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播思想的界定

“传播学”（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美国，但传播作为一种观念却源于欧洲。Communication（Kommunikation/kommunikacija）一词源自拉丁文“Communictio/communcare”，意思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与沟通。起初流于口语，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该词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使之成为一个概念和范畴，汉语一般译为“交往”。(16)不仅如此，欧洲对于传播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几乎伴随着欧洲学术的诞生。在欧洲的早期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以及近代的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常常涉及传播问题。

对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及其发展历史的研究，小约翰（Stephen W. Littlejohn）在其《传播理论》一书的绪言中曾说，“对传播进行学术研究的强烈兴趣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技术和文化的提高使得传播成了人们关注的题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合法地位完全确立，对心理和社会过程的兴趣变得强烈了。群体中的说服和决策不仅在研究人员而且在社会上成了关注的焦点。因此，在二次大战后，传播研究的合法地位和重要性得到了确认。”(17)显然，这是基于现代意义的狭义的传播概念，而事实上远远不止于此。

对于传播的定义，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说：“我们可以给传播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它即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在施拉姆看来，传播可以是工具、是细胞、是网络、是时钟，传播能创造。（1）传播是工具。施拉姆从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首先提出传播是工具，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全赖传播这一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和社区（community）的词根相同并非偶然现象。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人类传播的特征是使人类社会有别于动物社会的主要特征。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心灵符号及其在空间上传递、在时间上保存的手段’ ”。(18)（2）传播是细胞。施拉姆引用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举例共和党来阐述传播是社会细胞这一特点。他说，共和党这个历史实体仅仅是一种抽象，其基础是成千上万具体的传播行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而持久的特征。如果把这个例子扩大到一切可以想象的领域，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每一种文化模式、每一个社会行为都涉及交流，都与传播有或明或暗的关系。(19)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传播是打造人类关系的素材。(20)传播是人类活动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是社会人，我们需要与人、与社会、与自然进行沟通交流、发生关系，传播就如同细胞一样，充盈在我们沟通交流、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的活动中，人类活动离不开传播。（3）传播是创造。施拉姆认可萨丕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aedia）撰写的“传播”词条，他也认为，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社会机构静态的总和；实际上，个人交流时的传播行为焕发社会的活力，以其创造性确认社会的存在。(21)施拉姆同时也认为，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那个时代起的一切大众媒介是能够满足人们特定需求的最好的工具(22)，能够复制信息，也能几乎无限地拓展人们共享信息的能力。人们靠信息生存，共享信息的新能力对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3)人们获取信息、交换信息并产生新的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创造性的具体表现。传播具有的创造能力是在社会传播过程中产生的。（4）传播是网络。人类传播是社会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进行着知识相互交换、决策制定、角色和关系确定，以及社会变化刺激和指引这样的过程。(24)施拉姆从他的传播学科思想开始，到他中后期的人类传播思想，一直认为，传播就是一张网络，在这张网络中，人们进行着社会交往活动，共享信息、塑造角色等。传播就是一张无形的网络，把人们的社会活动各要素联接在一起，形成共振，打造成良性的循环系统。（5）传播是社会过程。施拉姆认为传播是一种社会过程，在这社会过程的进程中，又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社会过程的传播要求、传播要素不同，传播可以促使社会进程加快，也可以阻碍社会进程。(25)我们在进行传播时，减少噪音、有效沟通和传播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过程。

欧洲是人类对传播研究的发祥地。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说服的学问，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论——“对所有可能的说服方法的研究”，虽然修辞术常常被认为是宣传艺术、政治艺术和法庭艺术；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信息传递的学问，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交往的学问，最早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传播理论的多样性恰恰反映了传播本身的复杂性。正如小约翰所说，“由于传播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行为，因此寻求最佳的传播理论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当然，传播学自身的创立是基于一种理论的学科，它虽然融汇了众多学科分支，但其自身又不得不需要一种独立的、综合的理论框架支持。本著正文主体对欧洲传播观念的本质把握及其流变的描述也正是基于一个开放的传播理念，并试图揭示正是所有的不同的传播观念与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基础架构起了传播学这门独立的学科。

西方文化有两大传统，即古希腊文化传统和古希伯来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既是文化的，也是宗教的，还是历史的。就历史而言，正如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所说：“我们所有的历史著作和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完全建立在希腊人奠定的基础上。”(26)本著有较多的篇幅谈到宗教的历史，原因在于宗教在较多时期是传播思想产生的动力。事实上，欧洲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思想革命都有宗教动力背景。虽然宗教革命是一场既是神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论争，但也成为产生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源，不过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正如施拉姆他们所说：“英国的清教徒拿圣经作为权威来反抗教会的权势，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这样做是在鼓励每个人自己做出判断的习惯。宗教上的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引导到宗派主义、有神论和世俗主义。宗教革命也带来了一种和当代相适应的论辩方式，而由于宗教和政治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论辩方式很自然地就转用到纯粹世俗的领域中去了。”(27)

