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他乡的归化与异化
在中国古代诗文英译中，美国的汉学家刘若愚译晚唐、康达维译辞赋和《文选》、赤松译寒山诗、宇文所安译盛唐、戴维·亨顿译山水诗，各自都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英译中，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译《聊斋志异》、美国的汉学家马瑞志译《世说新语》、韩南译《十二楼》、英国汉学家闵福德译《聊斋志异》，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英译中，英国汉学家霍克思译《红楼梦》、美国的汉学家芮效卫译《金瓶梅》、罗慕士译《三国演义》、英国汉学家韦利译《西游记》、美裔汉学家沙博理译《水浒传》、英国的汉学家詹纳尔译《西游记》、霍布恩译《水浒传》，各自都得到了高度认可。
在中国古代史传文学英译中，美国汉学家华兹生和倪豪士先后译《史记》、杜润德译《左传》，各自都赢得了一片赞誉。
在中国古代戏剧和说唱文学英译中，英国汉学家艾克顿译《桃花扇》、美国汉学家柯迂儒译元杂剧、白之译《牡丹亭》、奚如谷译《西厢记》、梅维恒译变文、荷兰汉学家伊维德译宝卷，各自都成为相应领域的翘楚。
对这些汉学家的成长背景、汉学生涯、英译历程、移译理念、价值认同及相关影响等问题进行跟踪和研究，对讲好中国故事、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并融进去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展而递次展开，到新千年始呈突破之势。从1935年第一个由官方创办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杂志《天下》，到20世纪90年代由杨宪益主持的“熊猫丛书”，再到21世纪以来启动的中国文化典籍外文版“大中华文库”和“中华学术外译”系列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渐闯入外国读者和学者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英译现状的研究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类讨论。但对目标语翻译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活动始终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有针对性地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但从我国作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梳理相关活动的成果比较丰硕，质量也都较高。最早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专著是 1976年由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英译絮谈》，作者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沙枫。他的另外两部专著《中国文学英译絮谈》和《中诗英译絮谈》也相继出版，并沿用了原译文节选加简要分析的形式。沙枫的三部“絮谈”拉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研究著作的序幕。截至2015年，这类研究专著就已达43部，近年来又已出版多部相关著作。1980年至1989年出版的四部专著均为“在国外”系列，以1981 年戈宝权所著的《〈阿Q正传〉在国外》为首，全书以单个现当代作品为研究中心的专著。作者选取了鲁迅最早被译成外文的《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在书中分别就英、法、日、俄、德等译本进行评析。此后十几年间，多部专著先后出版，其研究角度从单个作品和作者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学的主体，如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和施建业的《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前者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分别论述了英国各时期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最后作者还分析了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前景。
自2010年以来的十多年里，有关专著数量就达几十部。就研究重点而言，有的是单个作者的作品英译情况，有的是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其中书名含有“传播”或“接受”的专著就有多部。但纵观各专著的研究对象，极少有针对英美等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的。
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相比较来说，微观研究占主体。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研究包括对整体的宏观把握以及对特定作家和作品的具体分析。根据对中国知网的统计，宏观上研究中国文学英译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论文已经超过1000篇。从时间上看，2000年以前的仅有1篇，为梁丽芳1994年发表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选本》，对英译的中国当代小说选本做了概述。2000年到2010年也只有10多篇论文，其余的都发表于2010年以后。可见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是近年才逐渐热起来。
这些年来，国内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文章并不少，但大都集中于对中国单个作家作品的英译研究，而重心在译作，不在汉学家，很少有人探讨汉学家们的成长历程、求学历程及其中国文学英译策略、理念等问题。截至2020年，对莫言作品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随便一检索就能找到100多篇。接下来，数量多的是对鲁迅作品英译研究的文章，然后是对贾平凹、老舍、茅盾、余华、萧红、王安忆、毕飞宇、苏童和姜戎的作品进行英译研究的论文较为集中。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文学英译的现状、挑战与机遇以及“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等问题展开研究，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的研究则较少，对汉学家们在我国文学外译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也缺乏梳理、评述和总结。另外，对译者的生平、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以及宏观的翻译策略，特别是这些翻译互动给我们的启示探讨则更少。
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而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的个别汉学家也对此做了一些研究，并出版了研究成果，主要有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的《中国当代（1945—1992）小说的翻译与批评》和杜博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官方操作与版权交易》等，均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市场进行了观照。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在国外研究的逐渐兴起离不开国外文学评论界与汉学家们的推介。宁明的《莫言研究书系：海外莫言研究》对此有过系统的评述和研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大都不太懂中文，基本上都是将葛浩文的译本当作源文本，而且更少涉及翻译问题。这些文章的侧重点都不在汉学家的译介历程、译介策略和理念及其学术贡献等问题上，至于这些翻译活动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的启示意义则更是鲜有问津。
（二）得到的启示
