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俄罗斯文学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俄国境内外得到充分关注，诗人和作家们为世界文学的璀璨星空贡献了自己的那一份光亮。与俄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并行的，还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作家和文化人对它的阐释史，后者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对俄罗斯文学的系统研究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较为著名的有《俄罗斯文学史》（舍维列夫，1846—1860），《俄罗斯民族文学和艺术历史札记》（布斯拉耶夫，1861），《俄罗斯文学历史研究经验》（米勒，1863）等著述，而欧美人在俄罗斯文学作品进入其阅读视野后，也将自己的阅读经验、思考和研究成果呈现给了世界。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学者沃居埃的《俄罗斯长篇小说》（1886），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三大师》（1920），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法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乔治·尼瓦的《俄罗斯文学史》（1996），近一百年间，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论著即便不是汗牛充栋，亦可谓成果丰硕、纷繁多样。在这些论著者当中，有一类人因其跨文化身份（多国成长和教育背景），对俄罗斯和西方文学阅读及接受语境的通晓，对多语言的掌握，使得他们对俄国文学的阐释别具一格，既不同于俄国本土研究者，也不同于欧美同行，米尔斯基和纳博科夫是最著名的例子，而伊万·帕宁也属于此列，他的《俄罗斯文学演讲稿》为我们切入俄国文学提供了的一个独特视角。
伊万·帕宁写作这本演讲稿的时间是1889年，当时，俄罗斯已经摆脱欧洲后起民族的名声，俄国文学更是比肩欧洲文学，涌现出不少大师级作家。但是，帕宁只选取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四位俄国作家进行论述，他没有把梳理俄罗斯文学史、罗列文学史实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不是泛泛而谈、面面俱到，而是抓住俄罗斯文学以及单个作家创作中最本质、最重要的那根线索来串联整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以小见大，以局部窥见整体，呈现出作者对俄罗斯文学的整体观。
任何一部俄国文学史都试图对俄国文学的独特性作出归纳，法国学者沃居埃在《俄罗斯长篇小说》中认为俄罗斯文学的总体特质是宗教情感、启示录精神、对弱小者的同情和爱等，这一归纳总体上呼应了十九世纪末西欧对俄罗斯文学的共识，即俄罗斯文学主张寻找生命的意义，与西欧小说对幸福的理解有所不同，追求丰富的内心世界，崇尚求知欲等。帕宁在《俄罗斯文学演讲稿》中也尝试进行归纳，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关乎灵魂的文学，“文学之于灵魂，好比自然之于上帝”，文学就是灵魂不断向上的旅程之记录。帕宁将这一旅程分为四个阶段：歌唱欢乐，徒劳无益的哀叹与反叛，攻击与战斗，呼吁和平、鼓舞人心，并按照时间顺序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与这四个阶段一一对应起来，称为歌者、抗议者、勇者、传道者/鼓舞者。帕宁认为：“艺术要真正有价值就必须有目的，而且要有相应的执行力，只有具有最崇高目标的艺术才是最高级的艺术；而具有最低级目标的艺术则是最低级的艺术。” 因此，在作者的价值天平上，普希金等四位作家的分量逐层递进，由轻至重，他们的创作是心灵的进化，是灵魂的阶梯式上升。帕宁用这一进化之路作为论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红线，进而串接起不同作家，将他们的创作视为灵魂线性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点是帕宁在阐释俄罗斯文学时，与诸多同道颇为不同之处。
帕宁将强烈、真诚、朴素、节制作为俄罗斯文学区别于欧洲诸国文学的主要特征。“俄国人用力量来弥补他缺少的独创性；用深度来弥补他缺乏的广度。” 在帕宁进行演讲的时期，西方文学中弥漫着怀疑主义、缺乏敬畏、金钱至上、冷酷的知识论等氛围，他认为俄罗斯文学的这些特质，能够吹来富有生命力的气息，能够起到某种净化作用，而俄罗斯文学一直赖以获得滋养的西方，如今已到了需要从前的孩子来反哺的垂暮之年。这个孩子将成为人类的父亲，俄罗斯文学从此将成为西方精神再生的源泉。
作为一个穿行于俄罗斯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人，帕宁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阐释置于多国文学语境之中，他在讲稿中对俄国文学和欧洲诸国文学进行了充分的比较——既有同时代作家的横向比较，也有纵向比较；既有俄罗斯作家之间的比较，也有不同国家作家之间的比较，这种无处不在的对比构成了这部演讲稿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对我们从多个维度理解俄国文学大有裨益。比如，在谈到美感时，帕宁说：“他（指普希金）只是美的鼓吹者，没有任何终极目的。果戈理用他的美感和创造者的冲动来抗议腐化堕落，发泄自己的道德愤慨；屠格涅夫用他的美感作为武器，与他自己和人类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托尔斯泰用他的美感来宣扬永不过时的爱的福音。”在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时，帕宁说，这是一切幽默作品的典范，其中的“笑”是“闪着泪光的笑”，是独特的，而“斯威夫特散发着醋酸味；菲尔丁的幽默是油腻的，且裹着糖衣；狄更斯除了不能自控的爆发时从来不笑；萨克雷冷嘲热讽，乔治·艾略特的幽默几乎是恶意的；英国文学中唯一一个在笑的时候心里感到难过的人是卡莱尔，而他甚至都不被算在幽默作家之列。对英国文学来说，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的笑是陌生的，但塞万提斯的幽默是与果戈理最为接近的”。这样的对比，几乎贯穿了欧洲的几个著名大作家，想必能拉近西方读者与俄罗斯文学的距离，加深对果戈理的幽默之实质的理解。
如伊万·帕宁在作者序中所说，“讲稿完全按照愉悦读者视听的目的写成，并严格按照讲座时的语言刊印”，这种“原汁原味”的文字使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跨越历史时空，感受到帕宁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讲时的生动语气和飞扬的文采，以及他对俄国文学的热爱，他面对欧美读者时因俄国文学而生的那份优越感。演讲稿的性质决定了这些文字充满个性，平易近人，虽然有些论述有失偏颇，但不乏真知灼见。较之于四平八稳的平铺直叙，恐怕这种个性十足的文字更能让我们产生阅读的快感。
近些年，我国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俄国学者的成果，而是放眼世界，吸纳各国学者在俄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高见，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文学史著是最多的，斯洛尼姆、米尔斯基、纳博科夫、卡特里奥娜·凯利等人的著述均已有中文译本，帕宁这一《俄罗斯文学演讲稿》的翻译出版无疑会丰富现有的英语国家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此书译者侯丹是我1996年进入高校工作时接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位，与她的同学不同的是，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零起点俄语专业学生，还是更少数的很快赶超高起点同学俄语水平的学生，她的聪颖好学在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刚毕业的我其实只比学生们年长几岁，这也无形中拉近了我和他们的距离，我和侯丹一直保持联系，我看着她从本科生成为博士生，从高校俄语教师成为一个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研究者，一个成熟的译者，而我俩也越走越近，曾经的师生关系渐渐模糊，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从闺蜜话题到学术讨论，从各自的孩子到学术圈的同行……她经常直呼我方方，而我则是在她每年教师节跟我传统约饭时才想起我还曾经是她的老师。不过，于我而言，此为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我不敢奢求，但一想起来就会觉得是幸运的关系。这是我斗胆（但欣然）应允为她翻译的《俄罗斯文学演讲稿》作序的主要原因，我想，这也是她找我写序的主要原因吧。
陈方
2021年7月于北京