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立身处世 修炼自己，把握人生祸之密钥
“福生于隐，祸生于忽”，人生福祸的缘由隐微难明，福祸的源头却可以由自己掌握。一念之善，可达天堂；一念之恶，可通地狱。福祸的机要，在一心之间而已！
有钱难买“早知道”
老话说得好：有钱难买“早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
每个人都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早知道，我就……”说这话时，往往时过境迁，再也找不回过去的心情，再也找不回流失的青春，再也找不回错过的机会了。一位外国牧师经常倾听信徒们的忏悔，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假设给每个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大多数人都有希望成为伟人。但现实的情形是：大多数人都成了庸人。因为生活不会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请慎重对待眼前，慎重对待眼前事、眼前人，不要事到临头，到处找“后悔药”。
生活应用：小心“被控”
“早知道”并不难，生活有它本来的逻辑，只要遵从自然逻辑，很容易看到后来的变化。例如，不爱学习，一定会落伍；喜欢逃避，一定问题成堆；害怕竞争，一定缺乏竞争力；心胸狭窄，好纠小过，一定会变成“孤家寡人”，诸如此类。真正的难度在于，人们更愿意在自然逻辑之外寻找自我逻辑，结果如何，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人们最大的麻烦也许不是“不知”，而是“被控”，人一旦被某种欲望所控制，明知前面是火坑，也会硬着头皮往里跳。奇怪的是，“被控”的人，不一定全是傻瓜，不少大家公认的聪明人，也会争先恐后地跳火坑。
秦朝丞相李斯称得上一等一的聪明人，文才智略都有过人之处，但他也难免“被控”。
李斯年轻时，在家乡上蔡当小吏。有一天，他上厕所时，看见老鼠吓得四处奔逃；后来到了粮仓，看见老鼠大模大样地偷吃粮食，见了人也不太回避。他不禁大发感慨：人的差别好比老鼠，在于其所处的环境。厕所里的老鼠，每天吃些不洁净的东西，见了人和狗，还要饱受惊吓；粮仓里的老鼠，每天吃得饱饱的，反倒很安全。
从此，他萌生了改变环境的强烈愿望，拜大儒荀子为师，苦学“帝王之术”。
应该说，李斯努力改变命运的志向值得称道，但他以仓鼠为榜样，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被控”了！
李斯学成后，来到秦国，辅佐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天下，功劳很大，深受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他的几个公子都分别娶了秦始皇的女儿为妻，他的几个女儿又分别嫁给了秦始皇的公子，李家的声名权势，一时无二。有一次，李斯在家摆酒宴客，朝中百官都来道贺，门前的车骑数以千计。李斯见了，长叹一声说：“唉！我听荀子说，‘物禁大盛’，我不过是上蔡的一个布衣，穷巷里的一个贫民，皇上不知道我的愚鲁，将我提拔到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谓富贵已极。物极必反，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是什么结局啊！”
从李斯的话中，可见他并不糊涂，对未来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会急流勇退吗？当然不！秦始皇死后，他为了保住权势，竟然跟奸臣赵高合谋，矫诏处死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公子扶苏，以及辅佐扶苏的大将军蒙恬，将昏庸无能的秦二世扶上了台。从此，秦朝的天下变得不可收拾。三只仓鼠待在一起，可能和平共处。三个奸雄凑在一起，上演的却是“窝里斗”。首先，赵高和秦二世联手，诬告李斯谋反，“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接着，赵高谋杀了秦二世，秦王子婴又处死了赵高，“夷其三族”。
李斯临死前，看着同赴刑场的儿子说：“我想跟你牵着黄狗、一起去上蔡东门打野兔子，也不可能了啊！”
当李斯意识到“物禁大盛”、物极必反的时候，有无数机会离开是非之地，跟儿子一起回老家安居，打野兔子玩，可惜他“被控”了，如同屠场上的老牛，摆脱不了缰绳，其结果不仅自己丧命，还连累三族全灭。
所以说，“早知道”也许不难，如果不能摆脱贪欲的控制，知道了也没用啊！
草根智慧
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依“大道”而行，不投机取巧“走捷径”，人生就少有后悔之事了！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老话说得好：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人人都想学好，没有谁天生想做个坏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教自己的孩子“学好”；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怕自己的孩子“学坏”，因为好人能得到最大的祝福，坏人将遭到最大的诅咒。那么，为什么世上有坏人，为什么大部人的“纯度”都够不上好人的标准呢？因为学坏容易学好太难。人是一个“自由落体”，天然受着各种欲望的牵引，必须用很大的意志力才能卓然挺立，活得像个人；必须用极大的毅力才能攀登道德高峰，成为一个人人称道的好人。在声名权势、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稍一松懈，腰便弯下去，变成了庸人；再一松懈，双膝便跪下去，变成了“奴才”；一旦没有抓牢法律、道德的准绳，便急速向欲海深渊滑落，变成了“坏蛋”。到那时，想挣扎上岸，谈何容易！
生活应用：人生险恶处，当知及时回头
“学好”，一般的标准是：养成良好的习惯，熟悉并遵从大家公认的法律、道德规范，这可能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
更高的标准是：通过不断自修，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仁慈博爱、勇于道德实践的君子，这是一生的工作。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就是“学好”，做一个君子。怎样才算好呢？首先要具备智、仁、勇三“大德”，还要具备礼、义、廉、耻、信等“小德”。进行君子的修炼，首先有益于自己的心灵，“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当此境界，才能活得内心坦然、洒脱畅快。进行君子的修炼，还能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文明。一个君子，小则影响一家，大则影响天下。
世间美好事物，往往难得，假如黄金满山都是，跟石头有什么差别？假如灵芝遍布四野，跟野草何异？好人如同良材，需要辛勤栽培；君子如同名画，需要用心描绘，成为好人、君子，都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做人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不愿像走兽那样活着，通过不断跟本性作斗争，终于站立起来，成为万物之灵长。人之所以从原始人变成文明人，也经历了一个跟本性作斗争的漫长过程。所谓做好人、做君子，无非是不断地跟本性作斗争，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想做一个好人、君子，无论多么努力，都有不足之处；成为一个坏人，只需放松自我要求就行了。所以，又有一种说法：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
许多人原本想做君子，做人做事都求一个“好”字，但到了一定情境，受眼前现象的迷惑，被欲望的绳子牵引，不知不觉便成了“反派人物”。
王莽出身于外戚之家，王氏家族靠着王太后的势力，权倾朝野。王家子弟骄奢淫逸，互相攀比，多有劣迹。唯独王莽少怀大志，洁身自好，做人做事都以古圣贤自勉。在外他结交贤士，谦恭守礼，勤敏好学；在内他奉养母亲、寡嫂，从不懈怠。时间长了，他的名声远播，几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
