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与大自然的具体关系不可替代

熟悉鸟类和植物的英国自然作家理查德·梅比，竟然抑郁过？没错。《心向原野：自然如何治愈了我》（Nature Cure: A Story of Depression and Healing，最早的英文版于2005年面世，多数版本无副标题）这部作品讲的就是他个人抑郁以及在自然中最终康复的过程。

1.世事难料

一位撰写过《免费食物》《描绘自然》《不列颠植物志》《吉尔伯特·怀特传》《杂草的故事》的博物学家，给人留下的是快乐的印象，怎么还会抑郁？这是个问题。我也曾在讲座中吹嘘过：真正的博物者（naturalist）不会抑郁，因为没时间抑郁，没有精力抑郁！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太天真了。抑郁是一种病，科学上至今也没能完全说清其病理。古人言：“生老病死，时至则行。”从动力系统（dynamical system）的角度看，健康好比真理，谁都有机会撞上真理，却不代表可以时时拥有真理、占据真理。现代科技发达，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但是没有说可以万寿无疆，没有说可以压根不得病，更没有保证活着就快活。人的健康由内外两方面因素决定，有些东西个体无法左右。坦率说，人不可能不生病。即使躯体上没啥大毛病，精神、心情上也不可能总是抖擞、舒畅。

世事难料，人体这架“机器”（虽是机械论的糟糕比喻，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尽管非常完善，也随时可能出故障。本书中，梅比坦诚讲述了自己在完成人生最困难的作品《不列颠植物志》 、迎来事业巅峰之际，突然患上抑郁症的经历。面对疾病，人到中年、历尽世事的他，还是陷入了惊慌失措。对此我深有同感。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写过《人死观：必然与自由》的杂文，但轮到自己生病，还是放不下，思维混乱。前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越长越大，初期检查怀疑是淋巴瘤，建议尽快手术切掉。如果是那样，死期迫近。再细查，确认不是肿瘤，而是一种尚未有中文名的罕见病，病因科学上尚不清楚，治疗上也没什么好办法，要一直吃激素。激素药很管用，副作用却十分明显；激素药也很便宜，控制副作用的药却不便宜。这恐怕是现代社会的惯常模式：手法管用，但有副作用而且很大很持久。瘤子变小的过程中我迅速发福！稍正规的说法是向心性肥胖（concentric obesity） ，还伴随着气喘、心率加速、骨质疏松。我的一切博物计划都泡了汤，心情不佳，凡事易从负面猜想、臆测。

梅比是自然写作的旗手之一，他的健康状况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公众博物的看法。他恢复了，我也走过最艰难时刻。我如期完成了《崇礼博物散记》一书的收尾工作。在凤凰卫视的一个专题片中，我坐在张家口“汉诺坝玄武岩”的石垄上大致述说了自己生病以及尝试重新链接大自然的过程，还曾开玩笑说：“我不能死得太早，那会令我鼓吹的博物事业减少信用！”复兴公众博物学，动机之一便是应对现代性危机：个体通过更多地接触大自然、了解大自然而解放自己，身心健康地过普通生活。如果我早早over或者抑郁了，岂不是反证博物之路不靠谱？

我用了什么办法？和梅比一样的办法：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重新对话。如今我还在吃药，但药量已降下来，化验指标接近正常。最重要的是，我看世界的眼光、态度又回到从前。我还发展出一个新爱好：看虫子，即开始努力了解有数百万之种的昆虫。我有许多虫界好友，家里也有一些虫子书，但一直没敢涉足。一场大病改变了我的想法，如果真的马上“走人”，竟然只认识太少的虫子，岂不遗憾！于是我重读法布尔和纳博科夫，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照图书密集地到野外观虫。我的思路很明确，不贪多，目前只在北京境内观察。白天顶着三十几度高温在山上游逛，“夜探”则经常半夜才回家。为此也新添了一些“装备”：昆虫图鉴、耐用的电筒、标本盒、展翅台等。我感受着无穷的乐趣，有着强大的自我推动力。看虫子，我甚至忘了自己还是个病人（早晚按时吃药提醒着自己有病） 。我不在乎生命何时终结，要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2.人以类聚

我与梅比有类似的博物体验，有诸多共同的“纸上朋友”，如吉尔伯特·怀特、华兹华斯、克莱尔、梭罗、缪尔、迪拉德、斯奈德、大卫·阿布拉姆、爱德华·威尔逊。理念上颇多共识，也都曾大病一场。但也如梅比所言，不是“认同”，而是“领悟”。他的经历和书写，令我进一步觉悟。

