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面临这样一种状况：一说话就紧张。于是跑到知乎上问：“说话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说话才不会紧张？”得到的答案通常是：你对说话的对象不了解，对想要表达的内容不熟悉，所在的场景没有给你安全感……

解决方案一般会归结为“提高熟练度”——通过练习，让内容烂熟于心，让交谈的客场变成主场。一个优秀的销售员在与你碰面之前，可能已经在镜子前把谈话内容演练过很多遍了。罗永浩（也许是中国最会演讲的公众人物之一）曾透露，一场2个小时的演讲，他要准备200个小时以上。

于是我们有了一种印象：说话能力就像肌肉力量一样，是一种可训练的能力，只要练习量充足，你就可以在任何场景中，面对任何对象，谈论任何话题。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工具主义+还原论视角”的粗糙简化版观点，我们把说话这件事想得太片面、太静态、太孤立了。

关于语言活动中伴随的紧张感，有一个更抽象、更具普适性的解释：这种紧张在根本上来自一种“不对称性”，而且这种不对称是永远无法找齐的。你也许有些蒙，不对称？是什么东西不对称？这里有必要援引一些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知识。

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符号互动理论，专门研究社会互动中的符号互动，代表人物之一欧文·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指出，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包含着两类完全不同的符号互动，一类是“给予”的表达，另一类是“流露”的表达。

给予是主动的，而流露是被动的。举例来说，你给朋友做了一道菜。他吃完点头称赞，这是给予；而他的神情却告诉你，并不是真的好吃，这是流露。你向老板汇报方案，他说“还不错”是给予，眉头一皱是流露。我们可以将给予和流露的区别理解为表意信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

语言符号的反馈怪圈

在符号互动过程中，给予是容易操纵的，流露则不太容易控制。有个成语叫察言观色，观色比察言更能获得有效信息。在符号互动中，信息发送者（说话人）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放在给予上，而接收者（受话人）则同时关注两者，甚至天然地更关注流露。这就会造成第一重不对称——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受话人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在实际交往中，这种不对称会被迅速拉平，因为“说话人知道受话人知道”。我知道你知道观色重要，我便能利用这一点，制造虚假流露。一旦我如此操作（我也一定会如此操作），我们就开启了一场极其复杂的信息游戏，用戈夫曼的话说就是：“双方为一种可能的隐匿、发现、虚假显示、再发现的无限循环设置了舞台。”

你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理论上，这个游戏是无限复杂的，复杂到任何交流都无法展开，一开口，双方便会被卷入一个无尽的猜疑链。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大部分时候，我们的交流是高效的，是因为“受话人优势”永远存在——操纵自己虚假流露的难度和代价总是高于识别一个虚假信息的难度和代价。这就使得人们在博弈层面达成了默契。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受话人的永恒优势，使沟通成了可能。

关于语言活动中伴随的紧张感，有一个开脑洞的答案——说话人感到紧张，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觉察到了自己的永恒劣势。

紧张感的理论模型是这样的：说话人在说话，也意识到了他在流露，更意识到了受话人接收到了他的流露，于是他刻意减少这种流露，减少这种流露的表现成了另一种流露，说话人意识到了这种流露，也意识到了受话人意识到了这种流露，于是他刻意减少这种流露，减少这种流露的表现成了另一种流露，于是他刻意减少这种流露……

说话人身为被观察者，感知到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永恒劣势，却怎么也逃离不了游戏机制设置的反馈怪圈，他无法用理智澄清这种状况，只能感到持续强化的恐慌和紧张。这显示了一切符号互动的根本性悖论——自我指涉循环。

