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年前，他建议“像抓‘两弹一星’一样抓生物经济”

回顾人类近200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历史，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都曾经引领科技革命：中国农业技术领先，引领了农业经济时代；英国及欧洲国家工业技术领先，引领了工业经济时代；美国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正在引领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科技革命之后，什么技术将引领新的科技革命，哪个民族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许多国家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乃至公众的高度关注。早在2000年王宏广教授就提出，生物技术将引领信息技术之后的新科技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在生物经济时代重回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对“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列入“十四五”规划，已经为之呼吁20多年的王宏广教授，感到很欣慰的同时，也备感忧虑。

欣慰的是，从2000年调入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工作起，他就一直跟踪研究国内外生物技术、生物经济的发展重点、方向与趋势，研究生物经济、生物安全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2000年11月，他向科技部建议加速抢占生物技术新科技革命制高点，提出生物技术将引领信息技术之后的新科技革命，生物经济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2002年通过有关渠道建议“像抓‘两弹一星’一样抓生物经济”；2003年提出“生物经济发展十大趋势”；2005年组织“首届国际生物经济大会”；2010年编写《中国的生物经济：中国生物科技及产业创新能力国际比较》一书。眼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同王宏广等专家的观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生物产业”，“十四五”规划中则明确提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发出了极强的“中国信号”。

忧虑的是，从目前现状来看，“若国家不将生物经济提到更高层面，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生物经济”的概念，近年来生物技术与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比，与参与引领新科技革命的目标比，差距十分明显：我国90%生物技术的“根技术”、硬技术都来自国外，生物技术领域高端仪器设备95%依赖进口，生物技术顶尖人才也大量依靠引进留学人才，甚至连一些实验试剂也需要进口，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这是趋势把握——王宏广认为，以物理学为主导，多学科共同推动的工业技术、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入发展，而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多项技术共同推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

这是警示之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生物技术研发的情况下，生物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可能提前到来，而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遏制力度。

这是由衷心声——我们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必须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像抓“两弹一星”一样集中力量保生物安全、像修“防空洞”一样建立我们的“防疫站”。

这是肺腑之言——把生物经济作为“疫后经济”的重点，像抓“两弹一星”一样抓生物技术，尽快打造一批“国之重器”；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组建“中国生物技术联合研究院”；改革科技体制，推行“任务带科技、科技促发展”的科研模式；加强对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的领导，恢复“国家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领导小组”。

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生物化”的作用远远大于前几次科技革命

问：您在2000年就提出发展生物经济，20多年过去，国内外生物经济发展怎样？请您就生物经济、生物安全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谈谈看法？

王宏广：我想分别从历史和当前两个角度回答您的问题。

第一，从历史规律看，谁引领科技革命，谁就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三个经济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农业经济时代。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资料，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我国依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经济总量排名一直是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左右。可见，农业时代是中华民族引领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工业经济时代，英国利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引领了工业经济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信息技术时代，美国依靠对信息化硬件和软件的高度垄断，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而第四个时代毫无疑问就是生物经济时代。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人类近300年来，大概每60—70年左右出现一个经济周期。按这个规律，计算机从1946年开始，到2010年左右红利结束，所以美国IBM把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了联想集团。信息网络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时开始，估计到2040年左右会结束高速增长期。人工智能最早在1956年被提出，最长到2050年会结束。所以，205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全球都在关注。

未来的科技革命是什么？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各国更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技术将引领下一次科技革命，生物经济将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第四次浪潮。我们早在2006年就预测，生物经济的市场规模将是信息经济的10倍，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主要理由是，机械化、电气化增强了人的体力，信息化、智能化增强了人的脑力，而未来生物经济推动的“生物化”将直接延长人类寿命，“人活90岁成常态”，大多数人的健康生活、工作时间可能延长10年以上。按照2019年我国GDP水平，全国劳动者多工作一年就能创造近100万亿元。可见，延长健康工作时间，不仅能够大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幸福指数，而且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可见，“生物化”不但能够像其他几次科技革命一样改造自然世界，而且还能够改变人类自身，其作用远远大于前几次科技革命。

总之，中国引领了农业经济时代，英国引领了工业经济时代，美国正在引领数字经济时代，未来谁引领生物经济时代，谁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生物经济决定国家命运，不可等闲视之。

第二，从现实看，中国需要引领新科技革命，也有可能引领新科技革命。

如果说前三次浪潮的引领者分别是中国、英国、美国，那么，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产业浪潮将会由谁来引领？从目前全球生物技术创新实力看，美国仍然是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引领者，论文、专利、人才、投入、产业等方面全面领先。我国已是第二经济大国，即使有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我国仍然有望在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历史上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曾经引领过一次科技革命，我国要达到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必然要引领一次新的科技革命。我国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创新大国，经过未来30年的努力，我国将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有望引领或共同引领新科技革命。

从国际生物技术、生物经济竞争的趋势看，美国、欧洲等都高度重视发展生物技术，全世界14个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兼任有关生物技术机构的负责人，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生物经济已经成为决战未来的分水岭。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谁占据了科技中心的位置，谁就逐渐拥有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生物科技将是核心。目前，全球约有27个国家的生物和医学领域论文超过了本国全部学科论文的一半。但遗憾的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中国，我们生物和医学领域论文只占国内论文总量的30%左右。

