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涵养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
王一川
回想刚过去的新冠疫情期间，我跟所有中国高校教师一样，亲历空前紧张和焦急的危急时刻：每日一边做自我和家庭防控，一边履行大学教师职责，投入云指导、云课堂等教学及研究生指导工作中。不一样的是，我还受金丝燕教授和董晓萍教授约稿及督促，要尽快完成一篇“跨文化学导论”方面的论文，交由《跨文化对话》期刊，作为专题论文之一刊用（再晚就拖后腿了），并随即写一本接下来就需完成的同题小书。当久盼的武汉和全国疫情“拐点”出现时，我的论文完成了、书也顺利进行着，便想到应该向已远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做合作研究的她报告。但没想到，她的回答是根本就没走，而是一直在京、宅家，还拿出这样一部非常特殊的著作——她和11位弟子在疫情期间每天用手机微信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新成果！原来她在大疫情期间忙这个去了！
这场大疫情对每个学者都是严峻考验，对年轻学子更是如此。在特殊疫情期间如何认识和思考世界、人生、学问等，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育人机遇。就这样，近段时间一直忙于跨文化学研究和写作任务的她，本来已经十分繁忙、时间十分金贵了，居然还选择每天花大量时间与学子们一道阅读、思考和交谈，形成共同的疫情期间的跨文化反思之旅，从长达60余万字的初稿中，精编成这本30万字的《非常跨文化对谈》，这确实令我分外感动和敬佩！
一边翻阅这本书稿电子版，一边不禁回放出历历在目的往事。我跟董晓萍是相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于1984年秋从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进校的次年跟随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她则晚半年考入钟敬文先生门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我们是在1986年秋冬时节的一次博士生会上认识的，而且一见如故。对我这样已经有过川大和北大阅历的人来说，能将政治高度、学术宽厚度和民间灵活度结合得如此之妥帖之人，尚未见过。这以后她留校工作，又成了不同学科点的同事。此后至今，她都是我人生道路上少有的挚友之一，凡是学术、生活乃至家里要事，我们总会在一起谈谈。她跟随钟老研究民俗学，善于把上层文化传统、中层文化制度和下层文化礼仪贯通起来，让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结合起来，成为民俗学中国学派第二代的杰出代表。如今又在我国跨文化学开拓者乐黛云先生的引领下、汉字学大家王宁先生的指导下、文化学者陈越光先生的支持下，会同长期旅居法国的金丝燕教授一道，创立跨文化研究院，力求开辟一条在多元文化交汇中建设中国跨文化学学科的新道路。由她来与弟子们一道在特殊疫情期间，以生命的激情和理智的态度，去反思人生与跨文化之间的关联，并编撰此书，可谓非她莫属。
确实，这场百年未有之全球大疫情，与人们近来时常谈及的百年未有之全球大变局交结在一起，形成了异常的巨变时刻，令人的危机感成倍叠加。身处如此新一轮巨变时刻的中国学者，应当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作为身处如此巨变时刻的中国高校教师，应当培育什么样的中国学人才算真正履行自己的使命？想必人们都在思考、探索，而董晓萍教授显然自觉地走在了这支庞大队伍的前列。对于这部特别的书中有关法学门类下的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专业内容，我不敢置一词，而只能从其外部的普通视点，谈谈粗浅的阅读感受。
首先，吸引我的是危机时刻大育人理念。这次大疫情或大瘟疫，一场全球大灾难，赶上百年未有之巨变，堪称学术界常说的“危机时刻”。大凡人类历史之“危机时刻”，往往特别能激发仁人志士的异常的和伟大的创造力，育人也应如此：在危机时刻培育具有未来伟大创造力的伟大人物。这让我难免想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在19世纪初所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14次演讲汇集，里面有着一整套富于远见卓识、令人荡气回肠的德意志民族危机时刻的“新教育”变革构想。为了化解德意志民族遭遇的危机，他提出的“解救之道就在于培养一种全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至今也许作为例外在个别人中存在过，但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的、民族的自我存在过；就在于教育那个业已丧失往日生活的光辉，而变成一种外来生活的陪衬的民族，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而为了培育德意志民族的“全新的自我”，他把教育视为“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唯一手段”，主张“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1]他随之提出的“新教育”及民族主义公民教育观等理念，在德国和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认定“在大学学习是一种天职”，而“大学及其全部设置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保障这种天职的履行”。[2]董晓萍教授特意放弃赴欧访问机会而选择疫情期间与学子们每日跨文化对谈，显然就应当是在实施她自己选定的大疫大育人理念，以此为年轻人在非常态时期继续履行其“天职”提供异常珍贵的帮助和指导。这一点可从她为该书写的《导言》中读道：“研究生在到达高级人才阶段之后，每人都可能成为成功者，因此每人都需要伟人做榜样。……高等教育不能没有伟人教育，伟人是地球文化孕育的最高精华。疫情总会过去，伟人指引前方。”她要在这场大疫中实施“伟人教育”，以“伟人”的高规格模式，去涵养走向未来的跨文化型中国学人，真是理念高远，师心可嘉，雄心可感！
