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似散却凝习古典　似繁却精聚二周——英国汉学家卜立德译周氏二兄弟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正是有了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才使得我们的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华景象。对于国人来说，品读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还需从这些作品中体味、感悟人生，充实自己的精神，并最终将其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等发扬光大。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通过阅读感悟异域文化不失为了解他国文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囿于语言的不通，文学的交流或是文化的传播显得荆棘重重。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avid Edward Pollard，1937—　）正是以此为契机，运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言功底与文学修养，为中西方文学的互通建立了一座桥梁。

（一）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解——博古通今，似散却凝

卜立德1937年6月出生于英国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1961年获得剑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70年获得伦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62年至1989年，他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1989年至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1998年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教授；1999年至2000年，在牛津大学圣休学院做访问学者；2000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后为《译丛》（Renditions）的顾问编辑。

卜立德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汉学家。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尤其以散文居多，如译作《古今散文英译集》（The Chinese Essay，1999）、《周作人散文选》（Selected Essays of Zhou Zuoren，2006）、《阅微草堂笔记》（Real Life in China at the Height of Empire：Revealed by the Ghosts of Ji Xiaolan，2014）等。除了翻译著作，卜立德还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中国散文，特别是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一些作品，著作如《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the Literary Values of Chou Tz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1973）、《鲁迅正传》（The True Story of Lu Xun，2002）。除此之外，他独自编写了《翻译与创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on：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8），与人合作编写了《日常汉语》（Colloquial Chinese，1982）和《翻译百科》（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1995）。他不仅汉语言功底及文学修养深厚，翻译理论知识也很渊博，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

卜立德对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尤其对中国的散文，有着独到的视角与理解。1999年出版的《古今散文英译集》收录了36位作家的74篇作品，其中古代作家有15位29篇，现当代作家21位45篇。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如诸葛亮、陶渊明、韩愈、欧阳修、苏轼等，还是近当代的文学大家如鲁迅、周作人、叶圣陶、余秋雨等，卜立德对他们的文章均有所涉猎，并且对每一位作家做了详尽介绍。从某种程度上说，卜立德的《古今散文英译集》就是一部跨越中国古典与现代的合集。比如在介绍诸葛亮时，卜立德指出诸葛亮是一个传奇人物，是智慧的代名词，更是忠诚的杰出代表，他写道：“Loyalty was the principle he lived by：no loyalty，no Zhuge Liang.”（忠诚是诸葛亮一生坚守的原则：没有忠诚，也就没有诸葛亮。）可见，卜立德不仅深入细致地了解了那一段历史背景，也对诸葛亮这一尽人皆知的历史名人做了精细研究。因此，在翻译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时，他既没有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用复杂的句式，而是用质朴的语言、简洁的句子打动人心，更加贴合诸葛亮为实现先帝的遗愿而流露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魄以及胸怀蜀汉天下的坦荡胸襟。

《古今散文英译集》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带领读者去感受过去的世界，更揭示了作者们的思想，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自身所处的世界的。卜立德无疑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散文打开了一扇大门，同时，也让中国的散文走进了西方万千读者的生活。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我们对散文的一贯定义，创作不易，翻译更难。卜立德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散文，并做了精心地挑选，从诸葛亮的《出师表》到韩愈的《祭鳄鱼文》，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到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以及鲁迅的《夏三虫》、周作人的《苦雨》、叶圣陶的《天井里的种植》和丰子恺的《秋》等，这些名篇佳作都在中国散文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卜立德在将这些作品译成英语时，还为每位作者写了详细的评论，有的篇目甚至还写了译者说明或译者后记，《古今散文英译集》的这种独特体例也为从事翻译研究的人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3）不同，卜立德更倾向于文化方面的交流。作为英国人，卜立德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用贴近原文的自然、质朴的语言来翻译，以期让不懂汉语和对中国不太了解的西方读者能够了解不同时期中国人的语言、生活和思想等方面的特点与变化。他在《古今散文英译集》的序言中介绍，中国的历史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最终归为一统，但文化的传承自始至终未曾中断。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传承，让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各个时期都大放异彩。

20世纪初，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散文被译介到中国，但囿于当时的文学界尚未形成对散文这种文体的普遍认识，因此将其称为小品文或随笔。直至清末，作品的语言逐渐由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这种文体上的区别才日渐明晰。卜立德在其1998年出版的《翻译与创造》一书中，对“古文”“文言”“白话”几种文体作了区分，以期更为清晰地为读者展现中国文学作品文体的分类。诸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张岱的《西湖七月半》等均为散文体，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皆为文言文，且语言模式相对固定，但只要不属于韵文的文体都归于散文范畴。因此，中国古代散文所包含的范围比现当代散文的概念要广泛。