欧洲的思想者们虽然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中大量涉及我们所说的传播问题，但极少像麦奎尔（Denis McQuail）那样专门研究传播问题。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将他们的学说置于这里所说的传播思想史中，这是我们面临的难点，但这种探索与思考，应该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在以下的叙述中，进入视野的并非是一种断定，而应是一种预感。

传播学对不同传播活动及意义的研究，同社会学展开的有关课题彼此接近，因为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传播也具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特点，从传播与政府、政党、行政部门、宗教和家庭等的关系与相互影响，更容易认识不同的传播活动和传播媒介的意义。

对于传播的概念，诸多学者众说纷纭，但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什么是传播，什么不是传播？对此，小约翰认为：“不同的定义具有不同的功能，使得理论家们进行不同的研究。”但是，正如丹斯（Frank E. X. Dance）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传播’概念的期望实在是太高了。”“传播中的探求过程是‘发现’的过程。所有的探求都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提问，第二个阶段是观察，第三个阶段是构筑答案。”“传播理论的类型主要包括：结构和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批评理论五个理论层次。”正是参照这个五层次理论，形成本著的基本内容体系。

贯穿于西方传播思想的核心要素是“信息的交流”，如此，传播思想史也就是人类对信息传播的观念表述的历史描述。它至少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信息的交流”的本体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交往、语言、符号、理解等；其二是影响“信息交流”的要素部分，这一部分包括影响交往与理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施拉姆说：“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28)这对于传播学其实并非好事，这让我们同时想起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Umberto Eco）曾说过的话：“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乃是在玩一种冒险的游戏。”(29)传播学包括符号学，所以传播学在冒更大的险。本著将接受更大的考验与诘问。事实上传播学也将接受更大的考验与诘问。

人们习惯将欧洲现代传播理论称为批判理论。欧洲批判理论又可粗略地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视野、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但事实上，在“20世纪欧洲传播思想”这一研究预设中，直接或间接提供传播学思想资源的是不同身份的人文科学家，包括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等等，远远超出了以上所说的三大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观点可以概括地称为“媒介批判理论”。他们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身份，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依傍，并具体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来整合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异化，造成了“单面社会”和“单面人”，文化（艺术）也被商品化，形成了“文化工业”，即统治阶级操纵了文化传播媒介，使之成为一种工业，用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麻痹和控制群众，使人们对社会现实丧失了批判的要求和能力，因而人也就丧失了人性，而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寻求恢复人性、改造社会、解放人类的道路。虽然他们的理趣在于哲学、社会学范畴，但同时将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文本的文化分析，以及在大众文化和传播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受众接受研究等结合起来，却着实建立了欧洲传播理论的范式。

“文化研究”是指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及学术成果，即后来的“伯明翰学派”。该派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横跨传媒研究、文学研究、交流研究、文化社会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等学科，研究方向由最初的文学研究转向后来的社会学、人类学和人种学。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趣从原来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转到意识形态、权力、性别、种族及族群等问题。当下的热门的“文化研究”话题包括文化身份认同及文化表现等方面的理论问题。

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斯、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和霍加特等受到意大利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影响，以五六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70年代盛行的媒体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及80年代以来的种族研究和性别研究，积极致力于揭示文化在塑造社会意义上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边缘群体与主导阶级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张扬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众争夺文化支配权的斗争，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欧洲批判学派的两翼。霍尔说过，文化研究使人认识到，媒体在构造和形成它们反映的事物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并非有一个“外在的”（outthere）世界自由自在地存在于再现话语之外，“外在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文化的社会构成作用也可以表现为文化霸权作用，它塑造了人们对社会现实（如阶级结构、性别划分、种族结构）的话语，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们认可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所以霍尔说，“一套社会关系显然需要维护其（合法）地位的意义和框架”。文化研究学派对于当代传播思想最重要的是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也对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电视在文化方面的负面效果的观点提出了相反的见解。这一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学派，主要以工业化社会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在理论上继承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和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重新界定了“大众”和“文化”两个基本概念，认为“大众”一类的概念表示的首先是一种价值，包含了相互利益、政治态度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组合关系，量多而质异，因此，它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费斯克（J. Fiske）还强调了民众的下层和反抗性，在他看来，“文化”在特定社会中产生和流通，包含了同社会和权力机构的关系。他和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意见一致，认为大众不仅仅是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对产品带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利用者。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尝试“预先选定”，但不能规定或者保证后者，因为后者有自己存在的条件。他提出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一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进行解码，此时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一致，主导符号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无意识地发生；二是采用协商符码来解码，解码者一方面承认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解码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三是采用对抗符码解码，即解码者根据自身的情况，将信息读出和编码者全然不同的意义来。也就是说，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两者并不是同一的，这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所忽视的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一种强化。