其次，是跨文化育人方法。跨文化及跨文化学，是近几年来董晓萍教授的几乎全部研究的一个中心点，同时也应当是她个人长期的学术涵养和人生涵养的核心点之所在。这场大疫情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并非一国一家之事，而是全球之事，牵扯起一连串的跨文化问题，乃至尖锐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既有国与国之间的，更有国内群与群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甚至搅动起多年来未有的意识形态大撕裂，让人联想到爆发于半个多世纪前各种斗争风暴，只不过现在是网络化的。董晓萍教授带领学子们跨越非此即彼、不白即黑的简单化论争，坚持以中国本文化为主位，冷峻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正文化与异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之间的诸多关系，提出他们有关大疫情下人生、学术、中外关系等问题的独立思考。这等于是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同时履行她自己提出的跨文化学构想。此书可谓一次生动而深刻的跨文化学学科探索之旅。
再次，就是“从游”式育人传统的当代实践。这本书的独特特色之一在于，跟随疫情进展而每日以手机微信对谈的方式展开，属于疫情情境下的师生问答，体现出孔子“从游”式育人传统的当代转化形态。当然，与孔子带领弟子们在周游列国旅途中根据不同情境下的问答而展开育人不同，这次是跟踪疫情持续情境中生发的新问题而在手机微信中展开对谈，是在物理隔离状态下的纯粹精神漫游、心灵对话，在网络时空中引领学子们思考与疫情情境相关的人生与学术问题，堪称古老的“从游”育人传统在互联网时代的光大形态。
最后，如上这样做的育人目标在哪里？我想到了有关“单文化人”“双文化人”“多元文化人”等不同说法。从书稿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董晓萍教授的从单一文化人到多元文化型中国人培育的自觉筹划和实践。跨文化交际学科开拓者之一的迈克尔·H.普罗瑟（Michael H.Prosser）曾在其《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中论及“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person）问题。他把“多元文化人”视为一种“能相当轻松地在多种文化里出入的人”，他们“常常处在一种旧文化和新文化的边界上”，并且“能在相当实质性的意义上出入不同的文化，而不是在肤浅层次上出入了”。不过他同时又担忧这种新型人不得不时常遭遇一种烦恼：“多种价值观在他们身上的张力常常是如影随形。”[3]董晓萍教授显然有备而来，一方面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多元文化人”式人才结构的涵养，以便让学子们能够顺应当前世界的多元文化间对立而又对话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又力求跨越这种来自多种价值观的张力的缠绕，形塑中国主体性或中国意识，凸显巨变时刻中国价值自觉，从而自觉地培育一种具备多元文化型素养而又富于中国意识的学人，不妨简称为“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这种学人拥有基于跨文化学眼光的多元文化素养，更有坚定的中国主体意识，善于从中国主体立场开放地容纳和批判地吸收世界多元文化资源，旨在形成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中国品格。如果这种理解有一定合理性，那么，我生出了这样一种想法：这部书本身就是巨变时刻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涵养上的一次教科书般的生动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培育实验，在指向未来的中国学人培育体系改革中应具有一种示范性意义。
我不知道上面的理解是否合理，但我知道的是，当今中国太需要这样有高度自觉的跨文化学育人理念而又勇于率先垂范的高校教授了。我相信并期待，董晓萍教授的这次率先垂范，不仅对参与对谈的11位年轻学人的未来成长，而且对更多年轻学人的未来成长，还有，特别是对包括我在内的高校教师的育人实践，都会产生有力的启迪和“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般的感召作用。
2020年5月3日于北京
[1] [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编译《费希特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2—263页。
[2] [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关于对学府自由唯一可能的干扰》，梁志学编译《费希特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0页。
[3] [美]迈克尔·H.普罗瑟（Michael H.Prosser）：《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