卜立德还在《翻译与创造》的引言中，讨论了中国古代与现当代的散文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文言文在新文学兴起之时所暴露出的弊端，同时开始思考并接受西方文学，涌现出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和朱自清等一批文学大家，其作品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对散文的创作同样影响深远。

《翻译与创造》一书描述了1840年至1918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接受以及翻译的情况。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受到了西方世界器物、制度和思想等不同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学者逐渐关注起了西方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学者开始重视翻译这项工作。翻译同时需要理解与表达的能力，由于当时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当时的翻译工作是由了解中国的外国译者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解释，然后再用优雅的书面语言或是易读的语言进行转述，这也是我国早期翻译工作的特点之一。

（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另辟蹊径，似繁却精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小说视角独特，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同时又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孔乙己等正是这些“不幸的人们”的一个缩影，鲁迅讲述这些人物身上故事的同时，揭露出封建旧社会黑暗压迫的本质。鲁迅的杂文包含了他大部分生命与心血，极具批判性，语言富有创造力，打破了传统语言的束缚，气势与张力十足；鲁迅的散文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引人入胜。卜立德表示，鲁迅生活在思想封建、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中，

“他周围的群众天真而又残暴，随波逐流而又赶不上时代，都关在同一个牢狱里，被有知识、有财富、有影响的人欺骗和苛待，同时又互相欺骗和苛待。对待这些人，反讽或许是唯一的办法。鲁迅的反讽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沉重，有时挖苦，有时开玩笑，它隐藏着同时又揭示一种爱恨交缠的复杂感情，这给予他的作品以很深的情感，是至今无人可比的”。

卜立德是西方世界鲁迅研究的重要专家。与被尊为“翻译的典范”的威廉·莱尔相比，卜立德则更多地倾向鲁迅背后的故事。《鲁迅正传》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关于鲁迅的生活经历与作品创作的传记。由于书中所描写的人物的生活也处于20世纪初期，该书满足了同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心。卜立德在翻译鲁迅作品时没有过多地关注鲁迅笔下所涉及的意识形态或文学问题，而是采用一种以读者为主的轻松愉悦的笔调，结合诸如鲁迅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相关中文资料进行移译。

此外，卜立德在《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一文中，从鲁迅选择文章的意图到鲁迅翻译时对语言及文化方面的处理，分析了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终归以败笔居多的原因。鲁迅选择《月界旅行》（又译《从地球到月球》，法语名：De la Terre à la Lune，1865）和《地底旅行》（又译《地心游记》，法语名：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1864）两篇科幻小说进行翻译，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是法国人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首先，鲁迅是根据两部小说的日语译本转译的，由于日译本在翻译原作时已经出现对情节的“改译”和“编译”等情况，使得鲁迅汉译本不论是语言还是情节都与原作相去甚远。其次，鲁迅受“优孟之衣冠”的影响，擅写章回体小说，因此造成“章回小说编一回算一回，需求一时生动活泼，唯恐平淡乏味，因而不顾大局”的荒诞局面。再者，鲁迅自己也提到对原作小说采用“编译”的方式，“意思是边译边改，改的目的一是节略，二是适合中国读者的胃口”。由此看来，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终归是“硬伤”较多了。但两篇译文发表的时候，翻译标准还未形成定论，而且当时社会上真正懂外语的人非常少，翻译得好不好大多人不清不楚，就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不清楚的。

“实际上好就是好在译文好读，它与原文的即与离远远在其次，在这种情况，鲁迅没有任意更改日译本原文，语义上也没有犯错，已经是一项成就了。他后来悟到形式的重要，改用直译方式，虽然实行起来过分了，但也足以表明他自己不满意这个早期试作。”

虽然在当时鲁迅的译作还存在很多瑕疵，但卜立德对鲁迅的译作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尤其在文章最后指出“一般人只知道二十世纪初在巴黎有超现实主义派，不知道东方已有个鲁迅抢先”。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译作已开创先河。

在《鲁迅的杂文与中国寓言之关系》一文中，卜立德指出鲁迅对中国小说作了系统的研究，将有关旧小说的原始资料搜罗殆尽，包括不少笔记、寓言、笑话之类的作品，有了这项专门知识，对古往今来，雅俗正邪之事都了如指掌，写起文章来便可信手拈来。鲁迅爱用动物打比方，而且运用得很成功。鲁迅杂文中的动物比喻跟中国寓言一脉相承，从故事中悟出道理，也为他的杂文画上点睛之笔。

