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创意城市的价值理念、测度与启示

王林生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状况的真实描述。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文化遗产的多种表现、传承、传播形式，而且也体现为以文化资源的转化、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城市发展的多样化实践路径。随着创意城市理念的历史性出场，文化多样性不仅构成了创意城市发展转向的目标理念和重要驱动力，且通过鼓励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了以相互尊重与平等为基础的世界创意城市文化体系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意城市多样化的文化实践，是推动世界向以创意为核心驱动力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手段。

一、文化多样性：推动创意城市转向的重要理念

创意城市是新时代背景下提出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城市发展模式。雅各布斯、兰德利等人在20世纪末，基于工业化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弊端，提出文化创意理念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城市面向创意的转型，而文化多样性也构成了创意城市倡议的重要目标。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本身从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各国政府间讨论关于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问题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推动各国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确保各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并得到普遍的尊重。新千年伊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推出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希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两个文件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提升至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提出要将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纳入国际和国家战略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使文化多样性创造成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正是在这一新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世界评活动，通过创意城市的创建来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与保护。

一方面，“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倡议基于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的创议。

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成立于2001年，其目的便在于充分挖掘文化的潜能，为有关城市和文化产业创造机遇，以使它们多样的思想文化能够在全世界展现，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能够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报酬。因此，营造一个有利于多样化文化表达和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增进文化之间的彼此交流和互信，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当今时代的共同使命。基于此，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倡议设立“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评选活动，并于2004年正式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评选为路径，直接推动了创意城市建设。“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城市认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组织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公约和倡议，鼓励各成员城市之间优先组织“文化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的全球发展战略，建立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并依此为平台分享城市发展经验。创意城市对文化多样和文化创造力的重视和强调，有助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彰显特有的文化谱系，形成文化与创意、科技、经济等要素的互动，探索可持续的新型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评选是在市场经济和传媒技术革命为依托的全球化进程中，彰显城市多样化的文化路径。

市场经济和传媒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其实质是发达国家的优势性过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种资源、产品、土地和劳动等生产性资料和财富的掠夺。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开放国界的新意识形态产生，全球一体化“深深加剧了移民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国家的身份政治趋于恶化，它强化了民族主义的仇外态度”，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人权的名义要求文化权利，更强烈地提出了文化需求，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去考虑所有隐性的民族主义的种族根基”，造成暴力和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升级，摧毁发展中国家的多样社会关系结构、文化生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评选倡导发展创意城市，其宗旨就是在市场经济和传媒技术革命时代发展和维护文化多样性，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发展权利，避免垄断、模仿和同化，激发人的创造性活力，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城市社会文化的结构性转型和重组，探索城市发展路径的多种可能性。

所以，创意城市并不能简单地仅从经济层面理解文化创意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即创意城市是探索发展以文化经济为主要驱动和支撑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这一宏观视野中，倡导和发展创意城市也并非鼓励发达经济体以收购、兼并等方式扩大其在世界创意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相反，创意城市更为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多样性道路。“创意不是一条孤零零的高速公路，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地区各具地方特色的多重发展轨道。”它既是当代城市谋求转型与变革的重要议题，也是对创意城市实践的真实描述。由多个城市举办的不同级别的“创意城市峰会”，各种组织推动的“创意欧洲”“创意非洲”“设计在拉美”等文化发展项目，以及在世界各地涌现出的创意城市实践，均注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表达，极大地推进了创意城市建设路径的多样化选择。

创意城市多样化的发展取向彰显出创意在城市发展中的无穷可能性，即在创意城市构建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发掘和利用自身的文化潜能，促进创意与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行业门类的融合，逐渐形成一个聚集着越来越多智力资源和创意资源的文化创意产业，并以文化遗产的展示、影视艺术的展演、文化产品的创造以及多种类别的文化生产、传承方式为依托，发展城市创意经济。可以说，“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这一创意城市实践活动由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创议发起，并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技术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语境中，以城市迈向创意的转型与变革为路径，创意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独特地域和时代特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并推动了地域性文化的创造和传播。