自四大发明中最后一个指南针的发明至今已经近900年，我们缺乏重大、原始创新，错过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三次科技革命，正在追赶信息化的后半程。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由最高时的32.8%降至最低时的2%；2019年回升到16%，但也只有最高时的一半，所以我们必须下决心把生物技术搞上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本再次失去一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当前中国科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我们仍有可能再次与下一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这是我们的“危”。

从“新中国70年GDP增长趋势”看，1949年我国GDP是466亿元， 2019年GDP达到99万亿元，70年的时间名义GDP涨了2125倍，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之后40年更是出现奇迹，1978年到2018年增涨了268倍。反观中国历史，1820年到1949年的129年，中国GDP只增长了7.2%。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就，也是我们可以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信心所在。

近10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左右，而对世界科技论文、专利、科技投入的贡献率超过50%，如此坚持下去，我国必然会建成世界科技强国。2006年国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以来，中国科技迎来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已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创新大国，13个科技创新指标中，我国有7个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创新数量不多的问题基本解决，创新质量不高成为主要矛盾。但应当看到，我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与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差距，特别是在创新质量方面，有些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我国还不是创新强国。如果美国对我国实施技术脱钩，中美科技差距短期内必然会拉大。但是，技术脱钩必然会激发14亿多人口的创新活力，只要我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更大力度地重视人才、支持创新，“像炒房地产一样炒科技，像捧明星一样捧科学家”，我相信，曾经拥有1000多年“科举制度”、重视人才、重用人才的文明古国，必将成为新科技革命时代的科技强国、经济强国，我国完全有可能引领或共同引领科技革命，中华民族必将在生物经济时代重回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必将是一个十分艰巨、充满激烈竞争的过程。但我始终相信，我国今天的创新条件与生态，远远好于“两弹一星”的特殊时期，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也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生物科技革命之后的科技革命，还不知道是什么技术引领，但肯定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数字经济方兴未艾、生物经济加速来临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中提出“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在您看来，生物经济有哪些特征、内涵？与生物产业有何不同？

王宏广：当今世界，数字经济方兴未艾，生物经济加速来临。生物经济是以现代生物技术及生物资源为基础，以生物产品与服务的研发、生产、流通、消费、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形态，也称第四次浪潮。生物经济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资源、生物安全、生态环境、生物服务、生物信息等领域。

从这点上看，生物经济不仅是一种产业形态，更是一种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下的技术、产品、产业，不仅能够改变自然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人类自身。

五年规划之变：从“生物产业”到“生物经济”，从“大力发展”到“做大做强”

问：您怎么看“做大做强生物经济”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这一举措意味着什么？

王宏广：生物经济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资源、生物安全、生态环境、生物服务、生物信息等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生物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生物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未来经济的增长点。谁引领生物经济的发展，谁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

生物经济决定国家命运。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都曾经引领过一次科技革命，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业经济时代的欧洲、信息时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我国要达到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必然要引领或参与引领信息科技革命、数字经济之后的下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必然要引领生物技术研发、引领生物经济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生物经济将引领新科技革命的国家。2000年我们就提出生物经济是继网络经济（现称为“数字经济”）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2002年我们曾经建议“像抓‘两弹一星’一样抓生物经济”，2018年我们测算生物经济拥有近40万亿元的潜力，其中仅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0万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这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服务民族伟大振兴的战略举措。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首次将“生物产业”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将“生物产业”提升为“生物经济”，从“大力发展”改为“做大做强”，表明生物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抢占数字经济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必将为中华民族在生物经济时代重新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6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生物经济蓝图

问：生物经济为什么要“做大做强”？“做大做强”的背后，是因为这一经济形态既小又弱吗？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现状？

王宏广：当今世界，生物经济具有保障人民健康、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作用，人类要应对人口增加、粮食短缺、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安全危机加剧、健康需求刚性增长等多重挑战，必然要依靠生物经济。

我国科学家早在2000年就提出“生物技术将引领新的科技革命、生物经济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2005年我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届国家生物经济大会”。2006年兰德公司提出生物技术将引领新的科技革命。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制定了生物经济战略政策或部门与重点领域的生物经济政策，从国家安全、经济、产业、科研、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不同方面布局生物经济的发展。全球已经有27个国家或地区生物与医药科学论文已经占本国、本地区自然科学论文的50%以上。

初步测算，生物经济市场规模将是数字经济的10倍左右。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生物经济的规模还不大。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把生物经济分为狭义生物经济（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及大健康产业）和广义生物经济（包括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资源与环保、生物服务等）两类。据测算，2020年，我国狭义生物经济规模约在8万亿元左右；到2030年，我国生物经济约有30万亿元的潜力，其中狭义生物经济达到20万亿元。因此，必须强调把生物经济做大做强。

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将加速生物经济发展

问：“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为什么是“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的前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究竟怎样才能“融合创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加速演进，会对生物经济时代带来什么影响？

