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来自石器时代的大脑
800万年前，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在地球上的几个地方出现了一种景观，科学家称之为“开放的草原”或大草原。当时，许多哺乳动物，例如羚羊、鬣狗、野猪、马和一些灵长类动物，都适应了这种新环境。可以说，没有这开阔的草原，就没有你我。
大约600万年前，在某个地方，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非洲，在森林边缘游荡的一个猿类物种分裂成两个亚种，可能是由于地质环境，一个群体被（暂时）与另一个群体隔离开来。两个群体中的一个变成了现在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而另一个最终变成了人类。前者留在了森林里，后者则去了大草原。这提供了新的机会，但也带来了困境。
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地貌创造出了我们这个物种？非洲大草原在很大程度上与托尔金（Tolkien）创作的《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虚构景观夏尔类似。当时的环境比现在更加青翠，河流更多，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我们家里理想的恒温器温度是有其设置依据的，这是原始环境的温度，而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个温度。当时也存在与当今一样的环境因素：连绵起伏的、有溪流和池塘的绿色景观。如今我们去英国或法国露营度假时仍然能够欣赏这些景观。
但是，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请坚持住！多年来，人类的起源一直是研究者们激烈辩论的主题。没有哪个领域能像这个领域一样，由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事们在理论和见解上相互挑战，且战况如此激烈。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自讨苦吃。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每个人都同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之树长出了许多枝丫，其中一些枝丫在这期间折断了。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人类祖先”有着美丽的拉丁文名字，如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扁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和粗壮傍人（Paranthropus robustus）。
这本书首先会将我们带回250万年前，当时我们的猿类祖先在脊柱下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曲线，这使他们能够完全直立行走，同时他们的大脑也随之得到了很大拓展。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将我们的祖先称为“人类”或“智人”，叫法五花八门：能人（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匠人（Homo ergaster）、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纳莱迪人（Homo naledi）。
10万年前，可能有多达六个不同种类的人类在活动，但他们并不总是善待彼此。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鲜话题吗？早在三万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智人就与一类被称为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直立人一起生活，而弗洛勒斯人因其身材矮小而被称为“霍比特人”。
我们知道：最终只有一种智人幸存了下来，那就是我们！智人这个物种大约出现在20万到10万年前，并最终成为人类世界锦标赛的赢家！点亮灯笼，打开瓶塞，庆祝一下！
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在近200万年前，匠人就能使用明火了。也许早期的智人生火是为了抵御捕食者或准备食物。后来，人类的另一个远亲——直立人发现了如何用火狩猎，即在夜间用火将兽群赶到悬崖边。到了晚上，火彻夜通明。
火的发现是引发许多争论的科学主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它是在石器时代中期以后才被发现的。但是无论它是在什么时候被发现的，火都不仅仅是一个用来烹饪或保护人类免受捕食者攻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类能够通过烘烤的方式更有效地吸收食物中的营养，而不必像马一样长时间地咀嚼食物。这反过来又促使我们的肠道体积缩小，也使我们的身体能获得更多的能量来扩大我们大脑的体积。在过去的250万年里，智人的大脑体积增加了两倍。更重要的是，从那时起，就有了一个供群体聚集和社交的中心场所：篝火。难怪在冬夜里，再没有比一堆柴火更令人舒适的了。让我们再往火里添些木柴吧……
史前时代的人类生活
1.2万年前的人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自由发挥我们在科学上合理的想象力，利用全球科学家们通过考古学、遗传学、心理学、神经学、跨文化学和人类学对狩猎采集者进行的研究吧。这些采集者包括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Kung人、坦桑尼亚的哈扎人、玻利维亚的提斯曼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恩加人。
我们像大多数灵长类物种一样，生活在群体中。例如，大猩猩（它与我们共同的祖先生存在大约900万年前）生活在大约有10个个体的群体中。黑猩猩（如前所述，它与我们共同的祖先生存在600万年前）生活在包含有30~50个个体的群体中。我们是灵长类动物中的佼佼者：智人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社会性最强的物种，而且生活的群体最大。
原始人类的社会网络可能由约150个个体组成，包括家人、朋友和熟人，这就构成了部落。显然，部落成员不是整天都在对方的视线范围内，他们分散在一个大栖息地内的许多不同的营地中。每个营地由一些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由小家庭组成，男人、女人和几个孩子，再加上祖父母、堂兄弟姐妹、叔叔和婶婶。大家庭成员会从一个营地搬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一年要搬八次。他们每次都几乎会遵循相同的路线，到一个泉水附近或其他家庭成员居住的地方。部落成员每年都会聚在一起闲聊、聚会、寻找伴侣，就像那些在夜晚的聚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样，或者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或雷丁音乐节上。
从出生到死亡，在他们的一生中，我们的祖先几乎每时每刻都被近亲和远亲包围着。他们在一起打猎、吃饭和睡觉；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一生都结伴而行。群体提供保护，允许人们在狩猎、采摘和采集时进行合作。分享食物是最成功的生存策略之一。一起外出和分享是现代人寿保险的一种原始变体，但这种保险在你的一生中会让你直接得到回报。我们天生是分享者。
社会关系极其重要，以至于我们拥有了其他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东西：巩膜，也就是我们眼睛的白色部分。按比例来说，我们的眼睛被范围广大的巩膜所包围。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一个群体中，你可以立即看到其他人正在看什么。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关注头部转向的方向，而我们则关注眼睛聚焦的方向。
眼球运动可以揭示我们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状态。在一个群体中，人们更关注领导者而非追随者。领导者的目光在哪里，其他人也会跟随他的目光，因为那个方向可能存在着危险。人类婴儿大约三个月大就会跟随父母进行眼球运动。如果他们的母亲向右看，他们也会这样做。这是最早的无声交流形式。语言可能是在30万年前才演变出来的。大约一岁的时候，婴儿进行社会“协调”。母亲看一个物体，婴儿也会看这个物体，然后把目光转向母亲，以确认他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这种通过眼球运动进行的共同定位是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比拟的。我们是注重使用眼睛观察的猿。
如前所述，我们的祖先生活在由大约150人组成的小型、紧凑的社会中。一个大家庭会在大草原上来回穿梭，寻找有丰富食物、水源和露营地的地方，并就下一步去哪里达成共识。与历史书告诉我们的相反，我们的民主并非起源于雅典或罗马，而是起源于非洲大草原。这些群体社会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没有等级制度。财产很少，食物是共享的。
但请注意：原始社会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嬉皮士文化。为了给一个群体生存的机会，平等主义的精神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如果有人试图诈骗、欺骗或支配他人，他可能会被毫不留情地打倒（在当今的狩猎采集者中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和考古发掘发现，在乱葬岗存在大量被击碎的头骨，这证实了这一点）。共同的利益和共同接受的非正式领导将这个群体凝聚在一起。如果你不同意某件事情，你会自己或和你的家人一起搬到另一个营地。
科学家们认为，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类型的非正式领导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老大。因此，大草原上没有总统、董事或经理，但是有一些基于天赋、年龄和性别等方面进行的角色划分，有猎人（获取食物）、战士（抵御外部威胁）、外交官（与其他群体保持良好关系）、和平缔造者（确保群体不破裂，冲突得到解决）、组织者（食物来源的分配者和群体活动的主持者）和教师（向群体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教授知识、价值观和标准）。但这些专业分工并非绝对的，每个人必须各方面都会一点。