二、创意城市测度的多样化标准与路径

创意城市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范式，它秉持的理念、依托的资源、发展的路径以及实施的效果都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也正是这种差异，拓展了城市谋求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探索路径，彰显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时代意义。创意城市能够引领城市的转型发展，但怎样的城市可称之为创意城市、创意城市的衡定具有哪些测度标准，是创意城市建构亟待思考的问题。从整体来说，城市的多样化实践决定了创意城市测度标准的不唯一性。就测度方式而言，可大致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围绕文化主题对创意城市进行测度，二是以经济指标衡量城市的创意水平。

其一，文化主题的测度。

以文化主题为标准对创意城市进行测度，主要是针对“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所设置的七种类别不同的创意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指南的形式为每种创意城市分列出6~7条标准并做出了一般性说明（表1）。

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指南仅是对每类创意城市的认定内容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方向性清单，但并未从针对产业、教育机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做出具体数量上的严格规定。这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创意城市的理念层面来说，创意城市究其内涵和外延仍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创意，英文为creativity，在词源学意义上是指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意味着将现实不存在的通过一种创造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创意与城市相结合，就是创造性地挖掘和利用城市多样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设施所具有的潜能，找寻城市发展新的驱动力。虽然，创意城市的理论倡导者兰德利将“创意的本质视为一种足智多谋的能力，不仅会评估，还会设法寻求对策，以解决棘手、突如其来和不寻常的问题或状况……是利用智慧、发明、一路学习等特质的应用性创造力”。但也只是指出了创意的开放性特质，并未从内涵和外延的层面对创意城市做一个相对严格的界定。尤其是伴随着城市不断谋求变革与转型的多样化实践，创意与创新行动的目标、路径、内容、形式等会向多元的方向拓展，任何对创意的界定乃至创意城市的界定都将被打破。

所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动的城市发展理念，在呈现出的状态或特质的层面去认定，而非规定具体的数量指标，更易于认定的操作。易言之，在创意城市的认定上，创意城市指南假定城市需要文化多样化的创造性条件，鼓励城市的经营者和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以想象力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谋划，并以多样的形式参与创意城市的建设中。

第二，从创意城市建设的操作层面来说，创意城市的丰富实践凸显出城市建设路径的多样化。创意城市本身就是践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实践形式，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实验场域，创意城市需要通过强化其特有的文化识别体系或符号在城市整体生活中的作用来增强城市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作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视角下的城市创意，绝非短暂的、临时的，而是有着长久的文化传统并能够真正融入现代生活的，这就是为何“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指南中一再强调历史、经验等要素对创意城市重要性的原因。

在此意义上，创意是城市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恰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总结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在近些年的探索发展中“为了使城市的社会经济增长具有新的活力，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使用‘创意城市’这个概念，鼓励创意能力，吸引创意工作者”。作为整体文化社会生活的创意城市，创意不仅构成了城市的发展特质，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多样的文化体验。正是这种难以用僵化的数据来说明的多样性“文化体验”，决定了创意城市的不可度量性。

在此应予说明的是，“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创意城市指南明确了创意城市可能存在的文化主题形式，每一主题下创意城市的要素构成就整个创意城市理念而言相对狭隘。比安契尼、兰德利对创意城市评定的研究，则是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认识创意城市。比安契尼认为一个成功的创意城市需具备九大要素，分别为充足的硬件设施、历史、个体、开放的交流、网络、组织能力、认识到城市发展存在的危机和面对的挑战、起催化作用的事件和组织、创意空间等。比安契尼认为，九大要素中硬件因素是释放城市创意潜能的先决条件，这包括基础设施、创意空间等。兰德利在此基础上，对创意城市的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强调城市能够依靠一部分要素发挥创意，但需一切要素皆备时才能在最佳的状态中运行，由此提出创意城市“七要素说”，即个人特质、意志力与领导力、人力的多元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渠道、组织文化、地方认同感、城市空间与设施、网络与组合架构。可以说，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指南，还是比安契尼、兰德利的要素说，对创意城市的认识均是从一种多样、开放的维度予以阐释，体现出创意城市理念在实践中具有的包容性。