王莽24岁入仕，先后担任黄门郎、射声校尉，他的端正自律受到大家的好评，他的叔伯长辈们更是视他为王族子弟的翘楚，因此，他很快得到推举。30岁时，便受封为新都侯，并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从此步入朝廷的高层。但是，王莽的地位越显赫，做人越低调，他礼贤下士、生活俭朴，有古君子之风。他还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用家财接济穷人，因此，大家无不对他称颂有加，视他为天下第一等好人。
后来，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退休，深孚人望的王莽受到家族的推崇、太后的赏识，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大司马之职，成为首辅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此之时，王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半分骄态，好处更比以前胜了三分。
假设生活一帆风顺，王莽也许会终生做个君子，并获得贤臣的名声。因为他有条件做君子，没必要做小人。变化从汉成帝去世开始，汉哀帝继位后，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太后无力与之相争，命王莽退隐避祸。王莽虽然心怀“周公辅成王”之志，也不得不收起雄心，交出大司马的职务，去新都封国隐居。他行事更加低调，做人更加谨慎，让人挑不出半分毛病。不料他的二儿子王获不守家规国法，逞其凶狂，杀死了一个家奴。王莽严加责罚后，又大义灭亲，逼王获自杀。王莽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泛好评，朝野之士为他鸣不平的很多。汉哀帝迫于舆论，只好将王莽召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官复原职。
不久后，年轻的汉哀帝一病而亡，身后没有子嗣，朝廷格局势必重组。王太后和王莽趁机复辟，扶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司马。但是，王莽此时的心态已经变了，他意识到，无论他的权势多么显赫，无论他的名声多么好，都不得不乘坐在王太后这条旧船上，一旦这条船沉没，他的一切很快就会失去，为了保住权势，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此，他走了篡夺皇位之路。他做人做事的风格也为之一变，外君子而内小人，培植党羽，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尽管如此，大家仍然视王莽为君子，极少有人骂他是小人。一方面，他所行之事，都是按制度办理，让人无话可说；另一方面，他确实做了不少好事，例如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拿出家财赈济灾民，为灾民兴建住宅，等等，他做的好事数不胜数，许多人认为，他的德行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直到最后，王莽篡位成功，当上了皇帝，而天下却因为他毫无理性的改革而弄得民不聊生，人们回过头再看，才渐渐意识到，王莽所做的好事，也许不过是怙名钓誉。从此，王莽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最大的反派，原先对他寄予厚望的人都痛恨他、厌弃他，揭竿而起的义军遍及天下，才几年工夫，王莽的“新朝”便土崩瓦解，王莽的头也被砍下来。
客观上说，王莽的“变坏”，未必出于本心，他已经赢得了好人的名声，他已经尽享好名声带来的好处，有必要变坏吗？很大程度上，他是受情势所逼。“伴君如伴虎”，生活在虎狼群中，如果软弱如绵羊，结局会很悲惨。只有比虎狼更像虎狼，才能活下来。可是，当他逞其虎狼之威时，却不知不觉地伤及了无辜，引起天怒人怨。
王莽的成败教训，值得人们深思。绝大多数“坏人”，都不是甘心变坏，只是到了一定的环境中，受情势所迫，好像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于是就那样做了，一做就坏了，从此入了魔道，愈陷愈深。所以，一个人想“学好”，不仅要加强品德修养，最关键的一环，要选择一个好环境，让你可以做好人而不会受外界干扰。那些身处其中便必须做坏事的地方，应该谨慎回避，离得越远越好。
草根智慧
让自己有条件做好人、没必要做坏人，是智者的选择。
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
老话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
现代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为什么？人际关系的疏离是一个重要原因。住了十年的邻居，你可能不认识；相处了十年的同事，你可能从未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跟亲朋好友的关系，也日见疏远，细心思量，可以依靠的人没有几个，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旦遇到急难之事，“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
人必须有一个安全的“窝”，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一个最后的“落脚点”，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一旦回到“窝”里，便可以万缘放下，舒心睡个大觉。这个“窝”不是用厚厚的墙壁、坚固的铁门筑成的，只有跟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下属建立彼此亲爱、忠诚、依赖的关系，才有安全感可言。怎样建立良好的关系呢？自然不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必须对身边人给予足够的关注，尽己所能，助人急难，解人困苦。当大家都拿你当自己人，你就真正有了一片安全的“根据地”。
生活应用：越亲近的人容忍度越低
有人感叹说：“天下之大，哪有我的容身之地？”一个人混到这一步，生存都成问题，安全感是谈不上了。为何如此？十有八九是不会做人。人情都讲“利”、“害”二字，你只顾自己的前途，对身边人的疾苦漠不关心，没有半分好处到人，别人凭什么亲近你？一旦你的个人奋斗危害到他人的安全和利益，还会被当作祸害看待。聪明人深知此理，跟身边人相处时，总是以好人的姿态，尽量对他人有利而无所危害。
南宋时，在温州乡下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个名叫赵建大的读书人，他自幼好学，勤于举业，又喜好医学，精通医术，村民们生病了，向他求医，他不收诊费，慷慨帮忙。久之，四乡八里闻他之名，前来求医者很多，他不加分别，有求必应。村子北面有一条大河，没有桥梁，北岸的病患者前来求医时，都靠渡船摆渡，有时因渡河不及时，耽误了病情。赵建大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只是苦于财力有限，一时无法解决。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赵建大赴京应试，行前，他对乡人们许诺说：“此次如能科举及第，一定在大河之上建造桥梁，以利交通。”可喜的是，三场试罢，赵建大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他先把谋官求职之事放到一边，马上返回家乡，利用自己的名望，筹资兴建了一座大桥，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后来，这座桥被命名为“状元桥”，保留至今；赵建大居住过的村、镇，也被命名为状元村、状元镇。
赵建大造福家乡，家乡人自然感激他、怀念他，拿他当“自己人”，所以他的美名流传至今；他后来一直官运亨通，假设仕途不利，回到家乡，家乡人一定会张开怀抱接纳他、一如既往地尊敬他，绝不会因为他的遭际而歧视他。所以说，赵建大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最后的“落脚点”，终生都不需要发出“哪有容身之地”的慨叹。