日常生活主要包括狩猎、采集和分享食物。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劳动分工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的，这种分工在我们的表亲黑猩猩、大猩猩和倭黑猩猩中也能看到。一般来说，群体中的男性忙于打猎，女性忙于采摘和收集浆果、水果和坚果。我们特意在这里写上“一般来说”，因为很显然在有些情况下，妇女负责狩猎，而男子则驻守后方。不过，这确实表明性别角色分工是古老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尽管有大量的相似之处，但在某些方面的构成和功能是不同的（我们希望我们的表述足够仔细，以避免被人用焦油和羽毛赶出群落）。
在大多数时期，大草原上的食物是稀缺的。当然，也有丰收的时候，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干旱和食物短缺。在这些时期，人类的进化速度会非常快。我们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祖先的饮食习惯一样，有鱼、肉、生蔬菜、水果、根茎、种子、坚果和蜂蜜，而不是在洒满薯片的床上吃巨无霸和士力架。从我们的生物进化中可以看到，在“丰饶时期”，人们试图吸收尽可能多的糖分、脂肪和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以作为短缺时期的自我保护。
我们的祖先依靠猎杀野生动物和采集坚果、种子、蜂蜜和浆果来摄取热量。获得这些食物需要大量的能量。追踪一只羚羊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而且不保证一定能成功。更重要的是，一旦收集到肉，收集者就会与每个想吃肉的人分享。由于当时没有冰箱，肉是无法保存的。“容忍偷窃假说”（tolerated theft hypothesis）认为，肉类的分享是在胁迫下发生的：如果有人找到了食物，他就有义务与其他人分享它。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的同伴就会用武力把它抢走。在史前时代，如果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那么，节俭和吝啬是不被欣赏的。这就是为何我们得出这样一个主张：就对财产的态度而言，人性更倾向于政治左派而非右派。这与大多数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想法相反。
史前时代的家庭生活
进化人类学家认为，与现在的西方社会相比，在史前时代人们会多生几个孩子：大约每个成年妇女生四到五个孩子。但婴儿死亡率很高，最后每对夫妇平均只能抚养两个健康的孩子长大成人，这导致许多代人的人口相当稳定。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没有空间容纳更多的孩子。母亲用母乳喂养孩子四到六年，在此期间她们不可能受孕。此外，当家庭从一个营地跋涉到另一个营地时，父母只能携带两个孩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增长受到了限制。农业革命后，每户人家的未夭折儿童数量可能超过十个，这导致了人口的巨大爆炸，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问题。
不言而喻，在史前时代，儿童是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一旦儿童能够行走，他们就被纳入“儿童组”。这个小组是由非常年幼的和接近成年的孩子组成的。由于这个小组的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同龄的孩子很少。而将相当多的同龄儿童组合在一起，就像现在学校中和运动队中经常见到的那样，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新奇的做法。它会导致过度竞争，不利于孩子们相互学习。
孩子们由父母抚养，但也有相当多的时间是由群体中的其他成年人抚养，因此，在抚养孩子上每个人一般都不如后世那样严格。在人类学中，这种共同照顾孩子的方式被称为“合作育儿”。在现今的狩猎采集者社区中，父母几乎不参与子女的抚养。他们不阻止孩子犯错误，也不能保护他们免受一系列的危险，因为孩子们必须靠自己去发现这些危险。重要的是，儿童要学会独自识别危险情况，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对我们的祖先来说，这些危险是什么？威胁来自于群体的外部和内部。人们永远都在寻找嗜血的食肉动物和有毒的爬行动物。有时不同的人群会追随捕猎同一牛群，有时他们会在同一地区觅食。在水和食物稀缺的地区，群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领土划分，但这些领土并不总是属于同一群人。边境冲突接踵而至，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据估计，在史前时代，多达30%的成年男子死于暴力。但是，在联合成一个大部落的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和平关系，他们彼此分享水源和营地。
群体的内部也总是存在着威胁，如靠他人的努力和贡献维生的行乞者，或者试图控制群体的强势个体的存在，最后还有竞争性家族之间经常出现的暴力威胁。“黑手党”电影如《教父》和《好家伙》中描述的家族争斗就起源于非洲大草原。
人类大爆炸
人类的硬件（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经过数百万年，在一个相对有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大约1.2万年前的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地球上的几个地方，人们开始永久定居。他们不再是流浪的游牧民族，而是成为农民，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驯养动物，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已经耗尽了他们周围的动植物资源。
再坚持一下！关于农业最早在哪里及如何产生的问题，在科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几个地方（中东、中美洲和东亚）同时发生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开始养牛和种植农作物。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发展出现得如此突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约1.2万年前，地球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平均温度上升，变化后的环境对作物的生存更加有利。与之前相比，土地的耕种更加容易了，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开始在他们耕种的农作物旁定居，并饲养他们驯化的动物，而不是在它们后面奔跑觅食。农业的形成导致“人类大爆炸”，从那时起，生活就像被重新塑造了一样。多年来四处奔波的人们在某个地方定居，以便耕种土地，这样的做法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
然而，农业的形成也带来了风险。考古学家在考察了人类骨骼后发现，人类历史初期，农民不如周围的狩猎采集者健康。平均而言，农民的身材比他的狩猎和采集同伴要小。显然，农业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至少一开始没有。然而，在某些时候，耕种比追捕动物更有利可图。人类开始建设食物仓库，可以抵御危险的仓库。狩猎采集者总是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当他们穿越土地时，他们不能携带很多东西，更不用说冰箱或宜家橱柜了。有些人可能会囤积一些东西，但不是大规模的。一旦人类学会了种植作物和养牛，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大多数人成了农民，而狩猎采集者群体则要么消失，要么被边缘化了。
食物存储的机会创造了一个与漫长的游牧时期截然不同的社会，其影响不可低估。由于可以储存谷物，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获得食物，这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妇女可以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育间隔也更短。孩子们不再需要被拖来拖去地旅行。家庭越来越多。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墨西哥，这种转变几乎同时发生，就好像人们都突然问彼此，如果可以直接把家畜围在栅栏后面，为什么还需要他们去追逐有腿的牛排呢？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催生了大规模贸易，因为农民的生产所得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需求。人们开始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并在一个地方定居。仓库必须得到保护，以抵御盗贼和其他部落的袭击，这就导致防线和军队的出现。
领导关系发生了变化。从非正式的领导转变为正式任命的领导制度，其职责是储存粮食并在食物短缺时分配粮食。外交方式发生了变化。首领、国王和皇帝的职责是保证部落与其他定居点和平共处，但空间的扩张也发生了，这引发了冲突和战争。人们结婚了。男人和女人正式结为夫妻，在一些地方，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娶几个女人。
这场农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影响对我们的后代是积极的：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就是一个证据。据估计，在农业革命初期，地球上可能有500万到800万人。在1.2万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数字增加了1000倍。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这种变化是一种匹配：人类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但这些变化也引起了失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一直在不断适应新环境，而有时它们面对新的环境会不知所措。
