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走过的路

文|青青子

2021年3月的一次选题会上，我和主编提出想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它起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无论哪个学科领域，我们所知晓的女性学者实在太少了。知晓，说的是不仅要知道她的名字，还要了解她的研究、她的经历、她的看法。如果说有谁有义务去那么知晓一位学者，学术圈之外，那一定就是文化记者了。

大学的时候，我就读的是一个古怪的专业，人文科学，humanities，关于人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文史哲通读。通常来说，这样的学科被认为适合女生，一个班里的男女比例总是失衡，学生会还经常搞和理科院系联谊的荒诞活动。尽管我们班的男女比例迫近1:1——或许因为也要学历史的缘故，隔壁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只有三个男生。

老师的性别比例却是反过来的。如果我没记错，从大一到大四，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教过我们的女老师不超过五个。当然，在那几年，我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们浮光掠影地走完了文学史、哲学史、东西方历史，记住了正典中大多数男性的名字，和屈指可数的女性的名字。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其说是老师教的，不如说是自己撞上的。

进入媒体工作后，因为工作原因，会跑一些活动，见一些学者，和他们交谈。这些交谈通常都和选题有关，因为关注性别议题，碰到女性学者的机会很多。在一场活动开始前，偶然和其中一位学者聊起她的研究最近因为一篇报道“出圈”了。我下意识地问她，生活有因此发生改变吗？她讲起最近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在一次和她的研究高度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她的发言仍然被要求排在那些并不研究该领域的男性学者之后。最后由于时间原因，她的发言还被取消了。看到我一脸震惊之后，她补充说，这样的事情算是平常。

回到家后，我在备忘录里记下了这个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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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选题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很快通过了。后来的几轮讨论，我也曾犹豫过用“性别”来划分学者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将女性学者特殊化，差异化，甚至本质化的风险。但老实说，我当时的执念更多是呈现她们的历程，我想知道，无论是那些走进大众视野的名学者，还是那些仍旧在聚光灯之外的“青椒”学者，她们如何走到今天，背后有哪些曲折，在男性中心的学术体制内，她们如何涉水前行，她们如何找到参照。同时，她们做学问的视点是什么，为什么不同代际的女性学者，都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拒绝性别标签，甚至与性别身份相关的研究主题……

回头来看，在最初的构想里，我的确出于直觉，或许也有这份工作的惯性，想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她们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带来不公的结构性原因。事实上，作为社科线记者，又关注性别议题，很难对于各类权力结构在学者个体身上的实践，说一句peace ＆ love，我们只谈谈你的研究——毕竟，研究不是一个人关上门，坐在书桌前就可以完成的。

第一位受访学者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贺桂梅。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我大概表达了这个系列的想法，并强调不是给各位学者贴上女性的标签。我们聊了将近五个小时，一起吃了没有饭的鳗鱼饭。我鲜有真正走近一位学者的感受，那是一回。

我至今仍然记得，从办公室走出来，内心感受到的欢欣，久违的快乐。可能因为我们聊的不仅关于学术，还关于我们自己。也是这次采访，让我对这个系列有了一些底。后来证明，参与这个系列的许多同事也经历了类似的“惊诧”。每次采完回到报社，我们滔滔不绝，怎么也停不下来，聊访问，聊那些因为真诚、有收获的交流所带来的快乐。

负责采写黄盈盈的徐悦东曾在本科时期错失她的课，借着这个系列圆了梦。在未刊发的版本里，他这样写道：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懵懂的新生会就选什么课向学长学姐们咨询。在推荐完一系列课程后，一位学姐给我“悄悄”推荐了黄盈盈的“性与性社会学”，“这门课很劲爆”——这个“劲爆”除了指人气，更是指内容。不过很遗憾，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选上黄盈盈的课，这也吊足了我的胃口。毕业多年后，一位曾经上过这门课的学生跟我说，黄盈盈帮她完成了某种性观念上的启蒙，也颠覆了她对小姐的刻板印象。课上的许多细节她早已忘记，但她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深：黄盈盈提到，有位小姐表示，其实自己做这行挺享受的，但她之前不好意思说出来。这句话让当时的她颇为惊愕。