许多人有一个心理冲动：向身边人炫耀自己的本事。他们说，“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给你们瞧瞧”！给谁“瞧瞧”？自然是给亲朋好友、邻里同事瞧瞧。不仅普通人有此心理，有的大人物也是如此，项羽做了“西楚霸王”，还说什么“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冲动呢？可能平日受人轻视、排斥，在心里积攒了很多情绪，需要炫耀一番，才能一洗晦气。但是，别人为什么对你看不顺眼呢？原因可能不在本事大小，而是因为你做人做事欠思考，对别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周处少年时，力大过人，自以为了不起，“不修细行，纵情肆欲”（《晋书·卷五十八》），常给乡亲们惹麻烦，大家都对他侧目而视。周处成年后，感觉到了乡亲们对他的厌恶，颇有改悔的念头。有一次，他问一位长者：“现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大家为什么不快乐呢？”
长者说：“三害未除，有什么可快乐的呢？”
周处问何为“三害”，长者说：“南山的猛虎，河中的蛟龙，加上你，就是‘三害’了！”
周处慨然道：“原来是这‘三害’，我都能除掉。”
周处果不食言，在南山射杀了白额猛虎，又跳进水中，跟蛟龙搏斗，浮游数十里，激战三天三夜，终于斩杀了蛟龙。大家以为周处跟蛟龙同归于尽了，都额手称庆。
周处满以为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回来后，得知大家都在庆贺“三害”尽除，这才明白大家对他的态度不仅是厌恶，还痛恨之极。失望之余，他决定痛改前非，遂拜名士陆云为师，学成后，入仕朝廷，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名臣、名将。
从局外人的眼光看，周处的错误都在小节方面，并无大过，而他杀虎斩蛟的功劳很大，功过相抵，绰绰有余，乡亲们为什么不能原谅他，甚至希望他死掉呢？原因在于，越亲近的人越是缺乏宽容度。人们对外面的风险心中有数，无论遭遇多么大的挫折、损失，都不会感到太意外；在自己的“窝”里，却要求绝对安全、舒适，对身边人小小的过失，乃至一言一行的失当都很计较。周处经常在“窝”里闹事，自然会招致特别地反感。
所以，聪明做人做事，讲究“内外有别”，在外人面前，或好或坏，依情势而定；在自己人面前，却要求做一个“纯种好人”。共产党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按普通人的观念，军人为国家、民众舍生忘死，立功无数，“一针一线”算得了什么！假设你拿群众当外人，“一针一线”确实不算什么；在“自己人”面前，“一针一线”的错误也不能犯。在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一位八路军战士不幸受伤被俘，押送途中，看管他的日军摘下路边的桃子给他吃，这位战士坚决拒绝说：“这是老百姓的东西，不能吃！”见此情景，在场的日军都震骇不已。一支这样的军队，是没有人能够战胜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军队以“自己人”的面貌出现在群众面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真正成了群众心中的“人民子弟兵”，从而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
总之，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你想让身边人拿你当“自己人”，你必须拿出“自己人”的表现，对他人只有帮助，没有伤害。一个有益无害的人，谁不愿意欢喜接纳呢？
草根智慧
对身边事，最好不要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自己人，一丝一毫的伤害都嫌多。
愿为众人死，不为一人亡
老话说得好：愿为众人死，不为一人亡。
人最好的结局是死亡，最坏的结局也是死亡。终归有一死，就怕死得没有价值。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中有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何谓“重于泰山”，何谓“轻于鸿毛”？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那些为了大众利益而乐于奉献的人，往往被视为英雄，活得精彩，死得伟大；那些为了一己之私危害大众，或助纣为虐的人，往往不得好死，死了还要遭人唾骂。以此称量，服务大众，使尽可能多的人因你改变命运、获得幸福，是塑造生命价值的不二途径。
生活应用：生命的价值在于分享
有一个充满谐趣的词——“卖命”，人命只一条，可以卖吗？人是万物之灵，浑身都是“宝”，思想，智谋，体力，技能，乃至于生命，无不可以“卖”。有一次，子贡想劝老师孔子入仕从政，便打了个比方：“有一块美玉，应该收藏在盒子里呢，还是找个好主顾卖出去呢？”孔子闻弦歌而知雅意，回答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待一个好主顾啊！”连孔子这样的高人，也乐意“卖命”，可惜他没有找到一个“好主顾”，郁郁不得志，将珠矶锦绣般的才华，大部分浪费掉了。幸亏他没有空过一生，教出了许多优秀弟子，将他高超的思想传承下来，否则蹉砣一生，跟庸人也就没有多大差别了！
美玉藏在匮中，始终都是美玉；生命流在时间里，由“小命”而“老命”，无论怎样保养，最后都会没命，与其白白浪费，不如“卖掉”。美食自然腐败，或者被人品尝后腐败，终归是腐败，不如让人品尝；鲜花自然凋谢，或者被人欣赏后凋谢，终归是凋谢，不如让人欣赏。生命的价值，何不与人分享？
“卖命”有不同的方式，那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为老板“卖命”，为家庭“卖命”，为社会大众“卖命”……都是“卖”，价值却有大小。在时间的长河中，生命如同一颗飞逝的流星，让一个人看见，可以愉悦一个人；让一些人看见，可以愉悦一些人，何不让更多的人看见呢？
为一个人“卖命”，谓之“愚忠愚孝”，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你可以称之为奇人，也可以称之为蠢人。春秋时，有一个勇士，名叫豫让，先后投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都默默无闻。后来，他投奔智伯，受到重用。智伯为人骄狂，自恃强力，经常向邻国索要土地，后来又联合韩、魏两国，围攻赵都晋阳，企图灭掉赵国，瓜分赵国的土地。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晋阳城久困断粮，饿死者无数。但晋阳军民在赵襄子率领下，顽强防守，坚决不降。后来，韩、魏担心智伯灭掉赵国后，进而会拿自己开刀，因此联合赵襄子，反戈一击，灭掉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土地。赵襄子对智伯痛恨至极，将智伯的头砍下来，做成酒器。
豫让逃遁到山中，自思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史记·刺客列传》）为了替智伯报仇，豫让改名换姓，化装成受刑的罪人，进入赵襄子的宫中，充当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却暗藏匕首，伺机行刺。有一次，赵襄子上厕所，忽然心有所动，马上命侍卫将那个清洁工抓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豫让。审问时，豫让并不辩解，直言道：“我想为智伯报仇！”
赵襄子的手下都想杀掉豫让，但赵襄子认为豫让是一个义士，不忍杀害，便放掉了。
豫让仍不放弃报仇的念头，他将漆涂在身上，使身体腐烂；又吞下炭火，使嗓子变哑，经过一番自我摧残，形貌大变，他在街上乞讨时，妻子都不认识他。有一次，豫让潜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伺机袭击。不料，当赵襄子行至桥上时，坐骑受惊。赵襄子派人搜寻，又发现了豫让。赵襄子很不高兴，责备道：“您以前服务的范氏、中行氏，都被智伯灭掉了，您不替他们报仇，反倒委身于智伯。智伯已经死了，您向我寻仇的心为何如此强烈呢？”