对于符号学结构主义与传播学三者的关系，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域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从长远看来，两者都应被包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称作传播（Communication）”。应该说，传播学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对此，欧洲经典学者就有过表述。如罗兰·巴特说：“大众传播的发展在今日使人们空前地关注意指广泛的领域，而与此同时，语言学、信息学，形式逻辑及结构人类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又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符号学在此种情形下呼之欲出，就不再是几个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要求。”(30)又说：“……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当代社会（限定在大众传播范围）的符号学家，尽管一开始就以非语言实体为研究对象，迟早要在他的研究道路上遭遇到（‘真正的’）语言……符号学也许注定要深入到跨语言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总之所有以分节语言为第一实体的意指集成；时而是我们的文明的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也许还包括属于幻想类的内心语言。总而言之，应该从现在起就承认，有朝一日索绪尔的主张有可能会被推翻：语言不是普遍的符号科学的一部分，哪怕是有特殊地位的一部分；相反，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31)

在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双构语境里，世界的本质已不是物本身，而是人附加于其上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符号世界里，世界其实是由符号构成的，因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已经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核心原则。从关系上讲，符号学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所强调的是“唯有在我们所属的文化里，透过其概念与语言的结构，我们才能认识这个世界”。(32)巴特1964年指出，“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学派，一个运动，也不是一本词典，而是一种超出于哲学的活动，它包括一连串企图重建一个客体以便表现它的作用规则的心智操作”。这样的一个模糊定义使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存在于它的许诺与实践的差别之内，并且依靠它的许诺与实践的差别而继续存在”。

严格地说，在欧洲，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传播学与符号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两者有交叉关系。这两门学科都研究符号，莫里斯（Charles Morris）认为符号学应包括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各种关系；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传播学关于编码、译码、解码的研究也要涉及这三方面的内容。编码就是传播者把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符号，因为传播者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思想、感情）仅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自己的大脑里，别人是无法知晓的，要想把这些传达给别人，就要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声音、表情、姿势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别人凭各种感官就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译码是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号再转换成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解码。显然，编码者要考虑语形、语义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符号、怎样组织符号才能准确地传达意义，才能使对方（指受传者）正确地理解意义，译码、解码者也要考虑语义、语用的问题；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什么，对方（指传者）使用这些符号表达什么意思。莫里斯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把符号用于价值研究。莫里斯显示价值在不同事物上的体现及其与符号的关系。莫里斯找出五个价值丛，包括社会抑制和自我控制、行为和实践的欣赏、躲避和过于自信、接受性和同情心以及自我放纵。“莫里斯最有影响的贡献是他对符号理论三个领域的确认。第一个领域是语义学，即对符号与事物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个领域是句法学，是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领域探讨的是语法和系统结构，指出把符号组织到更大的符号系统中去的方式。第三个领域是语用学，关注的是代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包括符号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和人们在实际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符号和意义的方式。”由于莫里斯是美国学者，不在本著的研究范围之中，所以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在欧洲，法国的符号学研究出尽了风头，因为他们是一个群体，而且个个均有理论建树，但这些丝毫遮盖不住意大利艾柯的光芒。意大利符号学家昂贝多—艾柯提出了当代最全面的符号理论。艾柯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早期的符号学理论结合起来，并进一步推动了符号学的思考。艾柯认为，符号学应该包括“代码理论”和“符号产生理论”。代码理论如莫里斯和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的语言理论，必须抓住语言和其他符号的结构，但符号产生的理论对解释符号在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中实际使用的方式是必要的。艾柯认为，“用符号表示事物的过程是词义表示或指号过程，它是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体系：（1）世界中的条件或物体；（2）符号；（3）一整套反应系统；（4）一套符号和物体、符号和反应之间的对应规则。”即物体可以由符号来指代，符号同样可以指代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并将该意义抽象化或具体化，这需要符号和它们之间的转换。但要注意的是，符号转换包括主动转换与被动转换。比如，我们会听到有人讲他要去做CT，但是当你问起他CT具体是什么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答上来。这种因丢失本族语而不得不以其他符号代替的表述是被动的。

