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思想史》序

□罗宗强

一

极简略地说，文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体裁的探索，风格、韵味、情趣的追求等等）？应该如何构成这个面貌（方法与技巧的选择、修辞与声律的运用等等）？它的承传关系是什么（应该接受哪些和摒弃或者改造哪些传统，以及文学传统上的是是非非等等）？它应该如何发展？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种种看法，都属于文学思想史所要研究的范围。

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个人的文学思想，而且要研究文学思想潮流。有时候，一种文学思想倾向成为一股不可阻拦的力量，推动着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的。建安时期以文学抒发个人情怀，追求风骨，成为一时风尚，梁、陈的宫体诗风，明代诗坛的复古风尚，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热，都是人所共知的例子。在这些形成一时风尚的创作倾向背后，是什么样的共同的文学思想支配着它们？这正是文学思想史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

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左右一代文坛的文学思想潮流，还要研究不同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在文学发展的初期，文学思想的发展趋向较为单一，而越到后来，便越向多元发展，在同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里，产生了不同流派的文学思想。这同样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例如，同是中唐，就有基本倾向完全不同的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这两个诗派，在看待文学的特质、功能上，在审美情趣的好尚上，在技巧的追求上，都是完全相左的。何以产生这类现象？应该给予怎样的解释与评价？这正是文学思想史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思想的地域色彩问题。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有过这样的现象：出生于同一个地域或者活动于同一个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创作倾向上相近或相似。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文学思想史也必须做出回答。

二

文学思想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点，我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前言中已经提及，这里还想稍加阐述。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之初，研究对象似未曾有过明确之界定。它既包括文学批评史，也包括文学理论史。就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历史状况而言，这样的研究对象的认定未尝不可。因为在中国古代，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少数，多数的文学理论著作都包括了文学批评。即使体大思精，有完整理论体系如《文心雕龙》，也不例外地包含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内容，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对于文的历史（作品与作者）做评论的基础上建立它的理论体系的。《文心雕龙》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的文学理论著作了。当然，不涉及文学批评的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不是没有，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但是，这类著作毕竟只是少数。

因此，从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此种历史状况而言，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包含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这一学科的定名上。名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它应该只研究文学批评的历史；而中国的文学批评既与文学理论纠结在一起，那么它自然而然应该按照它的历史实际给予命名，名之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样的命名，在理论研究上可能会较少疏漏，而使这一学科在理论上更趋于严密与成熟。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显然比文学理论批评史更为广泛。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反映了文学思想，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文学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有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为数不少，例如李商隐的诗文思想。义山诗歌，无疑反映着一种异常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诗歌思想倾向，由于他追求凄美幽约，表现朦胧情思，他对于诗的特质与功能、诗的技巧与趣味，就都有着完全异于前人的理解。但是，他却几乎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他的文的思想也有相似的表现。在中唐那样大规模的文体变革之后，他却复归于骈体文的创作，而且是那样用典圆融，结构谨严，典丽深美。他的骈文创作无疑是对中唐文体变革的一种反弹，但是他同样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我们还可以举出《金瓶梅》的例子。这部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至今还没有为治文学思想史者所充分认识。由于转向写日常生活，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与叙事方法、修辞技巧诸方面，便都有了极其重要的发展。它无疑标志着小说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作者同样也没有理论的明确表述。如果我们忽略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那么我们便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重要方面忽略了，就会写出一部不完整的文学思想史。

更重要的是，由于汉中叶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各个朝代的统治思想，违反了它，个人无论在仕途上还是立身处世上，便都可能遇到麻烦。因此，在公开场合，言行符合于儒家规范，便常常是大多数入仕的士人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对于文的种种言论，同样受着这一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公开的场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出的文学思想，是与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究竟哪一种倾向更代表着他的文学观，这就需要将他的言论与他的创作实际加以比对，做一番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们不去考察他的文学创作倾向，而只根据他的言论做出判断，那么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的描述，便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即使只就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本身的解读而言，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实际的考察。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是明显的例子。他们评论了许多作家，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实际做一番认真的研究，就无法对刘勰与钟嵘的有关评论做出正确的解读，当然也就无法做出是非判断。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离开文学创作实际是无法进行的。把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相印证，结合起来研究，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思想史。