《心向原野》所涉人物和故事众多。这其中要特别指出诗人约翰·克莱尔，梅比的作品反复提及他。他是英国农民诗人，地道的乡村博物者。他有厚重的博物经验，受吉尔伯特·怀特《塞尔伯恩博物志》的启发，想撰写赫普斯顿（Helpston）博物志，但没有做成（1990年奈杰尔·雷门特[Nigel Rayment]分析了他为何没做成） 。他的诗作基于细致观察描写了一个更大共同体（天人系统）中的许多成员（如人、鸟、植物），把它们作为有机的生态整体来看待。克莱尔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博物学家类型，博物学史极少提到他，文学史、诗歌史通常不提其博物者身份。我最早是通过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先生把他的名字译作“克莱”）认识了他，之后看了乔纳森·贝特的《克莱尔传》，也在网上读了一些他的诗作，与同学们讨论过几首诗作及他的博物学观点（他竟然鄙视正规的博物学大师）。但梅比的反复引述，特别是他们竟然同在一所医院接受治疗，还是增加了我的好奇，读后也颇有收获。

克莱尔与梅比有何共同之处？都是英国人，都写作，都生了病，还住进了同一家精神病院。这些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用行动体证了“我与地方”的关系。其中，“我”指第一人称的有生有死的有限个体， “地方”不是指纯粹空间，而是指具体的、感性的、物质的、杂多的、万物交联的处所（place） 。人生（虫生也一样）在世，必须了解自己的周围，熟悉“地方”。但是，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走出闭塞丑陋的“地方”，奔向全球化四通八达的“他乡”，使自己漂浮在人工世界（包括人工自然）的不确定“空间”中。现代人并非真的不食人间烟火，而是间接地进行，比如电话点餐、超市购物、虚拟旅行、在写字楼工作、在高级厕所解手等，每一项都实质性地牵涉真实的大地、河流、天空，只是中间隔了许多“膜”。物质的“膜”和心理的“膜”，后者更关键。没有膜，不成为文明（梅比有“半透膜”的说法） ，但是膜多了膜厚了，文化就出问题了。此时的高雅文化声称摆脱兽性、动物性，上层次、上档次，其实违背达尔文演化论，是故作清高。“人类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动物世界的一员了”，现代世界的“规划师”笛卡儿虽没有直接否定人是动物，却强调了其间的严格划界。这种划界有益也有害，现在看来害处甚大。人要习惯做好自己的动物身份，不多也不少。人是两脚直立的理性动物，并非一直理性着；人直立，也坐着躺着，无论怎样，必须有所凭借，最终支撑是大地而非真空。

人来自大地（地球盖亚） ，而非火星。作为智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一员，“我”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应当是什么关系？梅比的书给出了一种可能性。难以证明它最好，特别是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样性原则。这类作品并非强制读者接受也非强烈暗示这般生存（我称之“博物生存”，我编了个英文词组living as a naturalist）独好，但无疑它靠谱地指出：这样也行。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许对我们有启发。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观察大自然，心情会变好，从而也有利于健康。

3.何以疗愈

梅比的书提出一个医学问题：现代人重访大自然，身心为何变得更健康？当然，与其他医疗实践一样，这是概率意义上的，不保证每一个体都奏效。许多学校还开设了相关课程，为什么？梅比不是医生，我也不是大夫。我愿意尝试解释一下，未必正确，梅比也可能不认可。

当今文明，可以做到让人类免于饥饿，却没有让人放松神经。自然疗愈治疗的不是一般的穷困病，而是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失配”的富贵病，是“节律失配”的新病、心病。回归自然，能让人经常回忆自己是谁，如何看待生死。

人类社会迅猛发展，人类在生命界各物种中变得非常特别。人有理性（哲学家经常用“理性”来区分人与其他动物） ，人会计算（听起来高大上） ，即会“算计”。人能幻想、预测、构想、制造、毁灭某些东西，但是，人类的理性也时常表现出反面（通常不自觉）：非理性，比如严重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小到一山一水、一村一寨，大至整个流域和全球生态系统。在此“发展”过程中，人类欲求的改变速率远远大于环境的变化率。这似乎很平常，我们常说的“发展”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在平衡之上追求额外的增量。但是，从全球生命演化、物质演化的角度看，人类此种想法、做法非常可疑。此种作为必然导致“环境摩擦”，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而生。此矛盾是差异演化的结果：系统中绝大部分组分正常演化（自然演化） ，只有自以为是的人类在其中非正常演化。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力量较小时，此种差异演化影响不大。但是近一百多年来，情况变了，人类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可用“人类世”这一地质学名词来形容，即人类的影响堪比火山、地震、海啸等地质作用。

如今，我们都乘坐在高速奔驰的现代化列车上，列车在不断尝试加速。有些人异常兴奋，陶醉并适应此番高速竞争场面，认为此过程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个别人，其实是大多数，不容易适应或者非常不适应此番场景。

