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和文学史上成绩与影响最为卓著的人物当推梁启超。1929年1月，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文化巨匠溘然长逝，国内文化名流追忆他襄助变法、历经成败风雨的一生，最为推重的是梁氏以书生救国，以文学新民的功绩。梁启超是中国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七岁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返途经上海时，购《瀛环志略》，始知有世界。1890年起从康有为问学于万木草堂。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之后在上海主撰《时务报》，名重一时。后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活动，1898年10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1912年归国，先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制币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参与护国运动。1917年底，结束从政生涯。1918年起，到欧洲游历。回国后，在清华等校从事讲学与著述活动。著作为《饮冰室合集》，约一千四百万字。

梁启超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想进化分为环环相扣、步步联结的三期。其进化过程像蚕变蛾、蛇脱壳一样，经历种种艰难苦痛而又渐入新境。咸同年间，是中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第一期，舍己从人，便有了制械练兵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至民国六七年间，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第二期，变革政体，便有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五四前后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第三期，改良道德，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作为亲历者与参与者，梁启超的概括是十分真切而富有历史感的。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级级嬗进的历史演化，构成了梁启超不断更新超越自我的时代背景。

作为“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展运动”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是极富有进取精神与生命激情者。这两者使其行为与情感方式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而有别于其他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自言“自己的人生观”是以“责任心”和“兴味”作基础的，“责任心”促使他时时不忘救国救民的重任，“兴味”则使他保持拒旧而求新的心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当康有为自诩“吾学三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时，梁启超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梁启超政见多变，但其“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宗旨始终如一；梁启超为学博杂，但其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尽国民责任于万一”的志向始终如一。不变的“责任心”与“善变”的兴味，皆以对民族、国家，对真理热爱的情感为依托。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是凭借其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而名声噪起的。国人接受梁启超，是他善于以报章文体的形成、以充满激情而流畅平易的笔触把救亡图存的道理条分缕析地传达给读者。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就旧业重操，创办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的《清议报》，并开始用“饮冰室主人”的笔名写文章。关于“饮冰室”的由来，梁启超在《自由书》的“叙言”中有所说明：“庄子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铭吾室。”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译介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从“学问饥荒时代”走来的梁启超来说，如久旱逢甘霖。自言“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由所读西学之书，反观中国新学的各个领域，梁氏深感需重新建构、全面革命之处尚多。所谓“革命”，“其本义实变革而已”。出于更新国民精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东渡后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地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系列的主张，企望在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前提下，推动20世纪中国知识学术体系的转型和文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