起初，有查尔斯·达尔文
当物种面临快速变化的环境，而它们的硬件和软件（身体和思想）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环境时，进化失配就会发生。为了理解失配，在我们继续研究进化心理学之前，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进化理论和自然选择原则。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并为进化论打响头炮。在这之前，人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将生命与环境完美地“匹配”在一起：长颈鹿生活在高大的树木周围，而仙人掌则生存在干旱的地区。但自达尔文开始，我们就知道这种观念是无稽之谈。植物和动物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通过自然选择的长期进化过程做到的。达尔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他的理论（他在一生中对其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正）其实非常简单，尽管这些理论附带着深远的后果。达尔文从三个假设出发（这三个假设变成了三个科学事实），得出了物种适应环境的结论。
事实一：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无论一个物种中的个体多么相似，每个个体在天赋、外观或行为上都存在不同。让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首先介绍一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长颈鹿，名叫杰拉尔德。它碰巧生来就有一个特别长的脖子（这在当时的长颈鹿中并不常见）。而出生在同一群体的拉斐尔，和其他所有的长颈鹿幼崽一样，有一个普通的、平均长度的脖子。换句话说，一个物种内的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
事实二：达尔文假设，在对基因进化背后的机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个体之间的差异是遗传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这意味着杰拉尔德的孩子比拉斐尔的孩子更有机会拥有长脖子。
事实三：一个物种内的个体之间总是存在竞争，例如在寻找食物或合适的性伴侣时。有些个体在这种竞争中具有更好的表现，因为它们具有可以提供优势的特定外部特征或行为特征。因此，杰拉尔德由于脖子较长，能够比拉斐尔更容易够到树上的叶子，这意味着他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也能够给他的孩子们多吃一点。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这三个假设/事实（变异、遗传、选择）导致某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有能力繁殖后代，因为它们具有特定的特征。它们的后代继承了父母的特征，因此，遗传变化在种群中传播，自然选择发生了。通过这个缓慢的、具有黏性的过程，物种最终适应了环境。这种能够确保一个特定物种的个体更好地生存、繁殖和照顾后代的调整机制被称为“适应”。
适应的目的不是让整个物种生存下来，这是对进化论的一个重大误解。植物和动物做特定的事情不是因为它们有利于物种的生存，而是因为它们增加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存机会。在思考进化问题时，人们曾一度认为，一只母狼养育另一只母狼的幼崽的做法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狼幼崽存活下来以延续这个物种。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直言不讳的科学家甚至会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一个物种在数量上的增长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偶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自然选择处理的是个体之间的竞争，有时是一个物种内部群体之间的竞争，而其中最好的适应性特征最终会被保留下来。这就是“适者生存”背后的思想，这个术语是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阅读了《物种起源》后提出的。
回到杰拉尔德和他的表弟拉斐尔。拥有长脖子给杰拉尔德带来了许多好处，以至于他后代的数量比拉斐尔更多。杰拉尔德的孩子们和曾孙们也都有长脖子，这意味着到后来出生的长颈鹿都只有长脖子。因此，长脖子是长颈鹿对非洲大草原环境的一种生理调整（适应）。现在，一些科学家认为，长颈鹿的长脖子也可能源于性动机，因为长颈鹿的雄性会用它们的脖子与其他雄性争夺雌性。脖子较长、较强壮的那只通常会获胜。或者说，长脖子的长颈鹿更容易吸引雌性。在动物王国中，体型的重要性已经不止一次显现了。
达尔文将此称为性选择。值得考虑的是，自然选择包括生物体对自然环境（例如，树叶在树枝的高处）的适应和“社会选择”，即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对于群居动物来说，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达尔文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性选择是社会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关于使个体在异性面前更有吸引力的适应性，这样他们就可以保证有后代。
女性乳房就是一个例子。它们并没有真正的生存功能（如果真要对此评价，它们在游牧生活中反而是一个劣势）。为了产奶，一个乳头和内部储奶器就足够了，我们可以从许多其他动物物种身上看到这一点。然而，人类女性优雅的圆形乳房具有性功能，它使女性对男性更具吸引力。也许这并不奇怪，在直立的灵长类动物中，女性的乳房成为重要的特征，因为男性可以由此看到女性有多么年轻和健康。挺直意味着“年轻”，下垂则意味着“衰老”，充足的脂肪储备意味着一个人有足够的热量可以支配，能够生育和喂养孩子。圆润的乳房象征着饱满、新鲜的贮藏室！丰胸手术（通常会增大或紧实乳房）的费用约为5000美元，这个价格会让你破费，但结果它除了吸引男人外，没有任何用处。目前存在的失配是，圆润的乳房让人兴奋（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尽管现在看来，它和生育能力之间并不总是存在关系。
进化科学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性选择：性间选择（一种性状的传播是因为它使某人对异性更具吸引力）和性内选择（一种性状的传播是由于其有助于个体在与同性个体的竞争中获胜）。红鹿的鹿角就是一个性内选择的例子。红鹿的鹿角可长达70厘米，可在与其他雄鹿的搏斗中作为武器使用。鹿角越大，赢得战斗的机会就越大，而获胜者将获得独占雌鹿的机会。
简而言之，有各种进化途径可以促进个人和物种对其环境的生物适应。我们必须仔细研究每个特征是如何形成的。长颈鹿的脖子可能是“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性选择的结果。同样两者的结合也是可能的，而这在自然界中也经常出现。首先，脖子更长的长颈鹿可以接触到更多多汁的树叶，这是雌性长颈鹿十分赞赏的，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幼崽能有充足的食物。结果是：它们全都爱上了像杰拉尔德这样的长颈鹿（性间）。雄性长颈鹿的脖子很长，也可以很容易地消灭争夺雌性的竞争者（性内）。虽然杰拉尔德早已死亡，但它的一部分还活了下来：它的基因。从长远来看，进化不是关乎个体的生存，而是关乎构成我们的基因物质的生存。个人出生又死亡，但他们的基因物质在他们的孩子和孙子（等等）身上继续存活。自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一书以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关注基因。借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关于经济的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傻瓜”！
机遇在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杰拉尔德出生时带有一种新的或异常的基因（所谓的突变），或者一个新的基因组合，这恰好使它的脖子比它的表弟拉斐尔长。杰拉尔德因此表现得更好，这也意味着它的长颈基因能够得到传播。最后，长颈基因在整个长颈鹿群体中传播开来，因为它提供了显著的生殖优势。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只有长脖子的个体才会出生。进化论科学家强调，自然选择不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没有事先想好了一切的设计者或上帝在其中起作用，进化完全是偶然的。
杰拉尔德很幸运，它的长颈基因提供了一个优势。另一方面，有些突变是非适应性的，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负选择”，适应不良的性状往往会很快从种群中消失。假设杰拉尔德的基因突变不仅使它的脖子变长，而且使它的脖子更加松弛。而对于杰拉尔德来说，尽管它的肚子很圆，但在争夺雌性动物的过程中，它会一败涂地，不会有任何后代，长颈基因也就无法传播。
有时会出现“中性选择”，即某一性状没有明显的优点或缺点，比如眼睛的颜色。蓝色眼睛的人和棕色眼睛的人生存情况一样好，至少在繁殖方面是这样的：他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大致相同，因此两种变体继续在人口中共存。因此，眼睛的颜色被称为“中立的选择性状”。这同样适用于身体上小的不适，如扁平足或突出的耳朵。由于这些特征没有给生育提供任何优势或劣势，它们继续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库中。就像身体高度一样：有矮小的人也有高大的人。这意味着，身高的增加有好处也有坏处。研究表明，具有平均身高的男性和女性被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而且也会有最多的后代。