卜立德在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和爱丁堡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秦乃瑞（John Derry Chinnery）的建议下，于1961年开始正式研究周作人的著作。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周作人一直受到普遍的冷遇。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大家，他将现代的理性主义与中国古老的封建旧思想融为一体，而他的散文也蕴含着丰富细腻的人文情怀。《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经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权引进后译成中文于2001年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著作，卜立德“选择性地关注周作人一生经历中的中年时期，这个时期他已从国家大事中急流勇退，更多地沉浸在对艺术和文化遗产问题的研究中”。同时，“在周作人的散文中，言及‘平淡’的颇为多见，但没有一处他是尝试去定义该词，这仍是由于他与读者分享着一个共有的文化背景，并且因为他的目的过多地与一种乐趣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去制订文学理论”。因此，卜立德通过对周作人作品中“平淡”“自然”和“趣味”等特点进行探讨，对其创作时“即兴”“偶成”和“简单”的状态进行挖掘，揭示出其文艺思想的独特之处，给后来的学者研究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带来一定的启示。

得益于对中文的熟稔把握和对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深刻理解，卜立德萌生了汉语言教学的想法。1982年，卜立德与佟秉正合作的《日常汉语》是汉语学习者的理想入门课程。该课程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旨在帮助学习者在课程结束时，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用中文自信地交流。对于那些希望将自己的语言技能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人来说，该课程在当时是不二之选。1996年，卜立德还编写了一部教中国人学英语的著作——《如是我文——洋教授教英文》。在书中，卜立德用轻松的语句、生动的文笔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中存在的差错进行纠偏，字里行间充满英式幽默，风格颇为活泼。书中的文章篇幅通常短小精悍，在简单的话语中就把中国人在英语学习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还针对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答，这对英语学习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三）对中国志怪小说的理解——细致入微，“似是而非”

卜立德在中国古代及现当代小说和翻译领域有着漫长而卓越的职业生涯。退休之后，他开始翻译和研究清代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2014年出版的英文版《阅微草堂笔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纪晓岚的五部关于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互动的奇闻轶事集，融合了世俗生活的故事和事件，主要记述狐鬼神怪的故事，有喜剧，也有悲剧。故事涉及的人物有农民、仆人、商人、君王和大臣。故事发生在整个清朝，主题关涉残忍和善良、腐败和正直、博学和无知。有些故事用鬼魂来讽刺人的举止；有些则直截了当地审视人的信仰和行为，意在劝善惩恶。

纪晓岚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其聪明才智使他颇受皇帝的青睐，被委任《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但他本人也曾几次被牵连进相关的文字狱中。卜立德指出尽管纪晓岚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但他从来不与世俗争高下。清朝严酷的科举考试制度使一些人得宠失宠常常在一念之间。同时，伴君如伴虎，即使是家境相对优越的官员，也极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关头失宠并被流放至偏远地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暴露出诸多问题，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像纪晓岚一样细心研究它。正是他深刻又敏锐的眼光，加上他讽刺社会的能力，使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这是卜立德翻译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

但是，对于西方文学界来说，诸如《阅微草堂笔记》这类书的体裁，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文体，因此，也就使得像纪晓岚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并不为西方所知，就连汉学家们对其也是知之甚少。卜立德挑选了纪晓岚创作的五部奇闻轶事集中的160余则故事进行翻译，并对其中的鬼怪、官场等做了一些解释性的介绍。在介绍中，卜立德不遗余力地与西方文化进行类比，用中国佛教、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等知识对文章进行阐释，为西方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奇闻怪诞的故事集的同时，也为西方读者领略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景象、宗教习俗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卜立德一生成果丰硕，对中国古代以及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均有涉猎。其译文语言轻快活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把握得非常准确，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其汉语及英语的教学风格也独树一帜。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散文和志怪小说，还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卜立德以学贯中西的学识涵养和对翻译认真负责的态度为学界留下多部译作，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卜立德主要汉学著译年表

诗人们在一件小事上写出一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儿绿，一撇儿红，一撇儿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惦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

——沈从文《边城》

Poets could spin out books of poetry from a small incident. Sculptors could carve the living image of a person in a piece of stone，and painters could turn out one magical painting after another from streaks of green，red，and grey. Who among them was not inspired by the memory of a smile，or a frown?

——Borden Town，trans. by Jeffrey C. Kink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