传播学和符号学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内容，传播学除了研究传播的媒介——符号以外，还要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技巧、传播的效果、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传播与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符号学是不研究的。而符号学除研究人类传播所使用的符号，还研究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动植物的刺激反应过程，高级生物的知觉和倾向性方式，灵长目动物的相互作用以及机器中的信息加工等内容。

当代语义学和阐释学关涉的应是思想的传播问题。语义学和阐释学都把我们借以阐述思想的语言表达形式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它们不再忽视我们的知识经验被给予的基本形式，正因为它们都研究语言领域，语义学和阐释学就显然取得一种真正普遍的原观点。对于在语言中给定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其中哪些不是一种符号？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问，其中哪些是进入理解过程的一个要素？可以说，语义学表现为从外部描述语言事实的领域，通过这种描述，就能对语言符号的性状做出一种分类，对于这种分类，我们应归功于美国学者查尔斯·莫里斯。与此相对照，阐释学则关注我们对这个符号世界的使用的内在方面，或者说，关注说话的内部过程，如果从外部看，这个过程就表现为我们对符号世界的使用。阐释学和语义学的两者都以自己的方法系统阐述我们同世界的全部关系，这种关系以语言表述出来，并且两者都把自己的研究指向多种多样的自然语言背景后的东西。

严格地说，语义就是一种符号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然而符号是用于某种目的的手段，人们需要时就使用它们。用过之后又置于一边，就像对所有为人类活动目的服务的其他工具一样。有句话说“人支配自己的工具”，这就是说，人有目的地运用工具。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说，如果我们想用一种语言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另一个人听，就必须掌握那门语言，然而，真正的讲话却不止是选择人在其中生活的语言。这就是说，要“知道”他希望进行的交往只有在语言形式中才有可能，“选择”自己需要的词只是交往中讲话受约束时产生的一种现象或效果，“自由的”讲话只有在自我遗忘以及把自我投入语言中出现谈话主题时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理解书面文章、理解文本也适用，因为当我们理解文本时，它们同样必须同说话中的意义运动结合起来。

与语义学相对应，阐释学研究依据的事实是，语言总是落后于自身，并落后于它最初提供的语词表述层面。语言似乎并不与在语言中表达的东西相符合，并不与用语词阐述的东西相符合，这里展现阐释学因素表明了使被思维和交往事物客观化的界限。语言表述作为它们所可能是的表述，不仅是不精确的、需要提炼的表述，而且必然不符合它们要唤起和交往的东西，因为在讲话时总是暗示了一个意义，这种意义加在表述手段之上，它只能作为意义之后的意义而起作用，当它被提升实际表述的层次时，可以说它失去了自己的意义。

阐释学和语义学与传统的语言学不同，语言学研究把重点集中于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忽视了作为说话行为的语言的实际生活，也就是忽视了交往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对话式的。正是作为交往的语言这种非反思的生活（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揭示性功能）才是阐释学的主要兴趣所在。在《人和语言》一文中，伽达默尔曾指出，在语言的实际生活中，它并不把注意力引向自身而是阐明由它展示的现实。语言对自身根本没有意识。因此，了解一种语言并不是指知道这种语言的规则和结构，而是知道在有关论题上怎样使自己被他人所理解。(33)我们所说的词并不是作为词干而起作用，这些词的作用体现在并消失在这些词向对话者所说的论题中。“语言越是一种活生生的过程，我们就越不会意识到它。因此，从语言的忘却中引申的结论就是，语言的真实存在就在于用语言所说的东西。语言所说的东西构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语言的真实存在即是当我们听到它时我们所接纳的东西——被说出来的东西”。(34)语言并不声称有自己自主的存在，相反，语言只在它的揭示力中才有自己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层次上，语言才显现为理解的普遍媒介。因此，可以说，阐释学和语义学是传播的哲学。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欧洲思想界已是一个思想方法多元融合的时代，结构主义和合理性批判、解构主义和阐释学、符号学和文化分析等常在同一位思想家身上出现。

事实上，传播学无法脱离语言学背景。在传播学经典学者那里，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其理论起点都是人类的语言。

“欧洲”，这个概念在学术目标上是很难界定的。正如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所说的那样，“在欧洲思想中，我也不得不只选择其中的部分，即法国、德国和英国文献中体现的那些思想”。(35)但事实上，实际的著述远不止这些，比如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思想学，当代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的思想学术等。同时也应看到，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文化影响和拉丁语的通用，欧洲思想是统一思想，这种统一性一直潜在地影响了文艺复兴之后各时代的各国思想家。欧洲的研究更多地受到历史、文化和批评性兴趣的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研究大多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所统领，所以本著专列了马克思传播思想研究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