豫让说：“范氏、中行氏拿我当普通人，我也用普通人的方式回报他们；智伯待我如国士，我也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
赵襄子叹息道：“我赦免过您一次已经够了，您好自为之吧，我不能再放您了！”
豫让说：“上次您宽大为怀赦免了我，天下无不称道您的贤明。今天的事，我确实该死，不过请您脱下衣服，让我砍几下，以示报仇之意，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赵襄子尊重他是一个义士，便脱下衣服，让人送给他。豫让跳起身，在衣服上连刺三剑，说：“我可以报答地下的智伯了！”说完，伏剑自杀了。
豫让替智伯“卖命”，可谓卖得彻底，以至根本不管智伯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一味“愚忠”，为了所谓“义”，将天理人情丢到一边。而他“卖命”的标准，取决于对方的态度：你对我怎样，我就对你怎样，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件没有思想的工具！其实，他若真的心有“大义”，应该劝说智伯，做事收敛一些，别那么疯狂，若能劝得智伯回心转意，可免害人害己；即使劝之不动，也算尽了君臣之义，哪用得着事后玩出这么违背常理的花招？
陈胜起义时，曾说过一句话，“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反正都是死，不如为国家而死！这才是充满英雄豪情的话。陈胜的事业虽然失败了，历史却不会忘记他的英雄业绩，他的生命也因此大放异彩。
有人会说：“我为自己而活，凭什么替别人卖命？”其实，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只是活法不同。为自己“卖命”，好比农民种田，“自产自销”不发卖，小农经济而已。好比诗人赋诗，自娱自乐不发表，自我感觉良好而已！那又能活出一片多大的天地呢？
草根智慧
流星划过天际，一闪而逝，能量却绵绵无尽，让一亿年后的人们看见它的光亮。生命如流星，价值在于释放出来的能量。
大欺小，不公道
老话说得好：大欺小，不公道；大帮小，呱呱叫。
世上最“招打”的事，莫过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庄子·盗跖》）。人都有同情心，见弱者受欺，难免因人及己，感同身受，愤恨之余，顿生除暴之心，不敢当面抗争，也会暗中使劲；不敢动刀动枪，也会口诛笔伐，以嘴为利器，“以笔作刀枪”。一旦激起众怒，无论你多么强大，终将为自己的恶行“买单”。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云：“那桀纣有何罪过？也无非倚贵欺贱，恃强凌弱，总来不过是使势而已。”结果如何呢？当大家一块儿使劲，一下子就将桀纣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世上最“讨巧”的事，莫过于扶贫济困、锄强扶弱，无论助拳助钱，无论用智用力，一次义施援手，即能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天天自吹自擂打广告都有效。
生活应用：公道自在人心
人们评价他人，尤其是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缺乏理性，常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或以一善掩百恶，或以一恶掩百善。但是，人们对利害往往看得分明，一旦身临其境，谁帮助了自己，谁让自己蒙受了损失，都明明白白。即使一时看不清楚，久之必能了然于胸，那么，谁好谁坏，谁公道不公道，应该支持谁、反对谁，也便心中有数了！所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胜败也往往决定于人心流转间。
在历史上，刘邦的本领一直受到置疑，那他为何能扫平天下？因为他办事公道，有仁者胸怀。在秦末战争中，刘邦“扶义而西”，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进入关中后，他召集关中的父老豪杰，宣布说：“秦朝法律苛刻，父老乡亲们长期受害，苦不堪言。议论国政者要被灭族，几个人聚在一块儿说话，也要绑赴市曹处斩，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我跟诸侯约定：先入关者为王。我先到咸阳，自然应该为王。现在，我以关中王的名义，跟父老乡亲们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和盗窃财物者视情节轻重论罪，秦朝原有的严刑酷律，全部废除。秦朝原有的地方官吏，全部继续留任，士农工商，也照旧从事自己的本业。请父老乡亲们放心，我们到这里来，绝不会侵扰百姓，而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
关中作为秦朝的发源地，参加过秦朝统一战争的人很多，关中人民原本担心遭到关外义军的报复，听了刘邦的话，都放下心来，一个个欢天喜地，赶着牛羊，背着粮食，争先恐后地慰劳义军。刘邦辞谢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我们不愿给百姓增加负担。”
百姓们听了，更是高兴，唯恐刘邦不能在关中为王。
不料，项羽的做法跟刘邦大不一样，不仅坑杀了二十多万秦军俘虏，又火烧阿房宫，挖掘秦始皇墓，还纵兵屠劫咸阳，使关中人民惨遭创伤。最后，项羽恃其强势，夺取了最大的胜利成果，自封“西楚霸王”，将刘邦赶出了关中。刘邦虽然在政争中失败，关中人民的心却全都倒向了他。
后来，楚汉战争爆发，民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当项羽倾全国之兵，猛扑荥阳、成皋一带的汉军防线时，以关中兵为主体的汉军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战争持续了两年多，项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无法撼动汉军的阵地。最后，楚国的战争潜力消耗殆尽，项羽陷入粮尽援绝的困境，败局也就无可挽回了！
有人讲史，说什么项羽的失败，跟好杀人无关，真是无知之论！家人无辜被杀，谁能无动于衷呢？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便不会有此邪思怪论。
孔子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以大欺小，好像很容易，却有着难测的风险，一旦恶行积累到一定程度，从量变到质变，灾祸就不远了！以大帮小，并不太难，却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一旦善行积累到一定程度，足以成功立业。
抗日战争中，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八路军根据地时，在一个村子里，人们向他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当地有个大地主，日军刚侵入时，主动投诚，当了汉奸。为了扩充势力，他竟然鼓动妻子和两个女儿跟日军军官通奸。当上维持会长后，他利用权势，或巧取，或豪夺，侵占他人的田地、房产。有个小地主，家有良田三十余亩，还有一个漂亮女儿。大地主想将此女纳为小妾，便向小地主求婚。小地主不耻其为人，婉言拒绝。大地主不死心，串通土匪，将小地主绑了票，勒索一千大洋。小地主家哪有这么多钱？大地主又故作好人，以高利贷形式，借钱给小地主之妻赎人。小地主回来后，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为了归还高利贷，决定忍痛卖掉一部分田地。大地主探知其意，又派人威吓那些买地的人：谁买谁遭殃。小地主卖不出田，还不上高利贷，久之，利息越背越重，最后，将家里的田地和女儿全赔给大地主，还没还上账。大地主又假作好人，宣布免除其余的债务。小地主有苦难言，活活气死了。大地主运用此种狡诈的手段，不几年间，家里的田地多达万余亩，还强奸了多位佃户的妻子、女儿。
