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典籍的建构与传播

第一节 文学经典的建构

一 媒介建构经典

在经典作品的建构和传播中，媒介发挥了什么作用?比如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就是以广告为中心的。当以媒介为角度切入研究，我们的文学研究到底会呈现出何种面貌?

我们在讲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清楚。“经典”这个词在西方最早的时候是被当作规则和法则的。布鲁姆有一本书叫《西方正典》，他就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1]那么回想一下，我们各个专业是不是都有一些必要的经典书呢?一些我们选出的用于教育的著名作品，起到了为文学研究提供参照系的作用。

现在所讲的文学经典，比如《史记》《汉书》《红楼梦》，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学经典?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两个原则：第一，满足传播知识的需求；第二，满足伦理道德教化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所有经典，都要满足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的需求。每个时代，都是按照知识和道德的标准进行经典的评价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经典。

然而，历史上有很多作品诞生的时候是不被看作经典的，像《红楼梦》，最早就被当作禁书。那么，这些书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这启发我们追问：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什么起到了推动作用?是媒介。媒介有着极大的推动力量。例如一个人在电视节目中讲《论语》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有许多错误，但这起到了推广的作用。市场看似与文学相距很远，但市场的媒介力量其实能够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比如，我们熟悉的一些歌曲从唐诗宋词改编而来，唐诗宋词本身是“静态”的，但一经媒介的推广，大家便又对唐诗宋词投以“目光”。像苏轼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被广泛地传唱以后，就被更多的人接受了。像黄安唱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他把李白的诗借鉴过来以后，反过来促进了李白作品在当下的复活。影视作品不断地改编经典，这些作品的传播也会促进经典的传播。

经典最早是靠口耳相传的，主要的物质手段、媒介手段是印刷。现在的传播媒体有广播、电视、网络包括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体，一部作品被大家广泛熟知，必须借助于媒介。不同的版本脉络，即是一个媒介的传播过程。单一的版本罗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单一的版本罗列是“死”知识的罗列，“死”知识的罗列无法带来思想的愉悦，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研究。经典是历时性的，在历史中完成的。如果没有媒介的广泛传播，经典就根本不能发生巨大的影响。莫言的作品如果不是被大量地翻译，其影响不会这么大。所以说传播媒介能够影响经典的确立。媒介实际上在其中扮演了权力的参与者，或者说是制造者的角色。

叶德辉《书林清话》里记载了大量的书籍的刊刻，比如官刻本、私宅本、坊行本，正是靠这种大量的翻刻，才使经典能够不断地传播。宋代大量的刻书媒介的传播，为宋代诗歌、诗话的发达提供了保障，这是一种物质性的保障。如果没有宋代印刷术的发展，诗歌传播不会那么迅速与广泛，而唐诗的传播是靠宋人的大量刊刻，元代刊刻了大量的宋人和唐人的集子。如果没有这样一代代的刊刻的话，经典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中国古代最正宗的文学体裁是诗和文。《书林清话》记载唐代就有书坊的出现，当时刊刻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诗人的集子。这些诗人的集子是满足不了一般群众的阅读需要的。古代的媒介传播是单向的，不像现是多元的传播。唐代是坊巷制度，城市夜里是要关坊门的，到了宋代才改变了这种制度。那时候刻书的书铺逐渐增多，而他们卖的书，经统计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些书铺开始大量刊印笔记小说、异闻杂录。南宋末年陈起的书铺里面有《湘山野录》《灯下闲谈》《续世说》等，都是笔记小说。再如南宋临安尹太庙家铺中刻有《述异记》《续幽怪录》等，都属于小说。小说的数量随着媒介技术的传播会迅速地增多。到了明清两代，刊刻笔记小说的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北京、南京、徽州、（福建）建阳各种书坊大量建立，开始出现了迎合市民读者需要的浪潮。

文学经典可以提高人的整体素养，而不仅仅是文学趣味。能否称得上文学经典，不能仅仅靠读者的数量来决定。即使社会大众不了解，但并不妨碍其作为经典存在。而有些很流行的作品，如清末民初的流行小说，仍然进入不了文学经典的行列。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一旦文学经典被认同和接受，它的地位是不能够被任意推翻的，如《论语》《史记》。

