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邓雷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同时也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早在此书出版之时，就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热议与追捧，认为《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给予了《水浒传》极高的评价。

《水浒传》之所以能在视小说为小道的明代引起士人阶层的广泛关注，得益于它高超的艺术水平。如《水浒传》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叹就曾多次高度赞誉，“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不仅如此，《水浒传》的人物形象也有别于其他小说的固定化、单一化，而表现为发展性、多样性。

首先，人物性格不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情节进展中得到发展。此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便是林冲。林冲前期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忍，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不敢反抗。妻子第一次被高衙内调戏，林冲忍了；妻子第二次被高衙内调戏，林冲忍了；被高俅陷害发配沧州，林冲忍了；刺配沧州为董超、薛霸虐待，林冲忍了。直到陆谦、富安火烧草料场，要将林冲烧死，将其一切退路斩断，此时林冲忍无可忍，满腔怒火爆发出来，将陆谦、富安、差拨几人杀死。从此之后，林冲的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再是以前那个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忍辱求全的八十万禁军教头，而是性如烈火、敢爱敢恨的“豹子头”，之后才发生了抢酒驱打庄客、梁山泊火并王伦等事情。

其次，人物性格不再单一化，而是具有多样性。像鲁达性急之时，傲慢粗鲁。他与史进同去喝酒，路上遇到李忠，便邀李忠同去，李忠想卖完膏药再去。结果鲁达立马发作，说道“谁奈烦等你？去便同去”，一点面子都不给李忠，之后更是将看李忠卖膏药的人全部赶散。到酒楼喝酒之时，听到有人哭泣，立马焦躁起来，把碗碟都丢在楼板上，酒保来问，鲁达张口斥责。如此种种，均可看出鲁达的粗鲁，但是这种粗鲁，并不是一味鲁莽，而是粗中有细。如鲁达放走金老父女之后，他怕店小二追赶，掇条凳子在店中坐了两个时辰，才去找郑屠麻烦。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鲁达心下寻思要吃官司，没人送饭，想了一个办法脱身，便指着郑屠的尸体说他诈死，一头骂，一头大踏步溜了。

人物性格的多样化，有时候也使得后世对人物评价两极分化。像历来对宋江的评价，恨之者斥其虚伪、权诈、假道学，爱之者称其有侠客之风、忠义之烈。对于长于吏道的宋江来说，性格中带有虚伪，会使用权谋之术，这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宋江性格的全部。宋江性格的另一面是侠士之风与忠义之心。宋江的侠士之风大部分情况下通过仗义疏财来表现，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英雄之举。宋江被抓上清风山，之后为燕顺、王英、郑天寿所释放，在山寨住了五七天，正好碰上王矮虎强抢刘高之妻，宋江仗义执言救下了刘高之妻，甚至为了救人跪拜王英，而最终也为了这个素不相识之人，使得王英“又羞又闷”“敢怒而不敢言”。宋江这种举动绝非常人敢做，要知道就在几天之前，宋江差点成为这几个人的刀下亡魂，而此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得罪其中一个山大王，前途命运难卜。宋江的忠义之心在征辽国与讨方腊两次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征辽国之时，宋江言“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立功立业，以为忠臣”，征辽成功后言“某等一百八人，竭力报国，并无异心，亦无希恩望赐之念。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实为幸甚”。讨方腊更是宋江向朝廷主动请缨，为国分忧，“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征讨方腊功成后言“以臣卤钝薄才，肝脑涂地，亦不能报国家大恩”。正因为《水浒传》人物性格的多样化，所以评价人物之时应该全面立体地看待，不应该仅见其一隅。

除了塑造众多个性化人物形象之外，伴随着人物形象产生的还有经典的场面，像倒拔垂杨柳、拳打镇关西、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打虎、浔阳楼题反诗、智取生辰纲等等。这些场面已是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众多经典场面的缔造也同样得益于《水浒传》高超的艺术手法。像打虎故事，小说当中多有出现，《东汉演义》中有王伦打虎，《说唐全传》中有熊阔海伏虎，《残唐演义》中有李存孝打虎，《说岳全传》中有关玲赶虎等，但是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武松打虎。