王宏广：信息技术是工具。就像工业时代信息化技术一样，信息技术的引入，将会给生物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变化，加速生物经济的壮大。

比如，在促进医药产业方面，从研发角度看，信息技术的应用可将新药研发时间缩短至3—5年，新药的成本下降75%；从生产的角度看，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联动化、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等将给生产医药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带来巨大变革，推动实现生产便捷化；从物流和监管的角度看，智能化物流不但能推动智慧供应体系发展，也会对监管起到很大帮助。

发展生物经济的十大重点：把生命安全的钥匙握在自己手中

问：您怎么看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四大产业成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的四大代表性产业？这四大产业之外，还有什么生物产业值得重视？

王宏广：生物经济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与生物资源为基础，以生物产品与服务的研发、生产、流通、消费、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形态，也称第四次产业浪潮。我们提出了发展生物经济的十大重点：

第一，发展大健康产业，打造朝阳产业，把生命安全的钥匙握在自己手中。一是发展健康建筑业，重点补上健康建筑业，特别是“防疫设施”的短板。二是发展健康制造业，打造12万亿元高端制造业。三是发展健康服务业，打造中西医结合、能够保障14亿多人口生命安全的健康服务业体系。

第二，发展生物农业，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第三，发展工业生物，细胞将成为“新工厂”。加速由发酵工业大国向强国转变，打造2万亿元发酵工业体系。

第四，发展生物能源，我们曾测算，利用荒山、荒坡、荒地种植能源植物，利用农作物秸秆，开发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燃气，有望形成相当于开发7个大庆油田的“绿色能源”。

第五，在资源领域，利用生物资源开发药品、食品、能源、化妆品等产品，培育生物资源产业，使生物资源变为“金山银山”。

第六，在环境领域，要积极利用新技术，保护生物多样性，再造秀美山川。

第七，在安全领域，要开发防御生物威胁、保障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新设备、新产品、新技术。

第八，在基础研究领域，要积极探索生命规律，催生新的科技革命。

第九，在生物产业领域，生物服务业正在形成新业态。药品与医疗器械安全性评价、临床有效性评估、生物与食品检测、食品与药品安全检测、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等，将成为新业态。CRO、CMO、CDMO等服务将为医药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十，在伦理方面，生物伦理将成为人类面临的新难题。像核技术、信息技术一样，生物技术很可能被“谬用”，要防止克隆技术、干细胞、基因编辑等技术的不正当应用。

生物经济发展，必须实施好人才强国战略

问：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

王宏广：产业的发展，核心是产品，但产品的发展，必须靠技术拉动；更进一步分析，所有的技术都必须有人才能存在。为此，生物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将人才放在第一位置，抓住人才才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

生物医药产业是生物经济中最成熟、作用最大的产业

问：“十四五”规划将生物医药列为“做大做强生物经济”之首，您怎么看？是因为生物医药的产业潜力和前景最大吗？

王宏广：这是因为生物医药产业是生物经济中最成熟、显示度最高的产业。但事实上，未来的工业生物技术产业、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等，发展潜力将会超过生物医药产业；尤其是工业生物技术产业，将会改变目前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为经济基础的传统工业，将工业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继植物和矿物药时代、化学药时代后，开始迈入生物药为核心的新时代

问：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如何？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新趋势？

王宏广：伴随着传统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精准医学三个时代的变迁，医药在经历植物和矿物药时代、化学药时代后，逐渐开始迈入生物药为核心的新时代，医药产业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研发投入逐渐增大。据IQVIA研究所2019年5月调查数据显示，相比2015年，大型医药公司2018年的研发投入提高了30%，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

二是研发成功率逐年降低。相比2015年的22.5%的成功率，2018年的成功率降低了11.1个百分点。

三是新技术不断引入。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为药物研发注入新的活力，免疫治疗、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新技术转化步伐加快。

四是创新型公司逐渐成为研发主力。2014—2018年，美国共计有113种药品获批，其中80种药品都源于规模较小的生物制药公司。

五是生物技术药物开始引领发展方向。2019年全球销售排名前十位的药品中有7种属于抗体药，全球销售前十位药物中大分子药物是小分子药物的1.39倍。

六是小分子药依然占主导地位。从全球研发来看，目前生物药研发数量约为40%，非生物药占60%。从市场销售来看，小分子药物的市场份额占到了80%。

七是孤儿药成了新的热点。美国2018年批准的57种新药中，孤儿药达到了33种。

八是资本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一是通过天使投资（PE）、风险投资（VC）等多种方式支持新药研发，在一定阶段选择退出；二是通过持续支持等，推动创新型医药企业IPO。

九是并购将会保持一段时间。2019年的并购总额为239.42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年份。

十是专业化就是未来。主要表现就是通过调整战略结构，加速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核心业务。

发展生物经济：北上广苏已居于领先地位

问：在您看来，中国哪些地方有望成为生物经济“高地”？

王宏广：在我看来，在发展生物经济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已居全国领先地位，另外成都、苏州、武汉、南京、杭州等城市的生物产业发展势头也非常强劲。