作品成为经典，其自身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原创性，原创性就是经典的生命。其次是具有常识。经典是具有常识的，常识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中国的作品的最早的功用就是教化，至今如此，只不过有的作品的教育意义隐藏得很深。审美意义是附带的，文学价值常常因教育意义之大而大，比如《诗经》。为什么中国惯以道德标准评价?从《毛诗序》开始，我们的儒家诗教说都是这样的。儒家所有的原创性的经典，包括朱熹、王阳明、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所做的一切探索实际上都是解决伦理跟现实调适的问题，他们讲的一大堆问题实际上都是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既能够符合伦理道德秩序又能够满足个人的意志，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伦理内容。

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制度与媒介是两股巨大力量。

在中国古代的和平时期，能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是什么呢?是科举！而科举制要求熟读儒家著作，这种体制性的要求无疑促进了儒家经典地位的巩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有个马二先生，他游西湖看的不是景色，看的是科考选文。我们现在叫辅导参考资料，当时就是八股文的试策书、字书、杂书、类书。我们现在往往把科举考试理解得太简单了，其实古代的科举考试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为单凭“四书五经”是考不上的，必须要读史书，必须要学会写策论性的论文。看过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就会知道科举考试有多么难。“四书五经”只是国家考试的考纲、出题范围，具体的命题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是不懂基本的史籍，不懂得“唐宋八大家”的集子，就像咱们现在写论文一样，很难把论文写好。

当时书坊里还有一些满足市民消遣需求的小说、戏曲。《红楼梦》里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贾宝玉让他身边的小厮（茗烟）去买《赵飞燕外传》这一类的书，还和林黛玉偷偷地读《西厢记》。《西厢记》当时在正经家庭是被当作禁书的。为什么呢?一大原因在于，在他们心中科举才是正途，青春年少之时需要集中精力读科举用书。贾宝玉考上以后，他父母未必还禁止他读。我们可以推测，贾政就会去读。因为他家里有戏班子，像《牡丹亭》那是必须要演的，贾府里经常有听戏的情节，所以他肯定会看这些小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推测当时的书铺的情况。明清时，书铺开始卖《三国演义》《水浒传》《列国志》《西厢记》《琵琶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之类的书。而且《西厢记》的版本不止一种，正是靠版本记录了这部作品是怎样变化的，而这些变化促进了文学经典的不断形成。“四书五经”是靠官方的统治力量来要求的，是国家的政策需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因为考生的需求而不断被印刷，而像话本、小说、笔记，完全是因为营利目的，这种营利目的促进了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生成。所以，媒介（书坊）这种手段的出现打破了官方的垄断，使出版的内容突破了我国古典的以诗文为正宗的樊篱。如果没有书坊的出现，就不可能有“四大名著”的出现。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很多小说，比如说《东周列国志》《说唐》《西汉演义》，但为什么只有《三国演义》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符合经典生成的伦理和艺术双重标准。所以，一部作品能不能广泛流传还要取决于本身的伦理性和艺术性。

有一个问题，媒体的出现、印刷术技术的提高使大量民间文人，比如落第的士子，被挤到书铺这种传播流程里面去了。这些文人进入民间的文学创作里，提高了民间的这些作品的艺术含量。像《三国演义》作为话本最早在宋代就出现了，但宋代出现的话本故事还比较粗疏。如果对照一下《永乐大典》里面记载的《西游记》最早的本子和现存的《西游记》的本子，就会知道吴承恩做了多么辛苦的工作，如果不是他这样改编的话，《西游记》是很难成为经典的。所以，虽然这不是作家的原创性的东西，但是作家本身对于作品整体艺术水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 选本对文学经典的塑造

中国古代作品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来分的。其中集部的总集类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开篇说总集有这样的功用：“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2]总集的编纂是要“菁华毕出”的，很多选本的序言都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好。很多学生读得最熟的集子是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对这本书里面收了的作家熟悉，不收的就比较陌生。

