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病毒还在肆虐，气候持续变暖……地球随时会展现出它狰狞的一面。我们一直以为人类可以驱使大自然适应我们这个物种，然而现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要适应不可预测的自然世界这种未期命运。我们这个物种尚未对大自然逐渐显现的紊乱做好准备。

众所周知，人类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哺乳动物，只有20万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95%以上），我们的生活几乎跟我们的灵长类同伴或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在这片大地上觅食、捕猎、适应季节的变化，在地球上留下微不足道的印记。是什么发生了改变？我们怎么就变成了几乎让大自然屈服的掠夺者？又让大自然回过头来咆哮着要将我们驱逐？

让我们回头看一眼有关人类这个有着特殊命运的物种的陈年往事。在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哲学家孔多塞（Marie Caritat de Condorcet）提出了对未来的宏伟愿景。其时，他正因“串通暴徒夺取法国政权”的罪名等着被送上断头台。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人类的才能可以无限提升……人绝对可以不断地完善自己……这种对完美性的追求，从此将冲破一切阻碍它的力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束缚它，它将与天地同在。”

孔多塞的断言为后来的所谓“进步时代”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在今天看来，孔多塞对人类未来的展望显得幼稚，甚至可笑。其实，“进步”只不过是“人类是万物之灵”这个古老信念的更新版本罢了。虽然我们勉强承认智人也是从远古池塘中的微小生命进化而来的，但我们喜欢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进入现代，我们已经淡化了大部分的宗教色彩，但还是保留了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应许，即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统治海中的鱼和空中的飞鸟，还有牛和土地，以及在地上爬行的所有动物”。尽管我们依旧谨记这应许，却已脱离其神学之韵，这导致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濒临崩溃。

如果的确有什么变化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类从来没有真正主宰过什么，大自然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在“地球生命”这个更大的背景中，人类这个物种的确微不足道。

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惶恐不安。我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这个物种对遍及地球的恐怖戕戮难辞其咎——洪涝、干旱、野火和飓风正在破坏和削弱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生态系统。人们隐约感到，一些比人类更强大、难以被我们曾仰仗的传统手段征服的自然力量环伺在人类左右且挥之不去，凶兆连连。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生命正越来越接近一个环境深渊，而且无法回头。

现在，“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把地球引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警告，开始从社会边缘转变成主流声音。政府领导人、商界、金融界、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开始全面质疑自己过去的生活理念。我们曾经对这些理念习以为常，也曾用它们来解释我们存在的意义，靠它们去理解安居乐业这样简单的事实。

“进步时代”已成过眼云烟，无论其意图所在和目的所期，都有待历史的评价和剖析。如今，世界各个角落都出现了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坚定的新声音，即人类这个物种应该重新思考一切：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经济的理解、我们的治理形式、我们的时空观念、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驱动力，以及我们与地球的关系。

但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充其量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糟糕的是它很可能无疾而终。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有一条线索。我们以诸多不同的方式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适应”即将到来的灾难？在餐桌上，在我们工作、娱乐和生活的社区，人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韧性”已成为我们在无数场合听到的新概念。这也是在一个“兵临城下”、吉凶未卜的未来世界中我们重新定义自己的方法。“进步时代”已经让位于“韧性时代”。重新思考我们人类的本质及在地球上的位置标志着一次新旅程的开始，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课堂。

从进步时代到韧性时代的巨大转变，已经触发我们在如何看待周边世界这一点上，在哲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广泛调整。这种转变的根源是我们对时空定向的全面调整。

在时间维度上左右整个进步时代的是“效率”——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侵占、消耗和摒弃进行优化，如此一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用时越来越短，但代价是自然资源本身的枯竭。我们个人的时间取向和社会的时间节奏无不以效率为准绳。正是效率让我们登上了地球优势物种的制高点，但也是效率让我们把自然世界推向毁灭。