但是，“恶有恶报”，八路军来了，顺应民情，将大地主缉拿到案，召开公审大会，打算让苦主们诉冤后，宣布其罪行，予以枪决。不料，苦主们早就等不及了，一拥而上，拳脚齐下，还有人手持刀剪，一片片割下大地主身上的肉。在场的八路军干部和民兵很少，无力阻挡愤怒的人潮。等人们好不容易散去时，大地主已经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此事看上去有些残忍，然而，对那些长期处于悲愤中的人们来说，或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佛家说，“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次次上演的写实剧情。以官僚大地主为基础的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垮台？人们为什么高唱“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从上例中，可见一斑。公道自在人心，“大欺小”或“大帮小”，人们都看得分明，并有所选择，有所行动。涓滴可以汇成洪流，人心所向，往往昭示着“报应”的力量。
草根智慧
大人物并不大，一旦众叛亲离，只能任人宰割；小人物并不小，一旦抱团成势，足以左右天下。
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
老话说得好：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
古人说：“五行妙用，难逃一理之中；进退存亡，要识变通之道。”
那“一理”是什么呢？无非是“相生相克”。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强的，“一物降一物”；没有什么人是最强的，谁都有自己的“软肋”和“死穴”。古埃及王所罗门说：“一类人的智慧可以战胜另一类人的智慧。”所以，一味逞强是没有用的，总有人可以将你“刺于马下”。
如何“变通”呢？无非是审度强弱之势、生克之道，随时变化，巧用其方，趋利避害。但是，变通绝非抛弃个性、不讲原则而使自己变成一团橡皮泥。根据情势需要调整处事接物的态度、方法，以掌握主动权，方可谓之变通。
生活应用：像龙一样乘时变化
“龙”是传说中的神奇动物，拥有蛇身、蜥腿、凤爪、鹿角、鱼鳞、鱼尾、虎须，能上天入地、兴云降雨。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对龙的特点作了精彩描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世上有两种英雄，一种是追求形式的英雄，爱做表面文章，输什么都不能输面子，为了证明自己，一味逞强，能大不能小，有时甚至自我膨胀，无限拔高自己而藐视他人。这种人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一条小虫，因为他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战胜自己。老子说：“物壮则老”，当一个人膨胀到一定程度，往往自我爆炸，毁了自己；一种是追求业绩的英雄，凡事讲求实效，在态度上，可方可圆，能大能小，但不失其大体，不同于流俗，如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表面无所执著，心中自有一份珍藏。在行为上，实事求是，灵活变通，根据客观需要选择办事方法而不固守成法。这种人是真正英雄，往往业绩不凡。
东晋时，名士温峤博学多闻、文采风流、善谋善断、有胆有识，深受晋明帝司马绍的信任。当时，大将军王敦掌握着朝中军事大权，企图谋反，他请求皇上，将温峤调给自己当左司马，其目的是剪除皇上身边的羽翼。
温峤来到王敦军中后，王敦常当着他的面，满口污言秽语，大骂皇帝昏庸无道。温峤婉言劝说王敦尊重皇帝、慎重言语，但王敦根本不听。温峤意识到王敦的反心已不可动摇，料想劝说无益，一旦遭其所忌，难免杀身之祸。因此，他一改从前的态度，转而替王敦出谋划策。王敦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常将一些重要事务交给他办理。
温峤知道钱凤是王敦的心腹干将，便主动同钱凤交往，还经常在人前称赞钱凤文韬武略、天下无出其右者。钱凤听说他夸赞自己，非常高兴，将他引为知己。
公元324年，京城的最高长官——丹杨尹（相当于建康市长）去世，按王敦跟晋明帝的约定，该职应由王敦指派。温峤认为这是一个逃回京城的机会，很想得到丹杨尹的授任。为了不让王敦觉察他的意图，他故意几天不上将军府，在家喝酒玩乐。
王敦去问温峤：“京师乃要害之地，应该派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担任丹杨尹。”
温峤假装醉醺醺地说：“我也这么想，若论文武兼备，非钱凤莫属！”
王敦又去征求钱凤的意见。钱凤听说温峤推荐自己，心里很感激，谦辞道：“温峤比我强，还是让他去吧！”
王敦将钱凤的意见告诉了温峤，温峤再三推辞说，自己才疏学浅，难以独当一面，最好留在将军身边，竭诚效力。温峤有感于他的“忠诚”，坚持任命他为丹杨尹，还交给他一项任务：严密监视朝廷的一举一动。
温峤高兴之余，又担心钱凤从中作梗。钱凤心机周密，本性多疑，若被他识破意图，岂不功亏一篑？
在饯行宴会上，温峤故意装成醉鬼，向钱凤敬酒。钱凤喝酒时，不小心洒了一滴，温峤借题发挥，挥手打落钱凤的帽子，大骂道：“老子给你敬酒，你竟敢倒掉！”
王敦见温峤醉了，忙命人将二人分开。
临行前，温峤泪流满面，跟王敦谈了一上午，迟迟不肯上路，直到中午，才依依惜别。
温峤刚走，钱凤便赶来了，对王敦说：“温峤做过太子庶子，跟皇上关系密切，这个人未必靠得住啊！”
王敦笑劝道：“他昨日喝多了，有失礼之处，你看在我面上，原谅了他吧！他平日在我面前，对你可是赞誉有加啊！”
钱凤无话可说，只好作罢。
温峤回到京城后，马上将王敦的谋反意图告知晋明帝，建议早作准备。
不久后，王敦果真谋反，晋明帝亲自挂帅，命温峤为将，负责指挥作战。公元334年，温峤用水攻战术，两面夹击，击败了叛军。王敦又惊又急，一病而亡。王敦的哥哥王含，以及钱凤等将，继续领兵作乱，很快就被剿灭，王含、钱凤都死于乱军之中。
温峤身处“虎穴”时，先是从大义出发，直言劝谏王敦不要谋反；一旦发现王敦反心已固，马上顺风转舵，由朝廷命官变成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其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可谓深识变通之道。一旦脱身，马上回复本来面目，尽显威风，狠狠地惩罚了叛军。
温峤跟某些“变色龙”不同，他屏蔽动机，“藏于九地之下”，并没有改变“颜色”，虽然深处敌营，做人做事，毫无卑下之态，不失君子之风，称得上一条能大能小的“真龙”。
“变”是为了通，知道什么可以变，什么不可以变，也就知道如何变通了！
草根智慧
大小高低，只是相对而言，都无一定，“高以下为基”，因小可成大，何必执著于高和大？何不暂住于小与低？
凡事留一线，他日好相见
老话说得好：凡事留一线，他日好相见。
世界很大，人口数十亿，但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一辈子数下来，熟人并不多；路上相见，还能认出来的人更少；能记住名字的人更是少而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凡是见过一面的人，都可算作有缘人。因为生活圈子小，无论关系好与不好，谁知哪天就转到一起了。傻瓜们将人际关系当成卫生纸——一擦就扔，心里想着再也不会见面了，得罪谁都不怕。可俗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哪天有事相求时，以前的宿怨被翻检出来，自然是“门难进，脸难看”。聪明人将人际关系当成纪念币，先收藏起来，万一哪天升值了呢？
跟人打交道，不仅要想到眼前，还要想想日后，留下一份好感，总胜于种下一份怨恨。
生活应用：播下善意，收获感情
与人交往，当以友善铺路，以谦虚谨慎为戒条，以宽容为指南。友善可达人心，谦虚谨慎可防过失，宽容可避免冲撞。舍此三条，使气任性，逞其骄狂，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民国时，靳云鹏曾在北洋政府担任国务总理，后来在政争中受到排挤，失职后过着半隐居生活，从此致力于创办实业，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企业多达20多家。他还皈依佛门，跟孙传芳共同出资，创办天津佛教居士林，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信徒多达三千多人。
靳云鹏虽然无职无权，历任地方官对他均很尊重。抗战胜利后，张廷谔被任命为天津市长，他认为靳云鹏不过是一个“过气”人物，而自己是现任父母官，没理由俯就，因此不肯主动去靳府拜访。当时，靳云鹏在居士林前面的电线杆上立了一盏大莲花灯，上写“南无观世音菩萨”字样，张廷谔以“有碍交通”为由，下令拆除。靳云鹏多次派人通融，都碰了钉子。不久后，蒋介石到了北平，命张廷谔邀请靳云鹏赴北平会见。张廷谔顿感为难，但碍于“君命”，只得硬着头皮去请靳云鹏。靳云鹏怒气冲冲，拍着桌子说：“灯拆了，你来干什么？你看得起蒋介石，你太混蛋！太混蛋了！……”张廷谔尴尬得一塌糊涂，这才明白，靳云鹏并不是他想象的老朽一个。
