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亦见后文中的“爱因斯坦文稿项目”与《爱因斯坦全集》）

时值1933年3月，爱因斯坦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德国，他的继女伊尔莎（Ilse）在丈夫鲁道夫·凯泽（Rudolf Kayser）以及妹妹玛戈特（Margot）的帮助下，将放置于爱因斯坦在柏林居所的文件与一些家具和其他物品进行了整理打包。鲁道夫将爱因斯坦在卡普特的消夏小屋内的一些文件也进行了打包整理。凭借与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的关系，凯泽夫妇得以将爱因斯坦这一部分文献财产通过密封的外交邮袋的方式转移至法国。从法国启程，这些论文资料由船运送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而普林斯顿正是爱因斯坦自1933年秋季开始定居之地（参见弗尔辛（Fölsing）：《阿耳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p.666）。这些文件与卷宗成为后来建立的爱因斯坦档案的雏形。

依据爱因斯坦的“最后遗嘱”（参见后文的“死亡”一节），他的文献遗产被遗赠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UJI）。最后遗嘱规定这些文献资料在玛戈特·爱因斯坦与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逝世后，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转交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参见《最后遗嘱》的第十三款第E项）。其他的原始文件、复印件、抄本也被收录进来，丰富了这批文件的内容，使之成为爱因斯坦档案的基础。

爱因斯坦于1955年逝世之后，海伦·杜卡斯开始对爱因斯坦的文献遗产进行系统性整理，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的帮助。与此同时，处理爱因斯坦遗产的执行人奥托·内森（Otto Nathan）发起了一项旨在为爱因斯坦档案馆收集新材料的活动，并且也得到了海伦·杜卡斯与杰拉尔德·霍尔顿的帮助。他们所开展的这一项目的目标之一，即对通信、著作、文件等进行准备整理，以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能够最终出版《爱因斯坦全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70年代组建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开启这一宏大的项目。

海伦·杜卡斯于1982年年初逝世后，原始文件的档案收藏便在同年年末转移至耶路撒冷。海伦·杜卡斯在爱因斯坦生前长期担任他的秘书，爱因斯坦去世后，她既担任了文献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又成为了爱因斯坦文献的首任档案保管员。自文献转移至耶路撒冷后，第一任档案保管员、图书馆馆长是曼弗雷德·瓦泽曼（Manfred Waserman，1988—1989），继任者依次是泽夫·罗森克兰茨（Ze’ev Rosenkranz，1989—2003）与罗尼·格罗斯（Roni Grosz，2004年至今）。爱因斯坦档案从普林斯顿启程，经船运至以色列犹太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在行政上图书馆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协助管理。这些档案现在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管理部门直接管理。

如今爱因斯坦档案包含了大约8万件文件资料，相较于1978年的估算1万件与1980年的估算4.2万件文件资料，可以说是经历了快速而显著的数量增长。这8万件档案资料不仅包括爱因斯坦的通信、著作与文件，而且也包含了复印件、抄写本、翻译本以及第三方的文件，这些资料在提供历史事件的背景以及准备注解的工作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些文件的数量也反映出人们对新材料孜孜不倦与坚持不懈的寻找。正如《爱因斯坦全集》的创立编辑约翰·施塔切尔在他为如今存放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复制版爱因斯坦档案所撰写的1980年版阅览指导中所强调的那样，“爱因斯坦档案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事物。人们会将文件添加到这份档案收藏中，也会将文件从一个地方转移至另一个地方。人们也会对注释进行添加，修改以及移除。”爱因斯坦的日记、相片、奖章、荣誉证书、收藏的音乐作品，以及来自于他的私人图书馆的书也保存于耶路撒冷，这使得爱因斯坦档案的丰富程度在科学类档案里首屈一指。

供学者参阅的复制版档案已经存放在波士顿大学、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以及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的图书馆中。人们可以在多所学院、大学与国立档案馆中阅览到规模较小的爱因斯坦档案藏品，其中包含了私人捐赠的含有爱因斯坦通信与相片的私人文件。这些机构包括布兰戴斯大学（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收藏）；纽约市的利奥·贝克学会（Leo Baeck Institute），它所收藏的相片资料对了解爱因斯坦尤其有用；纽约州波基普西镇（Poughkeepsie）的瓦萨学院（奥托·内森收藏的文献）；以及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也藏有与爱因斯坦相关的文件与相片。

因为海伦·杜卡斯与奥托·内森在建立爱因斯坦档案这一工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所以我们将他们的传记资料置于这一节中。

海伦·杜卡斯

海伦妮·杜卡斯（Helene Dukas），后来又被称为海伦（Helen）或海伦娜·杜卡斯（Helena Dukas），1896年10月17日出生在德国弗莱堡，父亲名为利奥波德·杜卡斯（Leopold Dukas），母亲名为汉杏·杜卡斯（Hannchen Dukas）。她的父母一共生育了7个孩子。在其母亲于1909年早逝后，海伦·杜卡斯便从中学辍学来照顾她的兄弟姐妹。后来她曾在慕尼黑从事幼儿园教师工作，并于1923年前往柏林一家出版社担任秘书职位。5年后这家小规模的出版社因破产而进行了清算，海伦·杜卡斯又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她的姐姐罗莎·杜卡斯[4]是爱尔莎·爱因斯坦（Elsa Einstein）的朋友，她听说爱因斯坦需要一位新私人秘书，原因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全职秘书——伊尔莎·爱因斯坦——已经与鲁道夫·凯泽结婚，决定不再为自己的继父工作。罗莎告诉海伦·杜卡斯有这样一个空缺的职位。在爱因斯坦聘用过包括齐格弗里德·雅各比（Siegfried Jacoby）与埃德温·斯克拉兹（Edwin Sicradz）在内的几位临时的秘书之后，海伦·杜卡斯于1928年4月开始担任爱因斯坦的秘书一职，一直到这位物理学家去世。