要最终在整个物种中进化一个特征，需要经过多代人的努力。如果杰拉尔德和拉斐尔生活在一片到处是多汁树叶的森林里，而不是住在大草原上，那么与拉斐尔的脖子相比，杰拉尔德的长脖子就不会有多大的优势。这种情况下，这一特征的自然选择会进化得更慢，或者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一个特定的性状所提供的优势与它在人群中传播的速度之间显然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优势越大，自然选择的过程就越快。像“照顾你的孩子”而不是“他们一出生就肆无忌惮地抛弃他们”这样的特征为哺乳动物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母性关怀”在刚出现时就能传播得如此迅速。
达尔文的进化论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物种可以完美地适应当时的环境，从而使其身体和行为能够在那段时间存在。动物或植物的外观往往也能告诉我们它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食蚁兽非常适应某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它可以从白蚁丘和蚁巢中获取食物。它的长鼻子正好可以插在这些山丘的洞里，它又长又卷的舌头黏糊糊的，可以一次吞下成千上万的昆虫，而且足够迅速，可以避免被叮咬。企鹅则完全适应了南极的环境，它的翅膀原本是用来飞行的，但在遥远的、捕食者稀少的南极地区，飞行这件事不再具有紧迫性。因此，企鹅现在可以用翅膀做其他事情：在海里游泳和捕鱼。从翅膀到鳍的转变：一种为了生存而进化的适应。
这两个例子表明，适应性是历史特征。它们能告诉我们该物种的过去，但不一定能告诉我们该物种的现在或未来。就像食蚁兽在动物园里不再需要它的长鼻子和长舌头一样，一旦生物体的环境发生变化，过去有益的特征不一定能发挥作用了。生物进化几乎总是被新的发展所取代，所以事实上，当我们想了解为什么人类和动物具有特定的特征时，我们就不断地在过去寻找答案。当现今的环境与这一特征首次出现的时期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时，我们称其为匹配。例如，杰拉尔德生活的非洲大草原，数百万年来都是一样的。对它的后代来说，它们的长脖子和大草原是匹配的。
本书感兴趣的是那些过去曾经有用，但目前已经失去功能的特征：失配特征。进化失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清楚地表明进化是滞后的。环境的快速变化会使物种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到了灭绝性的地步。物种个体做出的决定最终会损害其进化的利益。希望我们还不会走到这一步。
金蟾蜍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金蟾蜍。1966年，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了这种哥斯达黎加蛙类。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只蟾蜍都生活在森林的地下。为了交配，它每年只会出来几天，而且是在有雾的时候，这样它的金色皮肤就不会直接暴露在烈日之下。感谢大自然的奇迹，从此它可以幸福地繁衍后代，直到……伐木工穿着他那双超大的靴子闯进这里。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当地的森林砍伐和全球气候变化，整个雨林的雾气都消失了。这样一来，当金蟾蜍爬出地面寻找伴侣时，就会被太阳活活烤死。该物种很快就灭绝了，部分是由于我们渴望拥有精美的硬木庭院家具和豪华假期。当你下次躺在露台上的柚木躺椅上放松时，请提醒自己这一点。
一种特定的进化特征（使生活于地下的生命得以生存的“呼吸”皮肤）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会失去优势，金蟾蜍的灭绝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失配会影响雌蟾蜍和雄蟾蜍，最终对整个物种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如果一个偶然的基因发生突变，使哥斯达黎加金蟾蜍拥有更厚的皮肤，能够抵御阳光的照射，当这种突变扩散至整个种群时，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它们的皮肤会比同类更细腻，在历经足够多的世代后，这个物种将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不幸的是，如前所述，自然选择依赖于偶然性。最后一只金蟾蜍是在1989年被发现的。1994年，金蟾蜍被列入灭绝动物名单，从此它退出了历史舞台。
导致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是智人，他们对地球进行的改造使得其他动植物物种经历了种种失配。渡渡鸟也找到了它的克星。17世纪，饥饿的荷兰水手来到了毛里求斯岛，这是唯一存在这种鸟类的岛屿。不曾面对过天敌的渡渡鸟并没有对猎人产生恐惧，因此它们与最可怕的猎手（人类）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水手们的船上还携带了老鼠，这在毛里求斯是不存在的。老鼠吃渡渡鸟的蛋，这就夺走了小渡渡鸟生存的机会。这一双重打击使渡渡鸟（详细情况见第八章）从此被载入史册。
进化心理学
当我们观察人体的解剖结构时，我们是在看我们的过去。我们有肛门（始于5.7亿年前），我们有眼睛（始于4.5亿年前），我们能够区分颜色（始于6000万年前）。显然，与我们有遗传关系的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特征。自从人类的祖先发现大草原以来，我们行走的姿态越来越直立（这一变化经历了300万年左右），我们的嘴巴变得更小（经历了200万年），我们的体毛在退化（经历了10万年左右）。这些不断进化的特征帮助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但是，在一个已经被完全改变的环境中，它们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呢？
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失配的概念仅限于身体特征，但事实绝非如此。进化心理学是心理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它基于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假设大脑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进化出来的，大脑必须依赖自然环境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同样也会变得更好或更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动物研究、大脑研究、遗传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大脑及其软件（心灵）的理解。这些发展支持进化心理学的核心观念：行为是大脑的产物，而大脑又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大脑只是一台聪明的计算机，出生时携带空的硬盘。但我们现在知道，基因、DNA和遗传在大脑的运作和学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化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术语是进化适应性环境（EEA,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让我们慢慢弄清楚这个问题。进化适应性环境指的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的身体和大脑适应了这种环境。智人的进化适应性环境主要是非洲大陆上的大草原。在这个广阔的栖息地中，我们的祖先作为一个物种，越来越适应他们的环境，也包括环境中的动植物。简而言之：我们的大脑具备了在野外生活和生存的能力。人类“直立行走”特征的进化适应性环境大约出现于300万到400万年前，当时人类祖先已经在大草原上定居。我们的身体结构最能适应这种环境。因此，直到今天，久坐仍是个非适应性问题。我们人类大脑的进化适应性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现代数字社会中，我们必须尝试依靠石器时代的大脑生存。
石器时代大脑的特质
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是什么样的？我们稍后会详细说明，现在只对其进行概述。简单地说，我们史前大脑的主要功能在于帮助我们的祖先在一个充满危险的自然环境中，在包括亲朋好友的小群体中生存和生活。在现代大脑的功能中，这些痕迹依旧可循。第一，我们的大脑对能用感官（包括眼睛、鼻子、耳朵或身体）感知到的危险很敏感，相对而言，对于感官无法感知的危险（如气候变化），我们的警觉性会延迟。面对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时，我们的史前大脑倾向于让我们的自我利益凌驾于他人或大众的利益之上。
第二，与我们有遗传关系的家庭成员比陌生人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像同情陷入困境的家庭成员一样同情难民。
第三，我们的史前大脑十分缺乏远见。在过去，未来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你必须设法一天天地活下去。食物不能储存，所以如果你有一块肉，你会自己吃，并且将所有剩下的东西和你的家人分享。如果你看到树上有一个蜂巢，你会在另一个人或动物爬上树之前取一点蜂蜜。这种短视思维再次在现代西方疾病中得到反映，如肥胖症，它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在短期内奖励自己（一袋美味的薯片），而不愿意获取长期的奖励（一个健康的身体）。
第四，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出色的“模仿者”。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生活在群体中的好处是，他们不必总是靠自己去发现一切危险；他们可以模仿别人的行为，例如如何捕猎或生火。如果有人逃跑了，你最好跟着跑，而不是站着不动。这种从众倾向在史前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这最终可能会导致我们采取不符合进化利益的行为，例如，你模仿你时髦的朋友推迟生孩子。