张廷谔遇到的尴尬，许多人遇到过，只为一时痛快，把人得罪狠了，再相见时，便觉得千难万难。《菜根谭》说：“事事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我。”轻率之人，必有轻率之事；过分之人，必有过分之灾，“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给别人留一份情面，等于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北宋文豪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有一次，书生吴味道冒用他的名讳，运送一批货物到京城贩卖，税关的人觉得可疑，便将吴味道连同货物一起送交苏轼处理。吴味道被押解上堂，只见他身背一个大包袱，贴有封纸，上书“杭州通判苏轼送京师苏侍郎宅”，苏侍郎即苏轼的弟弟苏辙，但封纸上没有写明苏辙的具体地址。“杭州通判”是苏轼十多年前担任过的官职，难怪被税关的人看出问题。苏轼问吴味道：为什么冒名运货？吴味道惶惶然地说：“学生家贫，屡考不中，此次上京应试，顺便买了二百匹建阳纱，想带到京城赚些银子用度。因为您的名气大，所以我冒您之名，本想省下一些税银，现在事已败露，只好听凭您的发落。”
苏轼察言观色，看出吴味道不是狡诈之徒，决定帮他一把。他让人揭下货物的封条，亲笔题写了自己的姓名、官衔和弟弟苏辙的详细地址，使吴味道一路顺利到达京城。第二年，吴味道中了进士，专程来拜访苏轼，于是，苏轼在朝中又多了一个得力的朋友。
吴味道盗用他人名讳，当然是不对的，假设苏轼对其处罚，以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未尝不可。但苏轼大度为怀，将假作真，使吴味道变盗为借，放弃了一个耍威风出气的机会，却得到了一个盟友，岂不是皆大欢喜？
人际关系成于一分分善意与帮助，毁于一分分敌视与伤害，与人相处时，多一点善心帮助，有利于营造感情的和谐；发生矛盾时，多一分理解和宽容，少一点伤害，也可有效化解敌意，为彼此保留一个和好如初的机会。
草根智慧
即使友谊之门不得不闭上，多一点人情味，也为日后的重启留下了一丝缝隙。
打人一掌，防人一脚
老话说得好：打人一掌，防人一脚。
你要知道，跟你打交道的人，不是虚怀若谷的圣人，而是和你一样的普通人。他也跟你一样，一旦尊严、名誉、利益或其他方面受到损害，不可避免地怀有报复心理。你可以对自己说：“仇恨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但你不能对别人说：“别恨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最好原谅我，忘记我对你的错。”鲁迅先生曾遗训自己的孩子：“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损害他人而要求原谅的人，往往是小人，但未必能求得原谅。当你对别人施加伤害时，你要想到，你正在冒同等或更大伤害的风险。
生活应用：化解仇恨，不如避免结怨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的交往，是一个力量交换的过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友爱是一种柔和的力量，如春风拂面，让人感到舒适、温暖；伤害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其反作用力即是报复，会让彼此受伤。
心理学家认为，报复心理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普遍性，人人都有报复心理；
二是针对性，报复有特定的对象，指向施加伤害的人或相关的人；
三是对等性，报复者的期望值是让对方的损失不低于自己遭受的损失，即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四是债务性，报复者往往将自己蒙受的损失视为对方欠下的债务，是否索债，取决于报复者的心态及某些客观条件；
五是焦虑性，一方因对方的不当行为受到损害而产生报复心理时，往往耿耿于怀，产生担忧、仇恨等各种负面情绪，直到报复成功才会消除。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复心理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甚至怀恨终生。
一般来说，日常矛盾造成的小小伤害，比较容易化解，还会在时间中逐渐淡忘。但报复心理的强弱，因人而异，有的人心理素质好，不易受伤，拾得禅师说：“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对这样的人，你就不用担心他报复。有的人心理脆弱，特别容易受伤，可能因别人一句话的失当而在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故而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与人交往时，你无法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坚强的心，只能要求自己谨言慎行，使伤害不要发生。
大的伤害，比较难以化解和淡忘。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大的仇怨化解了，还有余恨在心。这个道理，好比割肉成伤，伤好了，伤疤还在。所以，化解大怨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不要结怨。有的人不明此理，毫不留情地伤害他人，谁知斗转星移，灾祸竟然找上门来。
战国时，范雎在魏国大夫须贾门下当家臣，以才华闻名于诸侯。有一次，范雎陪同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赠之以黄金美酒，对须贾却很冷淡。须贾又妒又恨，回国后向相国魏齐进谗说：范雎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应尽早除掉。于是，魏齐下令将范雎抓起来，严刑拷打，打得齿落骨折。范雎假装死去，须贾还不解恨，命人往他身上淋小便，然后抛尸荒野。范雎挣扎求生，逃到秦国，化名张禄，受到秦昭王的器重，被聘为相国。
秦昭王采用范雎的“远交近攻”之策，欲派兵攻打魏国。魏王吓坏了，急派须贾为使，向秦国求和。范雎故意装扮成乡野村夫的模样，穿上破烂衣服，去见须贾。须贾见他落魄如此，心生怜悯，便问：“莫非你是来秦国求官吗？”
范雎惨然一笑说：“我得罪魏国宰相，侥幸逃到此地，哪敢再去做官？”
“你在秦国，以何为生啊？”
“不过是替相国张禄打扫院子，勉强糊口罢了！”
须贾明白，秦相张禄是秦国炙手可热的人物，向秦王求和，必先说服张禄。不料，当他前往张府拜访时，才知范雎即是张禄，不禁大惊失色，想逃走却来不及了，被卫兵团团围住。范雎身穿华服，威严地坐在堂上，冷笑道：“当日你诬陷我里通外国，今日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尝尝蒙冤受屈的滋味。我问你，你私闯相府，到底想干什么？”
须贾有理难申，只能求饶而已。
范雎命人将须贾痛打一百大板，还喂他吃了一筐草料。须贾被整得气若游丝，险些丧命。范雎又请大夫替他医治，然后入见秦昭王，将往事一一禀报；并说魏国畏惧秦国，遣使求和。秦昭王大喜，决定出兵为范雎复仇。
范雎回去后，命令须贾说：“你去告诉魏王，速将魏齐的人头送来，否则，我将亲率大军，屠戮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首都）。”
须贾回去后，将范雎的意思禀报魏王。魏齐担心魏王出卖他，十分恐惧，弃了相印，逃往外国避难。可是，各国畏惧秦国的威势，都不敢收留他。魏齐绝望之下，拔剑自杀了。
须贾因嫉妒心理作怪，不惜违背天理良心，无端伤害自己的部下，着实该打；而魏齐不问青红皂白，听信谗言，残害贤才，已失宰相风范，最后以命偿债，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
有人会想：假设将范雎杀死，或许可以解除祸患吧！
许多人正是带着这种观念，伤害别人时，下手狠辣，赶尽杀绝，但仍然难逃“报应”。
