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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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的生存挑战

我作为一个敦煌当地人,深知这片土地,到处是戈壁、荒漠、秃山,这对来自长江流域的三苗人是巨大的生存挑战,他们是怎么在敦煌活下来的呢?

《史记正义》引吴起的话说“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这就是说,三苗原来主要聚居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这里北是云梦大泽,南有三湘两湖,作为九黎后裔,三苗充分发挥了良渚文明的成果,把发达的稻谷农业的生产技术与治水经验带到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日照时数和无霜期长,10℃以上持续期每年约两百三十天,年均降水量1100—1300毫米,光、热、水等资源极为丰富。千万不要看轻这些看似冷峻的数字,这是一方水土十分重要的资源禀赋,再加上十分平坦的平原地形,极为适宜水稻等喜温作物的栽种。另外,江汉平原河网稠密,湖泊众多,水域面积广大。据统计,水域面积占其总面积的18%,其中湖泊面积达1605.4平方公里。因此这里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水产区,不仅盛产青、草、鲢、鳙四大家鱼,鲤、鲫、桂、乌鳢等鱼类也非常丰富,还盛产虾、蟹、贝类、莲藕、菱、芦苇和水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地理资源往往是其文化根脉的重要诱因,就像在草原上无法生发出宋明理学、西子湖畔不会有父子同妻一样。地理决定历史,历史层累出文化。三苗在江汉平原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展出了十分成熟的种植业和渔业,正是因为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条件,他们才有了在尧舜之际争雄的实力。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也可以证明。江汉平原的农业自古以来就很先进,在三苗同期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今属湖北省荆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今属湖北省天门市)中,均有大量的稻壳出土。以1954年发现的屈家岭遗址为例,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及硬果核壳共计1599粒,经鉴定,确认农作物种子有1245粒,其中包括541粒水稻和638粒水稻基盘、33粒粟、27粒小麦及6粒大豆。最有趣的是这33粒炭化粟粒,经过碳-14年代测定,发现它们距今5600年至5300年,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这里的最早证据,也证明了三苗与北方互动的历史。石家河文化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在1978年开始发掘的邓家湾遗址(今属湖北省天门市)中发现了青铜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这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发达的青铜制造业是三苗部落军事力量的体现,于是有了以青铜为武器、铜头铁额的兵主“蚩尤”的神话形象。后来,在此地发展起来的楚国,其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铁农具代表的耕作水平、积极开发的水利渠系等也逐步提高,奠定了楚王问鼎中原的底气。

但是,当以水稻农业和渔业为主的三苗部族迁到敦煌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敦煌关键词是荒漠、戈壁、秃山、骆驼、沙尘暴,对于在稻花乡里的三苗而言,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作为以种植水稻和捕鱼为生的三苗人,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学会我的生存技能,比如种小麦、扯面、放羊、烧烤、盘炕等。千万不要觉得放羊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从零开始,你要学会配种、剪毛、挤奶、治病、寻草场等,这都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最有趣的是“盘炕”,“炕”等于土床,是北方冬季农村家庭保暖最重要的设施,在敦煌最低温度零下28摄氏度的气温下,本地人完全无法想象没有炕的日子。这些生活技能的学习都需要时间,可三苗人有时间吗?

诚然,如果四千年前敦煌的自然条件和今天一样,三苗人最可能的结果是在敦煌的第一个冬天里冻饿而亡。但我们都知道,三苗人最终还是在敦煌活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对敦煌地区的环境考古,人们发现四千年前的敦煌环境与三苗人所居住的江汉平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对比来看看。

地形方面,荆湘一带是江汉平原,敦煌一带则是安敦盆地,在古敦煌的地域中平坦的地形占绝大多数;光热方面,江汉平原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滋养,而敦煌是中国太阳辐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光热资源十分丰富,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光热发电的核心地带;河流方面,江汉之人依长江而居,敦煌则有中国第二大内流河疏勒河,还有从祁连山发育出来的多条小型河流,四千年前河网密布,水量丰沛;湖泊方面,江汉之人有鄱阳湖、洞庭湖,敦煌则有冥泽、南湖。

正因为有以上这些地理共同点,从江汉地区迁到敦煌的三苗人可以按照旧有的生活方式居住在这里。前面提到,屈家岭文化的农业结构为以稻为主、粟为辅,粟是一种旱作农作物,种粟的农业经验可以让三苗人在敦煌以聚居的方式生存下来。除此之外,依托古代优良的水热条件,敦煌也是可以种植水稻的。河西走廊本来就有种植水稻的传统,张掖乌江镇稻米到了明清时期更是成了朝廷的贡米。凡此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三苗人在敦煌的安居,提供了长期且稳定的保障,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