“十管齐下”， 保人民生命安全、保国家生物安全

问：2020年起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以怎样的启示或者说警示？

王宏广：新冠肺炎疫情敲响了世界生物安全的警钟，生物安全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安全一样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在加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综合国力等七大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自然病原不会消失、人为威胁陡然升级、生物霸权不可忽视，人类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将更复杂、更困难。生物安全问题将长期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为此，我们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必须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像抓“两弹一星”一样集中力量确保生物安全，像修“防空洞”一样建立我们的“防疫站”，巩固七大成果，补上十大短板，构建十大体系。“十管齐下”， 把人民生命安全、国家生物安全的钥匙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确保生物安全，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一、巩固七大成果。一是保障生命安全，为人均寿命增长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基本消灭了天花等10多种传染病，有效控制了肝炎、小儿麻痹等疾病；二是农业生物安全，为粮食增产4.7倍做出历史性贡献，农业病虫灾害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转基因生物安全；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要进展，熊猫等珍贵生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四是国门生物安全构筑了“新长城”，有效遏制了生物入侵；五是高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从无到有，安全管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六是生物安全法规体系日趋完善，使生物安全治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七是全民生物安全意识与自身防护能力大幅度提升，互帮互助的传统文化在防控重大疫情中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补上十大短板。中国保障生物安全仍然存在短板。一是对生物安全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应对“生物霸权”、开展国防“生物斗争”的紧迫性、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安全，许多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生物安全就不重要了，多数人认为未来威胁是核安全、金融安全，没有把生物安全当作安全问题的重点。二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有六难：预测难、预报难、预防难、检测难、治疗难、康复难。三是保障农业生物安全有四难：农业灾害预报难、监测难、控制难、消灭更难。四是保障国门生物安全有三难：需要检测的对象多、检验手段少，有的只能抽检；边境长、有害生物入侵防御困难；有害生物不断变异，缺乏先进的监测、检验设备。五是保障实验室安全有三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明显不足，不能满足保障生物安全的需要；缺乏生物安全研究的先进设备；缺乏生物安全顶尖人才。六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面临两难，土地沙化、草原退化、干旱盐碱还没有得到根本控制，已灭绝的生物更难恢复。七是防御物威胁面临困难，生物合成技术已经成熟，很可能被普通人掌握，防御人工合成的病原物难度更大。八是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不完善，缺乏足够的防疫设施与传染病医院。九是生物安全投入不足。十是生物安全管理职能分散，各有关部门职能有重叠，又有漏管现象。

三、建好十大体系。一是生命安全保障体系。不断提高防控重大、特大疫情的技术水平与防控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二是农业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保障转基因生物安全，有效控制农业生物灾害。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切实保护濒危生物，探讨恢复已灭绝生物的技术与途径。四是国门生物安全体系。构建“新时代的新长城”，做到“三个零输入、三个零输出”，防御有害生物入侵。五是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体系。增加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提高质量、严格安全管理，杜绝生物技术滥用、实验室泄漏。六是人类遗传资源保护体系。依法做好人类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保护、利用工作，让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转化成生物安全、生物经济的巨大财富。七是国防生物安全体系。打击生物恐怖、打赢生物战。八是现代生物安全技术安全体系。造就国际一流的生物安全人才队伍，打造国际一流的生物安全体系、 产业体系。九是完善生物安全法规与管理体系。十是建设强有力的生物安全社会保障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也敲响了争夺生物经济制高点的警钟

问：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新冠疫苗的两家企业——中国生物制药和科兴中维在北京，据说北京2020年疫苗生产收入达到1000多亿元，地方经济被注入活力，这一现象给生物经济的发展以怎样的启迪？

王宏广：新冠肺炎疫情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也敲响了争夺生物经济制高点的警钟。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9月29日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专门研究生物安全问题，建议各级党委（党组）和政府要把生物安全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因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疫苗是防疫的国之重器，一是直接效益，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经济持续发展，仅两个企业一年就产生了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二是巨大的社会效益，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中国的体制优势进一步显现，国际形象进一步改善，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另外，很多地方依然没有把对生物产业的支持提到和信息产业一样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生物产业目前的直接效益还没有达到信息产业的规模。

希望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能让更多的地方对生物产业的发展有新的认识。

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多项技术共同推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

问：2012年，美国政府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图》，宣布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人类已经进入生物经济时代。您怎么看“生物经济时代”？

王宏广：看生物经济的到来，必须站在更高层面，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有不同认识，概括起来有两个共同点和两个不同点。两个共同点：一是信息技术引领的产业革命正在进行之中，方兴未艾；二是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之中。两个不同点：一是什么技术将引领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一些学者认为是生物技术，一些学者认为是新能源技术，还有学者认为是新材料技术，相对多数的学者则认为是生物技术主导，多项技术共同推动新科技革命；二是何时会产生新科技革命？乐观的估计是20年，多数学者认为30年左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很难预测。