对汉学家们进行研究与介绍，其意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翻译活动，首先一点就是能够为我们的文学“走出去”指明方向和路径。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文化差异巨大，思维方式迥异，意识形态不同，人生信仰有别，我们在译介时光是自说自话当然是难以被接受的。要想让外国人也就是目标语读者认可、接受、喜欢和吸收我国的文学文化，我们就要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接受语境和阅读习惯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质性研究，以便采用相应的译介策略。而这些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成功英译就是鲜活的例子。同时，这也能更加激发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热情，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更大贡献。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他讲的“中国故事”，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汉学家，感谢他们出色的译介工作。世界各国读者有机会读到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故事，汉学家们当然功不可没。我们更注意到，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目标语翻译家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实现中国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助推中国梦实现的重要一环，充分发挥具有独特优势的汉学家们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搜集和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译介之路和译介理念，我们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要向海外有效介绍中国文学，目标语国家译者非常重要，但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源语国的译者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相关工作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文化自觉、创作自觉和翻译自觉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同时，要做到与目标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通力合作，因为目标语水平和思维方式往往决定着译作能走多远。（2）文学翻译不光是翻译问题，还与国家影响力、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及认知惯性有很大关系。认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能走出去，这是不切实际的。（3）优秀的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助力，但选译对象更是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出去的关键。劣材成不了精品，曲意逢迎西方人等目标语读者的作品更不是我们译介的对象。（4）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在跨文化和跨语际的框架中讨论文学翻译，重视翻译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可传播性和影响性，同时还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市场因素等非文学因素。（5）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和不可译现象的存在，译者有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改头换面式”的处理。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误读。面对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对译作的评判要摒弃单一的语言层面，而要从心理的、审美的、文化的因素来进行。（6）在文学作品外译中要注意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也要照顾到翻译赞助人和译者的选择与培育。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应优势互补，精诚合作，以汉学家为翻译主力和传播中介，保证译品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可接受性。
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汉学家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纯文学思维不仅在许多翻译学者中存在，在文学学者、新闻记者和有关工作人员中也普遍存在，但要匡正这一思维方式十分困难。具体而言，这种思维表现为四种形式：（1）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的“质量”，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情况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中国文学的总体质量还不高，其中又特别表现在思想性方面。（2）单纯强调译作“质量”和译者，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之所以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译文的质量不高，而那些在西方取得成功的作品，则主要是因为选对了译者，没有意识到译作能否流行，能否产生广泛影响，文本外的因素也至关重要。（3）片面强调译作接受过程中的文学因素，过高估计目标语读者的文学趣味在作品传播中的作用。（4）忽略或否定译本的政治经济因素，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平等性、文学的自治程度和世界文学空间中普适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仍然在文学这个小圈子里打转。
其次，要厘清单纯文学思维的弊端。具体而言，这些弊端表现为：（1）文学作品的质量并无绝对标准，麦家等作家的通俗作品在英国很受读者欢迎就说明了这个问题。（2）译作质量高低也没有绝对标准。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一些翻译质量评估（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方法，虽然克服了传统标准的一些缺陷，但也只适用于某些非文学翻译，对于文学翻译并不适用。（3）目标语读者的文学趣味未必有那么重要，适时适当地引导其阅读也是非常必要的。就中国文学英译而言，有两类读者值得注意，一类将译作当作社会文献来读，希望从中了解中国，另一类则完全抱着猎奇的心态来读，想从中体验东方的神秘。这两类读者阅读中国文学，都不是出于纯粹的文学审美考虑。（4）尽管目前英语世界处于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文学不太重视，但仍然有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英美成为畅销书。
再次，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我们应该认识到下列问题：（1）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历来都是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文化行为，政治因素贯穿于翻译行为的全过程。（2）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同样不能避免政治因素，而具有政治因素在世界文学的翻译中历来就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葛浩文等汉学家的文本选择表面上遵循的是市场运行规则，似乎是“脱政治的”（apolitical），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至于一般的读者，甚至是出版界，就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因此，要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样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3）勇敢承认政府在文学外译中的作用。政府支持已是各国文学“走出去”的普遍做法，中国为什么不可以？美国政府可以把文学作为文化外交的工具，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我们也可以提醒西方人士，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文学接受中的政治偏见，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去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