人生竞争大潮中，一些人生病了。生病不等于竞争失败。生病有轻有重，原因多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失调、失配有关。先是精神层面的不适，然后出现器质性的病变。医学治疗可能管用，回到大自然中，与大自然同呼吸，让个体的节奏服从于大自然的节拍，也可能起到治疗作用。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比如思想上认同大自然的神圣地位（这很难，近代以来大自然已经被祛魅） ，遵从大自然的节律（用自然科学的术语讲包括强度、功率、振幅、相位等，其实可以不用这些词语） ，即让自己“锁相”“入列”“共振” （借用振动力学的术语）于大自然的模式 。小系统融入大系统，个体内外一致，才有治愈效果。

这算不算一种医学？理论上算，但现实中还不算，现在的主流医学不大承认这些，顺势疗法、另类医学倒是不断讨论这些，但经常夹杂着一些神秘的东西。附魅本身并不解决问题，正如祛魅本身不解决问题一样。但承认人体的复杂性、生命的复杂性、大自然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因为我们暂时不了解而展示出的神秘性，我们可能变得谦虚一些。

4.如何融入

怎样融入大自然？首先要能识别自己感兴趣的对象，尽可能知道一些名字（知道名字不是目的，但极有用处） ，就像与人交朋友，总得认出对方。辨识，难易不好一概而论。但下功夫，加以训练，必有所得。

本书的第四章是“命名之道”，梅比熟知英格兰东安格利亚的生物多样性，表现之一便是能够轻松叫出他遇见的各种“朋友”的名字。能叫出名字，代表着尊敬、了解和亲密。有了名字，才能描绘得地道、精准。名字未必只指拉丁学名，实际上包括各种名字，地方名、土名同样重要。比如，克莱尔把沫蝉称作“树先知”。再比如，在中国东北，人们把虎斑颈槽蛇叫作“野鸡脖子”。

梅比列举了他在4月15日至18日每天看到了什么。注意，他用的多是具体的名字，如红隼、雀鹰、赤杨、旋木雀、野啤酒花、红醋栗、荨麻、白英、红尾鸲、毛脚燕、秃鼻乌鸦等。万物皆有名字，名字包含着巨量信息，亦是开门的钥匙。名字背后有故事。梅比与一些“中年老学究”能够把玩名字，欣赏并丰富命名之文化。热爱自然、理解自然，首先表现于能叫出几种鸟、虫子、野花的名字，进而品味各式各样的野趣。多少算够？每一类五十种或一百种起步吧！这有多难或多容易？只要开始尝试，一点都不难，停留在口头和书本，永远都是难题。

梅比寻找虎眼万年青而不得的经历，我相信每个博物者都有切身体会，但更多时候大家都能释然，随遇而安，遇到什么欣赏什么。那么，会不会失望？答案是：几乎从不失望。每一次，大自然都以我们未曾预期的方式，让我们养眼、获得超额满足。于是，出门时，经常不想太多，只想走进野地。实现期许了好久的某个愿望，可能没啥意思，好似完成任务一般；突如其来的邂逅，更令人激动、感恩。

克莱尔在《大自然的宠儿》（Nature’s Darling）中写道：“清晨，盛装的大自然飘出一股香甜，明亮的光线照射在枝头的嫩芽上。此时玛丽·安漫步在李子树和黑莓丛中。她比清早绽放的野花还甜美；她是露珠中映照的一朵玫瑰；她纯洁，她活灵活现。她像生长在庄稼地里的罂粟花一般带劲儿。”他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词汇刻画自己的心境和心上人。他在《我是》（I Am）中写道：“我渴望这样的场景：一个没人践踏过也没人吵闹的地方。我和造物主上帝在一起。我像小时候一样，不打扰别人也不被打扰，香甜地躺着，上有苍穹，下有草地。”不信奉上帝，我们也能有相似的体验。这里有否定也有肯定，有逃避也有追求。说到底是一种选择，选择不同的价值观，选择过不一样的生活。

2022年8月17日我在北京昌平响潭水库西侧看到了斗毛眼蝶、猫蛱蝶、东方艳灰蝶、花椒凤蝶、琉璃灰蝶，还有被满白粉的榆凤蛾幼虫；19日在延庆松山见到一个巨大的黑盾胡蜂蜂巢，拍摄了一种未定名的山蝉；20日在昌平狼儿峪看到了柳紫闪蛱蝶、大红蛱蝶、弯斑姬蜂虻和金毛长腹土蜂；27日在延庆养蜂场山道捡了一大袋子麻核桃，用牙咬开了大叶朴（通常是小叶朴，即黑弹树）嫩枝上的一只棕色的虫瘿，确认赵氏瘿孔象（一种很小的象甲虫子）已经长成。

这些活动有什么意义？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好玩呗！那些虫子帮助我进一步认识了虫生、人生。我在哲学系谋生。学哲学，不能只看书，还要阅读大地。

梅比终于康复了，我也快好了，活着真好！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2022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