第五，我们的史前大脑是以地位为导向的，因为在史前时代，地位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拥有后代。所做的工作越多，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高，但我们却忘记了将其转化以获取更大的幸福、更好的人际关系和更多的后代。
心理机制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有关进化的事情。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求助于进化心理学。我们的思维、感觉是由史前时代发生的自然选择所塑造的。我们已经进化出心理机制，帮助我们应对环境中的挑战，这些挑战直接或间接地对我们的生存和繁殖发挥重要的作用。进化心理学家对行为的进化功能和产生行为的机制进行了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行为的最终功能是繁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拥有尽可能多的后代，而这些后代又能生产下一代。但为了实现这一进化目标，人类首先要实现顺利成家的其他目标：找到一种谋生方式，获得社会地位，找到一个生育能力强的伴侣；需要有能力养活和抚养孩子。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进化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大量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决定了我们喜欢吃什么，哪些伙伴能在性方面吸引我们，也决定了我们想追随哪种类型的领导，以及我们可以信任谁。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然选择是在心理机制层面上发生的，使得剩余人口中的最佳机制（即最终导致最多婴儿的机制）得以保留。这些机制也被称为“本能”，因为它们通常在潜意识水平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思想、感觉和行动。这些本能会对环境线索做出反应，而环境线索又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的心理已经进化到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一个生育孩子的伴侣，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我们认为谁是有吸引力的床伴。为了增加后代出生的概率，男人选择更能生孩子的女性，也就是年轻且生育能力强的女人。研究表明，年轻的女性被认为是最有性吸引力的！
这些进化的心理机制可被视为简单的启发式或“如果—那么”的决策规则。例如，“如果你想要孩子，那么就选择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做爱”听起来简明扼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想要孩子，那么就选择一个女人，无论她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决策规则并不那么精明。在我们的进化史上，采用这一规则的男人后代更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基因慢慢从基因库中消失了。而那些采用的决策规则更符合其进化利益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后代。他们的儿子也会采用同样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具有遗传性，因此对年轻女性的性偏好在男性群体中传播开来。利用博弈论的逻辑，我们可以说明这些心理机制的进化是如何进行的。
博弈论
根据所谓的博弈论（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数学模型，现在被应用于许多科学领域），当做决定时，人们会对什么是最佳选择形成闪电般的自动判断。例如，大多数人在繁忙的干道上遇到红灯时，都不会试图无视这一禁令，因为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或者遇到交通警察抽查。然而，总有一些傻瓜对交通信号灯不屑一顾。在晚上，当环境更安静时，故意闯红灯的人会更多，因为此时发生事故的概率更小，被警察抓住的机会也更小。博弈论是一种用来找出人们战略性决策的模型。这些决策往往不是特别理性的，而进化已经保证这些决策往往能够导致理想的（即进化上最有利的）行为。
博弈论的应用有许多，我们稍后会提到其中的一些（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政治谈判）。就进化而言，博弈论假设个体使用各种策略（决策规则）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在基因的引导下，这些策略相互竞争，获胜的策略通过打败劣势策略在种群中传播。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只信任你熟悉的人”的决策规则可能比“信任任何人，不管你对他们有多了解”更成功。采用后一种决策规则的个体有被欺骗的风险，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的基因将从基因库中消失。我们将通过博弈论的见解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类主要遵循（但并非都是）一夫一妻制；为什么有些人是领导者，而另一些人是追随者；为什么我们发现保持地球清洁很困难。
人类的大脑中充满了决策规则，这些规则在我们进化时期的环境（进化适应性环境）中对我们有好处。这些“如果—那么”的规则涉及伴侣和食物的选择，如何应对危险，如何获得地位，选择谁作为领导者或合作者，谈论什么，等等。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心理机制和决策规则在现在或将来是否仍会导致适应性选择。我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已经使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祖先时代对我们有用的决策规则，在现在可能会导致错误的选择。
例如，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通过化妆和整形手术，女性可能显得比她们的生理年龄更年轻，这可能会导致男性（他们的决策规则是“如果你想要孩子，那么就选择年轻且生育能力强的女性”）被欺骗，爱上那些生育能力较差甚至不孕的女性，使得这些男人获得后代的机会降低。这是祖先环境中起作用的史前本能出现失配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时对女性年龄的评估是容易且可靠的，而在当今时代，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由于失配，我们的史前本能并不总是对我们的环境做出同样有效的反应。
无法抗拒的诱惑
我们大脑中的决策规则由周围的环境线索激活。例如，清凉的果汁可能会诱使你喝上一杯；饥饿的感觉是进食的信号，而对一些人来说，是去超市购物的信号。失配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在你饿的时候去超市，因为你会买得太多！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会只根据一个（顶多几个）吸引眼球的线索做出行为选择，我们把这些称为“不可抗拒的线索”。当我们的大脑对不可抗拒的线索做出反应时，或者当正确线索缺失时，失配就可能出现。以下是四种最醒目的失配线索：
1.夸张的线索
2.虚假的线索
3.过时的线索
4.缺失的线索
我们将从“夸张的”线索讲起。哲学家柏拉图断言，“美”是“善”的表现，但目前情况仍然这样吗？强化了我们基本本能的线索最终可能对我们不利。我们的身体系统对甜的食物存在偏好，这一系统的进化是为了鼓励我们多吃不太常见的蜂蜜和成熟的水果，这些食物含有基本的糖类。现代糖果要甜得多，因此它们具有“夸张的”诱惑力。彩色的糖果是一种夸张的线索。我们渴望它，大量地吃它，但它会让我们蛀牙。在生物学上，这也被称为“超常的”线索。
这个术语由一位荷兰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尼科·廷伯根（Niko Tinbergen）提出。他发现，如果向动物提供一个其大脑本能接受的线索，它就会沉迷其中。在一次实验中，廷伯根在一只鸟的巢中放置了一颗假蛋。这颗假蛋比这只鸟的蛋更大，颜色更鲜艳。这只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颗蛋上，而忘记了孵化自己的蛋。在一个夸张的线索中，本能指向的对象原型的最重要特征被放大了。
除此之外，还存在“虚假的”线索，这些线索看起来像来自我们祖先的环境，但它们只是现实的模仿者，捉弄了我们的大脑。这些线索操纵我们做出适应现实世界的选择，但其最终可能不利于进化。网络色情就是一个例子。当人们看色情片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和身体做出反应，就像看到真实人的动作一样，其结果是男人把他们宝贵的种子洒在地上（或旧袜子里）。大约10%的人沉迷于网络色情。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沉迷于色情的男人或女人其实可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个性伴侣（更多内容见第三章，关于爱和性的内容）。
还有一些线索对我们的祖先很重要，但在现代就没那么有用了。一个“过时的”线索的例子是选择一个高大的、有攻击性的领导者来保护你的群体。在史前时代，跟随一个身体强壮的领导者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保护你免受捕食者和敌对群体的攻击，但是现在，领导者的体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领导者必须能够坐在办公桌后为复杂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在我们的新环境中，选择一个强大、无情的领导者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有时这种选择甚至会违背我们的进化利益。
最后，在我们的现代环境中，一些在史前时代就存在的线索完全“缺失”了，这可能导致失配。一个例子是当代社会中存在过多的弱社会结构，我们周围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紧密的且大多是家庭式的群体中，成员之间十分熟悉，在必要时相互依赖、给予帮助。而现代城市情况往往相反。城市居民对自己的邻居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认识。如今，你可能横尸家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邻居都不会注意到。我们在街上或工作中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是遗传上的陌生人。缺乏亲密的社会网络会给人类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社会孤立、健康风险、成瘾风险的增加和幸福感的降低。孤独的人血压更高，皮质醇（一种损害健康的应激激素）水平也更高。孤独的人寿命更短。