这个悖论是导致社交活动中诸多紧张现象的根本原因。比如，世俗智慧总是教导我们要察言观色，意在简化交往行为，获得更多掌控感，但结果往往背道而驰：当你观色时，也正在被当成色来观，你意识到你观色的行为被观色，于是刻意减少这种流露，却因此流露出了新的色，被卷入紧张的增强回路……如果一个人在陌生的社交场合过于刻意地察言观色，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会把自己观得越来越紧张。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对自身与他人流露的过度关注以及补救行为会激活大脑中的行为抑制系统，当该系统被激活时，我们会感到焦虑、局促甚至惊恐，行动的积极性会被削弱。相比之下，内向型性格的人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紧张感，因为他们更加敏感于给予与流露的二重性，敏感于这种反馈回路产生的张力，大脑中的行为抑制系统也更加活跃。

我们敏感于这种张力，却缺乏理解它们的知识，最终只能将这种结构性的紧张贬低为说话人的某种熟练度乃至心理素质问题，这种偏狭的归因会导致更多心理问题。殊不知，内向者敏感于复杂，可以是一种优势，而外向者钝感于复杂，也是一个需要补全的短板。若要将其中的诸多庞杂细节探讨清楚，需要我们对语言活动的根本逻辑有更深刻的理解。

说话既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又是世间最难精通的信息游戏。一个事物，如果同时是最基本和最复杂的，它就会成为派生其他现象的复杂性的源头。这些复杂性充分体现在我们的社会活动、文化习俗、心智模式乃至自我意识之中，而我们极其缺乏专门的知识来处理这种复杂性。

敢于直面这种复杂性，是掌握说话之道的前提。通过阅读前面的内容，你应该注意到了一件事：当我们把这些在潜意识中拧成一团的紧张感在语言世界中掰开揉碎，平铺在思想界面上仔细检视时，你的紧张感就已经消散大半了。“喏，这些东西是绳子，不是蛇。”我把这种现象叫作理论的慰藉效应。

你很难在汗牛充栋的“如何好好说话”的方法里找到这些慰藉，它们太具体、太工具主义了，比如手把手教你在什么场合该怎么说话，用一套话术让你和任何人都聊得来……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它们停留在技巧和方法层面，回避了最艰深的硬核部分，而那些硬核的学术知识（比如符号互动理论）又因为追求更好理解，不得不进行高度抽象的表达，却反而显得晦涩难懂，一眼望去，读者都不知道其与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本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希望你能借由它，先去到硬核中探索，再回到生活里。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说话，无非是一个人从嘴里吐出些语言符号让另一个人听到并理解的活动。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信息”“意思”要传达。这个信息究竟是什么信息，这些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暂不细究，姑且用“意义”来指代它们。

说话是使符号产生意义的活动。

问题是，传达不是平滑的，而是受很多因素影响。按照符号学的说法，在传达的过程中，同一个符号会衍生出三种意义，即说话人的“意图意义”、文本自身的“文本意义”、受话人加工出来的“解释意义”。

比如下面这则笑话：

学生：老师，你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老师：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这个笑话揭示了说话的第一重复杂性：“意义漂移”。

一个词语的意义常常在意图、文本和解释之间飘忽，学者把这种特性叫作符号的“无限衍义性”。

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查尔斯·皮尔士将语言符号分为符号文本、对象以及解释项。一个文本符号（比如中文词语“东西”）的意义不是内在的，不存在于某个物理对象之上，只存在于我们对它的解释项之中。

绝对孤立的“没用的东西”一词，是空洞的摆设，是个没用的东西，它的意义只能在句子里通过其他语词符号来间接确认，而其他语词符号的解释意义依然需要其他语词符号来间接解释，无限衍义的“无限”就体现在这里。皮尔士曾为“符号”下过一个悖论性定义：“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

有些词语的意义漂移空间很小，比如苹果、电视、中国、财富、生命；有些词语的意义漂移空间极大，比如爱情、意义、价值、东西、精神；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误以为某个词的意思很明确，殊不知其背后有巨大的释义空间，比如何以中国、真正的财富、生命的本质，它们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来探讨。

符号的无限衍义性使得歧义笑话、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成为可能，也使我们的人生陷入荒谬，我们总是在意义飘忽不定的语言游戏中虚掷人生，不断追问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人生有什么“意义”？

