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位置

我在里昂市（Lyon）红十字（Croix-Rousse）区的一所高中参加了中等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考试（CAPES）的试讲。那是一所崭新的学校，行政办公楼、教学楼前花草繁茂，郁郁葱葱，图书馆内的地面铺着淡茶色的地毯。我就在那里等候着来人通知我试讲，这是本次考试的一项内容。参加评分的有一名主考官、两名副考官，还有几位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一位女教师正在傲慢地批改试卷，从容不迫。只要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我能够顺利通过，我也可以终身像她这样做了。我是在一个理科毕业班试讲，所讲解的内容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一个片段，一共有二十五行，每行都已标号。试讲完毕后我们一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主考官批评道：“您太拖沓了。”他坐在男、女两位副考官中间。那位女考官是近视眼，脚上穿着一双玫瑰色的皮鞋。我坐在他们对面。主考官就我的课整整唠叨了一刻钟，有褒有贬，还不时地提出一些建议。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思忖着他这样讲话可能意味着我被录取了。突然，他们齐刷刷地站起身来，脸上一副庄严的表情。我赶忙也站了起来。主考官朝我伸出了手，面对面地盯着我说：“女士，祝贺您！”其他考官也都和我握手，并重复着“祝贺您”，但那位女考官是带着微笑的。

直到走到公交车站，我一直思考着这套礼节，感到生气和某种羞耻。当天晚上，我立即写信告诉父母我已经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了。母亲回信说他们非常为我高兴。

父亲去世了，就在我当上教师正好两个月的那天。当时他六十七岁，和我母亲在Y市车站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开着一家食品咖啡店。他本打算一年后退休。经常有那么几秒钟，我分不清里昂那所高中的场景究竟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分不清自己在红十字区的公交车站等车时那个多风的四月，是在父亲去世时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过了中午。

我的母亲出现在楼梯口，她用餐巾擦拭着眼睛，那可能是她吃完午饭回卧室时带到楼上去的。母亲淡淡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记得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只记得父亲那直勾勾的眼神，盯着我身后远处的什么东西，还有从那蜷缩的嘴唇里露出的牙龈。我记得我请求母亲合上父亲的双眼。母亲的妹妹和妹夫也守在他的床前，他们主动提出帮着给我父亲擦脸、刮胡子，因为这一切都要赶在身体变僵硬之前做好。母亲建议给父亲穿上三年前我结婚时他穿过的那套衣服。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完成，没有喊叫，没有哭泣，只有母亲红肿的眼睛和时不时的苦笑。我们的动作安静柔和，有条不紊，伴随着简单的几句话。我的姨妈和姨夫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他走得太快了”或是“他变化太大了”。母亲依然和父亲说着话，好像他还活着，或者他的生命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像新生的婴儿那样。我听到母亲伏在他的耳边充满感情地呼唤他“我可怜的小爸爸”。

姨夫给父亲刮完胡子，把他的尸体拉起来，举着，以便我们把他身上穿着的脏衬衫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父亲的头向前耷拉着，布满老年斑的胸膛赤裸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生殖器。母亲赶忙用衬衫的衣角遮上，并且不好意思地略带微笑说：“快把自己那玩意儿藏起来吧，我可怜的人儿。”擦洗完毕后，我们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缠上一串念珠。我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姨妈说：“他这样看上去更好”，意思是说更整洁、更体面。回到隔壁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百叶窗，唤醒正在午睡的儿子，轻轻地说：“姥爷睡着了。”

接到了姨夫的通知，Y市的亲眷们都来了。我和母亲带他们上楼来到父亲的床前，大家默哀几分钟，接着小声谈论了一会儿父亲的病和他的猝死，然后就下楼去咖啡厅喝咖啡了。

我已经不记得前来签署死亡证明的那位医生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父亲的形象已变得无法辨认。将近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屋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在塑料地板上。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塌陷的面孔只显出大大的鼻子。他穿着松垮垮的深蓝色西装，活像一只躺着的大鸟。他死后的那张睁大眼睛、凝视的脸已经渐渐消逝。即使是那样一张脸，我也再无法看到了。

我们开始筹备葬礼，安排殡葬仪式，发讣告，做弥撒，准备葬服。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和父亲丝毫无关。这只是一场他因某种原因而缺席的仪式。母亲的状态很激动，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夜里，父亲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要拥吻她，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还说：“你知道，他年轻时可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