换句话说，夸张的、虚假的、过时的和缺失的线索都会造成失配。稍后，我们将试图在健康、教育、工作、宗教、政治和环保等领域尽可能准确地描绘这些潜在的失配，以便给出一些提示，看我们是否能够及如何对此做些什么。我们能否以某一种方式组织社会，使我们对正确的线索做出反应，而不让自己受到这些线索的误导？我们怎样才能把失配变成匹配……而不一定要再回到山洞里，或者在没有卫生纸的情况下解手？
生活中的失配
既然我们对进化心理学有了一些了解，那么匹配和失配这两个术语就很容易解释了。假设你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给你带来进化优势（A），另一个没有（B）。如果你觉得A比B更有吸引力，这就是“匹配”。但是，如果你生存的环境或你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使你更喜欢B而不是A，那么就出现了失配。
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进化上的失配，也就是说，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下，我们做出的决定损害了自身的繁殖利益。然而，我们也同样可能面临文化失配。因为一种文化在规范、习惯和传统方面不太可能与另一种文化相同，人们可能会表现出与他们所迁入的文化不相称的行为。例如，移民到英国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新雇主不喜欢花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吃一顿热乎乎的午餐。或者，一个来自南方的家庭可能在文化上与北方的生活不匹配。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文化上的失配，是那些可能会对相关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机会产生影响的部分。
例如，一个孩子喜欢一袋五颜六色的糖果，而不是苹果（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一个成年人认为赚钱比成家更重要；一只飞蛾飞向暖炉，因为它认为这是月亮；一只蜻蜓在挡风玻璃上产卵，因为它认为这是一个能反射的水面。
同样地，我们天生就会追着食物跑，但与此同时，我们能够开着家庭用车去超市买碳酸饮料和即食食品。全球性的“营养失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但我们无法在一夕之间就成功改变我们的口味。无论初衷是什么，得承认我们碰巧对甜食和高脂肪食品存在进化上的偏好。
另一个失配是我们与当今领导层的斗争。如今我们组织和管理的方式与2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大草原上以小群体漫游时期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们生活在拥有数百万名居民的国家，在大公司工作，其中许多公司有成千上万名员工，而我们甚至常常不认识自己的老板。我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数百万名公民可以参与决定谁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是否选择了具有正确品质的正确领导人？这种新的环境对我们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是否与十万年前一样？
失配的第三个例子与祖先时代我们遭遇的真正危险有关。我们仍然害怕蜘蛛，尽管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化环境已经不再是有害蜘蛛的家园。例如，荷兰就没有有毒蜘蛛。然而，当我们在浴室里看到一只蜘蛛时，许多人都会感到恐慌，甚至有些人在电视上看到蜘蛛也会尖叫。这种恐惧本能起源于一个时代，当时在热带气候下，例如在非洲或澳大利亚，蜘蛛确实对我们的祖先构成了重大威胁。直到今天，有毒蜘蛛咬人都是致命的。但这种恐惧反应在伯明翰的浴室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应该用对枪支、汽车、园艺工具、不规则的肥皂条、鸡蛋沙拉和难以理解的现代厨房设备的恐惧来取代我们对蜘蛛和蛇的天生恐惧。
加和减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环境变化导致物种表现出与其遗传利益相悖的行为的例子，但为了完整起见，我们也应该关注相反的现象：变化深远的环境可能给某一动物物种带来极大的遗传动力，使其繁殖大量的后代。我们希望将损害繁殖利益的失配（减配）和有利于繁殖利益的失配（加配）区分开来。例如，澳大利亚的兔子瘟疫就是当一种新的动物来到一个没有天敌的新环境中时发生的。对兔子来说，这导致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加配；而这对许多澳大利亚植物和袋鼠来说，则是减配。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关于托马斯·奥斯汀（Thomas Austin）的故事，他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温切尔西的一位英国地主。1859年，他进口了24只英国兔子和几只野兔，他认为他可以享受射杀它们的乐趣。他想，这将使他在澳大利亚的庄园看起来更像英国庄园。但是，兔子也带有性色彩，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它们迁徙后的最初几年里，这24只兔子成功繁殖了多达100万个后代。在它们到来65年后，这种生物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亿只，每只雌兔每年生育18~30只个体（雌兔在四个月大时就可以生育后代）。这些动物能够不受干扰地持续繁殖的原因之一是，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会来破坏它们的生活。
这些新来者严重破坏了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这一点也不奇怪。一切都受到了影响。兔子掏空了田地，啃食它们遇到的任何种子，破坏已经维持多个世纪的绿色区域。由于这个动物物种，澳大利亚的原始动植物物种陷入了进化陷阱。澳大利亚政府想出了各种措施来阻止这场瘟疫，比如建造篱笆，即著名的“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但事实证明，它远远不能阻拦兔子。更多的篱笆被竖起来，最终长度达到3200公里，但效果并不好。兔子的天敌被引入（如狐狸），但它们也会袭击本地物种，而这违背起初的目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来自于引起兔子黏液瘤病的黏液瘤病毒的传播。在两年内，兔子的数量几乎下降了90%。但很快，自然选择的作用又开始显现：带有新基因突变的兔子不受病毒的影响，并且再次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因此，24只可爱的进口动物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英国地主托马斯·奥斯汀由于其目光短浅，造成了整个大陆的永久性变化。
还有一些动物物种，人类的干预促成它们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宠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如果没有我们，哪里会有猫和狗？家养动物（植物）通常看起来与原生动物（植物）很不一样。大约1.5万年前，一些狼开始在人类周边游荡，其中最友好的品种或个体被捕获并接受人类的驯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些动物适应了人类，它们的基因得以传播。饲养这些被驯服的狼的人确保了它们有利的特性得到延续。狼“人性化”后，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狗。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俄罗斯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贝利亚耶夫（Dmitry Konstantinovich Belyayev）在短短40年内成功地将野生狐狸驯化成温顺可爱的动物，这一成就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描述为“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非凡的育种实验”。许多人认为贝利亚耶夫是洞见如何在短时间内将狼转变为忠诚的四足动物的人。我们的家里就有这种四足动物，从大丹犬到吉娃娃，外表多种多样。
本书的重点是负面失配（或减配），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乐于认同这样的主张：农业革命之后的文化变革为我们的物种带来了许多加配。毕竟，我们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有更多的食物、更好的卫生和更高的预期寿命。但这是否意味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呢？以色列作家和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著作《人类简史》（Sapiens）中称农业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并指出，自农业革命以来，普通人的生活未必得到了改善。我们把这归咎于我们的原始思维，它在一个充满匿名化城市、社会不平等和工作压力的新世界里迷失了方向。此外，匹配也有风险，因为我们拥有古老的大脑和思想，我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个豪华、舒适和富足的世界。
如果我们假定，改造环境会带来各种风险和危险，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减配上，并且尝试将这些变成“匹配”。在匹配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最终会服务于我们的遗传利益。
文化革命