我们经过20多年跟踪研究认为，以物理学为主导，多学科共同推动的工业技术、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入发展，而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多项技术共同推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如果说蒸汽机、电力推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增强了人类的体力，信息化、智能化推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类的脑力，那么以生物技术主导的新科技革命将大幅度延长人的生命，特别是延长健康生活的时间，对人类健康、生态改善、社会伦理的影响都将远远超过前几次科技革命。

很多国家非常重视生物经济的发展

问：国际上生物经济发展态势如何？各国重视程度如何？中国重视程度如何？

王宏广：世界很多国家非常重视生物经济的发展。日本是最早提出“生物产业立国”的国家，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兼任“生物产业战略研究会主任”；印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物技术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古巴等国家的领导人兼任本国生物技术与产业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欧盟与其成员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爱尔兰、瑞典、奥地利、挪威等，俄罗斯以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非洲的南非等，都纷纷出台了生物经济发展战略。

比如，早在2000年12月，美国政府就提出《促进生物经济革命（Fostering the Bioeconomic Revolution）》战略性计划；2012年4月美国政府又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图（National Bioeconomy Blueprint）》，重点描绘了联邦生物经济五大战略目标。2009年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2030年生物经济：制定政策议程（The Bioeconomy to 2030: Designing a Policy Agenda）》的报告，印度公布《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National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德国政府发布《生物经济2030（Bioeconomy 2030）》，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生物技术发展路线图（Russian Government Roadmap for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韩国制定了《面向2016年的生物经济基本战略》〔The 2nd Basic Plan for Biotechnology Support （2012-2016）〕，以期通过国家引导，加大投资，加速抢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加快推动生物经济产业革命性发展的步伐。

生物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不仅改变自然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人类自身

问：生物经济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能说生物经济时代是“已经到来的未来”吗？

王宏广：生物经济将推动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网络经济之后的第四次浪潮。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人类研究“死的”东西多了、研究“活的”东西少了，研究身体之外的东西多了、研究身体内在规律的少了，忽视了人类的健康，损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回顾历次科技革命的作用，农业科技革命，使人类不再以打猎、采野果为生，地球养活了77亿人口。工业科技革命，机械化、电气化强化了人类的体力。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智能化强化了人类的脑力。展望未来，“生物化”则直接延长人类寿命，人活90岁成常态。

显然，工业经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很难满足人类的新需求，生物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在生物经济时代，医药生物技术将推动第四次医学革命，疾病预防能力与治愈率大幅度提高，干细胞技术将使人类像修理汽车一样更换人体劳损的器官，人类寿命将进一步延长。推动第二次“农业绿色革命”，转基因植物、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长激素等，将在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生物能源将大大缓解能源短缺的压力，生物资源将被开发为食品、药品、保健品、观赏品等新产品。生物技术将在防御生物恐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克隆技术、基因测序、器官移植等技术将会冲击传统的伦理观念。

这些既是生物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是生物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最显著特点。

是不是已经进入生物经济时代，有多种判断方式，政府重视、科技积累、产业发展、人民能享受到发展成果是最好的标志。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将生物经济列为国家重点，生物科技已经有了70年的积累，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或地区生物与医药论文占本国自然科学论文50%以上，荷兰、丹麦、土耳其、美国、澳大利亚等5个国家超过了60%，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给全球人民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没有生物技术的支持，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生物技术将取代信息技术引领新科技革命，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在2000年就提出这一判断，兰德公司在2006年做出相同的判断。

我国再次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的风险不容忽视

问：对于中国来说，在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时代苦苦追赶之后，生物经济时代是一次难得的“换道超车”机会吗？

王宏广：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智能化正在把数字经济推向更高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与科学家认为生物技术将引领新科技革命，从创新能力、人才队伍、产业基础等方面分析，美国仍将是新科技革命的引领者。虽然我国在20多年前就提出生物经济的概念，2002年就开展“生物安全法”立法研究，2005年就组织召开“首届国际生物经济大会”，近年来生物技术与产业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我们研究发现，中美生物技术差距大于信息技术的差距，原始创新能力的差距十分明显，还不具备引领或参与引领新科技革命的绝对实力。突出表现在四个“90%以上”：90%以上的化学药品是仿制药，90%以上的高端医疗器械靠进口，90%以上的高端研发仪器靠进口，90%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缺乏原始创新。

数字经济方面我国有华为公司、腾讯集团等走在世界信息产业最前列的企业，而生物经济领域我国还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若不采取重大举措，我们可能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第一，从技术源头看，我国90%生物技术的“根技术”、硬技术都来自国外。基因测序、基因编辑、蛋白结构、干细胞、抗体、脑科学等核心技术的“根技术”都在国外。据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在全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属真正原始创新的课题申请约占10%，生物领域的比例更低。许多研究课题都在重复别人的研究，也就是说，用我们的钱、别人的仪器，重复别人的研究，过去是低水平重复，现在多是高水平重复。