其二，经济指标的衡量。

创意城市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以其丰富的实践保护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创意城市在改善和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增强城市宜居性、塑造城市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发掘和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带动文化投资，推动了文化产品的专业化发展。由此，一个以知识和文化为基础，以人的创意、技艺与才能为核心推动力的创意经济门类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可以说，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创意城市既是发展创意经济的载体，又以发达的创意经济为城市发展的依托，创意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必能推动城市的创意化发展，而这就决定了以创意经济来衡量创意城市成为了一种可能。

目前，创意经济指标的衡量较为流行的有两种：一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创意产业的类组统计模式（图1），一种为英国工作基金会的同心圆模型（图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类组统计模式，将“‘创意’从具有鲜明艺术元素的活动拓展到‘高度依赖知识产权并尽可能获取更广阔市场的生产符号性产品的任何经济活动’”中，将创意产业分为四大组别：遗产、艺术、媒体和功能创意，四类产业分别对应文化场所、传统文化表现、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出版和印刷媒体、视听产业、设计、创意服务、新媒体等9个子类，各子类再细分为相关的行业。这种方式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个维度考察创意经济，能够在定性和定量的维度认识城市的创意经济发展水平。

英国工作基金会的同心圆模型以表现价值与知识产品的版权关系为原则，将城市创意产业分为四大门类，即核心创意领域、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活动、其他经济领域，各门类按产业表现价值的大小对文化产品进行分类。核心创意领域是与创意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如文学、音乐、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与个体创意者联系最紧密，处在文化价值链的起始端，其表征价值最强。文化产业层，其产品的表现价值得益于版权的输出，包括电影、印刷媒体等产业。创意产业和活动层，关注产品给部门带来的绩效，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同心圆的最外层为其他经济领域，这一类别的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创意产品的衍生或服务行业，与产品的版权关系相对较为疏远，包括建筑、时尚等产业。

两种对城市创意经济的分类，侧重的均是创意活动和行业给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前已述及，创意城市本身在理念和实践层面都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因此奠基于城市的创意经济也应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概念。基于不同的文化基础、产业实践、政策导向等多种原因，从产业经济角度对创意城市的认识也必将体现出差异。如法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本国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因此在对文化产业分类与界定时采取了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表现传统文化的领域为产业分类的主导，信息类文化产业和服务业没有纳入统计范围。也就是说，城市会强调某种创意对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创意经济的范畴因此有所不同。

所以，以创意经济指标衡定创意城市的方法相对直观，但也会因创意经济多样化的分类标准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测度标准。然而无论是以主题的形式对创意城市进行测度，还是以经济指标的形式对创意城市进行衡量，均彰显出创意城市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疑，创意城市作为当今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形态，正在构筑一个能够调动多层面创意资源支撑的创意生态体系，因此，对创意城市评定与测度方式也必将在探索中不断地丰富和拓展。

三、文化多样性对创意城市实践的多重启示

追求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创意城市发展的重要实践，且创意城市的多元测度标准也凸显出创意城市文化多样化的发展特征。创意城市的转向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不可忽视的趋势，目前，已被认定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城市达180个，遍及世界五大洲。毋庸置疑，创意城市评选对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发挥着积极作用，也展示出创意城市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因此，在创意驱动当代城市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仍需要坚持、培育和发展多样性的文化特质，文化多样性给予创意城市建设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创意城市应将文化多样性内化为自身发展的价值理念。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切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出发点和应遵守的伦理法则。芒福德认为，城市源起于新石器文化与旧石器文化的结合，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归极，且在发展中一直沿着多元文化融合的轨迹行进。芒福德以中世纪城市的分崩离析为例，阐释了文化的多样性变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一个风俗习惯和世袭特权都固定不变的世界上，在一个有安全、能够到超度的环境里，人们又该如何生活，如何发展，如何继续向前进呢？必须把城墙推倒吗？必须把盔甲武器都丢弃吗？换言之，这种文明有没有能力发展成为一种更博大的综合体，而又不遭受解体的命运呢？”由此可见，与城市中那些光鲜的标志物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因素才真正制约着城市发展、繁荣、衰落与转型。文化的多样化及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塑造了城市的潜力与功能，文化的僵固与保守只能将城市引入长期凝滞不前的状态中，而文化的多样性才构成了城市保持活力的命脉和灵魂。