我们目前的生活环境与我们的大脑处于进化时的环境完全不同，然而这并没有导致人类灭亡。与大多数动植物物种相比，我们具有优势，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能够逃脱哥斯达黎加金蟾蜍和毛里求斯渡渡鸟的命运：人类拥有文化。我们所说的“文化”并不是指威尔第（Verdi）的歌剧、凡·高（Van Gogh）的绘画或我们书架上尚未读过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这些仅仅是文化的冰山一角。更详细地说，文化与思想、规范和价值观有关，它们在一个人的大脑中形成，然后通过人的观察、学习行为和社会互动等过程传递给其他大脑。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基因传递进化信息。还有一种非物质基因：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和一般基因的区别在于，文化基因的遗传不是由父母通过DNA传递给孩子，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在大脑间进行传递。当我们讲文化由人传递给人时，用的是一种相当模糊的说法。通过交谈和观察，父母可以向他们的孩子介绍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在科学语言中，这被称为“垂直传播”。当朋友和恋人相互传递文化实体时，科学家们称之为“横向传播”；从老师到学生的传递被称为“对角传播”。
这不仅仅是一场语言游戏。文化传递已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就拿你正在阅读本书这一事实来说吧。我们住的房子、开的车、吃的东西都充满了文化的色彩，甚至我们做爱的方式都受文化影响。
文化通过变异、选择和遗传的原则进化，就像生物进化一样，只是文化的进化比生物进化快得多。一个文化基因可以在群体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播，幸好它们消失的速度也同样迅速。想想那些抢眼的新闻故事、丸子头和疯狂青蛙（Crazy Frog）。
文化能够在人们之间发展，因为人类有两项独特的技能。一项技能是语言。通过相互交谈，人们能够瞬间在一个群体中传播文化创新。当语言缺失时，人们就会像遗传表亲黑猩猩那样，几乎无法提取和传播任何相关信息。
另一项技能是模仿。我们是超级模仿者，我们过度模仿。我们不断地观察对方（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地观察），看发生了什么事，谁风行一时，谁想出了什么新主意，每个人都在说什么、想什么，什么是好的餐桌礼仪，其他人的行为举止如何。由于我们是如此优秀的模仿者，所以很容易适应新的文化现象。当我们从加莱的渡轮上下来，看到人们靠右行驶时，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照做（如果我们随后在路上看到“靠右行驶”的标志，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黑猩猩无法与我们媲美：若它们驶入车流中，它们无疑会被撞死（如果黑猩猩想变得和它们的遗传表亲一样聪明，就应该在“人性化”方面做得更好）。
日本研究人员曾经观察到一只雌性猕猴在吃土豆之前清洗土豆，其他猴子对这一行为投以短暂的一瞥，但群体中只有年轻的猴子模仿了这一行为。年长的猕猴看了一眼，但它们的饮食习惯太固定了，以至于它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它们根本无法想象清洗土豆和享受美味之间有什么联系。只有年轻的猴子饶有兴趣地看着，有些还模仿了这种行为，但并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在水中清洗相当于清洁）。
这正是人类与其他类人猿物种之间的区别。我们通过看到行为的潜在目的来学习。洗土豆等同于更多的享受。许多猿猴看着土豆清洗的行为，也许能够模仿，但它们缺乏将其与预期结果联系起来的能力。在科学上，这被称为“线索强化”（在没有看到其目的的情况下模仿行为），它被认为是模仿行为的一种低级形式。
在高等动物物种中，由于学习行为的存在，群体之间存在小的文化差异。在黑猩猩和海豚群体中存在遗传关系，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狩猎行为和食物采集技术。例如，一些黑猩猩会“浸蚁”，即在白蚁丘或蚁穴里戳一根棍子，把白蚁舔掉，就像舔棒棒糖一样，而其他黑猩猩群体则不这样做。群体内部似乎发生了一些模仿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总是导致大的变化。
带有明确目的和益处的复制行为要强大得多。似乎只有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母亲对婴儿微笑时，婴儿也会对母亲微笑，这是一种模仿行为，也是文化最初的表现之一，因为母亲通过面部表情向孩子传递信息。在模仿行为方面，四岁儿童的水平与成年黑猩猩相当。利用语言和模仿，人类可以避免大量失配的出现。一个例子是保暖衣物制作，这使得没有毛皮的人类能够在寒冷地区生存。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能力，而其他聪明的动物没有，或者至少它们的能力没有达到与我们一致的水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模仿他人的行为使早期人类能够在具有不同危险和机遇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生活。例如，对最优秀的猎人和觅食者的技能的模仿将确保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从赤道到北极）中找到食物。此外，模仿会使群体内部更容易获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在将该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时是必要的。例如，共同的服装可以帮助人们把彼此识别为同一群体的成员，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时尚。我们的语言强化了这种能力，让我们即使不在对方视野中时，也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东西。在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能够通过强调不同的地区性口音，将我们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就这一点而言，虎鲸、海豚和乌鸦也有方言，它们可以互相识别）。我们的语言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网络中发生了什么，谁和谁有关系，谁不守信用，等等。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喜欢哲学家、喜剧演员、演说家和作家等语言大师。
基因和文化基因
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关系如何？在进化科学中，研究者们对生理和文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有一种观点认为，“生理总是把文化束之高阁”［参照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著名声明：“基因总是把文化束之高阁”］。换句话说，生理是决定因素。最终，不利于繁殖的文化变革不会得到发展，因为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个体会死亡，他们的基因物质也会随之消亡。
自杀行为是一种不会在我们的基因物质中迅速流行的文化基因。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受到了所谓“自杀邪教”的影响，在这些地方，几个人通常是在小的、封闭的社区选择自杀。2007年至2009年期间，在威尔士的一个小社区布里真德，至少有25名年龄在13岁至17岁之间的年轻人自杀（大部分是上吊自杀）。模仿行为是最具可能性的解释（见第九章）。很明显，这种文化基因（“自杀是个好主意”）不利于个人繁殖，为此它不会在整个人群中传播。根据这一理论，文化基因不能导致基因的灭绝。
其次，有些理论假设生理和文化可以相对独立地运作。一个例子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对脂肪和甜食的偏爱是天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孩子都具有同样的偏好。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利的。但是文化基因也决定了我们喜欢吃什么。我们是否喜欢辛辣的食物，取决于我们年轻时的饮食经验，而这又是由我们成长的地方决定的。另一个例子是语言：人类生来就有学习说话的能力。我们的语言能力是由生理决定的，但一个人是说德语、英语还是印地语，完全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从本质上讲，这两个问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研究人员表明，文化和生理的运作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当思想和观点在朋友和同龄人之间传递时。父母确保他们传递给孩子的文化观念有利于其后代的繁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以一种性别刻板印象抚养他们的孩子（女孩穿粉红色衣服，男孩穿蓝色衣服），因为这在将来会呈现最大的优势，并且带来最多的后代。
但当文化信息在同龄人之间传递时（通过“横向传播”），产生的影响往往有限。掌握最新的音乐潮流和时尚小玩意儿并不能确保繁衍。年轻人可能会对彼此产生不利影响，如模仿吸烟、危险驾驶、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而更严重的是在威尔士自杀。
最后，还有一些模型和理论假设基因和文化基因是相互依存的，能够相互影响。如果文化强化了生理，那么我们就谈不上失配；如果文化因素削弱了特定的生物特征，那么就会出现失配。众所周知，在男性出生率相对较高的文化中，这是父母对男孩的偏好，再加上能够怀上男孩的父母的遗传优势的结果。因此，生理（增加生男孩的机会）与文化偏好（对男孩的偏好）的结合，可以导致人口中男女比例出现急剧的进化改变，其结果是出现失配。科学家们推测这种男女数量不匹配将导致一场巨大的地位之争，许多男人将相互竞争，用他们的财富取悦有限的女人。另一个推测是，无法找到妻子的男人最终会到国外去寻找新娘。在早期狩猎采集社会中，绑架新娘是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第三种预测是，男性将适应女性对体贴的和支持一夫一妻制的男性的偏爱，毕竟众多的男人需要争夺一个女人的宠爱。
