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供需协调

生产是为了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必要生产，也就没有必要耗费资源。对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是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人类的需要不仅是永存的，也是不断变化和增长的。人类的需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两个方面，物质生活需要主要通过产品来满足，精神生活需要主要通过服务来满足。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生产活动的原动力，不过，生产也能引导和刺激消费，具有新性能的产品能够把人们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使人们的需求得到发展。组织生产活动的基本要求是：要做到供需协调。

1.3.1 什么是供需协调

所谓供需协调，就是供方按照需方的要求提供产品和服务。供需协调的程度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供需完全协调、供需基本协调、供需不协调，以及供需失调。

1.供需完全协调

所谓供需完全协调，就是在需方需要的时间和要求的地点，将其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按照要求的数量和质量，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需方。供需完全协调是一种理想状态，它为实现供需协调提供了一个最高标准。要做到供需完全协调是十分困难的，它要求供方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方的需求信息，并随时有足够的产能来满足各种需求。

2.供需基本协调

在通常情况下，只能做到供需基本协调，即不协调状况被控制在一个正常波动的范围内。例如，到超市购物，一时买不到某种所需的商品，但过几天该商品就出现在货架上。

3.供需不协调

供需不协调可以表现为“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两种状态。明显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主要表现在数量上。然而，即使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平衡，也会因品种、质量、价格、时间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出“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需要的品种“供不应求”，不需要的品种“供过于求”；质量好的产品“供不应求”，质量差的产品“供过于求”；价格昂贵的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便宜的产品“供不应求”；应时产品“供不应求”，过时产品“供过于求”；异地优质产品“供不应求”，本地一般产品“供过于求”；等等。

4.供需失调

如果由于外在因素导致出现长时间、总量上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状况，而企业又不可能通过常规的调整产能的方式来适应需求的变化，那么就认为出现了供需失调。例如，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人们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短缺，只能通过发行多种票证来限制人们消费，也是供需失调的表现。又如，战争时期要求大力发展军火工业，生产各种武器；战后军火工业只需维持在国防需要的水平，若不及时进行“军转民”，也会造成国民经济的供需失调。

5.供需双方的演化

供需关系经历了从“供需一体”到“供需分离”的阶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吃自己种的粮食，住自己盖的房屋，穿自己纺纱织布制成的衣服。在“供需一体”的状态下，没有“货不对路”的问题，也不会出现供需失调。但是，“供需一体”的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品种少，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后来，由于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为别人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特定服务的组织，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供方”。而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则成为“需方”。分工提高了效率，改进了质量。但由于“供需分离”，供方通过“猜测”需方的需求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就出现了供需不协调的问题。

由于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供方内部进一步分化，由一个生产者变成一个企业，再进一步形成一条一条的供应链。这里说的供方和需方，不仅包括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也包括每个企业内部的前一生产阶段与后一生产阶段、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等。这种情况意味着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不是直接为最终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它不仅使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而且也导致了生产活动组织的进一步复杂化，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生产活动更容易脱离最终需求。

一般来说，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有各种企业加入生产过程，每种企业只是完成产品制造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加工任务。例如，采矿企业将矿石提供给冶炼企业，冶炼企业将矿石冶炼成钢铁提供给加工制造企业，加工制造企业将各种材料加工成产品提供给它的用户，包括最终消费者和其他企业。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系列的供方和需方。

实质上，供应链上任何一个企业既是供方，又是需方。每个企业都有输入和输出，相对为它提供输入的企业来说，它是需方；相对接受它的产出的企业来说，它是供方。需方消费供方的产品，同时也为它的需方提供产品。例如，冶炼企业是采矿企业的需方，它同时又是机械制造企业的供方；机械制造企业是冶炼企业的需方，它同时又是各种机械使用者的供方，也可能是采矿企业的供方。一般而言，供应链的每个环节、每个企业既是供方，又是需方。即使是原材料采掘企业，它也需要有其他企业为它提供采掘机械、人工和能源等输入，它也不是纯粹的供方。最终消费者也要通过劳动为各类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输入，也是供方。每个企业都需要其供方提供输入，都需要其需方接受产出，应该从“供需协调”的视角去解决供需失调问题。