海伦·杜卡斯并不是爱因斯坦一家的亲属，但是所有人都像对待家庭成员那样来对待她。她成为爱因斯坦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并且，在爱因斯坦移民至美国后，她与爱因斯坦一家的成员们居住在爱因斯坦的居所内，甚至在爱因斯坦逝世后，她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余下的生命时光。她从未结婚。

海伦·杜卡斯跟随爱因斯坦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于1933年10月抵达普林斯顿。在爱尔莎于1936年年末去世后，海伦·杜卡斯除了履行秘书一职的责任，她还担任爱因斯坦在默瑟街的居所的管家。1940年10月1日，她与爱因斯坦以及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在邻近的新泽西州特伦顿市宣誓加入美国国籍。

海伦·杜卡斯为人所知的特点包括聪慧、谦虚、腼腆，以及对爱因斯坦的忠心耿耿。她甚至比爱因斯坦本人更热衷于保护他的隐私。海伦·杜卡斯的这一特点使得爱因斯坦给她取了一个昵称，“我的刻耳柏洛斯”（Cerberus），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守卫冥界入口处的凶犬。久而久之，这种警惕性与保护欲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生了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言，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人曾经有过浪漫的关系。仿佛是为了避免任何的流言蜚语，在爱因斯坦生前她始终尊敬地称呼他为“教授先生”，在爱因斯坦逝世后，则称呼他为“教授”，从未直呼过“阿耳伯特”——至少在公开场合与书面中是这样的。在爱因斯坦于1950年立下的最后遗嘱中，他指定海伦·杜卡斯与他的朋友奥托·内森作为他的文献遗产的共同受托人。这份遗嘱也规定了他的个人财产与很大一部分金融资产留给海伦·杜卡斯。（参见“死亡”一节中“最后遗嘱”条目。）

在爱因斯坦于1955年逝世后，海伦·杜卡斯与玛戈特·爱因斯坦一起继续居住在位于默瑟街的那座房子里。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将爱因斯坦的大量著作与通信整理成一份正式档案。起初，海伦·杜卡斯进行这项工作的地点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富尔德楼（Fuld Hall）的地下室内的一间办公室，之后又搬至第三层的一间小办公室。她忠实而勤勉地对待这项整理文件的工作，并为许多自己归档的文件加上了简短注释与相互参照。而且，海伦·杜卡斯打印出数以千计的文件的副本，绝大多数都是爱因斯坦撰写的信件。此外，她与曾经担任过爱因斯坦助理，后来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担任数学教授的班内希·霍夫曼合作出版了两本书，分别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者》（Albert Einstein, Creator and Rebel）与《爱因斯坦：人性的一面》（Einstein, the Human Side）。[5]

海伦·杜卡斯一直保持着每周几次乘研究院的通勤车前往办公室的习惯，直到她在1982年2月9日因胃溃疡去世，享年85岁。2月12日在普林斯顿犹太人中心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上，与她相识了48年，并在她生命的最后27年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奥托·内森含泪宣读了这样的悼词：“当海伦·杜卡斯在三天前最后一次合上双眼的时候，爱因斯坦经历了又一次死亡。没有人比她更加接近爱因斯坦，也没有人比她对爱因斯坦奉献得更多。她一生的目标就是服务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档案收到的每个新文件资料都让她感到兴奋，仿佛爱因斯坦本人的某一部分回到这个世界……没有哪位卓越的科学家可以完成她所做的这份工作。”（选自爱丽丝·卡拉普里斯[Alice Calaprice]关于这场追悼会的记录；另请参见《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的讣告。）她将自己的各项财产主要留予了她的姐妹们与外甥女们，留予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也留予了玛戈特·爱因斯坦。她指定奥托·内森作为她遗产的遗嘱执行人，并送给他一张带有银质相框的爱因斯坦签名相片。（参见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4—628的海伦·杜卡斯遗嘱的复制版。）

奥托·内森

奥托·内森1893年7月15日出生于德国的宾根（Bingen）。他是一位经济学家，1920年至1933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政府担任顾问一职，并在希特勒掌权之后离开德国。在移民至美国后，他在东海岸地区的数所大学内任教，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瓦萨学院以及霍华德大学，并且发表了两本关于纳粹经济学的书。他与海因茨·诺登（Heinz Norden）合著了《爱因斯坦论和平》（Einstein on Peace）（1960）。

爱因斯坦与奥托·内森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于普林斯顿定居后不久便相遇相识。他们很快就发展了彼此信任的友谊，这份友谊一直持续至爱因斯坦的逝世。爱因斯坦指定他的这位老朋友担任自己遗产的唯一执行人，以及受托人之一。在海伦·杜卡斯的帮助下，奥托·内森专注地致力于维护爱因斯坦在后人眼中的世俗圣人形象。多年来，研究者们曾试图构建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的形象，却因为海伦·杜卡斯与奥托·内森极力避免泄漏可能会损害爱因斯坦名声的信息而无法如愿。奥托·内森在海伦·杜卡斯去世5年后的1987年1月27日于纽约市去世，享年93岁。他将他收藏的文献赠与了瓦萨学院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