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代诗歌的最大特征，就是诗、词二体双峰并峙。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五七言诗史上足与唐诗媲美的另一座高峰。一般来说，唐诗主情，宋诗主意。唐情、宋意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或学唐体或效宋调的现象。所以宋诗与唐诗一样，是中国诗史上不可逾越的典范，也是当代读者不可忽视的文学经典。宋词则被誉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在整个词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诸如词体建设的完善，艺术手段的成熟等，都是完成于宋代。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也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抒情意味更浓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中爱情主题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艺术风格上则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典雅相竞。就总体成就而论，宋词是后代词人学习、模仿的最高典范，其影响笼罩着金、元、明、清直至现代的整部词史，它在当代的阅读价值堪与唐诗相提并论。鉴于上述原因，本书选录宋诗、宋词各一百首，希望读者一编在手，窥斑见豹，来初步领略宋代诗歌的绝代风姿。

宋代诗歌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北宋的建立，结束了晚唐、五代的纷乱局面。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其重点是重用文臣。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士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诗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宋代士人基本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绮丽，与其诗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认为是伪作。宋代的士人本有丰富的声色享受，又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能够领略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词便是他们宣泄内心衷肠的合适渠道。诗词分工的观念对宋诗、宋词的发展都有好处。宋诗比唐诗更加严肃壮重，更适于表达政治观念、社会现状或雅致的生活情趣。宋词则被看作是抒写个人情愫的个性化写作，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词体也因此保持其文体特征。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苏轼作词的最大特征是“以诗为词”，这标志着宋词与宋诗始离终合的发展趋势。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手中，无论是爱国的情怀还是雄豪的风格，宋词已与宋诗并驾齐驱，它们都为宋代诗歌的卓越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分而论之，则宋诗与宋词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充分发达、登峰造极的唐诗几乎难以超越，宋诗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各臻其妙的程度，当宋人要想写某一题材时，几乎总能发现唐人已经留下同类主题的名篇或名句。无怪熟读唐诗的王安石要发出“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之叹。（见《陈辅之诗话》）再以体裁为例，由于唐人对于五七言诗的古体、今体等诗体都已掌握得得心应手，宋人在体裁方面很难再有创新。除了拗律和对仗手法的灵活多变之外，宋人在诗歌形式方面基本延续唐诗而无所变化。然而宋人在唐诗的巨大压力下并未放弃努力，并未跟在唐人后面亦步亦趋，他们仍然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创新精神，从而创造了与唐诗颇异其趣的一代诗风。在题材上，宋代诗人努力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向深处发掘。宋诗较成功地做到了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倾斜，唐人注意不够的琐事细物都成为宋人的诗料，比如苏轼多咏农具之诗，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已经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更趋向世俗化和平凡化，比如唐代的山水诗多咏幽静绝俗之境，而宋人却喜写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许多宋代诗人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们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诗的平淡，王安石诗的精致，苏轼诗的畅达，黄庭坚诗的瘦硬，陈师道诗的朴拙，杨万里诗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他们的诗美理想殊途同归，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以平淡为美的诗学观点显然是对以丰神情韵为特征的唐诗美学风范的深刻变革，这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他们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

