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唐朝的那些事（五十一）

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

李世民其实也并不只会纳谏，只有柔软的一面，他也经常提醒下属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

比如刚执政之期，中书省作为文件的草拟机构，门下省作为文件的审核机构，应该是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如果发现文书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应该马上指出来。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应该呈报共同的上级来定断。

但在实际机构运行过程中，大家都做老好人，就算发现了问题或不妥的地方也不说，想着反正不是我这边弄错的，出了差错别人受罚，甚至还乐得看笑话，结果就有可能政策出台后问题不断，不但老百姓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损害。

李世民就非常注意中书省、门下省官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发现问题，主动上报纠错，从办事员、中层管理员、部门领导都要各司其职发挥功能，不能只想着赶紧把工作做完，对错不问，那要你干吗？直接找一台机器操作就行了，说不定效率还更高一些（《资治通鉴》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当然不能等出了事情再来惩罚，平时也要经常扯扯袖子提醒提醒。

李世民经常对房玄龄等人提诸葛亮的例子，要求下属公平公正。

李世民说，以前，诸葛亮将廖立、李严流放到南蛮之地，诸葛亮死了之后，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诸葛亮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隋朝的宰相高颎，治理国家公正无私，隋朝的兴亡全系高颎在维系。高颖被杨广冤杀后，隋朝也迅速灭亡了。我现在想学习古代的明君治理好国家，你们也不可不学习古代的贤臣，公平公正，尽心尽力地履职尽责（《资治通鉴》：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李世民也经常提醒房玄龄等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不要事事亲力亲为，作为宰相，主要是协调把关决策，琐碎的事情尽量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让下属做好前期工作（《资治通鉴》：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对于事后诸葛亮的做法，李世民也不太认同。

杜如晦的叔叔杜淹欲向领导推荐刑部的司级官员（刑部员外郎）邸怀道，李世民问有什么才能？杜淹说隋炀帝想去扬州，征求百官意见，大家都拍领导马屁说领导决策英明，邸怀道当时为组织部部长（吏部主事），就他一个人说不行。

李世民听了，问杜淹，你是认可邸怀道的做法的咯，但当时你自己为什么不向隋炀帝劝诫呢？

杜淹说，领导你又不是不知道隋炀帝的为人，一不高兴就杀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当时人轻言微，说了没用，只是送死罢了。

李世民说，以前在隋炀帝手下可以说人轻言微，后来你在王世充手下任组织部长（吏部尚书），算得上位高权重了吧，怎么也对领导不劝谏呢？

杜淹说，我是劝谏过的，只是王世充不听我的。

李世民笑了笑，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就会听从谏言，也不至于亡国；如果残暴而拒绝谏言，你们怎么可能免祸？”

一时说得杜淹无言以对。

李世民说，那现在你做到了宰相，职位已经很高了，愿意劝谏吗？

杜淹说到，愿意尽职到死不后悔。

李世民听了哈哈大笑（《资治通鉴》：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有一次，李世民和身边人讨论司法事情，魏征说，隋炀帝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盗窃事件，隋炀帝派于士澄去侦查此事，于士澄对稍涉嫌疑者，皆以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结果在苦刑之下承认自己为贼者达二千余人，炀帝下令处斩。最高法院副院长级别领导（大理寺丞）张元济对此案感到奇怪，觉得一案竟有“盗贼”二千余人值得怀疑，就试着在案状之中寻找疑点。结果发现只有五人有作案嫌疑，尚无确证，余皆为冤枉者。但怕自己担抗旨不遵的罪名而不敢将实情上报竟将二千余人一并杀之。

李世民听了，认为这不仅仅是隋炀帝无道，他的大臣也不尽忠职守，上下都如此，怎么能不亡国呢？你们也要以此为戒（《资治通鉴》：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征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于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馀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馀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李世民有一次看《晋书》，提及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有个宰相叫何曾，一天，何曾在朝堂之上默默不语，回家之后吃饭的时候处跟儿子说，你们这一代啊，还能收得全尸，估计到你孩子那中就危险了。

他儿子很奇怪，说父亲今天情绪不高，为什么说这样可怕的话？现在不是朝廷兴旺吗？国家兴旺，家族兴旺，都蛮好的，怎么会这样？

何曾摇摇头说，皇上在国家朝议之时不谈国家政事，谈的都是张家长、李家短，最近有什么菜很好吃，最近又出了一套什么时尚的服装，这不是国家兴旺之势啊。这样下去，朝廷危矣。你这一代还能够勉强过去，到你孩子那一代就危险了。

后来，何曾的判断果然应验了。

大家都夸赞何曾有先见之明，看问题精准。

但李世民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何曾应该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劝谏晋武帝司马炎，而不是回到家中评头论足。哪怕说得再对，也没有尽到一个臣子的本分。

李世民其实也在替魏征说话，因为当时不少人在私下议论魏征，认为魏征以谏为器爱出风头，都不服气。李世民通过晋朝何曾的例子来表明魏征等人敢于当面直谏的不容易，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导向，真的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