《水浒传》是如何把武松打虎这一桥段塑造成经典的？首先，通过酒家、警示、榜文着力渲染老虎的凶猛。老虎已经吃了二三十个人，但是众猎户却依然对这只老虎束手无策，可见这只吊睛白额大虎凶猛异常，而能打死这只老虎的好汉必定武力超群。其次，打虎之前武松是醉酒状态。武松在景阳冈酒店里喝了十八碗“出门倒”，这种酒常人喝三碗就醉，即便武松酒量惊人，出门后酒力发作也醉了。这种状态下打死老虎，进一步体现了武松的勇猛。再次，武松是徒手将猛虎打死。《水浒传》中除了武松打虎之外，李逵也杀死了四只老虎，但是李逵杀死老虎是凭借朴刀，所以并不能彰显李逵的勇力。而武松打虎却是徒手，如此方能见出异样神威来。最后，武松打虎所营造出的故事真实性。许多打虎故事中，众英雄好汉打虎都是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像雄阔海几脚踢死了一只老虎，几拳又打死了另一只猛虎，伏虎如若伏猫，给人极不切实际的感觉。武松打虎却是异常凶险，虽然最后将猛虎打死，但是自己也精疲力竭，连将老虎拖下山冈的力气都没有了，内心也知道此时若再来一只老虎，必是死路一条。如此形容刻画，给读者一种真实之感——武松打虎虽然展示了武松的勇力神威，但武松依旧是凡尘之人，而非天上的神，所以他也会疲倦，也会害怕。

上面提到的是《水浒传》的一些艺术成就，仅是一鳞半爪，读者在阅读之时可以细细体味。下面要说到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水浒传》的主题。《水浒传》自从诞生伊始，就有针锋相对的两大主题，一种是“诲盗说”，一种是“忠义说”。此后又陆续出现“农民起义说”“市民写心说”“游民说”“强盗说”等各种说法，但影响最大的依旧是最早的两大主题说。当代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过于血腥暴力，宣传的价值观不符合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这种观点归根究底就是“诲盗说”，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导人向盗。实际上，这种看法是没有读懂《水浒传》的大关节处，仅仅只是着眼于文字细节。

《水浒传》最早的题名都是与“忠义”二字结合在一起，像嘉靖年间《宝文堂书目》就著录了一种《忠义水浒传》。现存较早的《水浒传》也是与“忠义”二字相连，如嘉靖残本题名《忠义水浒传》、石渠阁补印本题名《忠义水浒传》、容与堂本题名《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钟伯敬本题名《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郁郁堂本题名《忠义水浒全书》等。为何“水浒传”之名最初都加之“忠义”二字？这与《水浒传》的大关节处有关。

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有三种利用了同一种模式构建小说的大关节处，此三部小说分别是《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其中《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一模式为人所熟知，就是神仙或妖怪因为某件事下凡尘历劫，历经磨难后，或修成正果，或重返天庭。此一模式可简单归结为“犯事—历劫—圆满”。《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都曾犯事，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后修成正果。《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皆因情债下凡历劫。这一模式为整部小说定下了一定的基调，或是修行，或是赎罪，或是还债。像《西游记》取经的过程既是修行的过程，也是赎罪的过程，而结局必是达到圆满。《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结局从模式来看就已经注定，林黛玉前身为绛珠仙子，下凡所历情劫就是还泪，模式的终点就是泪尽而亡，重归天上。

以这一模式重新考量《水浒传》的大关节处。首先，梁山一百单八好汉前身是一百零八个妖魔。而且是为祸人间的妖魔，要不然也不可能被龙虎山天师封印在伏魔殿，封印了数百年之久。这一情节与《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何其相像。此一情节也明确了梁山一百单八好汉的本质就是妖魔。既然是妖魔，那么梁山泊众人在未受招安之前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勾当，也就能够为人所理解，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就好似孙悟空在刚跟随唐僧之时，同样野性难驯。其次，一百单八好汉赎罪的过程也是《水浒传》与“忠义”二字结合的过程。《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好汉能称得上赎罪的情节，只有招安之后，为宋朝征战辽国、扫平方腊两次战役。这两次战役梁山好汉都是尽心为国，众人可称得上“忠义”。这一过程也是模式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此部分在《西游记》《红楼梦》中都是主体故事，但是《水浒传》由于成书原因以及上梁山之前的情节太过出彩，此一部分反而成为容易被忽视的情节。最后，一百单八好汉的归宿，从模式上来讲，历劫完成，罪业消散，诸人走向死亡，重归天上，就是最终的结局，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好汉为何死伤殆尽的原因。

《水浒传》此一模式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同样也有印证。宋江梦中得见九天玄女之时，九天玄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宋江等人因为前世犯事，所以要去下界历劫赎罪，赎罪完成后就能重回天庭，但是此世若没有赎罪，也就是没有受招安，辅佐大宋，那么众人就有可能下到地狱。

所以，从此一模式来看，《水浒传》是一群妖魔鬼怪下界历劫，消除罪恶，最终重回天庭的故事。从大关节处来说，是宣传赎罪的过程，宣扬“忠义”，而非“诲盗”。后世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为七十回，删去招安以及征讨辽国、方腊的故事，则完全破坏了这一模式，消解了《水浒传》所要宣传的核心价值观。此次我们以最早的一百回本《水浒传》为底本，希望能给读者呈现完整的《忠义水浒传》。本书原文采用的是以《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刻本为底本、李永祜先生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的《水浒传》，并根据中学生的阅读需求和能力，对原文中的疑难字词进行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