为了克服意义漂移带来的麻烦，在组织句子时，我们会使用下面这类短语来使意图、文本和解释三者强行同一。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说实话……

我真心是这样想的。

这真的是为了你好。

……

在语言学中，这些属于“元沟通话语”，是“关于沟通话语的沟通话语”。有趣的是，结合前面讲过的自我指涉悖论，这些语句一旦出现，情况反而变得更复杂了。

比如，你认为“说实话”是在发出信号表示“请注意，我的意图和文本是同一的”，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强调“你的解释跑偏了”。

但你要记得，元沟通话语依然是待解释的话语，这些信号也成了待解释的新意图。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某人“说实话”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我要开始扯谎了”，“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的意思往往是“你居然猜中了我的一部分小心思”，“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则是在说“真的是为了你好，因为你不好这件事影响到我了”。

我“当真”在和你“开玩笑”

中文世界里有两句话特别能反映人们在无限衍义游戏中的机智表现。一句是：“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另一句是它的镜像反转：“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若说话人认为他的意图被过少、过轻地解释了，他会用“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吗”来强行纠正解释；若说话人认为他的意图被过多、过重地解释了，他依然能用“你怎么还当真了呢”来找补。你作为受话人，觉得这游戏太难了，于是问：“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实际情况是，对方既希望你对某些意义当真，又希望你对某些意义一笑置之，这取决于何种情况对他更有利。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准确地表达意义，只能在游戏中反复试探、来回摩擦。

为什么人们在和孩子互动时会非常放松？因为孩子总能在常识意义上解释你的意图，该当真的时候，他真的会当真。一个学前期的孩子学着大人模样说出“说实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你只会觉得非常逗趣，因为他并没有在元沟通的意义上使用这句话，不会使游戏变复杂。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被迫成为语言游戏的熟练玩家。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说法，当进入儿童中期（6~12岁），孩子的元语言意识会逐渐成熟，他们会一脸严肃地、在大人的意义上说出“说实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变成招人烦的“坏小孩”。此时，你就需要更审慎地对他说“我真的是为了你好”这种话了。

明明是对意义漂移导致的复杂性的克服行为，最终却增加了复杂性，“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的结果是越来越说不清楚。这是语言游戏的第一重复杂性：“无限衍义下的表意困境”。

此时你会生出疑问，虽然上述现象的确存在，但我们总有把话说清楚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什么？这里我们需要在前文示意图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

语境—语用—语义

在沟通环境中肯定不只有沟通双方，“背景环境”是先于双方在场的。意义在双向交流过程中不断漂移，环境则提供了某种约束力，试图将意义吸附在特定范围，沟通的媒介、交往场所、双方的认知背景和所处的集体文化形态，都对意义生成有重要的影响，由此，我们引出了“语境”这个概念。

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认为，虽然符号有无限衍义特征，但那是一种潜在特性，不必过分追究，日常生活中的表意行为，是一种“封闭漂流”。这个封闭漂流的空间被称为语义场，意义在其中凝结之处，叫作意图定点。在特定语境中，我们开口说话，以达到自己的企图，这些带着企图的话语，则在合适的语境中被解出意义。这正是语言学中语境、语用和语义三要素的基本关系。

在上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条基本线索：

（1）语境无处不在，但隐而不显；

（2）语用生成于说话人，语义生成于受话人。

在交往活动中，一个成熟的受话人会执行一个基本理解策略——“根据语境臆测语用，根据语用推断语义”。

比如，“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这两句话只有在被理解为“你到底想干吗？你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时，符号的无限衍义活动才会暂停，沟通才会被推进，这是因为受话人在直接追究说话人的语用。

受话人会进一步追究，思考对方是在何种处境下，基于何种假设/信念产生的这些目的和用意，从而说出这些话。这是在追究语言背后的语境。“当真”与“玩笑”的分寸感往往来自对语境的理解。