由此，坚持文化多样性并将其内化为创意城市发展的理念，是城市保持旺盛创意和创造能力的必然要求。“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对城市多样的创意主题诉求及测度框架，其本质是在倡导要将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融入城市。文化多样性作为创意城市发展的价值理念，就是在城市发展中认同和尊重文化的差异和个性化的表达，对自我的文化秉持传承、发展和弘扬的观念，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文化特色持以欣赏和包容的态度，并将之付诸城市具体的创意实践行动中。

但是，对其他城市和地区文化特色的包容，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简单的机械模仿和盲目照搬，而应在坚持自我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汲取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有所创新。当代城市建设或创意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千城一面”等同质化现象，就是忽略了对自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粗暴地将其他城市的文化特色予以复制，致使城市文化缺乏创意和特色。因此，坚持文化多样性，并以此为基础包容、借鉴、汲取其他文化的优秀内容和形式是城市永葆创意、创新和创造活力的保障。

第二，创意城市应将自身打造成多样性文化发展的载体。

文化多样性需要承载其发展实践的载体支撑，而保持与发展文化多样性是当代城市应担当的责任。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最大限度地汇集着人类社会的文化财富，某种程度上，城市对资源的虹吸效应使得城市比传统乡村和民族地区具有更强的对多元文化保持、吸收和选择的能力，更能够发挥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作用。

创意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与以往的区域型、资源型和投资型主导的城市形态相比，它更为推崇现代创意对城市中蕴藏的丰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注重多样的文化艺术和拥有多元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概而言之，创意城市更为重视与强调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文化行业和文化人才等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谋求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文化多样性构成了创意城市的文化特质，在保持与发展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层面，充分发挥创意城市的载体作用就是要将城市向一切文化形式开放，鼓励多元、差异文化的共存。多元共存不是彼此间的冷漠与孤立，“也不是实质上同化少数民族或把少数民族文化拖入‘主流’文化的托词。创造性的多元共存包括多种文化群体积极的和动态的共存。创造性的多元共存把当地社会环境和公共活动领域相结合，允许创造性地接触和转变”。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彰显出的是创意城市根据具体环境和需要，适应、改变与拓展自我发展实践的能力。

在创意城市自我发展实践过程中，友好、互动、包容的创意氛围能为创意城市统筹各类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创意资本、产业资本提供优良的内部环境，吸引或催生多样的文化主题园区、创意街区、创意集群、众创空间、“波希米亚”式的创意人才、文化业态、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创意产品、创新模式等文化要素的入驻和出现，使支撑城市创意的产业链条得以不断延伸和完善。可以说，将创意城市打造成多样性文化发展的载体不仅仅是为多样性的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能通过文化间的多元互动增强城市的创意驱动力。

