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s S. Kuhn）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原本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哲学概念，这一概念涵盖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和学术主体心理等多个方面。但作为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一种普通性的学术原则、一种模拟、一种多维的“看的方式”，已被不断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学科领域。作为一种学术思维维度，范式的内涵是丰富的，英国学者玛格丽特·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的《范式的本质》一文将其归结为21个不同方面，至少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以下诸多方面：可指一个科学成就、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一种公认的模式，一种形而上学思辩，一个习惯上公认的方式，一种规范的评说，一幅“格式塔”图等等。(13)

无论是思想还是观念，既有传承的一面，因而形成史；也有断裂的一面，因而有了“观念的单元”的说法。比如关于言论出版自由，1644年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提出，只有通过言论出版公开，才能保证人们真正获得真理。他说：“把真理和虚伪放在一起，通过自由的公开讨论，有谁见过真理失败了呢？”1859年，密尔（John Mill）发表了《论自由》，他在文中运用了弥尔顿压抑言论自由就是压抑真理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被压抑的见解是真理，就剥夺了人们获得真理的机会，即使被压抑的是虚伪的见解，也剥夺了人们通过真实与虚伪的对抗，达到更加了解真实的机会。虽然如此，密尔和弥尔顿的“自由观”，从其内涵来说，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弥尔顿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天赋人权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因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的灵性，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放开言论的自由市场，人的理性会让真理自明，谬误自灭。而密尔的自由观则是建立在政治与道德的价值观上的，所以他主张应有真正宽容的公众舆论，认为这才是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对自由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因循守旧、气量狭窄的公众舆论。弥尔顿和密尔的区别向我们显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价值观，思想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会完全不同。

这样就形成了思想史的基本范式：其一是关注思想与观念的流变；其二则是关注产生流变的时代因素，即语境的影响；其三是特定语境下的思想特质。

“语境”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思想史的考察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此，英国著名思想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说：“思想史家能够帮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义，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14)这里提示我们，首先，语境作为思想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要；其次，由于语境的变化，思想的理解与应用不能教条照搬。事实上，时代语境差异带来的思想差异会很大，因此也就凸显出思想史研究的特殊意义了。

欧洲思想史从古希腊至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从古代的自然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另一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而在这后一次大转向中又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转向人类存在本身，一般称为“人类学转向”；另一种则是转向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并把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学术界常称其为“语言学转向”。

西方哲学从最初思考自然和人存在的根据，到思考人自身的认识活动与认识能力，从而形成人学哲学，当叔本华提出人的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而人的表象则是世界的诸多现象，并激起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人分别从人、人的生命、生命的绵延来探讨世界的本原时，就形成欧洲哲学的“人类学转向”。

在由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转向的过程中，哲学的语言学运用失误被提出来，进而胡塞尔等人发现语言学比心理学在哲学中更加重要，再进而就有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以及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的边界也就是人的世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语言学转向”。

此后的哲学阐释学、符号学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后分析哲学，乃至种种科学哲学，都以语言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以人学为主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等，也都关注起语言问题，并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思考和研究。尤其是现代哲学兴起以后，从语言、话语、对话、交往等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探讨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成为一种新趋向，语言学问题就成了后现代哲学的关注焦点，这就是“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后现代成果。

观念史有观念史的范式。诺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提出对观念史的三原则，这是对思想史范式的总结，也成为所有思想史论者都自觉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观念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穿越全部历史领域，即单元——观念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历史领域。在这些领域去追溯历史学家离析出来的每一个单元——观念。他认为，有些领域被人们认为与观念史研究无关，然而实际上它与观念史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二，观念史的研究不宜采取按国别、种族或语言来划分的方式进行，而应该按照一定的时代，或者该时代中的某些群体的划分来进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英国观念史，也没有什么法国观念史，国别之间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是观念变化主要还是时代的影响。在他看来，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

第三，观念史研究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去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响中变化得以产生之过程的心理学特征。(15)

应该说，思想史的撰写有多种体例，但都有一个基本范式：观念的形成，范畴的流变，逻辑结构的分析，社会历史的背景的简介、学说思想的渊源，大多是一种科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分析。而其基础是对历代思想家原著的解读。这也是本著形成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