不在语义层面纠结，而是关注语用和语境，这个理解思路无论是在对抗性辩论还是助人式沟通中都很常见。在对抗性辩论中，受话人通过这个路径发现并攻击对方的前提假设；在助人式沟通中，受话人通过这个路径揭示对方的限制信念，改变他的固有观点。

那么，我们怎么确保能找准这些假设和信念，从而推断出真正的意图呢？事实上，你经常会找不准。有时差之毫厘，有时谬以千里，“你说的我都懂”“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可以用来表示理解，但也常常是误解甚至是争吵开始的信号。我们觉得争吵和误解属于非理性的无效沟通，其实如果对误解和争吵进行分析，就能更清楚地揭示我们沟通时心智运行的默认模式。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在吃晚餐时，丈夫抱怨了一句“这菜我都吃腻了”，妻子突然愤怒，丈夫一脸困惑。

“怎么为这点小事发这么大的火？”

“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你心里没数吗？”

“我心里有什么数？”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

“我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你心里最清楚！你根本不是吃菜吃腻了，你是看我看腻了！不是菜没有新鲜感了，是你对我没有新鲜感了！”

“你又开始了，每次你都能把芝麻粒大的事升级成我们的关系问题，你已经被自己的思维模式困住了！”

……

发现了吗？在这场争吵中，双方充分用到了前面提到的理解策略，穿透了彼此的语言，抵达了背后的意图。

这里我们不关心男方是不是真的没有新鲜感了，也不关心女方是不是真的被自己的思维模式困住了，无论如何，新的冲突语境被建构起来，亲密关系语境被破坏。

不管真实情况怎样，揣度、臆测的话语一旦被说出，怀疑、敌对的语境就不可避免地生成了，意义的漂流空间会被新语境逐渐锁死，我们一定会朝着特定的方向解释接收到的一切。此时揣测得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真实情况”就在这些交互中实实在在地生成了。

我们总在寻求说话人意图和话语意义的确定性，但很多时候，我们区分不了某个意图、意义是被我们的理解探究出来的，还是在探究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

复杂性魔咒再次出现，这是我想揭示的第二重复杂性：“共构语境下的解义困境”。

第一重复杂性（无限衍义下的表意困境）是基础性的，反映了语言活动中的表意困难；第二重复杂性是衍生性的，我们试图克服这种表意困难的解义策略反而制造了各种冲突和龃龉。在前一种情况中，意义居无定所；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尽管意义有了居所，却是个危楼，被不停地摧毁、重构着。

我们需要一种比语境更具约束力的东西来克服表意与解义的双重困难。在生活中，我们把那些东西称作集体共识。

穹顶之下的符号秩序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当一些西方人身处重要场合时，经常用左手摁着一本精装印刷物，嘴里念念有词；我们常常围着一个圆形的家具，端着一杯酒，相互流露真情；我们东边的老邻居日本人，则喜欢边说话边加入大量头部、腰部动作来补充强调他们的意图。

中国人喜欢在酒桌上谈生意，是因为关于酒文化的共识能强有力地规定我们的语境，约束表意与解义的衍变空间：“酒后吐真言”“（要说的话）都在酒里了”“酒品如人品，酒量即度量”……复杂的交流确实被这些集体共识简化了，但是，我们要一再重复以下辩证逻辑：硬币的另一面是，语言活动也因此被搞得更复杂了。

比如，在不认同酒文化的年轻人眼中，劝酒的文化蠢到不可理解。不妨演绎一段代际争论，说明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刚刚接受了我观点的一个儿子对父亲说：“你们这些老家伙搞出来的饭局文化真是蠢到家了，以为饭局能让人从假装流露的虚伪状态进入真实流露的状态？不过是从假装流露进入了一种更精致的假装流露而已，那些酒过三巡有真言要吐的叔叔伯伯，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忘了自己在说谎的状态而已。你们成年人的真诚，根本是一种双重虚伪。”

