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不具备普适性

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应该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关系最近的学科之一。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真正的经济学，但他们对大大小小的经济现象非常感兴趣。可惜的是，对经济学有点兴趣的人往往对这门学科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经济学者所说的事情似乎多数都不靠谱，甚至令人不知所云。

如果说人们对经济学这门学科又爱又恨，那大概是高估了经济学的魅力，我相信经济学没有这么大的魅力。但如果说人们对经济学充满好奇和期待，同时又充满迷惑和失望，那么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确实是这样的。现实中，人们不仅期待经济学者能够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势，而且期待经济学者能够预测股票的涨跌，最好是能够预测特定股票下跌或上涨的点位，并且告诉投资者买进和卖出的时机。但是很遗憾，经济学者并没有这种本事，因此人们难免感到困惑和不满。

2013年5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主办的“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活动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同台论道，莫言谈到对天才的看法时脱口而出：“杨先生肯定是天才，我绝对不是。”然后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段逸事，说自己得奖之后与朋友聚会，有朋友问他：“你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为什么还这么低调？”莫言回答：“我得的要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我还会不会这么低调！”朋友不解，莫言的解释大致如下：物理学家发现了自然规律、物理学定理，谁敢说三道四？不服的话你发明一个试试！而文学就不一样了，对于一篇小说，有人认为它好得不得了，也有人对它嗤之以鼻。

文学如此，经济学亦如此。经济学者张五常曾经也讲过和莫言类似的话。他说：在街上随便拉个人都可以对经济问题高谈阔论，但谁见过随便拉个人就敢对物理学说三道四？

莫言和张五常其实都道出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那就是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定理一旦被发现，往往就会成为公认的真理，既不需要重新发明，也不会引起无谓的争论。

如热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相对论、杨-米尔斯方程等，这些物理学定律和公式一旦被发现和证实，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士不敢妄议，连物理学专业人士也是衷心拜服。

当然，试图推翻或改进这些定律或公式是另一回事。一旦新的定律或公式取代旧的定律或公式，物理学家就会在新发现的基础上再次达成共识，但旧的定律或公式也不会因此被抛弃。当然，物理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之间也有很多争论或不同意见，但争论往往发生在一个科学规律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被实验证实之前。一旦这个科学规律被发现和被实验证实，争论就基本停止了。

经济学（或社会科学）则不然。经济学也有真理，但是其作为真理的性质与物理学的真理不同：经济学真理不具有物理学真理那样不容置疑的普适性。关于这一点，经济学者之间还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战。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真理具有物理学真理那样的普适性，但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都非常推崇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和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都不同意这一观点。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是弗里德曼的得意之作，他以为自己解决了围绕经济学方法论的百年争论，为经济学赢得了堪与物理学媲美的“硬科学”地位。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科斯，却撰文以许多精彩的例子强有力地反驳了他的观点。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去读读科斯的这篇有趣的论文，题目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比如弗里德曼认为，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该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人们接受某个经济学真理就是因为这个真理得到了经验的证实。科斯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出的一套经济学理论为例，反驳了这一观点。20世纪30年代正值大萧条席卷全球，经济学者们对此不知所措，而哈耶克独辟蹊径，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系列演讲中提出了一套自己独创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随后，哈耶克的这套理论广受认可，经济学者和普罗大众都认为哈耶克破解了大萧条的秘密。科斯以此例表明，哈耶克的理论虽然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却并没有接受经验的证实。科斯随后又指出，20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张伯伦（E. H. Chamberlin）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也是刚一发表就得到了一致的赞誉，并迅速成为经典，哪里需要经验的证实呢？最后，这场论战以科斯的胜利而告终。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的实践证明，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并不完美。

其实，凯恩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革命性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也是如此。正如科斯所说，人们接受一个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因为该理论得到了经验的证实，而是因为人们认为该理论解释了他们深感困惑的现象或问题，或者是给他们深感困惑的现象或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经济学真理不具有物理学真理那样的普适性，还表现在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或同一名经济学者，也会改变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让人们觉得所谓的经济学原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可以任由人们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比如，美国在建国之初，并没有实施自由贸易。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倡导自由贸易，牵头创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才迎来了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但即使在自由贸易黄金时代，贸易管制也依然多如牛毛。可见，自由贸易理论并不像物理学真理那样具有绝对的普适性。

经济学者也是如此。以凯恩斯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是剑桥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到英国财政部担任要职。经过战争期间金融危机的考验后，凯恩斯的许多观点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或者说不再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无条件支持者。

凯恩斯对金本位制的态度也是如此。青年时期，他曾强烈拥护金本位制，后来却将金本位制贬斥为“野蛮人的遗迹”。凯恩斯对汇率决定理论的态度同样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面临要么维持英镑-美元固定汇率、要么维持黄金储备的两难抉择。当时的凯恩斯在财政部负责英国对外金融政策，他力主捍卫黄金储备，抛弃英镑-美元固定汇率。英国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参与构建战后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工作。此时，他又开始反对浮动汇率，主张固定汇率。

如果自由贸易理论、金本位制、汇率决定理论等是恒定不变的真理，那么凯恩斯为什么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呢？

所以，凯恩斯从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凯恩斯传》（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译者相蓝欣曾说，《凯恩斯传》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者的观点受自身文化背景和道德观的影响。

我很赞同这个看法。

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只有弗里德曼没有转变过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理论、浮动汇率制度等，都是他所坚持的。我的老师、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在坚持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这一点上也没有改变过。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跟不上时代的演变。

除了经济学者自身经常转变观点之外，很多经济学者之间似乎也很难达成真正一致的意见。比如，对于2020—2021年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当时经济学者的预判就有多种。有的经济学者认为，在该政策下全球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有的经济学者认为全球不仅会出现通货膨胀，还会出现滞胀；但还有一些经济学者则认为全球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具体到中国，经济学者余永定主张实施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认为适当的通货膨胀也是好事。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包括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内，则多次就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发出警告。再比如，对于产业政策，同为著名经济学者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还就此展开了一场“世纪之辩”。张五常对许多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他推崇备至的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人也是大异其趣。

经济学者对一些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各异，这不仅让非专业人士觉得经济学理论体系杂乱，算不上一门科学，还会让经济学者自己也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至少不是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