选本是构成古代诗文传播的重要途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选本?以前传说孔子删《诗》,《楚辞》在汉代经过刘向、王逸等人编纂。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独立的文学意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以“集”的形式出现的。《诗经》从未被看作单纯的文学作品。在《汉书·艺文志》里《诗经》被放在《六艺略》之首。我们现在是讲审美作品，经的神圣性没有了，但是古人可不认为它是文学作品。《楚辞》也是在总集正式成立之前就出现了的，但是它一直被看作集部中最特殊的一个门类。《文选》出现以后，中国才真正有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选本。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元代〈文选〉学的衰落》,《文选》学一直很兴盛，为什么到元代衰落了?我得出的结论是和科举制的兴废有密切关系。《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3]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如何提供一个读文学的方便之途?我们现在来看《文选》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当时，《文选》太重要了。因为当时没有这样一部书，选录标准是“选文以定篇”，所以编选的人都是文学批评家，这个文学批评家不管好还是坏，他都是文学批评家。因为每个人在选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暗含的文学批评标准。所以从选本角度来看，单纯的选本研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萧统编《文选》时的目的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4]，他是非常重视文采、辞藻的，还坚持了儒家的雅正观念。所以虽然他分了三十七类，实际上就是赋、诗、骚和杂文四大类。《文选》的杂文大多是历代名篇，它第一次从文学的审美角度、以选文的方式提供文学的经典和解读的范式。后人称《文选》的诗叫“选诗”,《文选》所选的文体叫“选体”，研究《文选》的学问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叫“文选学”。直到宋代，《文选》仍然是科举考试必备的一本书。

中国文学批评的路径决定了两种研究：一种是作者论的研究，另一种是从文体的角度研究。一方面我们讲“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判，另一方面讲“体有万殊”而“能之者偏”的以文体的体性风格来辨析，这构成了中国的两种批评模式。为什么后来文体辨析是个当务之急?因为随着生活经验的慢慢增加，一种文体不能满足表达需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到了文章的“四科八目”:“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5]到陆机的《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6]这就赋予了文体不同的特性。实际上这都是从文体的角度来选的。

在唐五代的诗歌集的编选中，《河岳英灵集》是最早的一本盛唐人的唐诗选本，《中兴间气集》是选中唐诗歌的，《国秀集》之类的编选是为了求精，或者为了纪念去世的人。所以“唐人选唐诗”现象就开始繁盛地出现了。这种编选很有意思，随意性很强，较多是根据个人审美趣味。这反映了唐代是思想自由并包的时代，私人编选也是这样的。所以查《唐人选唐诗十种》的时候几乎很难找到规律。很多人统计作者的作品升降，但是统计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说，因为本身它就带有很强的随意性。有的人就喜欢晚唐诗，他就把晚唐作品编选出来。我们推测唐诗经典形成过程的时候，实际上还要从选本这个角度来看。以“知人论世”而言，储光羲的诗是“格调高逸”的，但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说储光羲是“文不如其人”的。这起码从文献资料方面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文献的来源。南宋时期，理学家真德秀有本很重要的选集叫《文章正宗》。《文章正宗》反映了理学兴盛之下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末文章的结果，他将入选文章分为四个部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其目的就是表现“穷理致用”。所以“理”在理学家那里就成了选文时最主要的标准。而他一旦以义理为核心来选录，就会影响其对诗歌的评价。理学家选诗的时候很有意思——忽视了诗歌的审美性特点。这就是理学家选诗和文学家选诗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不是靠真德秀这种编选，我们是推测不出来理学家文学批评的背后内容的。但有一个例外，《文章正宗》里面选陶渊明的诗特别多，真德秀是这样评价的：“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说它来源于经学。我们现在读陶渊明的诗歌时不会说它来自经学。

再比如，宋末元初方回编选《瀛奎律髓》，专门选江西诗派的诗，结果他这样一编选，一个派别出现了，一个批评门类出现了，一个新的诗学标准出现了。在文学史里如果不是《瀛奎律髓》，我们讲的宋代文学史要少一半的光辉，所以可见一部选本是多么重要。再如，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才确立了古文八大家的地位。如果不是选本批评，唐宋八大家的地位是确立不出来的。以上都说明利用媒介的编选，经典才会出现。

编选者是按照自己的意图，以自己的文学观念为选录标准。选录标准不是由文字直接表达的，是把别人的作品选进去来表达的，所以虽然有的时候在凡例、提要中没有写，但实际上选本是可以告诉我们他的选录标准的，当然在前言后记中也会有总结。另外，很多选本会进行评点与理论的阐释，理论阐释的过程就是编选者向读者抒发自己的理解的过程。选本研究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模式，特别到清代以后，选本大量出现。清代的唐诗选本数不胜数，明诗选本很少，但元诗选本不少。各种选本批评模式也决定了我国保留了什么样的批评思维方式，这些是文献专业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算是一个研究方向。