这番说辞揭示出，在同一文化中的顺畅沟通，是以在不同文化间建立壁垒为代价的。“老家伙”们当然能用同样的逻辑来攻击年青一代社交文化中的虚伪性，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存在一种摒除了一切集体共识、绝对真诚的交往状态吗？“文化间的理解鸿沟”是我们在沟通中要面对的第三重复杂性。

我们的相互理解，总是一个大误解之下的小理解、一个整体误解之中的局部理解。我们需要通过共识结成集体，但使我们结成集体的那个共识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忘却规范与共识的存在，我们才能自在地缔结关系，刻意去追究共识的合理性，反而会破坏关系。

“知道为什么咱爷俩关系越来越差了吗？”老爷子反驳，“就是因为你总在我面前做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理性分析，我倒想反问，你说这些的背后意图是什么？是为了说清楚一个道理，还是为了说明你比我强？请你用年轻人的‘真诚’回答我这个问题。”

父亲的发言似乎占理，我请你特别注意父亲发言中的“指向人际关系的话语”，以及话语背后权力流动的声响，这是我们理解沟通的一把金钥匙，下文会提到。

前面的讨论，看似层层递进，但本质上是同一逻辑的重复展开：符号特性导致交流障碍，对障碍克服失败迫使我们建构新规则，新的交流规则却进一步导致交流障碍，迫使我们构建集体规范……复杂性层层叠加。这就是无限游戏的特征，规则动态生成，边界无限延展，克服规则的行为本身制造新的规则，对边界的试探导致新的边界出现。

读到这儿，可能你有点绝望了，先是符号层面的意义漂移，再是话语层面的语境不可控，最后到文化层面也不可通约，本来还能好好说话，现在彻底不会了，费了半天劲，得到一个如此复杂、阴暗甚至消极的沟通观，说好的理论慰藉呢？

慰藉在于，这样的沟通观能为我们破除那些完美沟通的神话——认为有人能在所有场合都说出合适的话来，能和所有人都聊得来，三言两语便可打动人心，掌握了这些技能的人能收获幸福的生活……抱着这些期待去理解说话、学习说话，常常使我们感到挫败。

如果能够破除它，我们就能还原各种神话的本来面目，比如“张嘴就来”神话。

你我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某个场合，某君说起某个观点来头头是道，旁征博引，对听众的疑问对答如流，条理清晰，听众纷纷拜服，我们用“张嘴就来”形容这种语言奇观。殊不知很多时候，这是避免交流的结果，我称之为基于充足准备的自说自话。之所以旁征博引，是因为烂熟于心；之所以对答如流，是因为“都在射程内”。

你没看错。为了达到“真正的”交流目标，我们可能需要减少“实际的”交流行为。

那些精彩的演讲、辩论、脱口秀乃至饭局上的神奇表现，都是强准备的结果，但语言活动非常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即时性错觉”，我们倾向于将这些强准备的表演误认为高天赋的即兴能力，说话人本人当然不介意给听众造成这种误会，大众传媒甚至亦致力于构建这种文化景观。如此，各种关于说话与表达的神话就诞生了。

当真给这些神话主角一个完全开放的命题和自由交流的氛围时，奇观往往很难复现，反倒是很容易出现另一语境中的“张嘴就来”——东拉西扯、信口胡诌。这种时候，“狡猾的说话人”会想办法让话题进入他的优势射程范围，“高明的说话人”会开始有策略地倾听，巧妙地提问，以完成各自的游戏目标。

沟通的根本动机与终极目标

到这里，我们才引出了本章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玩语言游戏的根本动机和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传递某个讯息吗？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符号互动是信息来往，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才能成为语言游戏。驱动我们玩这个游戏的，绝不是什么讯息的传递，而是对关系的构建。个别时候，我们希望这种关系是平等的，但多数时候，我们希望它是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差序关系，这种差序关系背后，是欲望的实现和权力的流动。

如果想要破除前面讲到的三重复杂性，我们必须回到最初的逻辑起点，并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重新发问。