第三，创意城市应坚持文化多样性以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彼此间的互动融合产生的创意驱动力，推动着城市发展路径的多元性探索。创意城市作为在特定的制度、经济、政治语境下能够适应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形态，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它集中体现为创意性地开发利用文化多样性蕴藏的经济价值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城市的发展进路一般是由一、二、三产业逐次发挥主导作用，并造就了农业城市、工业城市和创意城市的城市发展形态。从农业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变，是第二产业代替第一产业成为发展主导，它以一种线性替代式的发展模式完成城市发展的转变。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说，创意城市是继农业城市、工业城市发展范式之后出现的新型发展范式，是城市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城市再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未完成城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创意城市和创意经济方面势头强劲，以创意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出口额的比重迅速攀升，甚至已超过发达国家，显示出发展中国家旺盛的发展活力。中国、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已跻身全球十大贸易顺差的国家之列，北京、孟买、清迈等城市的第三产业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处于转型阶段的城市和地区在发展创意城市和创意经济层面取得的成就，突破了一般意义上创意城市的理论发展逻辑，即在第二产业未能或刚刚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占有最大比重的情况下，第三产业便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当前的发展路径已经彻底不同于从一级、二级向三级行业领导型增长过渡（从采掘业和农业的‘低附加值’活动开始，逐渐向价值链上端移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工业增长的中间步骤，从农业经济向含有拥有大量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驱动型部门的服务型经济的蛙跳式过渡成为一种可能。”这种蛙跳式非常规的发展模式进一步突显创意城市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也体现出创意与城市、文化、产业结合后，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创意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出现的根源在于创意城市的发展依托的是文化资源，尤其在崇尚文化多样性和追求文化差异性的时代，落后地区或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丰富和别样的文化资源更易于创意性开发，为本地区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

因此，充分挖掘利用多样性文化的经济价值，将固态的资源创意性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本，便可实现跨越工业化的发展之路而完成城市或地区的率先变革。我国在创意产业领域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三种阶梯和三种模式”，既以实践的形式验证和践行着以创意为依托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又形成了我国多层次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结构，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创新。

第四，创意城市应坚持文化多样性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多样性的文化是具有巨大创意经济潜力的文化，创意经济为创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层面的强力支撑，这也是创意城市认定过程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英国等诸多国际机构或国家偏重经济指标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在创意理念勃兴的时代潮流中，创意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创意经济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已使其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柱石。2013年，创意经济的产值占世界GDP的3%，实现收入2.25万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2 950万个”。当文化创意在城市发展中展示出巨大经济效力时，便不可避免地与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复兴乃至落后地区发展社会经济相联系，大力发展城市创意经济也成为许多城市追求的目标。如2004年柏林发布第一份创意经济报告宣告柏林将创意经济提升至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并将创意经济视为柏林“去工业化”之后城市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创意经济在创意城市建设中的发掘与培育，无疑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要素及结构的重组与配置，使得创意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创意城市的注脚。某种程度上，过度注重经济在创意城市所扮演的角色与倡导创意城市的初衷存在一定的背离。“以经济为基础的诠释，就是将对现代艺术或传统主题及其对城市提升和美化效果的注意力，转移到一种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更为创新性的（如设计）以及市场驱动的（如美食）方法上。”当对经济的过于强调或者将经济上升为一种价值观时，创意城市所致力于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便会被财富、市场、利润和生产所取代，并最终转化为支配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念。

因此，在创意城市建设中坚持和强调文化多样性，有助于调节城市人文关怀与追求经济驱动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创意城市的主题测度中，较为注重现代艺术、文学、音乐和民间艺术等多样文化要素及其体现的人文关怀对培育城市宜居性、增强社会凝聚力等层面的积极作用。文化多样性是创意城市历史性出场的直接推动力，因而在创意城市理念深入推广与实践的过程中，更不应忘此初心，更应在创意城市的创建中主张面向所有人的文化多样性，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协调人文与经济要素中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从一种较为积极的层面来说，人文关怀与经济驱动二者的矛盾在任何时代的城市发展中都会存在，而是否能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所以，迈向创意的转型与发展绝不仅仅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是涉及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发展战略以及价值观认同等诸多要素的系统性变革。

文化多样性与创意城市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恰恰存在于二者的关系之中。因为无论对二者的哪一方而言，都必然涉及在某具体语境中以哪一方为主导统筹与支配另一方的发展问题。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加体现出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实践活动，它既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轨迹，承载多样性的文化，展示人文精神，也能够通过多元文化的融合创造出驱动城市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易言之，文化多样性语境中的创意城市实践始终处于创造、创新与变化之中，并无终极的模式，因地制宜的特色和本土化的发展构成了创意城市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