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数字时代需要新的管理模式

在未来几年，行业、企业和公共组织都将被数字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调整所扰乱。在未来，企业将采用新的管理模式，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

我在谷歌首次观察到了将这种新模式应用于实践的关键元素，我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一篇期刊文章和2014年出版的《谷歌模式》（The Google Model）中。随后，在2014年初，我拓展了这项研究的范围。为了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找到了可以广泛适用的原则，我梳理了全球诸多知名商业学者、顾问、记者和高管的文章，为快速变化中的最佳管理实践寻求证据。同时，我扩大了调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那些像谷歌一样因为成长性和创新能力而在硅谷闻名的企业，比如特斯拉、脸书、领英和推特。我发现，这几家企业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这些企业的管理原则和实践不仅彼此相似，与谷歌模式相似，与我在全球文献综述中发现的最佳管理实践(1)也相似。我把这些最佳实践称为“硅谷模式”，因为当时硅谷是将这些实践应用得最完善、最彻底的地方。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包括对该模式的详细描述），发表在我和斯瓦克·奥林格（Sverker Alänge）合著的《硅谷秘密》（The Silicon Valley Model，出版于2016年）一书中。

不久，海尔邀请我访问其中国总部。海尔方希望和我讨论他们的管理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比硅谷模式更先进。这次访问促使我写了第三本书《中国能超越硅谷吗》（Digital Age），它进一步拓展了始于前两本书的探究。为了完成第三本书，我查阅了很多关于中国及海尔、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和华为6家中国案例企业的文献综述。这本书我写了一年多，我在写作过程中还采访了很多对中国和这些案例企业有着深入了解的人。如果能将这些资料和硅谷中的一家或者几家企业联系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结果出人意料。

随着新的数字经济的到来，在吸取40多年的经验教训后，这些案例企业采用了与硅谷企业相同的管理原则。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下一个管理创新的摇篮。

这一发现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管理创新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事实上，管理创新使得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反过来说，技术创新有助于增加业务价值，而这往往需要管理创新。这意味着，那些不仅在技术创新而且在管理创新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将比那些处于“被动反应模式”的跟随者角色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大的商业优势。此外，研究表明，管理创新的传播速度比技术创新要慢得多。这意味着，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率先进行管理创新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采用新的管理原则、实施新的生产实践之前，维持几十年的竞争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创新的中心最开始是在英国，19世纪末转移到欧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又转移到美国，然后在20世纪末先是转移到日本，后又转移回美国硅谷，现在似乎要待在中国了。其结果是，不仅中国企业可以扩大规模并保持高度创新，西方也需要开始学习中国的管理创新。

本书的写作原因有很多。首先，我希望总结数字经济为什么需要新的管理模式，以及概述这种“新”组织形式的核心要素。其次，我想要强调在美国硅谷和中国两大数字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摇篮中，领先的“数字赢家”的一些共同特征。再次，我会描述中国企业海尔的故事，帮助大家了解为什么海尔决定从传统制造型企业向物联网企业转型，以适应数字经济。我将对人单合一模式进行说明，并将之与来自硅谷的谷歌模式进行比较，以讨论人单合一模式到底“新颖”在哪里。最后，我希望通过一个美国企业采用人单合一模式的实际案例，来展示一个活跃在传统硬件制造行业中的组织如何运用人单合一模式背后的原则，对其业务进行颠覆性的企业变革。通过这种方式，我将帮助读者看清全局，然后再从具体的案例中学习。

本书旨在为管理领域做出独特的原创性贡献，因为它不仅是第一本将众多相互关联的前沿管理研究整合在一起的书，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现实例子，说明传统企业如何转型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为了更好地实践应用，我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提供了一些关键的管理建议和一个全局概要。

希望这本集合了最新管理理论的书能对你有所帮助，最好能够促进你对新管理模式需求的进一步讨论，并激发人们对当今一些领先企业的管理模式产生学习兴趣。它也将引出新的问题，并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来回答。本书是当前企业管理者、董事会成员、顾问、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机构的宝贵资源。希望本书能激发一场必要的辩论，促使人们探讨管理如何能帮助所有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关于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本书提出的数字经济管理原则这个问题，人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在此，我呼吁在这一领域取得新进展的企业和组织能够向前迈进并分享知识，以便所有的管理者都能成功地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的未来。

最后，希望本书提出的综合方法能为许多人的工作带来新的视角。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本书能为商业领袖、学者、教育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学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