最近，学术界甚至企业和政府纷纷首次发声，挑战这种一度神圣的效率至上观，这表明以效率为单一取向的价值观正在扼杀我们。那么，我们如何重新思考我们的未来？

如果说进步时代与效率如影随形，那么韧性时代对时间的要求则与“适应性”步调一致。从效率到适应性在时间维度的急速变向成为人类物种的“再入境卡”，远离对自然世界进行分割和剥削，回归到与让地球生机盎然的各种环境力量和谐相处的关系中——这标志着人类在这个越来越难以捉摸的星球上重新定位自己。

这种时间维度上的重新定位已经影响到一些我们根深蒂固的假设，比如应该如何管理、衡量和评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从效率到适应性的转变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变化，例如，从生产力到再生性、从追求增长到促进繁荣、从所有权到使用权、从卖方-买方市场到提供方-用户网络、从线性过程到控制论过程、从纵向整合的规模经济到横向整合的规模经济、从集中式价值链到分布式价值链、从知识产权到开源知识共享、从零和游戏到网络效应、从全球化到全球本土化、从消费主义到生态管理、从GDP（国内生产总值）到QLI（生活质量指标）、从负外部性到循环性，以及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

最近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铺设覆盖整个地球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把人类从传统的官僚制度中解放出来，也让人类重新嵌入地球自身固有的“基础设施”——水圈、岩石圈、大气层和生物圈，这些“新型”基础设施让人类集体超越工业时代。在21世纪的后半叶和更远的时代，在新出现的经济范式中，工业时代的核心要素“金融资本”很可能将被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的新经济秩序超越。

毫不奇怪，新的时间性（temporality）总是伴随着基本空间的重新定向。在进步时代，空间是被动的自然资源的代名词，治理则是把大自然作为财产进行管理的代名词。而在韧性时代，空间由地球的各个“圈层”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建立起地球演化的过程、模式和流动。

我们也刚刚开始明白，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命都是以过程、模式和流动的形式存在的。处于科学探索前沿的新一代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正在重新思考一个观念，即我们这个物种是一种“自主”的存在，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同时也作用于自然界。他们开始发掘关于人性本质的不同故事，在此过程中也挑战我们传统上的“自主自我”信仰。

所有生物都是地球各个圈层的延伸。岩石圈中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水圈中的水和大气层中的氧气，都以原子和分子的形式不断地在我们体内快速流动，在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中定居下来，这是由我们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决定的，只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时期不断被替代。尽管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构成我们身体的大部分组织和器官在我们的一生中会不断地更新换代。例如，一个人的骨骼大约每10年就几乎全部更新一次，人类肝脏每300~500天更新一次，胃内壁的细胞每5天更新一次，小肠腺底部的帕内特细胞每20天更新一次。从严格的物理角度来看，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可能只有10岁的年龄甚至更年轻。

即便如此，我们的身体也不独属于我们自己，而是与许多其他生命形式共享，比如细菌、病毒、原生生物、古菌和真菌。事实上，人体组成中有超过一半的细胞和大部分DNA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寄生于我们体内各个角落和缝隙的其他生物。关键是，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不会止步于我们体外，而是不断地流入、流出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半透膜。无论从字面上看还是打比喻，我们都属于这个星球——“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界分离”这样的观念应该被彻底打破。

我们与自然流动之间的密不可分甚至更加微妙和紧密。像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我们体内有大量的生物钟，以适应昼夜节律和月、季、年节律，这些节律标志着地球每天的自转和每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最近，我们还了解到，内源性和外源性的电磁场在人体内纵横交错于每一个细胞、组织和器官，也穿透整个地球。这些电磁场对建立模式至关重要，基因模式、细胞排列、身体形态都由这些模式决定，同时也协助维持身体机能。

我们是地球的一员，地球是我们的命脉。就像我们重新思考时间性一样，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对扩展的空间性的新理解也迫使我们重新评估人性的本质、我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以及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要对治理的本质和我们如何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有机体进行新的思考。在韧性时代，治理的性质已经从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占有转变为对区域生态系统的管理。就其本身而言，生物区域治理变得更具分布性，社区承担着适应和管理地球生物层上下延伸19公里范围的责任，这里有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层，也是地球上的生命绽放的区域。

