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伤心，担心，懊恼。
在我看来，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或许是因为上面这几个词正是你此时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伤心，因为你与自己的至亲之人失去了联系；担心，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此生是否还能够再见到他们；懊恼，因为你不明白为什么与他们的关系会走到这一步，明明你对他们是如此挚爱。
每次在接受全国性媒体采访时，我都会收到大量转介患者和与子女疏远的父母发来的电子邮件。所有人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人们通常不会与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的家人谈论与亲人关系疏远的事，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会说长道短，他们担心有人会说，或者在心里嘀咕：“你对自己的家人做了些什么？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
与我联系的许多人都是任何一代中最尽心尽力、受教养程度最高、最有爱心的父母，他们阅读了大量的育儿书籍；他们在抚育儿女上投入的时间会让历代父母感到相形见绌；他们为孩子提供的经济支持远远超过了自己从父辈那里所获得的经济支持；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地钻研导致孩子焦虑、抑郁、学习障碍、自卑、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以及所有其他诊断结果的原因；他们会认真倾听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梦想，以便能够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生活幸福和事业有成的最安全、最安稳的道路。焦虑、恐惧、睡眠不足、咖啡因，这些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成为他们能够成为的最佳父母——一个从孩子出生之前就深植在意识里的目标。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更糟糕的是，专家们关于什么是理想的育儿方式的看法每隔三五年就会有新的变化，因此也就很难知道这些父母们有可能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是一些意料之中的小错误，只需在不完美的地方贴几张笑脸即可，还是可以原谅的不大不小的错误，最好贴上一张“别放弃”的贴纸以示鼓励？又或者是有可能导致关系破裂的严重错误，必须贴上黑黄两色的危险品警示牌？
亲情关系中的对错程度难以衡量，与曾经最亲近的人断绝来往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正如与下定决心离开自己的人走向和解必定困难重重。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了疏远，当那个原本最在乎的人与自己相隔千里之外，你会感觉到生活中原本确定的事变得摇摇欲坠、支离破碎。那些曾经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温馨记忆，开始笼罩上一层疑云和自责。
我能理解，因为我经历过，而且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记忆。在我的女儿与我断绝来往的那一刻，这些往事又一幕幕重现。
我的女儿艾琳娜在二十几岁时同我讲了一番话。这些话是我心里知道却又害怕听到的。她说我让她感到失望。她说我没有在她需要的时候陪在她身边，她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新家，可我却从未让她感到自己属于这个家。她说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这是我人生中不得不遭受（或者说不想再次遭受）的最痛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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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孩子的母亲兰达是在旧金山城市学院相遇的。那一年我25岁。我是从旧金山音乐学院辍学后转校到那里的，因为我负担不起音乐学院的学费。按现在的美元计算，这个数额听上去很搞笑。可是再仔细想想，如果按现在的美元计算，又有哪一件事不是这样呢。在一堂音乐理论课上，我坐在她旁边，还和她与前夫的5岁小儿子互做鬼脸。6个月以后我们便同居了，灵魂伴侣终于修成正果。我从未遇到过像她那样逗人开心、聪明可爱的女朋友。不到一年后，她怀孕了，而我开始准备当爸爸。
我们都还没有成熟，都没有做好准备。不过我们还是举行了牵手礼，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派对。我们的孩子是在家里出生的。尽管母亲在痛苦和血泊中挣扎时孩子的父亲在别处舒服地睡大觉，但是当我的女儿历尽艰辛走过那一小段艰难的旅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仍然是第一个看到她探出的小脑袋的人。她的小脸红红的，眼睛眯眯着。一张樱桃般的小嘴，一双天蓝色的眼睛，仿佛在问：“你是谁呀？”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动物性的生理冲动。新生幼崽的气味、天真和纯洁会驱使动物们用鼻子轻轻触碰它们。婴儿们会用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频率发出信号，一种来自新生命的强有力的宣告：保护我。
然而，尽管有作为同一个孩子的父母的这层关系，我和兰达还是在一年半之内就分手了。我搬出了我们两人在旧金山外日落区邻近海滩的复式公寓，搬进了位于海特内区的一座没有电梯的维多利亚式老楼，与其他三个人合租。床垫放在地板上，一只手提着便携式婴儿床，另一只手提着尿布袋。丽塔·鲁德纳曾经说过，大多数单身男人的日子过得和拥有家具的熊没有什么两样。用这句话描述我当时的生活再贴切不过了。我们当时办理的是共享监护权，也就是说，我可以每隔一个周末和每个星期三晚上看一次艾琳娜。这是20世纪80年代家庭事务法庭优先选择的一种双方约定。那时，法庭还没有接收到有关父亲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备忘录。
