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回忆——代序

现在说来可笑，小时候的我是母亲的小跟班，是那种被大人们宠溺的孩子。三位兄长较早地离开家独立生活，而父亲整日以书为伴，我就在家里扮演母亲自言自语时的倾听者角色。但要是我在旁边稍有质疑，母亲就会马上用“因为你还是个孩子啊”一句话把我塞回去。我本人则引以为戒，尽可能不让母亲重复同样的口头禅。

我幼年所经历的时代变化远比现在复杂和剧烈。以前作为集市和祭祀用的村道，后来被划定为国道之后，政府为确保视野宽阔，修直并拓宽了道路，同时还修建了人力车的休息所。村子里的年轻人穿着工作服，三三两两成排等待生意，人力车上挂着里程表和干活用的麻绳。在那个电话、汽车尚未发明的时代，如有前簇后拥的贵客来访，还是能提前通知到位的。所以，各个大的休息所往往设在高档整洁的茶屋、旅馆等设施周边。我七八岁的时候，这些周边设施渐渐有了花街柳巷的脂粉气息。母亲担心我不学好，每次我外出就三叮五嘱。比如，好奇心旺盛的我想要去看看远方到来的人力车夫衣背上到底画着什么稀奇图案时，每次必须要跟母亲保证看完即回才被放行。

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母亲经常牵着我们兄弟三人晚上到这里的旅馆泡澡。旅馆那边会派人来招呼，“今天只有一两个客人，或今天无客，请过来泡澡”云云。我们家里其实也有泡澡的浴室，只是地方黑暗狭小，还是旅馆泡起来舒服。我们去旅馆泡澡都是在父亲出差的时候，后来才知道这是母亲出于节约柴火钱的需要，而经营旅馆的夫妇则理解和同情母亲的不易。此外，旅馆夫妇亦是对母亲满怀感激之情，因为母亲作为外人却能很好地协调他们夫妇二人的拌嘴吵架。

解释过多就有点像是写小说了。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调和矛盾的高手。旅馆的夫妻虽彼此相爱，但经常因为小事而大动干戈，我猜想母亲在协调夫妻矛盾方面倒是帮了他们不少的忙。

倒不是说因为回忆我的母亲，就把她老人家捧得很高。如今回忆起当时事情的前因后果，更加坚信了我的这一看法。旅店的男掌柜有好几次大发雷霆，女主人哭着来找母亲调和，母亲到了现场总能让氛围变得稍许融洽，不多久男掌柜就恢复了正常，和蔼可亲地给母亲鞠躬致礼。男掌柜自然十分高兴，所以对我们兄弟几个也常释好意。后来我们搬到北条之后就中断了联系，关于这对夫妻，有离婚、死亡等各种传言，但这并没有打击母亲在协调矛盾方面的自信心。

话题越拉越长，越来越不像序言了。我其实想要呈现给现代读者们的是夫妻吵架所特有的时代风貌。我们年幼时，夫妻吵架就如《北斋漫画》第十二编中研钵和钵杵的撞击那样，从狭窄的大杂院到宽敞的田舍小都会，夫妻二人矛盾无法解决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诉诸公理。这套战法确实有效，但不久后因为过于荒诞无聊而不再流行。

记得是在大正末期，在门司港旁边见到一位号啕大哭着跑出家门的老主妇，顿时感觉非常“复古”，问了随行的向导才知道，那位是朝鲜人，当时的朝鲜人群体还保留这种习惯。

据说当时中国的江南一带，男同胞之间（偶尔是车夫与乘客之间）产生纠纷的时候也经常寻求过路人的仲裁。该方式如今恐怕也已经成为不太见效的因习。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方式非但没有让亲睦关系维系长久，随着关系的疏远和冷淡，反而不过是招来了更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

在板垣退助高呼“自由不死”的时代，一位酩酊大醉的年轻人号啕横躺在我家旧宅门前，母亲赶忙过去关闭大门，我们兄弟几个则透过门闩的缝隙惶恐地看着醉汉的动向。醉汉的朋友想方设法舒缓一下他的醉意，不料其醉意更浓，嘴里不断喊着“自由之权”。自此日起我学会了这句话，当然直到今天我也仍然讨厌这句话。

如果自由就是我行我素，无论别人怎么说仍然固执己见，那么老夫会很坦然地说：“我可不能容忍这样的自由。”如果不能够找到更加贴切的词语来取代它，恐怕我们必须要在“不自由”的状态下生存。

我们必须思考语言表述的传承问题。之所以会特别留心这一问题，这完全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十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