第二，从科技仪器看，我国生物技术领域高端仪器设备95%依赖进口。高倍显微镜、质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有时连鼠、猴等实验动物也不得不进口。“一流”的仪器设备都是人家实验室自制的，根本买不到；“二流”仪器设备根据“瓦森纳协议”限制向我国出口；我国买到的只能是“三流”仪器设备。没有研究方法与仪器设备的重大突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生物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一旦技术“脱钩”，许多实验室三个月后就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第三，从科学论文看，美国高被引科学论文是我国的8倍。我们对中美两国在基因编辑、肿瘤免疫、DNA损伤修复、细胞免疫治疗CAR-T、基因疗法、干细胞治疗等六个前沿领域的科学论文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美国论文数分别为21331篇和84196篇，其中高被引论文分别为241篇和1933篇，美国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分别是我国的4倍和8倍。另外，我们对生物安全领域论文数量进行分析，中国、美国分别在生物安全领域发表论文13073篇和48675篇，美国是中国的3.7倍。我们对不同国家生物与医药论文占本国自然科学论文的比重进行了比较，全球26个国家或地区生物与医药论文占本国自然科学论文50%以上，荷兰、丹麦、土耳其、美国、澳大利亚等5个国家超过60%，我国仅为39.2%，排第37位。2016年，全球生物与医学论文占所有自然科学论文的50.8%，仍处于持续上升态势。可见，我国不仅与美国有差距，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差距。

第四，从发明专利看，美国专利申请量、专利被引次数分别是我国的3.4倍和25.7倍。我们对中美两国在基因编辑、肿瘤免疫、DNA损伤修复、细胞免疫治疗CAR-T、基因疗法、干细胞治疗等六个前沿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进行了比较，截至2018年底，中国、美国专利申请量分别为6677件和22560件，专利被引次数分别为10571次和271500次。美国专利申请量、专利被引次数分别是我国的3.4倍和25.7倍。

第五，从高端人才看，美国生物技术高端人才数量是我国的21倍。根据汤森路透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共6216名，其中美国2737名、占44%，我国（含港澳台地区）701名、占11.3%。全球生物领域高端人才1963名，其中美国974名、占40.4%，我国（含港澳台地区）47名，占2.4%。美国生物领域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是中国的21倍。

我国生物领域高被引科学家不但绝对数量少于美国，而且相对比例也远远低于美国、低于全球平均数，美国生物领域高被引科学家占全部高被引科学的35.6%，全球平均为31.6%，而我国只有6.7%。从不同学科来看，临床医学、免疫学、神经病科学与心理学等人民健康急需的领域，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分别是我国的227倍、79倍和75倍，药物毒理学方面我国高被引科学家数为0。

我国海外“生物兵团”实力远远超过国内，引进人才成为我国能否引领新科技革命的分水岭。基因编辑、蛋白结构、器官再生、表观遗传、脑科学等领域领军人物几乎都是华人，当前世界上最热门的癌症药物PD-1、PD-L1的发明者也是华人。2003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回国之后带动一批高水平人才回国，但一些回国人才纷纷转向行政或企业，学术水平明显下滑，亟待引起高度重视。

第六，从企业投入看，美国医药企业研发经费约为我国医药企业的10倍。根据美国医药研究协会（PhRMA）的数据，美国2017年在医药领域研发投入是9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547.5亿元。同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研发内外部支出606.03亿人民币，仅为美国的9.26%。此外，2018年，我国A股、港股、新三板、中概股中的1004家医药上市公司总研发投入为661亿元，同年强生公司研发投入为712.2亿人民币。我国1000多家医药企业的研发经费少于美国一家公司。

第七，从研发基地看，美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我国的15倍以上。美国拥有P4（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15个、P3实验室1495个，分别是我国的15倍和30倍左右。由于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没有形成缔约国相互检查机制，美国许多高等级实验室还没有公开，这方面的差距可能比当前掌握的数据还要大。

第八，从法规体系看，我国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法规建设与美国也有一定差距，存在法规数量少、速度慢的问题。美国十分重视生物领域法规体系建设，出台有关生物经济、生物安全的法规、战略多达20多部，其中2015年以后多达9部。我国围绕生物技术、生物安全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但相对数量少、速度慢。2002年开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立法，耗时18年才终于在2020年10月通过，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总之，世界经济大国都曾经引领过一次科技革命，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英国，数字经济时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国可能进一步加强生物技术研发，生物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可能提前到来，而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遏制力度，我国可能继错失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机遇之后，再次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必须像抓“两弹一星”一样，取得生物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问：要想抓住生物经济时代的历史性机遇，您对决策层有什么建议？

王宏广：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三个经济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农业经济时代。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资料，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我国依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经济总量排名一直是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左右。可见，农业时代是中华民族引领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工业经济时代。英国利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引领了工业经济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信息技术时代，美国依靠对信息化硬件和软件的高度垄断，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各国更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技术将引领下一次科技革命。从目前全球生物技术创新实力看，美国仍然是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引领者，论文、专利、人才、投入、产业等方面全面领先。我国已是第二经济大国，即使有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我国仍然有望在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我国要达到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必然要引领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为此，我建议将生物经济作为引领世界未来发展核心，像抓“两弹一星”一样抓生物经济，以人才为核心，广聚各个民族、国家的优秀人才，引领世界未来的发展。