但是我太爱我的女儿了。她是个阳光女孩，大胆自信，不轻易受人摆布。她对自己该穿什么或不该穿什么很有主见。每次开心大笑的时候，她都会把头朝后一仰。从最初玩儿“风火轮”小汽车玩具，到后来骑儿童四轮自行车，再到骑着两轮自行车上街，她从未感到过害怕，而我不得不一路飞奔才能跟上她的速度。她面前有什么就会吃什么，而这也是对我有限的厨艺的一种适应。睡觉前她总是闹着让我给她讲恐怖故事，而且里面的女主角需要是力挽狂澜的英雄。
艾琳娜7岁的时候，我再婚。她的生母也再次嫁人。根据这一次的监护约定，我见她的时间每个月不能超过8天。她不在的时候，我会想念她，而且我想要让我们的短暂相聚能够过得轻松愉快。“迪士尼乐园爸爸”这一固定化形象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只能偶尔见一次自己的孩子，谁还愿意用各种限制和争吵搅扰这宝贵的时光呢？“你当然可以在晚饭前再吃一个蛋卷冰激凌。冰激凌好吃！”“我们绝对可以看那部限制级恐怖片。”“可以，我们可以睡得比平时晚很多！我会向你妈妈解释为什么我每次送你回家时你总是很累。”
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和我女儿产生矛盾。矛盾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去平抚、恢复和澄清。然而离婚之后，在你见不到孩子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坏事情。
因为始终有另一个家庭在和你竞争。即使你的前任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如果愿意，他们还是会暗中破坏你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对孩子谈到的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予理睬，而对他们的抱怨却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他们会把自己的新配偶升级为父母，却把你降级为一个遥远的、陌生的、无关紧要的人。
研究表明，与孩子父母的再婚相比，离婚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有时候反而会更轻一些。然而，再婚同样也会伤害到双方的前任——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嫉妒心，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与一个扮演着在他们看来是永远专属于自己的角色的人竞争。当我的女儿第一次称她的继父为“她的另一个爸爸”的时候，我差点儿扇她一个耳光。
我压抑着怒火，咬牙切齿地对她说：“亲爱的，罗伯是你的继父，他不是你的另一个爸爸。你只有一个爸爸。”
“我知道。”她一边吃着葡萄干早餐脆片一边说，并且补充了一句，“你是父亲，他是爸爸。”似乎这样就可以把一切解释清楚了。
“不。”我没有丝毫退让。尽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心理治疗，我还是无法在这类对话中表现得泰然自若。“我是父亲，我也是爸爸。就像你是艾琳娜也是琳妮一样。爸爸只是父亲的另一种说法——就和琳妮是艾琳娜的另一种说法一样。懂了吗？”
她好奇地歪着脑袋看着我。作为一个早熟的9岁孩子，她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撞上了在我身上还从未见过的脆弱的一面。
她的母亲嫁给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做父亲，那么此人非他莫属。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自从他娶了我的前妻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密切的交往了，因为他现在已效力于另一方。我和兰达都不属于那种“噢，咱们还可以做朋友，还可以一起过感恩节”的前任。我们更像是“嗨，谢谢你的定期通告，看起来分手是我们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的那种。我们并没有努力成为对方伴侣的朋友。双方已经各自站好队，新伴侣该为谁效力已经没有一丝含糊。然而问题是，我们的女儿不得不同时效力于两个队。做一名离了婚的父母很难，然而做一个不得不时刻揣摩父母的需求和心情的孩子更难。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所以我尽量让这段时间充分发挥价值。共同监护意味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来开车——开车接过来，开车送回去，开车接过来，开车送回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开车自有开车的好处：空间是私密的，不会有旁人的干扰，和你争夺注意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关系在汽车里变得更加亲密了，因为卡式录音座里播放的任何音乐都会让我们两个着迷。不同于那种用来装点我父母那代人的立体声音响的醉醺醺、密友一般的鼠帮乐队音乐，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女实际上很喜欢我们的音乐。和她一起听音乐，尤其是听那种特别吵闹的、在她即将进入青春期时听的那种呱噪的劲爆的音乐时，我们两人之间许多要说的话尽在不言中。声音花园、齐柏林飞艇、人民公敌、图派克、九寸钉……我们反复播放这些乐队和歌手的歌曲。
后来，我有了两个双胞胎儿子。人到中年，我变得更成熟，更懂得了如何为人父母。作为一个全职爸爸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我可以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两个儿子，每天晚上哄他们上床睡觉。但是我总能隐约感觉到我对女儿的亏欠与此形成的反差。如果我在抚养两个孩子的同时对另一个却很少关照，那我还算是个好父亲吗？即使这种监护协定是由法庭裁决的，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内疚。我感觉自己违背了在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时所做出的承诺：我会每时每刻在她身边保护她。而如今我的孩子却正在由另一个被她唤作爸爸的男人抚养长大。
