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敢于另辟蹊径

我们都知道抑郁症。它触及了这星球上的每一个家庭。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却是惊人的少。

本人是以一种极度尴尬的方式领会到这一点的。在我刚开始接受精神科医生培训的头几年里，某一天，我在伦敦莫兹利医院门诊部对一名男子进行问诊。在回答我教科书式的提问时，他告诉我，他情绪很低落，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乐趣，总是凌晨惊醒，睡得不好，吃得也不好，体重也跟着下降了，对过去感到愧疚，对未来感到悲观。“我觉得你是抑郁了。”我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患者耐心地回应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全科医生把我转到这家诊所。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抑郁，还有你能对此做些什么？”

于是我试着解释抗抑郁药物，像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或简称SSRI类药物，以及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发现自己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血清素，认为抑郁症是由于缺乏血清素引起的。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在沉着应对这种场合时，会使用“失衡”一词，我也当仁不让地借用了。“你的症状可能是由于大脑中的血清素失衡所导致，服用SSRI类药物能帮助你恢复平衡。”我挥舞着我的手，向他演示一个不平衡的东西如何重新平衡，以及他摇摆不定的情绪如何恢复平衡。“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于是，我开始重复自己刚刚从课本上学到的关于抑郁症的血清素理论，然后他打断了我：“不，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你怎么知道我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失衡了？”好吧，真相是，我确实不知道。

那一幕大约发生在25年前，迄今为止，对于这些问题，还有其他许多有关于抑郁症从何而来或如何治疗的问题，我们仍然拿不出肯定或一致的答案。抑郁都是心理作用吗？我的抑郁“仅仅”是我思考事物的方式吗？那为什么经常以作用于神经细胞的药物进行治疗呢？它“真的”全在大脑里吗？对于那些患有抑郁症的朋友和家人，我们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抑郁了，也可能会羞于说出来。

对于抑郁症和其他精神健康疾病的态度，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一片沉默了。我们越来越善于谈论它，这是件好事，即便意见并不总是一致。可以看到，抑郁症是非常普遍的，它在很多方面都使人失能，而且会降低生活质量——抑郁的人快乐体验更少、抑郁的人减少了预期寿命。我们并不惊讶地看到，抑郁症和相关疾病的经济成本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如果从下一个财政年开始，我们能完全治愈英国国内的抑郁症病例的话，那么一整年下来就相当于将GDP增加4%，或者说将整个经济年增长率从2%变为6%。如果完全没有抑郁症，我们的国家就会蒸蒸日上。

尽管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抑郁症发作和精神障碍在认识的人当中是多么普遍，也意识到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共卫生提出了巨大挑战，但是我们应对它的方法仍非常有限。有一些广泛使用和适度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过近30年里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我们在1990年用于治疗抑郁症的方法——调整血清素的药物如百忧解，还有心理疗法——基本上仍是现下在治疗方面的全部。显然这不够好，否则也不会有预测认为，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世上最大的单一致残原因。

我们必须敢于换一种方式思考。

时间回到1989年的一天，那时我还没开始专攻精神病学，正在接受医师培训。我见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她得了一种叫作类风湿关节炎的炎症性疾病。我叫她P夫人。P夫人患该病已有多年，手上的关节肿胀生痛，并因伤痕而变形。她膝盖里的胶原蛋白和骨头尽遭破坏，关节不再能正常工作，走路也艰难。我们一起讨论了一遍类风湿关节炎诊断量表上那一长串的身体体征和症状。她在所有方框里都打了钩。然后我还提了一些标准检查表上没有的问题，关于她的精神状态，她的情绪。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她平静但清晰地告诉我，自己精力很差，没什么能使她快乐，睡眠受到困扰，成天沉浸在悲观和有罪感的念头里。她抑郁了。

我对自己的问诊很满意。我想我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医学发现，把她的诊断增加了一倍。她因为类风湿关节炎来找我看病，我则在此基础上挖出了抑郁症。我赶紧将这个重要消息告诉我的上级医生：“P夫人不仅患有关节炎，她还患有抑郁症。”然而，他对我的诊断能力不以为然。“抑郁？嗯，你会的，不是吗？”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P夫人抑郁了，并且患有炎症。然而，当时常见的医学观点认为，她抑郁是因为知道自己患有慢性炎症性疾病。这些都源于心理。我们俩谁也没有想到它可能起源于身体。P夫人的抑郁可能——不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发炎了——只是因为她发炎了。P夫人离开诊所时，抑郁或疲乏的程度丝毫没有缓解。我们不敢提出不同的想法，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之后，又过了大约30年，我们才更加熟练地掌握了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去理解抑郁症和炎症之间、精神和身体之间的联系，正如我最近看完牙医不久后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