徐树铮曾是直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赫赫有名的将领，后来加入以孙中山为首的联合政府，在江浙战争中，出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徐树铮为人骄狂，锋芒毕露，所造杀孽甚多，也为自己树敌不少，袁世凯曾这样评论他说：“树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后来，徐树铮果然被仇家劫杀。
张宗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著名将领，在中原大战中，逮捕了冯玉祥手下的军长郑金声，意欲加以杀害，众幕僚劝阻说，郑金声颇有人望，杀之不祥。但张宗昌不听劝告，执意枪杀了郑金声。几年后，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了张宗昌，然后投案自首。一时间，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人援救，郑继成获国民政府特赦，无罪释放，张宗昌算是白丢了一条性命。
在现实生活中，生死仇怨自有国法料理，人们的矛盾冲突，往往集中于名利、权势、尊严等方面，无论哪种形式的伤害，都可能引起反弹，最终伤到自己。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人际关系一团糟，“里外不是人”；有时候，你可能感到百事不顺，处处有人为难；有时候，你可能遭遇莫名其妙的失败……此时，你不妨检讨一下自己平日做人做事的方式，是否经常伤到别人？你也许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你当得的“报应”；而“禳解”之道，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改变风格，中止伤害，跟外界达成和解。
草根智慧
“原谅”是不容易得到的待遇，无论“误伤”还是“故伤”，都可能有一份“报应”在等着你。
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老话说得好：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随机应变，见招拆招，你不一定拼得过别人，因为世上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强大。其实，做人做事，不需要那么聪明伶俐，按笨办法，坚持自己的原则，走自己该走的路，你也许发现，那正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生活应用：为自己立一准则
“聪明人”随流性转，见利必趋，见危必避，如同落在地上的雨水，东南西北，四处横流，最后不知流向了哪里。反倒是那些“死板”的“笨人”，认准一条道，不改向，不越界，汇而成河，聚而成势，能致千里之远。
谋求财利，最怕商业欺诈、鬼蜮伎俩，无论怎样防范，都有可能“中招”。但是，心有准则的人，却能将风险降至最低。
清朝晋商王相卿，是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早年间替人帮佣，后来跟结拜兄弟史大学合伙经商，几经周折，创办了“大盛魁”，总号设在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城中。生意场上，以次充好、低进高出是常有的事，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质次价高的商品。为此，王相卿为“大盛魁”制订了一套独特的购货方法：本着对货主的信任，凡订购大宗货物，合价在300两银以下，现货交易，由货主自行定价，决不驳价，决不拖欠货款。不过，一旦发现价高货次，则永久断绝生意往来。按这种方法，上当只是一次，损失有限，“大盛魁”还担得起。偶有个别鼠目寸光的货主以次充好，但绝大多数货主不愿为了一时小利丢掉一个大客户，时间一长，“劣质客户”都被淘汰，跟“大盛魁”来往的都是规规矩矩的“优质客户”，因此，“大盛魁”生意兴隆，成为一家员工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0000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的著名大商号，并且相延十余代，称雄蒙古大草原200多年。
无论哪朝哪代，都有唯利是图的“商场小人”，为了避免损失，将所有人当小人防范，损失可能更大。王相卿将小人造成的损失当成“合理成本”，送给他们使计弄诈的机会，最后算算总账，成本并不太高。此法看似笨拙，原来笨中有巧。
创办事业，最怕毫无理性的竞争，什么“厂价销售”，什么“出血大甩卖”，常常激起一串串火星四溅的竞争，你不挑起竞争，仍然可能被拖入竞争中。但是，只要按一定原则办事，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的市场上，常常爆发“价格战”，最后胜出的未必是实力最强的一方，那些以合理成本、合理利润为准则的企业，总能走得更远。
培养道德，最怕酒色财气的诱惑，一朝失足，身上的污点便再难洗净了，所以，更要洁身自好，守定原则。
明朝廉吏丰庆以公正廉明著称，下属无不敬畏。他出任河南布政使期间，有一次，去某县考核政绩。知县担心贪赃枉法的丑事败露，心中非常害怕，打算向丰庆行贿，以求法外开恩，却又担心丰庆不肯接受。知县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计：用白银做成蜡烛的形状，用纸裹好，送给丰庆，说是送给布政使大人照明。丰庆不知蜡烛有玄机，便收下了。
一个侍者心细，发现了蜡烛的异样，告诉丰庆，丰庆故意说：“那就试着点燃蜡烛吧！”
侍者说：“大人真会说笑话，世上哪有可以点燃银子的道理？”
丰庆淡淡地说：“蜡烛不能点燃，有什么用？谁送来的，给他送回去好了！”
第二天，丰庆召见知县，从容地说：“你送来的蜡烛不能点燃，为什么不拿回去，换成能够照明的蜡烛呢？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知县见丰庆收买不动，不由得胆战心惊，当天就弃官而逃。
世上有多少官吏，拜倒在金钱、美色、权势之前，成为不得不任由他人操纵的傀儡，丰庆之所以立身不倒，因为他坚守着一个原则：不该要的不要。
古人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人不可能无欲，但可以有所节制，将欲望限制在法律、道德许可的范围之内。那么，无论别人如何使心用计，你都可以独善其身、安然自在。
草根智慧
知变，是聪明；知不变，是智慧。
吃亏人常在
老话说得好：吃亏人常在，贪心死得快。
人生得失难料，考察世事，却有一个奇怪现象：爱占便宜者，难成气候；愿吃亏者，往往笑到最后。原因何在？立身处世，必然连接着各色各样的利益关系，或上下，或同事，或亲朋，或夫妻，或父子……人情往来之际，如同交易，有取有舍，有买有卖，“一分钱一分货”，是公认的准则，爱占便宜，好比价格欺诈，谁不讨厌？愿意吃亏，好比薄利多销，谁不欢迎？不信查看一下世界十大零售企业排行榜，哪一家不是奉行“低价策略”？
生活应用：吃亏处有大便宜
人生最难办的事，就怕没机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有才无处用，有力无处使，有情无人理解，有爱不被接纳。
机会从来并不均等，往往偏爱那些愿意吃亏、吃得起亏的人，为什么呢？跟他们打交道，“有利可图”，谁不向往？所以，那些奉行“吃亏策略”的人，从来不愁机会。
在安徽桐城，至今流传着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故事中的张府，父子三代，都是肯吃亏的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风云数十年，长盛不衰。
张府第一个肯吃亏的人是张英，他幼读经书，过目成诵，于康熙二年高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兵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他为官期间，勤于政事，从不懈怠，凡民生利弊、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康熙称赞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对他信任有加。康熙三十八年，张英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走上了事业巅峰。