又次，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我们应该认识到下面的问题：（1）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大都重视目标市场。从英美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他们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行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由此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重点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2）国内出版机构在引进图书上大都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从国内出版的翻译图书来看，不做赔本买卖是共识。因此，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译介我国的文学作品当然更是如此考量。（3）市场运作很重要。不要对市场运作抱有成见，不能从本质上忽视市场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国内出版社，能够像推销《狼图腾》和《解密》这样对外推销文学作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日子就不远了。（4）对通俗文学作品要有足够重视。麦家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走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无论是文化势差、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还是所谓精英主义态度和学院做派，它们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做到下面几点：（1）在汉学家们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与汉学资源相结合，着力培养我们自己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2）有了汉学家们的助力，我们还要考虑其翻译作品的有效传播问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能无视当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翻译市场和语言服务行业的急速变化，在译介模式的探索方面，需要兼顾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以及译者翻译模式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与新特点，立体地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3）在翻译选材方面，则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文学视野，同时兼顾市场特点，适当减少官方色彩，但可以充分体现分类、分级的选材与审查机制。（4）尊重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同时充分考虑译入语文化语境文学市场的接受能力。无论是传播机制还是翻译选材，都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实施多元并举的立体推进模式，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实际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5）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唯他人的喜好和价值观马首是瞻。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是走不出去。
（三）注意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译介活动、翻译研究还是翻译教学，成绩都相当显著。但我们也同时发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要忠实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要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文化典籍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重视源语文本是第一要务。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外译时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早已出了问题，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觉，甚至忘记了守土有责的起码担当。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和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二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采用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许多译者过度倾向于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让外国观众、读者接受和理解是头等大事，而将英语文学译入时则较少考虑中国读者。这点从探讨受众意识的论文的重心和数量上就可看出，讨论中国读者的受众意识时往往是一笔带过。
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和研究资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许多学者对西方的各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成了“奴译”或曰“仆从译”。从这点来说，当年梁启超等先辈们为了社会改良的目的所采取的以实用和需要为目的随心所欲的翻译方法，也就是后人名之为“豪杰译”，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赵彦春式对《三字经》《千字文》等传统文化的逐字逐句“硬译”的做法称为“豪杰译”。
（四）得出的结论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要实现“走出去”，是要首先考虑让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要改头换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适履，要委曲求全，要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是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绝不是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我们首务必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
可以说，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的“信”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但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是，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都应多几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都应该有起码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我们研究、关注这些英语汉学家，正是希望起到上述作用，认识到这些问题。
本书在绪言部分从四个方面对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做了现状透视。主体部分分别对中国古代诗文、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中国古代戏剧及说唱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有效传播进行了追踪。在结语部分，本书结合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经验，提出翻译活动要有文化自觉。书中的汉学家是按照出生的先后排列顺序的。
中国文学外译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而汉学家们的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为我们反观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参照。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5位在中国文学英译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重点研究其成长背景、汉学生涯、英译历程、移译理念、价值认同、相关影响及存在问题，为跨文化跨学科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的建立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样例，也为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文明互鉴略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