人，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于世间，最原初的欲望是什么？当然是“成为主体”，而成为主体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另一个主体建立关系，让其成为你的对象，毕竟主体是相对于对象存在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认为，两人相互注视的过程就是彼此争夺主体性的过程，我通过注视你，把你变成对象，你通过注视我，把我变成对象，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存在着相互争夺主体性的欲望张力。

有一种东西可以打破这种充满张力的平衡，制造一种明确的不对称性，使主体获得承认。在这种不对称性中，张力被释放或抑制，关系趋于稳定，更多的关系得以建立，这种神奇的东西后来被人们命名为“权力”。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权力的运用是所有行动的普遍特征，权力反映出行动者之间的自主与依附关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将权力看成一种关系策略，他说：“权力的施展不仅仅构成伙伴之间、个体之间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它还是一些行为作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方式。权力通过一种类似网络的组织被使用和被实行。并且，个人不仅在权力的脉络之间流转，而且永远处于这样一种位置，既体验着权力的支配，同时又实施着权力。”

权力有点像是心理世界的基本作用力，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的意义活动之中，支持着意义世界的运行。

我们需要关系，并且需要运用权力来维系关系，这是我们展开语言活动的原初动力，我们必须非常坦诚地面对这个事实，才能发现“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和“最复杂的信息游戏”之间的深刻关联。

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团队的作品《好好说话》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五维话术的模型，说明了语言游戏中的权力流动规律，很有启示意义。

前文中那个“狡猾的说话人”，他的目标是通过语言活动来形成某种权力认同，使自己获得主体自觉；而那个“高明的说话人”，则是希望通过巧妙的提问，让对方形成权力的活动得以展开，使对方获得主体自觉。

只有在这一层理解中，他才会提出巧妙的问题，比如那个几乎被所有沟通类教学书籍推荐过的黄金马屁问句：“您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成了陈词滥调，现在流行的是它的“反转版本”：“你最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在前文反复提到的语言活动的复杂性，在权力运行的框架下会被降维，变得清晰。权力活动和语言活动相互纠缠的终极产物——“集体共识”，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指向性的名词来指代它：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

权力既是展开语言活动的原动力，也是终止语言活动的制动力——“运用权力”才是对意义漂移和语境不可控的终极克服，权力能凭空构建出一个话语情境，来强制扭转我们对意义的解释，使其服务于权力所有者的欲望。一言蔽之，说话是使语言符号产生意义的活动，但一句言语到底有什么意义，取决于谁拥有最终解释权。解释的权力能终止意义在玩笑与当真之间的摇摆，调停所有分歧语境下的争论，让集体共识中看似荒诞的行为变得合理，基本的生存活动与复杂的信息游戏之间的纽结点就在于此。

在权力关系的视野下回顾本章内容，会收获一种通透感。

比如，说话的场景类型往往是错位叠加的。如果我们和某人沟通采用的方式，是进行充足准备的自说自话，那么这本质上是打着沟通幌子的演讲，我们在向他人昭示权力的归属。

我们之所以认为前面那位父亲更占理，是因为我们在辩论的框架下进行了第三方评价，他提及了语言活动的关系—权力属性，抽掉了儿子话语中虚假的理性根基。如果回到沟通的框架下，这位父亲则因为争夺主体性而制造了一次破坏关系的谈话，赢了道理，输了关系，那是一次成功的辩论，也是一次失败的沟通。

直接谈及权力关系是非常危险的，这将直接取消语言游戏的暧昧性，赤裸裸地暴露背后的权力结构。虚掩这种结构，使其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中静默运行，正是人们参与语言游戏的首要目标。运用之妙，尽在“当真”和“玩笑”之间。

那位暴怒的妻子，直接扯掉虚掩在不对等关系之上的暧昧话语（“菜吃腻了”），将她理解中的深层关系暴露出来，本质上试图摆脱话语干扰的暴力夺权行为。问题是，当暧昧性被取消之后，维持关系的空洞符号——“爱情”，这个本就没有所指对象的漂浮之物，也因此失去了衍生“意义”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