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根本弄不清楚她的想法和感受。当我打电话到她妈妈家里找她时，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的厌烦，心事重重，失去条理、急躁。她是在生我的气？是她妈妈跟她说了些什么？她做错事了？是因为某个男孩子？我不知道。我本该知道自己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了，可是我不知道。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她在一起，我再次到法院请求获得全职监护权。但是没有成功。法官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认为依旧产生效力的东西。“哪里有效？”我问。他说，由于我和她母亲的关系并不融洽，变动会给艾琳娜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争辩说，恰恰相反：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更好。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只好回家。
又过了3年，艾琳娜17岁的时候不顾法庭的裁决，搬过来同我和我的妻子正式住在一起。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终于可以真正做一回她的父亲了。我将我在我和她妈妈的婚礼上弹过的吉他送给了她；她学了我多年前为音乐学院谱写的一首古典作品。我们和以往一样互相逗对方开心。我们给对方介绍新的乐队。看上去我们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一次可以疗伤的新机会。
然而，艾琳娜住在我家里后，结果并不完全像我期望的那般美好。我的妻子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有耐心、性情温和的人，但是她无法在应付两个让她忙得焦头烂额的双胞胎儿子的同时满足艾琳娜的需求，而当我的女儿看上去无法忍受或者心情郁闷的时候，我却不知该如何与她沟通。于是她再一次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被父母忽视的孩子。
我送她去上大学的时候，内心短暂地涌起一阵自豪感：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父亲，做着为女儿该做的事情，但我同时也很清楚，她还没有为人生接下来的这一阶段做好充分的准备。她没有得到过像我的双胞胎儿子那样稳定、持久的家。她从来都没有自信地感到过自己是父母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于是，在她22岁的时候，她对我说了那段话。她说她从小到大从未感到自己在我的心中占据过最重要的位置；她感觉自己是一个没人疼爱的孩子，不特殊、不重要。我记不清她确切的话了——也许这些话回忆起来太痛苦。我所记得的是她的愤怒、她的诚实、她的痛苦。
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我向她解释原因，我为自己辩解，我把问题归罪于他人。当然，这一切全都没有用——她躲我躲得更远。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联系、不回电话、不来看我。我们的车现在已经完全驶离了道路，翻落了悬崖。我们之间重新恢复联系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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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因子女的疏远而郁郁寡欢，也许你感到与父母隔阂渐深，愈发难以与他们相处。无论如何，你因为这种困境感到迷茫，渴望获得答案。
因此，你试图从各种专业人士那里寻求帮助。有可能这些专家并不理解你，而且他们听上去头头是道的建议结果却让事情变得更糟。比如他们规劝你：“这不过是一时的，给他些时间吧。”“你应该让她记起你为她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此一来，你便是掉进了自己给自己挖的坑里，却又不知道如何从里面走出来。
我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同样也收到过这些尽管不了解情况但却是善意的建议。我并不是在批评某一位治疗师、某一位朋友或某一位家人给出的糟糕建议，因为疏远问题有别于大多数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其他麻烦事，它基本上仍属于那种需要关起门来讨论的话题。尽管现在的书籍、文章和网络内容多如牛毛，但这些对于解决疏远问题而言并没有助益，因为它们讨论的都是有关结婚、离婚或抑郁症等一些较为常见的问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只不过是碰巧运气好，因为，我的诊所里有一位非常善于处理各种高难度病例的顾问，在处理这一难度最高的病例——我，以及令我心碎的被女儿疏远——方面也恰巧非常在行。有了她的建议，我得以和女儿逐渐重归于好。在上一本书出版后，我赢得了一大批来自国内外的父母粉丝，并且通过每周一次的有关疏远问题的在线讲座同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面对所收到的大量电子邮件和问题，我无法每天一一回复，于是我免费为遇到疏远问题的父母及子女开办了一个“周一问答”活动，而且这项活动仍在继续。同时，我还咨询了在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办公室里的父母们，以及美国国内和国外的父母和专业人士。
在我的上一本书出版以来的这些年里，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我希望你也能从成千上万的父母的话语及家庭案例中受益。他们告诉我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以及如何消除痛苦。这些也是你在本书中通篇都将会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