发展生物经济的十条建议：把生物经济作为“疫后经济”的重点

问：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王宏广：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生物经济无论在技术、产品，还是人才储备等方面，都还有很大差距。为此，我国应在国家层面积极促进生物经济的发展。

经过研究，我们提出了十条建议：

第一，把生物经济作为“疫后经济”的重点。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疫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不少，“新基建、新信息、新金融（注册制）、新农村（乡村振兴）、新就业（补贴就业）”等众说纷纭。我们研究认为，至少要加上“新生物”， “生命比网速重要”，要吃一堑，长一智，补上生命安全的短板，把生物经济作为“疫后经济”的重点，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

要有底线思维，加强高线防备。针对人民生命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以及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的急迫需要与短板，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有关政策、规划、基础工程、投资、金融、证券等方面，全面向生物技术与产业倾斜，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的发展，尽快补上生命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短板。

第二，像抓“两弹一星”一样抓生物技术，尽快打造一批“国之重器”。生物技术将引领新科技革命已经基本成为国际共识，我国生物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不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特殊措施，短期内不可能缩小差距，一旦美国“技术脱钩”，我国很有可能错失生物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为此建议，把生物技术作为新科技革命的重中之重，把生物技术强国作为科技强国的主要内容，尽快制定国家生物技术与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采取新型举国体制，在传染病防控、重大疾病防治、新药创制、医疗器械、生物安全、转基因生物等方面，尽快打造一批生物经济时代的“国之重器”。

第三，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组建“中国生物技术联合研究院”。根据生命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以及防御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等重大需求，集成全国最优秀的科技力量，组建“中国生物技术联合研究院”，下设10个左右“国家实验室”，统一规划、明确目标、集成重点、分别实施，每个实验室解决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例如：

——国家生命安全实验室，保障人民健康、延长健康工作时间。重点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药品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微生物耐药性等研发与应用，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预警体系、救治体系，力争延长人民健康工作时间与预期寿命3年到5年。

——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保障生物安全。重点开展公共卫生安全、农业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安全、生物技术研发与实验室安全、进出口生物安全、防御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等方面的研发与应用，保障我国应对重大、特大疫情与生物恐怖的能力。

——国家粮食安全实验室，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保障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力争使我国10亿亩旱地、5亿亩盐碱地成为农用地，形成新增9亿亩农田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大豆等农产品大量进口的问题。

——国家工业生物实验室，推进第三次化学工业革命，力争形成3万亿元的发酵工业与生物材料产业，加速我国由发酵工业大国向发酵工业强国的转变。

——国家生物能源实验室，加强能源生物技术研发，力争形成5个大庆的能源当量，保障能源安全。

——国家生物资源开发实验室，促进生物资源优势转变为生物经济优势，形成2万亿元的生物资源产业，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国家生命科学实验室，使我国成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创新中心、顶尖人才聚集地、生物新技术新产品的发祥地，不断提高认识生物、改造生物、创造生物的能力，迎接新的科技革命。

第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造就300人左右“国际顶尖人才”。把顶尖人才培养与使用作为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不拘一格降人才。2019年，我国生物领域顶尖人才仅47人，是美国的1/21，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引进、培养、合作等方式，使我国生物领域国际顶尖人才达到300人，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约10人左右，按需求定机构、给机构找人才，切实造就一批国家急需、技术精湛、贡献突出的顶尖科技人才。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干，不让外行耽误事；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不浪费人才。

第五，改革科技体制，推行“任务带科技、科技促发展”的科研模式。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攀高峰、写论文。改革应用研究的科研模式，逐步取消“科学家出题、科学家解题、科学家评奖”的传统模式，创造“产品为导向、企业家出题、科学家解题、论贡献评奖”的新模式，“任务带科技、科技促发展”。应用研究坚决革除“唯论文”的老标准，树立“讲效益”的新标杆，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作为应用研究的主要评价指标。

第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优化创新生态。“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听从祖国召唤，讲奉献精神、讲协作能力、讲创新贡献，反对名利思想，反对只讲条件、不讲效益，反对只讲待遇、不讲贡献。营造“求真务实、激励创新、保护产权、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杜绝造假、打击剽窃，净化创新环境。

第七，建立健全生物经济法规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基础上，不断完善生物安全相关法规体系。建议出台《生物技术与产业促进法》，从管理体制机制、政府采购、监管政策、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方面，促进生物技术与生物产业发展。

第八，加强对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的领导。参照我国推进信息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做法与经验，针对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恢复“国家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领导小组”，加强部门协调，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化的新机制，成立“国家生物经济局”，统筹管理与服务生物经济的发展。

第九，组建“中国生物经济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成立“中国生物经济行业协会”，为生物技术园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为政府管理生物经济提供支撑与协助。

第十，发起“国际生物经济联盟”。我国在2005年举办“首届国际生物经济大会”，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力，建议邀请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与生物医药相关的官、产、学、研、医、金融等方面的著名机构、人员，组建由我国牵头的“国际生物经济联盟”，促进技术合作与人员交流，开展相关标准与政策研究，组办国际论坛与技术交易大会等。