三

既然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创作实际，那么也就提出了一个与文学史相区别的问题。

文学史应如何写，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因之现在来说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区别，也就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不过，我想，最基本的一点还是可以说清楚的，那便是：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思想史则是文学思想的历史。文学史必须描述文学的史的面貌，而文学思想史要描述的，是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由于这一基本着眼点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差别。

同是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本身，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由于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现象本身，因此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当它描述文学现象时，往往较为全面地顾及其时之作家群落，顾及作家创作的各个方面。而文学思想史，由于它的着眼点是文学思想，而且是在史的发展中考察文学思想的演变，因此它只注意文学现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学思想倾向的部分，而忽略其余。如果是一个作家，它便只对他的以及与他的文学思想倾向有关的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而置其余于不顾；如果是一个流派，它只着眼于这一流派各个作家著作中那些反映出共同倾向的作品，而不去描述一个一个的作家；如果是一种思潮，则它的描述更广阔些，同时也就更加忽略文学创作的更为完整更为多面的情形。要之，同是涉及文学创作，文学史更注重文学创作的全貌，而文学思想史则只注意那些反映出文学思想共同倾向的部分。

即使涉及同样的作品，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的着眼点也往往是不同的。文学史分析的是作品本身；而文学思想史则是通过作品追寻其文学思想，它是属于更为内在的层次。与此有关，文学史往往较为详细地介绍作者的生平遭际（对大作家尤其如此），以便更为全面与深刻地分析他的作品；而文学思想史则极少这样做，除非他生平的某一重要经历对于他文学思想的转变有着重大影响。

当然，更为主要的区别，是文学思想史不仅涉及创作实际，而且大量涉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而这两个方面，在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里，是被忽略或者是被放在次要地位上的。而从总体风貌上看，文学思想史较之文学史，必然更富思辨色彩，更具理论素质。

当然，由于二者均涉及文学现象，相同与相近有时也在所难免，但是，大的方面，它们的区别应当说相当明显，不易混同。如果一部文学思想史写出来让人感到它是一部文学史，那便是它的失败。因为这至少说明，它的作者缺乏理论的素养，缺乏思辨的能力，当然，也缺乏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抽象的总体把握的能力。

四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以为，不论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

今人看古人，由于观念与思维方法的差异，由于史料的种种限制（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的种种局限），要完全地了解，准确地认识，是极难的。今人眼中的古人，不可避免地常常附上今人的印记。研究古人的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着今人文学观念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完全地恢复古代文学思想的原貌，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任意地附会古人，装扮古人，把古代文学思想现代化。如果说在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什么大忌的话，那么，我以为，把古代文学思想现代化就是大忌。把古代文学思想现代化，结果一定会把古代文学思想史弄得面目全非，从而完全失去它作为史的价值。

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做出评价，论列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为历史还原。

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两部分来说，历史还原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原文的正确解读。原文的解读当然有一个训诂的问题。但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们又不仅仅涉及文字训诂。有许多批评范畴，仅看文字训诂是无法正确解读的，如“气”“风骨”等等，它还有一个理论索原的工作要做。即使那些在文字上看来并不难懂的地方，也往往存在着解读的困难。一种批评与一种理论的出现，有它的具体的环境。它是针对什么说的？它的原意是什么？离开了具体的环境，就无从索解。在当时，有的问题不言而喻，时人都能理解，作者在文字里便省略了。我们今天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便无法对之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这就涉及考察历史环境的问题，有时为了一句话，可能要求清理一大段历史。离开了细心的大量的史料的清理与历史面貌的追寻，我们便有可能对看来明白而其实甚为复杂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原文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这个角度说，原文的正确解读不仅仅是针对文字本身，也包含着更为广阔的历史事实的清理，复原历史的原貌。

无论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的文学思想，都必须涉及它们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恢复它们的原貌，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历史条件做出认真的研究。我以为，影响文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往往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生活的各个角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的。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就差不多改变了一代士人的生活风貌。宋明之际的理学也是例子。社会思潮对于文学思想演变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学功能、审美时尚、题材倾向诸方面。一个充满变革思想的时期，文学创作自然地带来了变革思想；一个儒学复古的时期，文学中的明道主题就相对多起来。不过，我以为，影响文学思想演变最重要的还是古人心态的变化，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来实现。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心态的变化在文学思想演变中实具关键之意义。