假如说宋诗与唐诗的关系是继承中以求新变，那么宋词与唐五代词的关系则是革命性的超越。北宋初期，士人的生活方式与西蜀、南唐词人基本相同。然而西蜀、南唐词人处于朝不保夕的小朝廷中，听歌观舞时不免有醉生梦死的局促之感。而宋初士人生逢太平盛世，遣兴娱宾时就比较从容闲雅。宋初词人在题材上仍然多写艳情，体裁上仍以小令为主，风格也仍以柔美绮丽为主要倾向，但是一种新的词风正在悄悄兴起，开始体现新兴王朝的升平雍容之气象。宋初词人虽写歌儿舞女或离愁别恨，但已是一般意义的男女相思；虽也咏叹春愁秋恨，但只是对青春难驻的惆怅感叹。总之，五代词中的脂粉气已被基本洗净。宋初词人中只有柳永体现着不同的风调。柳永用慢词抒写男女情爱，以及都市风情和羁旅愁怀。柳词善于铺叙，也善于渲染情景，风格绮丽清畅，极受市民和歌妓的欢迎，代表着宋初词坛上偏于通俗的倾向。稍后，秦观、李清照等人在艺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他们兼擅小令与长调，语言清新，音律谐婉，情致缠绵而不流于秾腻，表意显畅而不至于浅露，婉约词风的优点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婉约词派方兴未艾的同时，豪放词风也开始萌生。北宋前期已经偶然出现风格豪放的词作，它们都是对特殊生活情景触发的豪情壮志的自然抒发。然而范仲淹、潘阆等人的豪放词都是妙手偶得，自觉地对词风进行革新的历史任务，要待苏轼登上词坛才得以完成。苏轼也常为歌儿舞女写词，他的词作中并不缺少婉约词名篇，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刚健豪迈的全新词风，并以全新的题材走向为词体指出向上一路。苏轼作词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为特征，在题材和风格上几乎达到了与诗文同样广阔的程度。苏轼对于宋代豪放词派的产生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但是也应指出，豪放词派的形成并非苏轼一人之功。因为到了北宋后期，由乐工伶人之词转向士大夫之词已是词坛上的新趋势，苏轼正是顺应时势的引领风气者。然而社会背景的巨变才是词坛演变的最大推力，靖康之变促成了词坛风气的根本改变，婉约词赖以生存的歌坛舞榭突然消失了。面对着兵荒马乱、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只有慷慨激昂的悲壮歌声才能抒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深沉的黍离之悲，豪放词派由此形成。宋室南渡之初，张元幹、张孝祥等人用充满激情的词作抒发报国情怀，比二张稍后的辛弃疾更是挟带着战场烽火和北国风霜驰入词坛，在词作中抒写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辛派词人陆游、刘过、陈亮、刘克庄等人声同气应，他们的词作中洋溢着豪迈慷慨的爱国之音。直到宋末，文天祥、刘辰翁等人仍以沉郁苍凉的词作诉说着亡国的悲愤，为宋代豪放词派画上光辉的句号，也为宋词画上光辉的句号。宋词中还有另一条不容忽视的发展脉络。从北宋后期起，婉约词派内部有了新变的迹象。在周邦彦、姜夔等人的词中，语言风格变得典雅精丽，缜密浑厚。音律方面更加讲求严整谐畅，词律变得更加精细、周密。由于他们特别重视格律，故此派词人被称作格律词派。格律词派既是婉约词派内部的新变，也对豪放词风有所吸收。婉约、豪放与格律三大词派鼎足而立，象征着宋词艺术的高度繁荣。

宋代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登峰造极的重要阶段，宋型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宋代诗歌最深刻、最生动地体现着宋代文化的精神内蕴，从而成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渠道，理应走进当代国人的阅读视野。我们阅读宋代的诗词，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裨益。首先是人格建树的内外双修。古代士人的生活态度大致上可分成仕、隐二途，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不可兼容。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皆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所以宋代的士大夫虽然比唐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但仍然可向内心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宋代诗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正像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宋代诗歌的情感强度或不如唐代，但思想的深度则有所超越。其次是审美情趣的雅俗共存。宋代士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宋代的士人大多儒禅兼修，他们既像禅宗那样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又弘扬了儒家重视日用人伦以及内心道德的传统，从而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他们还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诗歌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宋词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诗词的互相影响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第三是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宋代虽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积贫积弱”，但强敌环伺、国势不振的局势始终存在，宋代士人对此忧心忡忡，所以他们很少用诗歌来歌功颂德，而多有忧念国计民生之作。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诗歌中爱国主题的高扬。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这类主题便会放射出异彩，从屈原到杜甫的文学史实就昭示着这种规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入侵。这样，宋代诗人就势必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北宋无力制止辽和西夏的侵扰，以供给巨额财物来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诗人心头的重负，成为宋诗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即使在婉约风格尚占统治地位的词坛上，也出现了苏轼、贺铸等人在词中要求抗敌的呼声。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宋室江山。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成为整个诗坛的主导倾向。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即使是崇尚隐逸的“四灵”和行谒谋生的江湖诗人，也写过不少忧国的篇章。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则是陆游、辛弃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诗词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并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从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宋代诗词中汲取精神力量。

本书的编选在客观上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宋代诗歌数量巨大，现存宋诗多达二十五万首，宋词也多达两万三千首。要从如此巨量的作品中选录二百首代表作，不啻沧海采珠，挂一漏万的缺点肯定难免。二是历代出现的宋代诗歌选本或为宋诗选，或为宋词选，少有诗、词兼选者，本书的编选缺乏必要的参照。在编选时，本书主要依《全宋诗》《全宋词》遴选，个别诗词文本，参酌作者别集、诗话笔记等，作了校改。在编选时，限于编者本人学养不够、见识有限，在决定选目、编写注解时多有汲深绠短之感。本人的努力目标是选录宋代诗歌中最为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兼顾它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向读者贡献最有阅读价值的宋代诗歌精品。至于全书的框架，本人希望既能体现宋诗、宋词各自的特色，也能体现宋代诗歌的整体风貌。衷心希望读者朋友喜爱本书，并对书中的缺点、错误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