生理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概念也在一个名为DRD4的DNA片段中得到了支持。这个基因有一组短和长的DNA变体（技术术语为等位基因）。拥有短DRD4变体的人表现出与拥有长变体的人不同的行为。短变体与利他主义、正义和自觉性有关。在一项研究中，人们将与一个匿名的人分享金钱，短DRD4变体携带者分享得更多。长变体预示着冲动、冒险行为、好奇心和对冒险的渴望，有这种基因的人在游戏中给他人的钱更少，并且分配时更不公平。长变体在新移民文化中更为普遍。而且离我们的发源地非洲越远，这种变体就越普遍。因此，该变体有“冒险基因”一说。冒险基因在移民文化中更为普遍，这可能是对冒险和风险行为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在人类长期生活且自给自足的地区，冒险行为带来的好处较少。研究人员认为，冒险基因产生于大约6万年前，当时我们的祖先开始从非洲迁移到中东、亚洲，以及后来的欧洲和美洲北部。
最近在肯尼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就健康和营养而言）具有冒险基因的人在游牧群体中生活得更好，而没有这种基因变体的人在农业群体中生活得更好。作为一个流浪的游牧者，你需要不断地寻找食物及睡觉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好奇的个性更有意义。相反，在有充足食物的农业群体中，社交性和分享能力是很重要的。对冒险基因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是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区）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和特定基因的选择。如果你将具有冒险基因的人置于一个缺乏变化、挑战和流动性的环境中，那么你就会遇到失配的问题。
匹配和失配
文化可以有两种情况。有的文化发展促进了我们的繁殖，或者“抵消”了“失配”，并提供了匹配。早期的一个例子与服装有关。在俄罗斯，考古学家发现了3万年前用骨头和象牙制成的针，针的用途为缝合兽皮。能够用动物皮毛制作衣服是一种文化创新，使我们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北部地区的祖先得以生存。文化为个人及其后代创造了许多优势，它消除了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大草原上20摄氏度或更高的温度）与低于冰点的环境之间的失配。另一个匹配是乳糖耐受性。野生动物的驯化使牛奶成为史前人类的食物。事实证明，牛奶有益于个体的生长，因此对个体的生存是有利的。问题在于，成年原始人没法分解牛奶中的乳糖（体内缺乏乳糖酶或该酶活性不高），这一点目前仍然适用于全球75%的人口。在某些时候，一些个体的DNA发生了随机突变，使成年人具有产生乳糖酶的能力。在亚洲和美洲，这种突变没有得到（文化）支持，但在欧洲和非洲北部（那里饲养骆驼和奶牛），这种基因最终进入了基因库。这种突变基因在人群中迅速传播，特别是在食物短缺的时候，喝牛和骆驼的奶变得非常有益。
也有很多文化传统造成失配的例子。例如，在刚果的一个地区存在吃特定类型的食物（如肉类）的戒律，这就是一种经科学证明的失配。这意味着一些群体所摄入的能量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孩子，对女性来说更加明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妇女结婚时，她们会离开自己的家庭群体，加入丈夫所在的环境和他的部族。在那里，她们保持着在童年时期学到的饮食习惯，即使现在的饮食中缺少了特定的成分。然后，她们将这种食物偏好传给自己的孩子。这些妇女没有融入新的群体，导致她们自己和孩子营养不良。“入乡随俗”这一格言传递的文化对她们来说会更有利。另一个失配的例子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有所描述。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殖民团体在格陵兰岛定居。该殖民团体繁荣发展了400年，直到15世纪时，他们在一个小冰河期中消失了。骨骼检查表明他们经受了营养不良。他们死亡的原因与他们曾经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农民有关，他们在格陵兰岛延续了这种生活方式，直到天气变冷。这批以农业为生的维京人从未学会适应因纽特人的狩猎采集文化，他们认为因纽特人是野蛮人，因为他们有奇怪的、非基督教的习惯。由于他们没有模仿因纽特人的行为（尽管这样做会更好），他们就灭绝了。
第三个失配的例子是产后抑郁症。需要考虑的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巨大文化变革是否使得这种情况的风险增加。首先，我们可以确定，全球有13%的妇女在分娩后三个月内出现抑郁症状。我们显然不知道这个比例在史前时代是多少，但在西方社会明显高于传统社会。这些症状对母子关系的质量有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健康问题，甚至增加孩子的死亡风险。据研究人员称，导致产后抑郁症的部分原因在于气候、营养、体质和父母照顾方面的失配。首先，由于日照时间有限，许多年轻母亲缺乏维生素D。例如，在荷兰，60%~84%的孕妇存在这种情况。缺乏维生素D会增加感染和患抑郁症等疾病的风险。
其次是营养。原始人的饮食主要由野生动物和鱼类的（红）肉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在今天的谷物和农场饲养动物的肉类中往往是缺乏的。另一个风险因素是用瓶子而非母乳的喂养方式。例如，在美国，只有49%的儿童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是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会使母亲体内释放激素（如催产素和催乳素），对她们的精神状况有积极影响，并且提高她们管理压力的能力。
文化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临近的家庭成员会分担对孩子的照顾。而在现代西方世界，年轻的母亲往往需要独自应对，因为她的家人住得比较远。科学家把这称为“拉丁悖论”（因为在美国，年轻的墨西哥母亲比白人母亲患产后抑郁症的概率小得多；墨西哥母亲可能更穷，但她们的家庭在照顾婴儿方面参与得更多）。
小概念，大影响
我们的失配理论假设，环境变化过于迅速，以至于当物种个体的身体和大脑不再适应新的、得到改变的环境时，就会发生失配。在一个变化很大的环境中，生物体对那些不利于其进化的线索做出不由自主的反应。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数字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环境，以至于一系列夸张的、虚假的、过时的和缺失的线索误导了我们的大脑。通过对环境的干预，人类为自己（常常还有其他动植物物种）创造了一个失配的环境。文化可以抵消或强化失配，因为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是否所有的文化创新都对我们有好处。有些文化的结果很好（衣服、医疗），有些则很糟（汽车、超市、办公室、核武器、口服避孕药）。
失配是一个很小的概念，却包含了数量惊人的后果。不言而喻，本书无法涵盖所有可能的失配，包括教育、健康、领导力、宗教、工作、媒体和可持续性等不同领域，但它可以讨论最重要的失配，虽然偶尔会出现科学证据不足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对其进行推测。
对失配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幸福的感受。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它的局限性是什么时，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符合我们进化利益的选择。多做一些运动或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来过健康的生活不是更好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友谊而不是事业上多下点功夫？我们是否应在现实中而非虚拟世界中多花一些时间？失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洞见，提示我们应该如何组织我们的社会以抵制所有这些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不可抗拒的线索。
我们是否应该利用这些知识做一些事情？自然谬误理论指出，即使有些东西是存在的，它也不一定非得是存在的。这是本书提供的重要一课。我们可能天生对陌生人持怀疑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这一态度。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只是简单地描述失配的情况，然后就此打住，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事情就会顺其自然。许多人会继续遭受西方疾病之苦并因此丧命，憎恨工作和老板，生育过少的孩子以致无法阻止人口老化的趋势，而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但我们也可以使用失配理论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以产生匹配。这可以通过改变环境和对技术、心理学、经济和法律的应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劝导”来实现。确保人们在工作场所得到充分的锻炼并不需要那么多努力；我们可以以一种方式组织公司，使它们更像过去的平等主义部落；我们可以对如何戒除网络色情成瘾给出建议；我们可以禁止发放奖金或拥有核武器，并使汽车噪声大到每个人都能从远处听到它们；我们可以根据政客的立场而非他们的外表来做出选举决策。
失配理论让我们能够对人类行为和人脑的奥秘提供新的见解。我们应该回归自然吗？技术的快速进步是否正常？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追求更高的地位，而不是想要更多的孩子？色情作品是否会导致真实的性爱减少？我们是否因为追求自身的繁荣而在进化上走向悲哀的未来？避孕药会让我们无法选择合适的伴侣吗？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武器，可以在一次袭击中消灭全球人口？广告是浪费吗？为什么我们更害怕蛇而非巡航导弹？脸书是否让我们更不快乐？简而言之，我们如何用石器时代的大脑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