长久以来，我们打破了文明与回归自然之间的壁垒，而在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代议制民主”一直被认为是最公平和最具包容性的治理模式，现在，它被认为越来越背离人类每个成员都必须亲近自然的要求。随着年青一代成为生态区域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代议制民主”已经开始逐步为“分布式同行治理”让路。

在这个思潮新兴的时代，作为治理的旁观者，原本勤劳高效的公民唯一的任务是给一小群民选官员投票，让他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如今，这些公民将部分权力交给了那些积极的、由同行领导的、致力于管理他们所居住的生物区域的公民大会。这已有先例，比如许多国家传统上都建立了公民陪审团制度，陪审员们被要求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对同为公民的被告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断。

在这个人类从进步时代向韧性时代迈进的历史性转折点，这些变化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这个高度活跃的星球上的能动性，世界还会出现其他深不可测的变化，如果我们要生存和繁荣，就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接下来的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回顾——从亚当和夏娃直立行走开始，到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大峡谷，来到开阔的大草原，然后再从那里徒步穿越各大洲。

我们这个物种是地球上伟大的旅行者，追求的不仅仅是温饱。我们内心蕴藏着更深层次、某种更加不安分的东西——这种感觉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无论承认与否，我们在不懈追寻的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促使我们行动与改变的东西。

但是在旅途的某个地方，我们迷失了方向。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像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我们这个物种找到了不断适应更大的自然力的方法。后来，在一万年前，随着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和温带气候的开始（这个地质世代被命名为全新世），我们开辟了一条普罗米修斯新路，迫使大自然适应我们人类。随着5000年前水利农业帝国的兴起，以及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中世纪晚期的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革命（我们称之为文明），对自然世界的统辖变成了人类进程的显著特征。现在，我们的成功——如果我们可以称其为成功的话——可以用一组惊人的统计数据来衡量。虽然人类只占地球总生物量的不到1%，但到2005年，我们使用了来自光合作用的净初级产量的24%。从目前的趋势看，到2050年我们可能会使用地球多达44%的净初级产量，只剩下56%的净初级产量供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使用。这显然难以维持下去。我们整个人类已成为地球生命中的一个异类，而且正在将其他生物一道带向新兴人类世地质年代的集体墓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他生物不同，我们这个物种具有罗马两面神的特征。我们既是搅局者，也是疗愈者。幸好我们的神经回路具备一种特殊品质——移情冲动——它已经显示出自身的弹性和无限延展的能力。正是这种稀有而珍贵的属性得到进化，人类才能在搅局者与疗愈者的角色转换中一次次攀上人性的顶峰。近年来，年青一代开始将移情冲动扩展到其他生物身上，它们都属于进化家族的成员。这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亲生命意识”，即前方新征程上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是地球上适应性最强的物种之一。问题是，我们是否会利用这一决定性的属性，以谦逊、正念和批判性思维重返大自然的怀抱，让人类和生物大家庭再现繁荣。从让自然适应人类到让人类适应自然的巨大转变，要求我们放弃传统的培根式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攫取自然的秘密并视地球为人类专属消费的资源和商品。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需要掌握一种全新的科学范式——新一代科学家称之为复杂的适应性社会或生态系统思维（简称CASES）。这种新的科学观方法论把自然视为“生命之源”而不是“资源”，把地球视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和自进化系统，我们无法提前知晓这个系统的运行轨迹，因此需要的不是先入为主，而是一种预判和保持警觉的适应性方法。

一个再野化过程中的星球将考验我们人类的集体勇气。希望在这个韧性时代，已经开启的这个旅程会引导我们前往一个新的伊甸园，但这一次我们不是作为主人，而是与其他生物同心同力，共享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