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因素极多，经济、政治、思潮、生活时尚、地域文化环境以至个人的遭际等等，都会很敏锐地反映到心态上来。中国的士人，大多走入仕一途，因此与政局的变化关系甚大。政局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差不多都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回响。在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时，政局变化的影响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我们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外部原因引起士人心态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何以他们的人生旨趣变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变了，审美情趣变了。当然，影响文学思想变化的，还有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情况，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自然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

历史还原，就是要弄清上述种种因素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广泛、认真、严谨地清理史料的基础上，形成对于历史的一种活生生的体认。设想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状，这样，对于当时文学思想的理解就会真切得多，可靠得多，真实得多，当然也就会少一些现代的影子，少一些附会。在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探讨规律，做出是非判断，以论定其价值之高低。

当然，这样做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往往需要通读一个时期差不多所有的存世之作，和作者们的生平材料，才能形成其时文坛风貌的大致轮廓；需要阅读所能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史料，辨别思索，才能对该时期的种种重要事件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是这样的：为了弄清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往往翻遍存世的能够找到的所有典籍，结果用得上的材料则百不得一，甚至千不得一。

这样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很笨拙的，无疑也是很艰辛的，而且朝代距今越近，困难也就越大，盖存世典籍浩如烟海故。

五

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是我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中的一卷。上面说的这些话，是为这套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做一点简略的说明，本该放在《周秦汉文学思想史》的卷首。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后往前写，继我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宋代文学思想史》率先完成，又蒙中华书局扶持后进的一片热情，应允先为出版，就把上面的这些本该置诸第一卷《周秦汉文学思想史》卷首的话置诸《宋代文学思想史》卷首。将来《周秦汉文学思想史》成书时，我想它的卷首应该有一篇总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变轨迹、特色与价值的前言。

我第一次见张毅，是近八年前他入南开攻读硕士课程的时候，当时的他壮实、精明而且敏锐。一次看他的读书笔记，我大吃一惊，那上面不是材料的摘录，而是他读书时的种种见解，电花石火，新见迭出，左右融通，浮想联翩，其中的许多见解，都可以独立写成文章。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敏锐思辨能力的理论型的研究人才。但是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便一头钻进资料堆里去了。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我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中的一段。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这个题目难度实在太大。有时候我想，我实在有些狠心，压给他这样大的题目。但又想，他那么壮实的身体，恐怕是累不垮的吧！两宋载籍数量极大，他便一部一部读，总集、别集，子、史以至经注，寒来暑往，历时四年，未曾间断。终于从电光石火走向坚实严谨的治学之途。那么大的工作量，他居然没有累垮，还是那么壮实，而且书写得令我非常满意。他是把他赋有的敏锐思辨能力与细心的丰富的资料梳理结合起来了。面对人所共知的宋代文学现象，若没有新的材料与新的视角、新的理解，便可能失之于陈旧；若对资料做全面清理，多所发现而缺乏总体把握的能力，则又可能失之于琐碎。张毅的书，这两个方面都避免了，既给人以新鲜之感，确有自己的理解与发现，也没有琐碎之弊。他是把宋代文学思想的总的风貌给描述出来了。

在这个总体面貌的描述中，既可以看到文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又时有精彩的见解，如关于北宋初期创作心态向内收敛，在创作上追求老境美的有关论述，对苏、黄诗风的比较和对江西诗派诗歌思想的总结，对“辨句法”“主活法”“求高妙”的阐释，对朱熹的心性理论和他的诗歌思想的理解等等，都是相当精彩的。记得有一位青年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近年来学界有一种“著书而不立说”的现象，我以为，这是说得非常中肯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就因为缺乏严谨的学风，缺乏刻苦的治学精神，依靠二手材料，只言片语，胡乱发挥，衡之历史事实，则大相悖违。不是通过认真研究的结论，虽有所说而其实说不能立。我以为，张毅没有受这样的风气的影响，他是走着认真刻苦、严谨治学的路，著书而立说了的。但愿他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还年轻，前路尚远，循此以往，当有所成。

（原刊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