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缪其人其事

说来也是尴尬，2019年因为鼠疫，2020年因为新冠，加缪直接就被坐实了“预言家”的形象，或者更文学一点，也可以说“寓言家”。连张文宏医生晒出的居家书单中，《鼠疫》都赫然在列。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作家韩东流落湖北，回家无门，问到他的推荐，他就不主张《鼠疫》，因为在他看来，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只因它的文学价值而存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或许并不是读这类“伟大作品”的好时机。

读与不读，大家当然都凭兴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到了新世纪，不知道是否和人类猝不及防的各种灾难相关，加缪的地位好像渐渐高了起来。至少法国是在自省，认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因为各种各样的，非文学的原因低估了加缪。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法国《读书》杂志读者票选出的排行榜中，《局外人》高居榜首，卡夫卡的《变形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福克纳的《野棕榈》，统统都在《局外人》之后。

事实上，如果除去为报纸写的文章或是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时组建的劳动剧场写的剧本，加缪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的作品并不算多。最核心的就是“荒诞三角”和“反抗三角”，两个三角都是由小说—随笔—戏剧这样的组合构成的。第一个三角包括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戏剧作品《卡利古拉》，第二个三角则包括小说《鼠疫》，随笔《反抗者》和戏剧作品《正义者》。两个三角之后，比较重要的作品也就只有小说《堕落》，戏剧作品《群魔》和一些短篇。1960年，他因为车祸意外离世，同车还有大出版商（也是他的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原本诗人勒内·夏尔也在这次自驾旅程的被邀之列，但夏尔担心拥挤，从而逃过一劫。出发前，加缪将一部一百多页的未完成手稿装进了手提箱，这就是三十多年后，以未完成状态出版的《第一个人》。在这部远远超过自传意义的小说中，他写道：

让一个贫困的家庭摆脱贫困的命运，在历史中消失，什么痕迹也不曾留下的命运。哑巴。/他们都是哑巴，但他们比我伟大。

也许是宿命，就在他的文字回落到人生的起点时，欣慰地想着他也算是凭借文字的力量“让一个贫困的家庭摆脱贫困的命运”，生命却就此终结。他留在人世的痕迹不多，却笔笔有力。而人生的结局，又完美地实践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入巴黎艺术圈，诗人马克斯·雅各布给他算的，“死于非命”的一卦，也可谓传奇。

加缪的一生，就像我们从他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是阿尔及利亚贫穷白人的一生，直到生命最后部分才略有改观。父亲在加缪一岁的时候就死于战争，加缪和几近聋哑的母亲、舅舅，还有性格暴戾的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擅长将苦难转化为财富的加缪欣赏母亲的沉默，所谓“令人赞叹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加缪是幸运的。他经历了悲剧性的命运：父亲早逝，家庭的贫穷使他差点辍学；青少年时期罹患肺结核，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剧烈运动。好在始终有沉默的爱，和加缪从沉默中发掘爱的能力。加缪进入巴黎的主流文学圈，一路上遇到的都是“贵人”，先是资助他上学的老师格勒尼埃，然后是皮亚、马尔罗、波朗、伽里玛等等巴黎知识分子圈响当当的人物。因为“荒诞”的概念，他与萨特、波伏娃也有交集，但似乎一直不太热络，战后更是分崩离析……好在巴黎的圈子对他从来没有表示过拒绝，哪怕是在纸张匮缺、出版需要德国宣传机构审核的战争时期，他的出版竟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第一个荒诞三角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陆续出版，令他有了声名，也有了在巴黎落脚的资本。

只是从1913年出生，到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最终移居法国，加缪终究是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他大半的人生，也终究是在战争的阴霾中度过了他的一生—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都多多少少把加缪卷了进去。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加缪仍然被追问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如何选择，加缪沉默，从来不掩饰地表示母亲一家还依然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他必须为他们有所顾忌。当殖民的时代已经推进到殖民和被殖民彼此纠缠、不能分割的时候，恰恰只有真正的“局外人”—比如萨特—才能够义正词严、无所顾忌地表达反殖民的立场，说到底，也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殖民而已。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在五六十年代，萨特迎来了他的黄金时期和领袖地位，而加缪却因拒绝站队遭到误解，并且在偏见之中意外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