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志

春梦浅而单薄。别碰我。看，春煦微亮即穿透了它。梦里的我正低头收拾行囊，被那乍现的金色晨曦惊了一下。我从梦里转过脸来，发现梦出乎意料的剔透，看得见夜寒犹如露珠，点点滴滴缀于梦外。于是我愣在那儿，太阳攀到某楼宇的天台上看我，看我多么像被标本在树脂中的一只虫蚁。

城市看起来很新。新得有一股刚髹过的，装修中的气味；新得像施工中尚未完成。飞扬的沙尘让阳光里的景色看似微粒粗糙，有一种过度曝光的味道。但这终究还是一个老世界。太阳是上帝说有光，于是给自己亮了一盏台灯的老太阳；自从在后羿箭下逃过一死，侥幸活下来便岁以亿万计。地球是初绿的春草下无数次蜕皮龟裂又多少次重新整合的地壳与山河；千年的文化古旧的历史。而人还是老样子，人为财鸟为食，疲生劳死。

“早晨的世界已经古老”，是在本·奥克瑞的小说《饥饿之路》里，最后一个被我用橘色荧光笔画起来的句子。尼日利亚诗人用七百多页厚的书吟唱黑色大陆上的生死与希望。读完它正好赶上清明，也刚好回复了旧友要我填写的问卷。卷中最后一道问题是：当你离开，你最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什么？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每逢清明时节，总得与家人到义山去拜访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们。我却不记得这些躺在墓中的逝者，甚至也记不住那些去寻访的路。义山多坐落偏郊野岭，山上望不尽的丘陵和数不尽的巨坟与荒冢。幽径很多，大多蜿蜒如蛇，见人来便鬼鬼祟祟地钻入不久前才稍加整修过的野草丛中。每年我们都得花些时间去辨认。时节的雨让路变得难认又难行，而车里的仪表板没有指南针或罗盘，我们只好走下车来，把识途之事交给记忆和眼睛。这时候，平时在家中终日昏昏的老妪会突然清醒，面东南指西北，喏就在那里，有路可循。而仿佛她说了以后便真有小径豁然开展，像墓中的逝者先认出她的声音，遂过来拨草相迎。

墓是个夫妇合葬的穴，碑已修好，已逝者生于何日卒于何年。至于老妪的那一边，卒年未知，便涂以红漆，状如裁判手上的一张红卡。放头像的位置是一个直竖的椭圆形，妇人的头像暂时悬空，上面的红漆已然斑驳。逝者的瓷照不知哪年哪月被恶意破坏，已经居中裂开并坠落下来。我记得那年老妪把分成两半的瓷照捡回去，家人说要再修，她却执意不从。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对老妪感到好奇。一个活人年年要来收拾自己以后的葬身之处，看她戴着宽檐草帽，蹲在自己的墓前默默除草烧香，向逝者的一生与自己的此生奠酒上祭。看她的不动声色，偶尔抬眼端详碑上的文字，真怀疑她难道可以不去想象死后要与暌违二十余载的丈夫共穴长眠？而一个合葬穴，封建得命运似的，几乎像是许来生。

当然我也会想，彼时彼刻，逝者若泉下有知，又该有怎样的心思。而二十多年，别说地下的骸骨或者已天人合一，兴许连灵魂也早已云消烟散。不如举杯吧，“一樽还酹江月”。

所以我会希望别人记住我什么呢？或许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活着是一件有价值的事，然而我们若有能力为自己的生命创造出什么价值来，那价值本身也总是相对于某些人才会产生意义。倘若“别人”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何必在意他记不记得我？而我此生或曾是别人生命中至关紧要的人，那即使离去经年，即便没有了可供记认的头像，那人心里总会有记忆我的一套方式与符号。

在我觉得初春依然十分寒冷的时候，这里的草木已经展现出它们坚韧的生命力来。昨日我在路上看见桃花盛开，忽然觉出岁月的美好、大自然的执着与生而为人的脆弱。想起纪录片中极地求存的帝企鹅，想起每年冒死奔游到同一个地点产卵的湄公河巨鲶。还想起什么呢？想起那些年年远走三千公里，为了一方水草地而险渡马拉河的非洲角马。有时候我会羡慕这些动物世世代代坚守着那样简陋的生存法则，而玄妙的是，明明以为是送死，竟又是往生。

比起动物，人类大概要复杂些，但其实并没有聪明或进步了多少。前些日刚读了些学者重新评价孔子和鲁迅的文章，不免要生叹喟。我们竟走到了这种地步，再也无力创造新的大师，唯有世世代代拿着旧典籍，解读它们，选择拥护或破除，再从拥护者和破除者中推选名家。这样的生存让我有一种很局促的空间感，人们仿佛真以为这里已种满了几千年几百年的参天巨木，再也没有足够的土壤让新草木去寻找生存的出路。

我就这样活在比昨日更古老一些的世界里。像个成不了仙的精灵，喜欢坐在树的浓荫下，过着贪懒好逸、天天喝咖啡读闲书、如春梦般虚幻浅薄的小日子。偶尔也感叹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却自知从未努力要记取什么。世界是这样的，路能引来祭奠者，也可以带来破坏者。如果我可以不要墓也不要碑，又岂会在意那一条年年召唤寻访者的小径？

话说得潇洒，而我终究活得比其他动物要复杂些。有时候会意识到自己在对抗自然界的定律；对抗悖逆自然的城市发展；对抗命运书写者的草率，人世的不公，命途的舛驳；对抗偏头痛和美尼尔综合征；对抗欲望、奢想、思念、冷漠、空洞。我想到“流放”这个词，我以为到世上来这一遭，我们都是苦行者。我唯独不知道现实或者梦境，生或者死，哪一种才是流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