我在黄盈盈的作品中还看到了许多颇有冲击力的看法（或许有些人一时间接受不了），有些看法甚至会挑战当下流行的“政治正确”。比如，黄盈盈特别反感高高在上的救赎者姿态，她曾在会议上骂哭过一些自称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觉得小姐在出卖女性尊严；在性议题上，面对更为窄化、政治化和更为西化的论述，她反对身份政治的绑架和窄化，呼吁保持更为丰富的性想象；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性侵叙事，黄盈盈表示存疑，在大家呼唤立法防范性侵时，她希望大家先停下来思考法律介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另一位记者肖舒妍在咖啡馆采访的包慧怡，她们边喝酒边做访问，一喝就是四个小时。由于聊得太过尽兴，她们忘了环境的嘈杂，费了一番功夫才完成后续的录音整理。文章发出后，舒妍在朋友圈里写道：

去年五月的访谈，恍若隔世。当时还能骑着车在国定路飞奔，在Commune和慧怡老师聊上四个小时，从咖啡喝到酒，把采访聊成吐槽大会。

一年后的今天，我回到上海隔离，慧怡老师却受邀在北大访学；而她访问的北大人文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的邓小南老师同样是去年接受我们采访的女性学者。

今年清明，慧怡老师为封控中的上海写了一首诗，一周之后，北京疫情扩散，她在北京的住所被征用，她也面临搬家。生活啊，有这么多的意想不到，又有这么多冥冥中注定的巧合。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做记者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很多时候，采访最精彩的部分总是在文字之外。除了有考量之后的取舍，也因循某种不成文的戒规，采访者自身的主体性不能太强。但无论如何，同一个学者的采访之所以会不同，除了采写者的知识视野、选题角度，也和采写者所思考、所关心的内容息息相关。

阅读一篇采访，我们同时阅读到的是两个人。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采写者来说，一次好的采访，就像偶然掉落进一个人的生活，你们谈论观点，交换看法，所思所想次第展开，生命因此得到延长。我想起杨德昌在电影《一一》里说的那句经典台词：电影发明后，人类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

这当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却是我认为采访最为动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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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我们在新媒体发布了该系列的开篇文章。打头的是这样一段话：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回头来看，这段话尽管真诚，却只讲出了故事的一半。这一半是基于我们对于选题的认识和有限的经验。而更重要的另一半，则是这些学者回馈给这个选题的：当她们投身学术，她们亦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贺桂梅的办公室，我还问过她另一个问题：“当你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再回过头看生活中女性的处境时，会感到愤怒吗？”她对我说：“当时肯定是有的，但我现在都差不多忘记了。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类似的表述几乎出现在每个学者的采访中。相比于她们所经历的限制、歧视与不平等，真正给予她们力量的，的确是在学术中收获的自由。而自由，像福柯说的那样，不是说不受任何限制，而是在承认既有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去改变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打开的地方。哪怕是裂开一个小口。

那么，不如让我们重新改写最初的发问：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获得了怎样的自由？她们用什么样的声音、语言描述这个世界？身为女性的身份和经验，如何与她们的研究、她们的生命相关联？她们又如何试图改变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与标准？

写到这里，还需要交代一点。这一系列之所以是学者访谈，在于它主要聚焦的是她们的学思历程和她们所做的研究。人物经历当然重要，但就像波伏瓦始终坚持的说法，“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

完成采写和编辑工作后，每次阅读这些采访，我的收获不尽相同。最早编订的时候，我曾感慨过“姜还是老的辣”，也惊叹于年轻学者所拥有的更丰富的知识结构与多元的视野，但一次次重返她们的历程之后，我意识到，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学术，正如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不足。

这本书也并不是为了“吹捧”她们，而是意在诚实地呈现这些学者不同的思想阶段，这些想法和她们生命之间的交织关系，她们和前辈之间的爱恨纠葛，无论你我是否认同她们的言论、她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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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你将读到的十一篇采访文章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策划的年度选题——女性学者访谈系列。这些采访大部分完成于2021年，小部分则成稿于2022年。尽管每篇文章的结构不同，但大体上，你将读到三个部分：她们的研究、她们的历程与她们的观点。除了前文提到的初衷，我们还希望能借由这些具体的、个人的，同时也是共同体一部分的经验与思考，对当下的性别问题、学术圈女性的状况做一个脉络性的梳理与历史性的回顾。

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有些则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受制于时间、语言以及突发状况，最终接受我们采访的学者包括（按代际与首字母排序）：

40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上野千鹤子（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50后：

戴锦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60后：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70后：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80后：

包慧怡（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最后，在和出版社编辑共同校订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反问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你，将会获得什么？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提及对她影响至深的女性学者时所说：“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语言表达女性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女性话语在我们面前，它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血与肉。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

希望这本书带给你的，正如它所带给我的那样：我们回望她们走过的路，不仅因为那亦是我们的来路，也因为没有人可以从自身中发明自己，我们始终走在她们走过的路上。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前面加上“女性”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