张英在朝为官期间，其家人跟邻居发生了争地风波，两家盖房子，邻居要求张府留出一条三尺通道，张府也对邻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两家各据其理，互不相让。张英接到家人诉告此事的书信后，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信感悟，主动退让三尺；邻居深受感动，也后退三尺。两家房屋建成后，留下一条“六尺巷”，如今已成为桐城的历史名胜。
张英年老退休、回乡隐居后，清静自守，从不干涉地方事务。他在山庄草堂上悬挂一联，以表淡泊处世的心迹：“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
张府第二个肯吃亏的人是张英之子张廷玉，他遵从父亲“务本力田，随分知足”的家训，谨守淡泊致远、克已清廉的家风，年轻时勤于耕读，于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雍正时，张廷玉因为官清廉、为政勤敏，备受信重，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任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等多项职务。张廷玉肯吃亏之处便在于此，身兼多职，事务繁忙，却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用现代话说，拿一份薪水，干三个人的活。雍正经常召见他，少则一天数次，多则一天十余次。他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他批示文件者多达数百人。张廷玉不论事情大小，都“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如果事务太多，则回家加班处理，“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
对张廷玉的贡献，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曾感慨说，张廷玉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雍正还认为，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张廷玉清心少欲，唯嗜饮茶，雍正便赐给他各种精美茶具和茶之佳品。
有一次，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都很吃惊，不明何意。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可见张廷玉在雍正心目中的分量。雍正临终前，遗诏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这是皇家给予大臣的最高殊荣，清朝三百余年，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府第三个肯吃亏的人是张廷玉之子张若霭，雍正十一年（1723年），张若霭凭借出众的才华，殿试时考中一甲第三名（探花）进士。张廷玉认为，自己和父亲两代为相，如果儿子再占枝头，张家的权势未免过于显赫，因此跪求雍正换人，将机会留给天下平民英才；张若霭也乐意谦让，退居人后。因此，雍正最终将张若霭定为二甲一名进士。后来，张若霭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等职，官至礼部尚书。
观张氏三代人，都不怕吃亏，都乐于吃亏，也吃得起亏，他们一路吃着亏，可到头来，又吃了什么亏？该拿的都拿到了，收获比那些不肯吃亏的人一分不少。
俗话说，“吃亏人常在”，无论官场、商场，都可见“薄利多销”之妙！
草根智慧
天下最占便宜的是多做事，最吃亏的是无所事事。
退一步想，过十年看
老话说得好：退一步想，过十年看。
一切事情在时间中都会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很可笑。你不妨回顾年少时的种种担忧、种种失意，现在来看，是否微不足道？你不妨回顾年少时的种种轻狂、种种执著，现在来看，是否很可笑？以此推之，眼前的烦心事，都是过眼即成烟云的事，无论事大事小，都经不起过十年再看。
生活应用：小心被“套牢”
宋代高僧云盖智本有禅诗云：
一年春尽一年春，
野草山花几度新。
天晓不因钟鼓动，
月明非为夜行人。
世界常变常新，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该发生的事终归会发生；人的努力可以为世界增添几许景致，自然规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间之事，永远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好，也不像人们担心的那么糟，春天过去，春天还会到来；春花谢了，春花还会再开。所以，凡事不必太偏执，不妨以变化的心态，欣赏一切，接纳一切。
有的人偏执于自我喜好，只要春天，不要冬天；只要鲜花，不要枯枝，那不过是自寻烦恼。还有的人，偏执于一时一事，一旦遇到不愉快的事，便耿耿于心，难以释怀，以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身边美好的人和事，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无论大事小事，只是一事，不是生活的全部，专注于不愉快的事，好比熊市抢购垃圾股，难免被套牢。
苏曼殊的《碎簪记》中，描写了一个悲情故事：庄湜对时尚美人灵芳一见钟情，但庄湜的叔婶希望他跟传统美人莲佩订婚，莲佩也深爱庄湜。庄湜左右摇摆，难下决断。后来，莲佩见了灵芳送给庄湜的玉簪，始知庄湜心有所属，失望之余，割腕自杀；灵芳料想庄家难以接纳自己，也悬梁自尽；庄湜伤痛之余，一病而亡。
我勉强耐着性子看完这篇据说有名的小说，不禁莫名其妙：爱情本是世间美好的事物，一时失意，三条人命，不是太夸张了吗？况且庄湜跟灵芳、莲佩，不过数面之缘，并无密切交往，跟梁山泊、祝英台的相知相爱不可同日而语，死得未免太容易了！难道他们的所谓爱情，竟是一种急性病毒？
假设三人死得不是那么匆忙，过几年再看，想法必然不同——庄湜不过是一个病病歪歪的文弱男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许会写几首歪诗，如此而已！灵芳曾“游学罗马”，见过欧洲的绅士和种马，在她眼里，庄湜难道真的那么可爱吗？过几年再看，她也许会一脚将他踢到南美洲，终生不再见面才好。莲佩是传统女子，传统女子都爱嫁“丈夫”，比较有安全感，庄湜无胆识、无血性、无担当，难道真的是莲佩心中理想的伴侣吗？过几年再看，她也许宁愿给好汉作妾，也不愿给庄湜为妻。所以，这一悲剧事件，在我看来，不是爱情作怪，而是太冲动了！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件时常有之，有的人恋爱失利，舍不得伤害自己，将仇恨发泄在对方身上，或动刀子，或泼硫酸，这都是下三滥的人物，不值一提。
除失恋之外，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凡你投入心力、感情、时间去做一件事，却没有成功，都会有失落感、挫败感，好比买到一只“垃圾股”，拿着没有用，丢掉舍不得，心里便一直纠结着。但你要知道，这是在继续购买“垃圾股”，因为你还在为那件早该放手的事投入心力、感情和时间。不如看开一点，将不愉快的事丢到一边，去做些值得一做的事。
宋朝高僧善能禅师有谒云：
不可以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
不可以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
无论万事万物，都很短暂而非永恒，人情世态，成败得失，都不过是“一朝风月”而已，用不着执著于此一时、此一事，而忘了人生的任重道远。当然，也不必迷恋“万古长空”，好高骛远，而轻视“一朝风月”的美好和意义。虽然名利权势如过眼烟云、成败得失如镜花水月，用不着太计较，但并非毫无价值，人总得找点事做，欣赏名利的烟云，体验成败的乐趣，不是可以乐在其中吗？
一个人如果养成开放的时间观念，懂得将时间拉远拉近，在“一朝风月”中看“万古长空”，在“万古长空中”看“一朝风月”，就很难被不顺心的事所困惑了。
草根智慧
一帆风顺比诸事不利更糟，那会使你无法洞悉人生幸福的奥妙。有时候，事情不利时，将它交付给智谋，不如交托给时间。因为时间可以帮你化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