1.3.2 供需失调的原因及其后果

从根本上讲，供需协调就是供应链各环节的产能都要与最终消费者的需求相协调。从最终消费者的视角，供应链上游的所有企业都可以归为“供给侧”。供需失调的实质就是供给侧的产能与最终需求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要么严重不足，要么严重过剩。

供需失调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非市场因素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主要是政府通过投资和补贴对经济活动进行的直接干预。为什么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造成供需失调呢？从根本上说，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太复杂，牵涉的因素太多，而这些因素又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人们制订的计划往往脱离实际而且又难以跟上市场的变化，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别说通过计划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即使对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如交通问题，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理。假设某个中等规模城市试图减少交通拥堵，要对交通实行计划管理。为此，规定全市各单位、每个人每天零点之前要将第二天的用车计划上报到全市的一个运输调度中心。该中心通过巨型计算机对每辆车的出行时间和路线进行优化，然后将优化的结果发送到每个用车的单位和个人，告知谁什么时间从何处出发，经过哪些街道，就能够“最优地”到达目的地。这种“计划经济”的办法可行吗？首先，“计算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任何计算机都不可能对这种“组合爆炸”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优化。其次，即使通过人工智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优化，或者寻求到一种“近优解”，不可控的随机因素也会随时破坏事先制订的“完美计划”。例如，当你按计划开车出行时，突然前面发生交通事故或突发事件，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紧急出动，你的出行计划就完全被打乱，并引起所有按计划出行的车辆都不能按计划行驶。最后，如果你临时有急事，如家里有人生病急需送医治疗，但由于前一天没有提交用车计划，你就不能用车出行。因此，“计划经济”的办法缺乏适应变化的灵活性。全世界没有谁会设想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理城市交通，相反，都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交通：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制定规则（右行或左行、交通信号灯、指示牌、车辆行驶线、斑马线、限速指示等），车辆驾驶员和行人只要按规则行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行。

一个城市的交通无法通过“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理，交通、物流以及人的出行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人们对个性化产品的需求千差万别，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要比一个城市的交通管理复杂得多。因此“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理想，这已为不少国家的实践所证实。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我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供不应求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GDP已排名世界第二。不过，政府的直接干预从某种程度上也使一些问题显现出来。由于GDP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将巨额投资和“卖地”收入用于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刺激了钢铁、煤炭和水泥的生产。这些生产活动不是由最终需求引发的，而是由政府的决策造成的，它确实使GDP和“政绩”上去了。现在房地产基本饱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基本完成，钢铁、煤炭和水泥已经形成巨大的过剩产能。2013年，中国以7.79亿吨的粗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近一半（48.5%）的粗钢产量，造成严重的“供过于求”。据报道，一吨螺纹钢材已经从2011年的4500元跌至2013年的2900元，以致钢材卖出了白菜价。中国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约为3亿吨，整个行业亏损估计达800亿元。削减钢铁、煤炭和水泥产能，将造成大量员工失业，使人们的购买力降低，内需进一步萎缩，并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

不仅如此，生产过剩的钢铁、煤炭和水泥还造成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据专家研究，京冀地区严重雾霾的主要原因是近十余年快速出现的河北东部和中南部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重工业过剩产能，尤其是钢铁和水泥。

又如，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或者资源丰富地区，建设高速公路、修建高铁，是合适的。在西部边远的山区，人口密度低，经济不发达，即使在崇山峻岭修建了高速公路，除了显示工程之宏伟外，从经济上讲是没有意义的。路上行驶的车辆很少，投资回收将遥遥无期。