我们在读选本的时候，能够体会出编选者的好恶，这是我们考察文学经典生成时就能予以注意的重要因素。比如元代苏天爵编过一本《元文类》,《元文类》是一个元代人排列元代作家的座次表。姚燧、元明善这些名重一时的作家作品入选量远远大于赵孟頫这样的作家。但是，随着后世的发展，姚燧、元明善这样的作家几乎不被提到，赵孟頫却经常被提到。所以，如果不是选本的话，就保留不了基本的文献以使我们知道，在元朝人那里，他们的文学史是如何写成的。如果元朝人自己写文学史的话，那么姚燧、元明善的地位要高于南方文士的地位。但随着后世的历史演进，赵孟頫这样的作家的文学作品不断地被提及，避免了被文学史遗忘。唐人编选的唐诗集和宋人编选的唐诗集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杜甫，从杜甫作品数量的升降中是很容易看出杜甫在后世的地位和影响的变化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里面对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的地位真正确立是在宋代，经过苏轼的不断赞扬，到明清的时候有很多人开始写和陶诗，陶诗始成为中国审美的典范之一。他在《诗品》和《文选》里都不是一流作家，但经过后世媒体的经典化，经过编纂者的编选，这个经典化逐渐地被完成，不断地被凸显，方构成了我们审美的范式。

通过这些例子也可以发现，作家的文学地位、文学影响主要是靠历代评论其作品的人，靠诗话、词话、文话和编选家的理论性的阐释。评论家的批评和鉴赏决定了作家的价值和地位。

一个选本的文献价值是靠历史的恒定性来检验的，但是就单纯一个选本来说，更多体现的则是选本的批评价值。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编选是不是和主流一致，是谁来说这个话、执行这个标准。

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思考背后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在纵向上思考，而且要学会一个横断面的切入研究。因为历时性的研究往往会浪费无尽的精力，有时候便需要横断面上的切入。要形成横断面研究需要很高的学术驾驭能力，像《万历十五年》就是选历史的横断面进行剖开，把人物都纳入这一年在朝野之间发生的事中。也就是说把横断的时间定了，场域定了，做研究的时候就调动了作家的所有因素。我们都受文学史的纵向模式影响很大，可能在写作的时候避免不了。横断面研究要选择一个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点做研究，比如说做复古思潮就需要横断面的研究。做思潮的时候必须要还原当时哪些人提了，哪些人有交游，哪些人的作品被选入了集子。所以有时选本研究要做选本的数据统计和座次还原，做这些的意义在哪里?要跟现在的作家进行比照，一比照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所讲的作家作品的生成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暗含了传播学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作品在不断变化。做研究的时候不妨让视野广泛一些，不仅就你最擅长的那一点反复思考，这样你的研究可能就很有意思。

整理王恽集应该算是历史上第一次补齐王恽的集子，补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还原了王恽的地位。我发现王恽是一个消失的作家，他的意义被遮蔽了，这种研究就很有意义。我现在一直做孙奇逢，因为我要证明孙奇逢是地位和意义跟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一样重要的大思想家，是与他们一样重要的理学大师，而这种大师是我们忽视了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还原民国的学术大师?十几年二十年前说马一浮没有多少人认识，但现在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界的名人我们很久都没有听说过了。此消彼长，这才过了几十年，历史就转了个弯，甚至发生了颠覆性的认识转变。所以我们做学术研究要有这种眼光，要树立大的格局的和大的胸怀，要知道自己所做的研究意义有多重要。每个人做研究的时候都要有这种感悟，一旦形成历史的感悟，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结合起来，往往就是一篇作品。以今立古看似简单，但其实我们现在发生的事在古代都能找到影子，没有一件是新鲜的。为什么儒家的文化要不断地调适?比如外敌入侵，像蒙古人过来了，汉族文人一直坚守儒家文化多么坚决，却亡国丧家，还不得不在新政府里面任职。到清代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文人就开始反思所学的东西有什么用。最后思考的结局是顾炎武走向了史学，把儒学和史学结合了；孙奇逢进行了朱陆调和，回归了传统儒学；黄宗羲走向了儒学的“异端”，反思君主制的不合理性，他的思想可能超越了二百年；王夫之走向了佛学，使儒学变得精密化。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些纷争烦恼在古人那里都不是问题，要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三 经典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写