强化九大体系，修筑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新长城”

问：我国已颁布施行《生物安全法》。而您2002年起就担任国家14个部门组成的“生物安全法”立法研究领导小组专家组总召集人，请您谈谈建立生物安全保障体系怎样着手？

王宏广：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没有生命安全保障，人们不会冒险去上班，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停摆，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近20个国家都制定了《生物安全法》或相关法规。2018年，英美分别发布了《英国生物安全战略》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澳大利亚《生物安全法》多达645条97407字。新冠肺炎疫情，将使更多的国家重视生物安全。

小小新型冠状病毒让全球瘫痪，在严峻的生物安全威胁面前，亟须把国家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当作当前国家生物安全的短板，采取特别政策与措施，尽快补短板、保安全，迅速提升国家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我国从2002年开始由14个部门进行《生物安全法》的立法研究与起草工作，2005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送审稿）》，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2020年4月26日再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从起草到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整整历时18年，足以说明生物安全法涉及面广、立法难度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冠肺炎疫情必将引发新一轮国际生物技术与防御生物威胁的国际竞争，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核技术竞赛一样，生物技术将成为新的国际竞争热点，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等九大体系，确保国家生物安全已经刻不容缓，迫切需要强化九大体系，修筑保障生物安全的“新长城”。

一是保障生命安全，也叫公共卫生安全，目标是确保人民身体健康，主要包括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药品安全、耐药性、医疗用品安全等；二是保障农业生物安全，目的是保障农业生物不受疫病灾害侵袭，主要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动植物疫情防控、病虫灾难防控等；三是保障生物资源与环境安全，目的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海洋生物、特种细胞系与基因）遗传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多样性、保障并改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与草原保护等；四是保障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安全，主要目的是坚决杜绝生物技术误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防止生物技术误用、生物技术伦理、生物安全标准等；五是保障生物技术产品进出口安全，主要目的是构筑“新长城”，把好国门，把病毒、病虫、病人挡在国门之外，主要包括防御外来生物入侵、边境与口岸检疫检验、重点检疫对象的动态预警与预报等，主要由海关、检疫检验、商务部等部门负责；六是防御生物恐怖与生物威胁，主要目的是防御恐怖分子释放有害生物，主要包括危险生物、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监测与预警、预报，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的药品、疫苗与防护装备的研制与储备，生物安全隔离区，生物安全指挥体系等；七是建立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主要目的是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包括防御重大、特大生物安全事件的基础设施、物资储备、应急处理队伍、后备人员培训、预案制订等；八是完善生物安全法规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对相关法规进行补充、修订、完善；九是完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构建职责明确、高效协调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当前，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都把生物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核威胁、不是网络威胁，而是生物威胁。众所周知，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力量，全世界40%的生命科学顶尖人才在美国，59%的高等级实验室在美国，美国 P3实验室（一般做二类传染病）有1500多个，我们只有81个，P4实验室（研究如埃博拉等烈性传染病）美国有4个，我们只有2个在试运行。 在经费投入上，2000年到现在，网上可查的信息，美国在生物安全及相关领域已经投入1855亿美元，即使这样，美国还是没有很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说明生物安全问题目前还是人类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短板，亟待加强。

在这场疫情中，中国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得益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得益于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生物安全方面仍然有很大差距，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必须尽快补上生物安全这个国家安全的短板。我们的研究认为，保障生物安全迫切需要强化“九大体系”。

第一，法律体系。面对生物安全相关法规的重叠、交叉、空白、冲突等问题，要对现有生物安全相关条例、规章、办法进行全面梳理。第二，组织体系。有了法规就需要有人执行，需要有高效、协调、有力的组织体系。第三，医疗体系。健康的最基本保障就是防病治病，不仅要有现代化的防疫体系与装备，还需要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也要有高端化、市场化的医疗服务，政府保基本、保险保高端。第四，物资保障体系。这次疫情，最明显的就是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的极大短缺，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医疗物资保障储备由谁来统筹、谁来采购，谁来制订物资不足的预案等。第五，技术体系。生产物资需要技术支撑，需要有强大的技术体系、人才体系、标准体系等。第六，宣传体系。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及时消除虚假信息的危害。第七，社会稳定体系。重大疫情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需要防患于未然。第八，国际协调体系。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共同对敌，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机制，共享保障生命安全急需的信息、技术、人才、物资等，坚决防止一国优先、推卸责任、栽赃陷害等人为制造的次生灾害。第九，评估监督体系。需要对各国、各地防疫工作进行总结、比较研究，总结经验、防止遗漏，明确有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吃一堑，长一智，不断提高保障生物安全的能力与水平，使人类的未来更加美好。

几十年来的生命科学研究，以及日益强大的生物信息获取和利用工具的开发，使得人们更加接近以前无法想象的未来之门：用CO2直接生产的液体燃料，用可再生生物质而不是石油生产的可降解塑料，可满足特定饮食要求的特制食物，依据患者基因组信息的个性化医疗，以及可实时监测环境的新型生物传感器等。

——摘自美国《国家生物经济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