巫中再次來北大時，我們告訴他有這麽一封信，他看後如獲至寶，把信帶回專案組翻拍了數份後再來北大，並給我們看了翻拍件，然後就去找翦先生了。這次巫中態度强硬，雖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給翦看，但點了寫信者姓名，要翦寫出材料交給我們。

第二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我們去翦家取交代材料，他用紅格稿紙寫了兩張多，約千把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翦先生的親筆字，字寫得很認真，但不漂亮，心裏還想：大學者字不怎麽樣。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驚，對於政治方面，他仍然推諉，可是對那個寫信的女子，却寫得很詳細，並承認：自己當時年輕荒唐，和她有不正當關係，後來她結婚成家，就斷了來往。

這應該是12月16日下午的事。

兩天之後，12月18日下午：

我們把翦的交代材料交給了巫中，他看後極不滿意，於是我倆陪同他們又去翦家，因爲巫手中有旁證的材料可以證明翦參與了國共兩黨代表談判的聯絡工作，因此巫中説：你不要認爲一手可以掩蓋天下人耳目。翦先生伸出手説：我的手就這麽大，怎麽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其他的話我記不起來了。這天下午的審問時間拖延很久，氣氛緊張。

12月18日半夜，翦老夫婦自盡。

半世紀的疑問有了答案，斷裂的信息彌補完整，模糊不清的事件變得清晰！

新的問題出來了，就是如何看待新材料？有同學認爲翦老夫婦的自殺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不應當與個人生活問題挂鈎，“把政治鬥争庸俗化”；仍然認爲“翦伯贊是受到巫中等人的逼供和威嚇而自殺的”。

我認爲，翦老經歷長達幾年的淩辱而没有自殺，就因爲涉及的問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翦老心中有數，問心無愧，絶不能自殺。我還清楚記得，在五四操場萬人批鬥大會上，虚弱的老人雙腿已經站立不住，開始發抖了，有人遞上去一條板凳，主持人不許他坐，把條凳立起來，讓他扶著，繼續接受發言人瘋狗般的狂吠和上萬“革命群衆”震耳欲聾的口號。翦老没有倒下，更没有自殺。兩年後，巫中等人的逼供和威嚇，持續了一個多月，翦老没有絲毫妥協和退讓。就是因爲，這是嚴肅的政治問題！況且，主席已經發話，要給活路啊！

最後的十來天，與“個人生活問題”挂鈎了。12月16日，翦老寫完“交代材料”，詳細談了他與“寫信女子”的關係。18日下午，巫中就此審問翦老，還是想與劉案挂鈎，徒勞無功。當日半夜，翦老夫婦自盡。

這就告訴我們：翦老可以承受外界無論多麽沉重的打擊，却不能承受内心的自責。翦老决定告别這個社會，妻子也不願留在世間忍受淩辱；他們一道走了。

此前，巫中曾對翦老説，你只要寫下劉少奇是叛徒的證明，就啥事也没有了。這個大老粗，他哪裏知道史家手中這支筆比生命更重要！

瞭解了這些情況，我可以向吴先生彙報了。

2018年5月，北大120周年校慶。

5月2日忽然收到如下短信：

臧先生，您好！知悉您來北京，不知道您是否有空？歡迎您來寒舍小聚。

吴榮曾

我受寵若驚！立即回復：

尊敬的吴老師：我計劃六號上午十點到藍旗營您府上拜望您。代問候沈老師好。

次日又收到吴先生信：

臧先生！收到。謝謝您！6日（周日）中午我們全家與您一起共進午餐，我們已經安排好了。

6日十點正，我敲響吴宅外門。寒暄之後，我從背包取出“見面禮”，是商務印書館新出由我整理的《陳高傭先生遺稿——先秦哲學卷》（《老子今解》、《公孫龍子、鄧析子、尹文子今解》、《墨辯今解》），隨後又掏出我參與編輯的《風雨未名湖》、《燕園沉思録》——這是昨晚才拿到的！

中午在附近清華賓館餐廳進餐。令我欣慰的是吴先生今年九十高齡，雖拄著拐杖，却走得穩健快捷，而且飯量不小！他笑笑説自己就是“嘴饞”。我想到剛才吴先生與我談古論今，記憶清晰，這與“嘴饞”很有關係啊！

合影留念，吴先生夫婦執意要我坐在中間，再三推讓還是不允（見圖5）。

圖5 2018年校慶拜訪吴先生

記得1996年在洛陽，吴先生對我講，鄧廣銘、周一良先生尚在，是北大歷史系的“魯殿靈光”了。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現在吴先生也成爲北大歷史系的“魯殿靈光”。願北大歷史系精心呵護吴先生以及老一代先師們給我們留下的風範，以無愧於歷史交到我們手中的這支筆。

1963級學生 臧振 戊戌冬至後六日

（作者單位：陜西師範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