文学史不断地被重写，举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例子，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七月派、左联都有自己的刊物。这些不同的流派选他们的作品，都是按照他们的品位选择，一些不被他们欣赏的作品没有机会入选，慢慢地就被淘汰。钱锺书就是个典型，钱锺书要不是被海外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被重新发现。像张爱玲就更不可能了，张爱玲的所有作品都是在汪伪政府统治区发表的，她的丈夫胡兰成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但是张爱玲被海外的媒介、阐释者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推进，促进了我们国内研究者的重视，结果我们就泯去了张爱玲的复杂色彩，反而把她塑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实际上在早年张爱玲是被封杀的。和张爱玲同时代的丁玲，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拿过斯大林文学奖的中国女作家。但是恐怕按现在文学史地位来讲，张爱玲作品的价值、艺术性与影响要大于丁玲。当时的好几个女作家比如苏青、凌叔华等慢慢就被文学史所遗忘了，而张爱玲“复活”了。她生前未必能看得到自己的“复活”过程。《小说月报》我们都听说过，那么《小说月报》推出了哪些作家?鲁迅、周作人，培养了叶绍钧、王统照、朱自清、徐志摩、丁玲、巴金、老舍，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先露面，一旦被登到《小说月报》上就一举成名。如果不是《小说月报》，这些作家就很难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经典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和我们的道德意志观念中。我们对他们重新解释、重新阅读，那些不符合我们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作品，就会被我们清除出去，后来的作品不断补充，便构成了文学史的、文学经典的重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进行增删。

四 自媒体时代的经典

古代的媒介、沟通渠道很单一，即靠书坊的印刷。现在的社会的媒介很多元，所以民国时候作家成名是非常仰仗于期刊的，期刊的作用非常重要。期刊孕育了经典，孕育了作家，另外培养了读者的兴趣。如果不是《小说月报》，怎么能够产生鲁迅、周作人、冰心、巴金、朱自清、老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呢?到了网络时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网络时代的基础是大众写作、大众传播、大众评价，所以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经典的生成、传播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网络颠覆了我们过去所有的学科知识经验。

伴随着现代的多种技术手段，在多媒体视域的融合下，所有作品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期刊如果不登，我可以发帖子，在博客、微博上写，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既是作者，也是编者，也是传播者。那么问题就出来了，速度太快了，反而使经典作品难以产生。所以传统媒介下的古典的学术研究跟现在大众传媒下的学术研究是两种传播，对我们的经典作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大众传媒能不能够传播经典作品?它传播经典作品是通过改编和讲授。像影响很大的媒体上的某类讲坛，这样的就是类似于古代的说书人，它不是很严谨的学术活动，因为它面对的群体是刚毕业或在读的大学生，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在这种说话过程中普及了历史知识，普及了历史读物，实际上就类似古代的勾栏瓦舍讲史者。这种进行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使文学经典进一步被确知有了可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改编，作品不停地被改编。比如说《红楼梦》,《红楼梦》要不是靠改编就不可能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在静态媒介下不断有人评论，像有很多脂砚斋的评本，到后来不断有人续书保证它的完整性，方使后世阐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现在我们就是不断地将其改编成影视剧、戏曲，如从1987年版《红楼梦》到2010年版《红楼梦》，无疑都使《红楼梦》的经典地位进一步确立，这就是大众媒介下传播的经典。《西游记》也被重新拍过，《水浒传》也被重新拍过。这样就使它们进入经典获得了某种通行证与可能性。

作品的经典化靠选本也是一种，像陶渊明，在当时谁知道他这个诗人呢?死后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一直到宋代才暴得大名。杜甫在当时也是这样的。杜甫在身前名气和李白没法比，他是到了中晚唐韩愈的时候才开始被推崇的，推崇他的人很有水平，韩愈的推崇使得杜甫的地位开始飙升。本来在韩愈之前的唐诗选本里面杜甫是不占重要地位的，这就说明杜甫的作品提供的审美范式当时人未必能理解，未必能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