1.3.3 如何实现供需协调

扩大内需、投资和外贸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满足国内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根本，只有它才是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主动力，投资和外贸最终还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公路、铁路、桥梁、通信设施的建设，是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但也要与当时的需求相适应。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后，就不需要那么多钢材和水泥了。外贸是国家之间一种互利的经济行为，将本国有优势的产品卖到其他国家，换取外汇再从国外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外贸不是为了赚取外汇，而是要买回本国人们所需的物品；外贸不是援助，应该是互利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经历了2001～2010年的十年辉煌，目前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进入低端制造业，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提高。

最终消费者的需求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原动力。人的需求是最终需求，一切生产活动源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归根到底，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食、衣、住、行、健康和精神上的需求。偏离了这个方向，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改善，“内需”乏力，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内需”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年龄结构、收入和消费欲望。人口数量的过多过快增长会造成资源紧张、环境破坏；人口数量的减少会使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研究表明，一对夫妻平均生育2个孩子是恰当的。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力，但刺激了老年事业的发展。房地产价格过高，而人们的购买力过低，造成房地产开发过剩，从而对钢材和水泥的需求大大减少，导致其产能严重过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要考虑“供给侧”，又要考虑“需求侧”。通过减轻各种税费，免除人们对医疗、上学、养老的后顾之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来拉动经济，产能过剩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要实现供需协调，最根本的是供应链各环节的产能都要与最终需求相协调。而要做到供需协调，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脱离最终需求而主观地加强或削减供应链某个环节的产能，只能造成供需失调。

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使供需关系协调。企业是营利组织，它的生产目的就是获得利润。为此，供方企业通过向需方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得销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设备运行和维护成本，以及各种税费之后，还有一定的剩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果没有剩余，企业将破产、倒闭。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通过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进行平等竞争。对某种产品而言，凡是有多个供方或有多个需方，就会出现供方和供方的竞争或需方和需方的竞争。

需方之间的竞争对供方有利，供方之间的竞争对需方有利。当“供不应求”状况出现时，就会导致以下现象：供方地位提高，价格上涨、质量和服务水平下降，刺激产量增加、产能扩张，并促使更多的供方加入。“供不应求”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原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这时，企业采购部门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抢购原材料成为企业正常生产运作的关键。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尽管有时“货不对路”，或者价格偏高、质量偏低，但需方别无选择。于是，刺激企业扩大产能，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使产能扩大，结果，逐步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

当“供过于求”状况出现时，供方之间的竞争激化，需方之间的竞争弱化。“供过于求”将导致以下现象：需方地位提高，价格下跌、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库存增加，为推销产品出现“回扣”现象。“供过于求”迫使供方不断改进质量、加强对需方的服务，使需方满意，甚至要超越需方的期望，才能赢得市场。这时，企业营销部门的作用凸显出来。成本高的企业出现亏损，退出竞争，产量减少，逐步达到供需平衡。因此，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维持供需动态平衡，做到供需基本协调。

超市货架上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最终消费者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信息引发了一系列生产活动。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通过维持一定量的成品库存来及时满足下游企业的需要。当成品库存水平下降到确定的订货点时，企业就开始补充生产，而补充生产消耗了原材料。当原材料库存水平降到确定的订货点时，企业就向其上游企业发出订货。这样，就保证了一系列生产活动是按照最终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的，就不会产生供需失调现象。但是，这种需求信息会从供应链的下游到上游逐级放大，使得远离最终消费者的生产企业具有更大的盲目性，这就是“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通过实施协同计划、预测和补货（CPFR），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共享计划和预测数据，实现供需匹配。CPFR要求供应链合作伙伴共享销售点（POS）的信息，基于一个集体认同的需求预测值进行工作。CPFR的成功实施可以减小订单波动、提高销售收入、减少安全库存、提升订单履行率和预测精度。

诚然，国家还有国防需要，家庭也有“家防”（如防盗门窗等）的需要。国防有时会通过战争来使本国人们获得和平与安宁。然而，战争这种“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是人类还没有脱离野蛮状态的一种现象。各种武器和军火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它的生产和维护却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将给国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国防强调的应该是“防”，而不是“攻”。如果国家之间都能够彼此尊重、友好相处，国防也就没必要了；如果社会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防也就没有意义了。

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是有害的，但国家间接干预经济活动则是必要的。例如，通过税收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减少人们的贫富差距。国家对某些企业征收高税收，就会迫使这些企业退出该行业；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征收高额的环境污染费，就会控制这些企业的“三废”排放。对个人收入采取“累进所得税”，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基尼系数就会降低。单纯压缩“供给侧”的产能并不能解决供需失调问题，应该从供需协调的角度同时考虑“供给侧”和“需求侧”。假如某国的企业税负过重，以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为应对过重的税负，企业只能降低产品性能，采用劣质原材料，压低员工工资和福利，并通过不正当渠道销售产品。政府一定要让企业“有利可图”，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对鼓励发展的企业降低税费，对中等收入以下的老百姓减少税费，使大量的民众有钱消费，并无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内需”才能扩大。这样才能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组织生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组织企业内部资源和利用外部资源，使自身具有满足不断变化的外部需求的能力。企业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也被称为“柔性”。生产系统柔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能够适应不同的产品或零件的加工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机器能加工的产品（零件）种类越多，则柔性越好。二是转换时间。加工不同产品（零件）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则柔性越好。生产管理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产能适应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产能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是组织生产过程的永恒主题。

需求是由顾客决定的，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企业不能不按顾客的需求组织生产活动。产能是由生产场地、生产设施和人员的数量、质量及其协调程度决定的，是相对稳定的。需求的动态性可以表现为对某种产品需求数量的变化，也可以是产品品种的变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数量的改变，会造成产能的不足或过剩。在通常情况下，要使产能适应某种产品数量的变化，可以通过增减工作时间、增减员工数量、转包等方式来调节；而要使产能适应品种数量的变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以不变应变”和“以变应变”。

所谓“以不变应变”，就是硬件设施不变，通过改变软件来适应外界需求的变化。例如，采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和柔性制造系统，就可以在不改变硬件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编程来加工不同的零件。但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柔性都是有限的，它们只能加工一定范围的零件，而不能加工所有零件。完全实现“以不变应变”的“理想机器”应该能够加工所有不同的零件，如果这种“理想机器”在技术上能够实现，那么企业应对变化的能力将得到空前的提高。“理想机器”为机器的改进提供了最高标准。

由于在目前条件下单纯采取“以不变应变”的方式还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以变应变”的方法。所谓“以变应变”，就是对生产系统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适应需求的变化。例如，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提出的“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就是从顾客需求的角度出发，按业务流程来重组企业内部资源；“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是通过动态地组织企业内外部资源来满足市场需求的。

“以不变应变”这种方式容易实现，成本低，但应变的范围较小；“以变应变”这种方式的应变范围大，但实行的难度较大，成本也高。过去，“以不变应变”这种方式应用较多，但由于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在技术上没有突破之前，“以变应变”这种方式将会得到更多的应用。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产品必须按照顾客的要求设计制造，产品的特征是朝着个性化方向发展的。为了适应产品变化，必然设计制造部分专用零部件以构成某种特定产品，这些专用零部件是“以变应变”的结果。然而，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通过模块化、标准化和通用化，减少零部件种类的变化，这就是“以不变应变”。只要能够满足顾客对产品的要求，应该尽可能地减少零部件的变化。

从“作坊组织”到“机械组织”，使产能得到空前的提高，使企业能够像机械那样高效率地运作；从“机械组织”到“有机组织”，使企业能够像生物那样适应外界的变化。然而，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适者生存”，不适者将被淘汰，“有机组织”已不能适应现代全球化竞争的环境。现在是从“有机组织”向“自适应组织”发展的时候了。“自适应组织”能够根据外界的变化，进行重组。“可重组制造系统”（reconfigura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和“可重组企业”（reconfigurable enterprises）的提出，正是“以变应变”这种方式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